近几个月来，极端组织“伊拉克沙姆伊斯兰国”(ISIS)将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搅得动荡不安。ISIS的兴起与2011年中东剧变直接相关，这场变革本来被视为阿拉伯民族谋求复兴的新尝试，但在内外势力干涉下，最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要么是军人政治回潮，要么是极端势力兴起，“阿拉伯之春”完全成了冷笑话。阿拉伯世界悲剧频发，原因众多且复杂，但究其根本是由中东的地缘版图碎片化导致的，这使阿拉伯世界基本丧失了复兴自强的物质前提。而在这一系列剧变的背后，美国中东政策的进退失据正日益显现，其战略收缩步伐也在不断加快。
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酝酿风暴
中东地区政治生态敏感脆弱，彼此关联度极高，政治转型看似局限于部分国家，实则辐射和联动效应极强。“阿拉伯之春”最初主要目的是想彻底医治“阿拉伯综合症”，阻遏阿拉伯世界持续衰落的趋势，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但由于若干国家转型不畅，加上外部势力推波助澜，使“中东剧变”逐渐演变为“中东乱局”，由此导致地区动荡因素增多，权力结构日趋碎片化，使中东日渐进入了新的动荡期。
首先，教派冲突矛盾日趋公开化。伊斯兰世界虽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区教派矛盾并不突出。伊拉克战争后，虽然“什叶派新月地带”在中东隐现，但教派矛盾仍处在“潜伏期”。2011年的中东剧变，尤其是叙利亚危机升温后，该国成了激化教派矛盾的“辐射源”：叙反叛势力得到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的支持，甚至连哈马斯也背弃了叙利亚和伊朗，转投埃及、卡塔尔甚至土耳其的怀抱。这些外部势力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多元民主政体，也不是创建多教派并存国家，而是重绘中东政治地图，扩大和建立“逊尼派地缘政治弧”，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巴沙尔政权则得到中东什叶派国家和势力力挺。伊朗不遗余力地为叙提供武器、资金和军事顾问。伊拉克马利基政府因担心叙逊尼派掌权对伊拉克不利，表面上不干涉叙内政，实则站在巴沙尔一边，允许伊朗利用其领空援助叙利亚，同时对国内什叶派武装人员赴叙参战“睁一眼，闭一眼”。不少伊拉克什叶派信徒就是先在伊朗接受训练，得到武器，然后经由黎巴嫩进入叙利亚作战。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则直言“抵抗不能停止，直至打碎极端逊尼派分子的脊梁”。有报道称，真主党派遣了8000多名士兵参加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危机日渐演变为一场“文明内的冲突”。叙利亚地处中东教派断裂线的中心位置，且国内冲突主要系外力推动。因此，叙利亚教派冲突反过来又激化了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国的教派矛盾，并引发什叶派大国伊朗与逊尼派大国沙特之间的直接较量。“在伊斯兰教1400多年历史中，曾经周期性爆发的教派对立再次隆隆而来。”
教派矛盾凸显实质是中东政治退化的表现。“主义之争”尚有妥协转圜余地，“教派之争”则很难调和。更主要的是，中东各国大多是逊尼派与什叶派杂居，教派矛盾升温会使这些国家内耗加剧甚至元气大伤，并对地区和整个世界构成持续威胁。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2013年11月11日称，逊尼派和什叶派冲突是对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
其次，极端恐怖势力空前壮大。中东剧变后，地区动荡使地区权力真空增多，由此为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难得的温床，“基地”等恐怖组织乘机扩大活动范围，并着重在“三不管地带”(如利比亚东部、马里北部、埃及西奈半岛及叙利亚部分地区)建立活动据点，此前一度收敛的恐怖主义势力重新壮大。有学者称，在经历了2001年“9・11事件”的“1.0时代”，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毙的“2.0时代”后，“基地”组织已演变到“3.0时代”。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过去鲜少恐怖活动的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新天堂”
一是叙利亚由“和平绿洲”变成“恐怖地狱”。叙利亚危机持续升级使政府控局能力下降，“基地”等极端分子纷至沓来，将反巴沙尔视为“新版阿富汗圣战”。叙反对派武装分子中外国人超过80%，人数约1.7万名(欧盟估计为6000人)。叙境内90%以上爆袭事件是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势力所为。战斗力最强的“胜利阵线”公开宣布效忠“基地”组织。
