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简讯
最近一段时期，围绕着央视的一部政论片《大国崛起》，媒体和网络都曾展开热烈的讨论。如何评价《大国崛起》这部片子，如何借鉴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如何看待“中国崛起”问题，都是争论的焦点。当最初的热度下降之后，人们希望听到学界更多冷静的声音。为了更进一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动各学科各学派之间的对话，真善美书家（大家思想网）与书社联合举办了一场题为“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在京学者近20人到一起进行坦率和直接的交流。会议于2月3日在书社举行。与会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其中也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等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
会议共分五场，其中既有主题演讲，又有评论互动，也有自由讨论。会上既有冷静、深入的学理探讨，也有观点的直接交锋甚至激烈的争论。
在第一场会议中，最先受邀发言的是参与《大国崛起》历史脚本创作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三位教授：宋成有、何顺果、董正华。他们从日本崛起、荷兰崛起以及大国崛起的变量这几个角度谈了自己对大国兴衰问题的看法。宋成有教授认为，日本崛起于近代，但酝酿于近世，因此今天中国研究日本崛起要有更广阔的历史视野，首先要加强对日本1603——1868年近世史的研究；其次，要把日本崛起以及中日关系问题放在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总的历史背景当中进行分析；第三，要探讨日本崛起与中国的关系。近代日本崛起恰恰是以中国的沉沦作为代价的。当代中日关系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何顺果教授介绍，他们创作历史脚本时有几个方面的基本观点：一是大国崛起是个过程；二是大国崛起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但主要关注其内因；三是反对单一因素论，认为决定大国崛起的是多种因素。他还认为，考察大国崛起问题要重视几个变量：时代、环境、传统以及领袖人物。董正华教授谈到，他们对国家崛起的探讨从1994年就已开始。就荷兰的例子来说，题目本身值得探讨，不是“大国崛起”而是“强国崛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则指出，这部片子在让人全面认识国家崛起经验上是有缺陷的，它只谈大国不谈小而强的国家，只谈兴而不谈衰。从知识传播完整的角度来看，真正要探讨的应该是强国兴衰的经验。他强调在国家兴衰中，有五个“关键词”值得重视：科技、制度、文教、军事和外交。
会议第二场开始了新的争论。中国社科院的徐友渔研究员回应了人们对《大国崛起》的几点批评：一、《大国崛起》并没有掩饰和歌颂殖民主义的罪恶。二、问题不是谈不谈殖民主义，而是殖民主义是否就是我们谈论世界近代史的唯一内容。不能因为殖民主义，就不从正面来总结西方大国崛起的经验，不能因为西方的侵略就不向西方学习。三、电视片并没有大国崛起必定伴随殖民侵略的意思，相反它说了许多新的东西，比如对自由市场、对和平妥协的政治道路、对终身制权力抗拒的肯定。同样来自社科院的张顺洪研究员则持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大国崛起》存在史观的严重偏差，因为它洋溢着对霸权的欣赏，美化殖民史，推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迷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盛赞资产阶级价值观。他同时提出：这部片子传播的一个信息就是“现代化即西化”，这并不是什么新思想，但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东西来？这值得深思。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王小东研究员则认为这个片子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总体上应该肯定，它力图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来解读历史，他对左右两派对这个片子的某些极端批评都很反感。他还强调，不能因为人家揍了你，就不学人家，否则还会挨揍。他认为，在中国崛起问题上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妄自菲薄。社科院研究员高全喜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哲学角度指出，如何看待大国兴衰涉及到价值观和思想路线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打破旧制度，而是建设新国家，应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西方的经验，法治、自由、基本人权并不只是西方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他提出要从制度创建的高度把党的执政方针变为一种国家哲学，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偏见，共享一种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理念，探讨良好的制度安排及其内政外交的哲学框架。
在第三场会议中，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谈了对“大国”的理解问题，“大国”是“NATION”还是“STATE”，这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所谓大国指的是现代化的大国，这是左右派的共识。他同时指出，无论哪种意识形态的人都要有一个国家意识，但在国家利益上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都不同的理解。专制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者的利益，而民主国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大国崛起要与民众的幸福联系起来，而要实现这个，就要有一个制度安排，那就是自由、民主，这也是左右的基本共识。人类也是有值得追求的共同利益的，现在没有凸显只是缺乏一个制度安排。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明教授则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对左右派都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大国崛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左右派都对此赋予了过多的道德色彩，要么强调按照马克思主义，要么全搬西方那一套，这样会妨碍自己民族崛起的过程，正确的做法应是从本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出发，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中国社科院的房宁研究员就这个片子提出了几点想法：一、没看出片子中的大国崛起有什么共同规律，国家兴衰交替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不要简单地效仿，而是要走自己的路。二、总结历史经验的意义不在于总结其具体做法，而在于对这些做法的具体条件的准确把握。要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谈问题。三、这部片子及对它的评论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既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社科院的许建康研究员则从方法论上对《大国崛起》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大国崛起》并没有告诉人民和政府一个真实的世界。他从现代化理论与世界体系论的争论这一背景说起，指出《大国崛起》所宣扬的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的缺陷在于：把历史说成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但对两种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则避而不谈；掩盖西方大国崛起时的世界环境与当代发展中国家崛起的世界环境之间的重大差别，崛起仿佛是在真空中崛起；回避对霸权更替时所经历的危机与战争的探讨。因此，必须对这部片子的虚假思路有所警惕。发改委的高粱研究员在发言中对中国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进行了分析，他批判了当前的盲目乐观情绪，认为中国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是否崛起缺乏根基，强调中国若要崛起，就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能力。
第四场会议继续着前几场的热烈气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围绕着历史与意识形态、中国史观的重要性、中国史观的核心以及史观的本土性这几个问题展开了他的论述。他认为，谈史是无法离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中国史观的重要性尤其突出，因为它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其核心是政治价值观。《大国崛起》的危险性就在于它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历史。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传统，不能盲目崇拜西方。来自夏威夷大学的访问学者田辰山先生则从东西方思想传统的差异角度对我们所说的“大国”与西方的“大国”、“民主”与“democracy”这几对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西方的“democracy”与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含义是不同的，属于另一套理论体系，建立在一套特定的假设之上。我们并不是要做西方的那种“大国”，所以也就用不着接受建立在他们思想传统假设基础之上的民主前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认为，外来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对我们影响太深，提出要超越左和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思路，认为无论各派都是中国人，都是为了民族利益，各种不同见解之间是可以探讨的，因此《大国崛起》所传达的“妥协”精神对超越两极对立、凝聚民族共识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描述了较为乐观的前景：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虽然在这之前可能会有一次崩盘），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因为世界一体化会要求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这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信息时代的特点将使中国文化与哲学观成为世界主导的价值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教授从另一个独特视角来看大国崛起。他把世界历史演化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并把它比喻为肿瘤组织的成长过程。“大国崛起”的基本含义就是如何成为为世界的大肿瘤，然后有吸食全球资源的能力。他还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是个大肿瘤，而且是恶性肿瘤。他还通过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左右翼坐标图，以及基督教产生早期的历史来对照我们当今时代，谈了他对中国思想界的看法。在每场会议的评论答疑阶段，学者们都进行了精彩的辩论和交锋，澄清了一些问题，也促进了新的思考。
在最后的自由讨论时间里，王小东、韩德强、张宏良和王占阳等几位学者就自由贸易抑或保护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张宏良和王占阳等人一致认为，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都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提出，要善于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利用各种战略选择，选择哪种都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要重视战略产业的发展并给予一定的保护，在这些方面，左派与右派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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