二是利比亚暴恐势力渐成气候。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群龙无首，极端势力渐成气候：建立于20世80年代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死灰复燃，成为该国重要武装力量。此外该国还涌现出“伊斯兰王国”、“利比亚伊斯兰改变运动”、“班加西伊斯兰教法虔信者”、“德尔纳伊斯兰教法虔信者”、“谢赫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旅”等新的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活动肆虐，使利比亚成为恐怖主义的新天堂。
三是埃及可能成为全球圣战新基地。埃及政局动荡，使恐怖网络乘机在埃及落脚并扩大活动，活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分子纷纷回国，加上境内被关押的伊斯兰分子也恢复自由，埃安全隐患越来越多。2013年7月穆尔西被罢黜使该国教俗矛盾尖锐，针对军队和安全部门的袭击日益增多，其中多数与“基地”组织有关。
也门、伊拉克等国恐情严峻
2011年也门陷入动荡后，盘踞在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趁势卷土重来，一度控制大片国土。目前，也门极端势力主要活跃在南部阿比扬省、舍卜瓦省、贝达省、拉哈吉省和哈达拉毛省，武装人员保守估计有3000～5000人。2013年以来，多次发生暗杀政府高官、袭击军营、绑架外国人质事件，并向叙利亚等地大量“输出”恐怖分子。伊拉克恐怖活动也重新抬头。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及当年11月美军撤离，刺激了境内恐怖分子重趋活跃，成员人数成倍增加，伊拉克反恐形势日趋严峻。2013年1～10月，伊拉克境内平民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高达7000人和1.6万人。2011年初，伊恐袭事件每月300多起，2013年则达每月1200多起。
从长远看，中东恐怖主义将继续壮大：一则中东乱局仍在持续发酵，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转型艰难，中央政府无暇、无力全面反恐。同时，民众情绪日趋失望、愤懑，有利于极端组织传播思想、招募成员;二则“政治伊斯兰化”趋势带动极端宗教势力“水涨船高”。中东剧变使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伊斯兰势力壮大，由此带动并助长极端宗教思潮和势力跟进。而埃及、阿联酋、沙特、科威特等国打压穆兄会势力，使该势力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增大。在穆尔西被推翻几小时后，西奈半岛的伊斯兰主义者就开始谈论要对埃及安全部队发动战争;三是奥巴马主政后不断降低反恐调门，短期内不可能重新将中东反恐当成“主业”，而“无人机反恐”又效果有限，难以对恐怖势力构成致命打击。最后，“基地”组织斗争策略也在“与时俱进”。为应对反恐打压及形势变化，“基地”等恐怖组织不断调适，组织形式演变为多层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同时采取“本土化”策略，为被控制地区提供电力、食物、饮用水和医疗等各种服务，由此赢得部分民众认同和支持，使其更难铲除。在此背景下，“基地”组织日益成为未来中东的利益相关方。而这些极端势力的极端化主张和破坏性做法，决定了其性质更多是中东稳定的“搅局者”，是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动荡祸根。
地缘版图碎片化苗头初步显现
当前的阿拉伯国家大多是英法殖民者为统治方便设立的“人造国家”，内部部族、教派、民族矛盾突出。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些国家主要靠威权政体维系稳定和统一。但中东剧变后，由于不少国家强人政权被推翻或削弱，致使潜在的部族、民族矛盾公开化，分离主义抬头。在也门，2011年政权更替后，也门新政府对全国掌控能力下降，南部重新出现分离呼声。2013年10月12日(即1967年南也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独立日)，南部城市亚丁出现数万民众集会，要求南北分离。利比亚原来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拼组而成，卡扎菲政权垮台使各地区彼此旧怨死灰复燃，围绕权力、石油争夺激烈，分离倾向增强。昔兰尼加要求实现联邦制，将占该国75%的原油出口收益留在当地。伊拉克自伊战后便始终未从动荡中恢复过来。当前伊拉克民兵武装增多，什叶派与逊尼派相互仇杀，安全部队软弱无力，正日渐成为功能紊乱的失败国家。库尔德人、逊尼派和什叶派越发不满现状，开始认真谈论分离问题。
这其中，最值得关注且蛰伏多年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凸显。库尔德人是中东4大民族之一(其他3大民族分别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却始终没能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库尔德独立运动一直此起彼伏。而中东剧变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尤其是叙利亚危机升温后，巴沙尔政权为报复土耳其支持叙反对派，放任北部哈塞克省的库尔德人(占该国总人口10%左右，石油储量30%)自治，目前库尔德组织“民主团结党”(PYD)已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控制了该地区60%的油田，开始自行出口石油。2013年11月11日，叙库尔德人成立自治机构，独立倾向进一步增强，此举引发了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联动。2013年9～10月间，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停止执行2013年3月与政府达成的5月份从土营地撤出协议。伊朗情报部门也与在伊拉克北部活动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会面，以承诺支持其在叙利亚北部独立为条件，换取其放弃与土耳其政府的和平进程。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最值得关注。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和军队，早已处于半独立状态。2013年1月以来，库尔德地方政府不顾中央反对，直接用油罐车出口原油，并自行与土耳其、俄罗斯、阿联酋等国石油公司签署油气开发合同。经济自主使库区向政治独立又迈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库尔德力量还出现了横向联合趋势。2013年6月22日，来自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代表，在伊拉克库尔德北部城市阿尔比勒召开大会，商讨建立“库尔德国民代表大会”，这在现代库尔德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地缘分裂历来是导致中东动荡持续的主要根源，当前阿拉伯世界日趋陷入社会分裂乃至出现分离苗头，意味着未来中东将迎来新一轮动荡期。总之，中东地缘版图的“对称性破碎”，决定了中东各主要国家实力相当，即便暂时出现力量消长，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主导或重塑地区秩序，中东剧变已使地区国家原有的国家机器、社会阶级结构受到极大破坏。政治转型本来是阿拉伯世界谋求历史复兴的新尝试，但由于缺乏正确意识形态和先进政党引导，当前的转型日趋陷入困境，因而其对中东地缘格局产生的影响，也以负面冲击居多。然而，历史历来是螺旋式前进的过程，中东政治转型当前遭遇的困境毕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瞬间，它未来仍会继续向前发展，不断出现反复和波折，由此决定了其对地缘格局的影响也将始终处于“进行时态”，而不会是“完成时态”。
美国：地区战略显颓势，重返或抽身进退两难
中东剧变演变为中东乱局，这既出乎中东国家和民众意料之外，也把美国置于空前尴尬的处境之中。中东剧变前，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态势日趋明显。从客观看，美国因接连发动战争，掌控中东的意愿有所下降。有分析称，当年美国涉足中东，主要是出于遏制苏联、获取中东石油、维护以色列安全3大考虑。现在情况已经变化：美国在中东已经没有可怕对手;北美能源革命使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大幅减轻;以色列安全环境也已极大改善。而2011年中东剧变和随后的政治转型乱象，更凸显了美国中东政策的日趋失灵，并促使其战略收缩步伐加快。
其一，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权更替后政局动荡、经济停滞，美国可以倚重的地区盟友越来越少，尤其2年多来埃及政局犹如“翻烙饼”，令美国对埃政策进退失据，在埃及引发了朝野强烈反美情绪。
其二，美国鼓动政权更替政策，造成地区极端势力坐大，也门和利比亚等国出现诸多反美武装。继2012年9月美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后，2013年8月，美国因担心发生恐怖袭击，关闭了其在西亚和北非的22个驻外使领馆。
其三，巴沙尔政权岿然不动，西方支持的反对派始终犹如一盘散沙，叙利亚日渐成为“恐怖大本营”，这一切使美国对叙政策明显力不从心―军事干预将遭中俄反对;武装叙反对派将壮大极端势力;政治解决心有不甘。总之，中东剧变后，美国掌控局势的能力更趋下降。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感叹，“我们对中东许多问题已失去控制……我们在中东已不再拥有曾经拥有的影响力。”2013年7～8月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受命谋划美国未来的中东政策。赖斯等认为，美国应避免让中东热点事件左右美国外交议程，除非出现美国盟友遭入侵、石油供应中断，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外，美国将避免在中东使用武力。
2013年以来，这种战略收缩态势主要体现在2大热点问题上：一是美国始终未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即便2013年8月叙化武事件曝光后，奥巴马也无视“使用化武就动武”的承诺和盟友怂恿，而是接受了“化武换和平”方案;二是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不顾地区盟友反对，积极回应鲁哈尼的“魅力攻势”。两国总统最终实现首次通信、首次通话，两国外长也首次会晤，伊核问题也在2013年11月24日达成初步协议。
美国在中东持续战略收缩，反过来使美国的地区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地区主导权日渐丧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地区盟友“去美国化”倾向增强。美国战略收缩，尤其美伊缓和态势，使美国地区盟友的生存威胁感增加，这迫使其另辟出路。以色列担心美伊缓和将瓦解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体系”，以及地区“反伊阵营”，使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放大，因此一直抱怨美国的中东政策言而无信，不考虑对盟友的责任和义务。2013年11月20日，以色列外长利伯曼公开称，美国已经靠不住了，以色列准备寻找新盟友替代美国。沙特等国也担心美无法兑现对海湾国家的安全承诺，未来将独自面对伊朗和伊斯兰极端势力扩张两大潮流。加上页岩气革命或使美国与海湾国家从“能源互补”关系转向“能源竞争”关系，沙特等国日渐行至“陌生的十字路口”，不得不疏远美国，另觅出路。2013年10月22日，沙特前情报局长班达尔亲王称，沙美关系将发生“重大转变”。同时，埃及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日趋增强。埃及媒体认为，美国在中东正处在崩溃边缘，埃及不应再屈从美国，而应拉近与俄罗斯的距离。埃及游行者打出“再见，美国”的标语，还有报纸刊出了“欢迎普京，新的赫鲁晓夫”这样的标题。同年11月中旬，埃及接待俄外长和防长来访，这被视为埃及“弃美投俄”的重要信号。土耳其在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政策问题上与美国抵牾增多，其不顾美国反对，计划采购中国反导系统，也凸显了美土之间的离心倾向。无疑，地区盟友的纷纷疏远将令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另一方面，俄罗斯等其他大国正借势扩大影响。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为其他大国“填空”提供了机会。俄罗斯“重返中东”迹象最为明显，近年俄国力有所复兴，值当前中东剧变和美国战略收缩之际，俄重返中东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联手中国，在安理会数次否决西方制裁叙利亚的决议，并强烈反对西方对叙动武。2013年8月，叙化武危机曝光后，俄罗斯又提出“化武换和平”方案，将战争风险化于无形。同时，俄乘势加强与埃及全面交往。2013年11月11日，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亚历山大港，这是自1992年以来俄军舰首次停泊该港口。11月13～14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共同访问埃及，显示出俄罗斯在中东重新扩大影响力的战略意图。同时，英法等欧盟国家也加大了在中东的经营力度。英国将沙特、阿联酋、以色列视为“经济外交”重点对象，并于2013年10月8日宣布与伊朗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谋求借伊核缓和大势重返伊朗。同年7月，法国与阿联酋签订了总额达8亿欧元的军售合同，这是奥朗德就任总统以来法国最大的一笔防务出口订单。法国还在伊核问题日内瓦和谈中搅局，奥朗德11月17日访问以色列时再次“挺以反伊”，由此赢得以色列赞誉。
此外，最令美国意想不到的是，其战略收缩致使中东地区权力对比更趋失衡，尤其是极端恐怖势力借机发展壮大。最典型的是自2014年6月以来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该组织前身是“伊拉克基地分支”。2007～2008年期间，该组织在驻伊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联手打击下，本来已经元气大伤。但2011年美国在叙利亚策动政权更迭，为该组织提供了新的发展壮大土壤。同时，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又为“伊斯兰国”重返伊拉克提供了机会。当前，该组织不断攻城略地，不仅使伊拉克政局岌岌可危，而且对沙特等美国的海湾盟友构成了巨大威胁。
与此同时，该组织还公开与美国叫板，接连斩首西方记者，并扬言要血洗美国。这一系列事件令美国欲抽身而不可得。在近2个月时间内，奥巴马本来态度暧昧，不愿重新趟中东的浑水，但面对国内的巨大压力和现实威胁，美国政府不得不提高了反“伊斯兰国”的调门。2014年9月14日，美国公开宣布与ISIS正处于“战争状态”，开始积极拼组国际反恐联盟，并于美国时间22日宣布开始出动战机及巡航导弹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这意味着在可见的未来，美国将重新加大在中东的军事和外交投入力度。此前按部就班进行的中东战略收缩部署被明显打乱。对急于战略东移应对中国崛起、又忙于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角力的美国来说，重返中东绝非好的选择，“山姆大叔”正日渐陷于四面出击、疲于应对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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