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了世界各方面的大调整和大变化，特别是资本主义模式和发展方向的新变化。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次危机是历史的一个关键点，不仅具有“标示”阶段性质变的局部意义，而且具有“预示”新发展方向的全局意义。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这个历史坐标，用它来审视当下的资本主义新变化，坚定历史大方向和预测历史新走向，科学制定发展战略。
一、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几种看法
资本主义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资本主义迅速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从而也出现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看法。
第一，“美式资本主义的灭亡”。这个命题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来的。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失去光环，可能无法修复。以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潮，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即使曾经认为美欧政治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顶峰的福山先生，也在危机中突然改口，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这种来自左右两翼的否定性认识说明，英美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无法摆脱走向衰弱的历史命运。
第二，“21世纪新资本主义”的探索。这是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近来提出并自认为最重要的主张。他认为，在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让它能持续不断地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只是服务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而那些没钱买服务的人就只能靠政府援助和慈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让资本主义的这种为有钱人打工的属性同样也能够帮扶穷人，用市场力量和制度创新，服务穷人。比尔·盖茨的“新资本主义”和威廉·哈拉尔的“新资本主义”不同，他认为，纯粹自利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福利性定价的方式建设一种兼顾“利他”的资本主义；而哈拉尔的新资本主义则认为，资本主义要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一些管理方式，要建立一种民主的自由企业制度。前者主要是分配制度层面的，后者主要是管理制度层面的。
第三，“超级金融寡头专政”的“复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认为，最近美国金融寡头专政又复活了，“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金融寡头专政”。（美国《大西洋》月刊，2009年5月）精英商业利益集团，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家们，在制造危机、越赌越大上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毁灭。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金融寡头专政”在世界经济领域发展为一种“金融帝国”的内涵，而美国华裔学者廖子光先生则将其称为“美元霸权”。所谓美元霸权，是指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货币和财政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力和地缘政治实力支撑的不兑现纸币，却继续担当全球金融与贸易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这说明国际垄断资本开始呈现金融化、极权化倾向。
第四，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没落，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建立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这是世界左翼学者和左翼政党的结论。2009年11月20日，来自48个国家、57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一次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这次会议延续了2008年巴西圣保罗会议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关注，将主题定为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工人和人民的斗争、替代方案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的作用，通过了《新德里宣言》。这一宣言和《圣保罗宣言》集中表达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工人政党和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圣保罗宣言》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决不仅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管理政策的失败，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失败，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和模式的肯定。社会主义是实现真正、彻底的人民独立、保障工人阶级权益、结束资本主义破坏性危机的唯一途径。《新德里宣言》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危机丛生，但它不会自动崩溃，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需要在各自国家内为争取广大人民的权利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展开斗争。
二、金融危机的坐标意义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判断
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在爆发危机、缓解危机、走向繁荣，然后再次爆发危机、缓解危机、走向繁荣的“宿命论”式的循环中前进。对于这种周期性危机的意义，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创造性破坏”，通过自我破坏实现新的发展；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因为内部矛盾不能缓解而不断发生的破坏生产机体的必然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并且始终存在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一部经济危机的发展史。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上意义不同的路标。这些路标对于整部资本主义发展史而言，有着复杂而不同的意义。有的标志着新的减速和减速后新的加速，有的标志着阶段性质变和整体性量变，有的却标志着根本的制度性、方向性转变。那么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界标呢？对此，前述几种观点从不同层面阐释了自己的理解。
斯蒂格利茨和比尔·盖茨显然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并没有到方向转变的时刻，此次金融危机的界标意义仅仅在于它是资本主义在长期缓慢发展之后，即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标志。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开始发生发展模式变化的同时，并没有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方面思考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框架内部寻找缺陷和危机根源，制定策略。
约翰逊则认识到金融寡头专政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且提出了打破寡头专政的基本方法。这在较大程度上涉及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试图探索如何化解这种矛盾。但这里所讲的寡头专政，在实质内涵上并没有超越列宁的金融寡头理论，甚至没有达到列宁金融寡头理论的高度。列宁所讲的金融寡头，实质是金融资本家通过控制和联盟工业资本家，实现对劳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是说，寡头垄断的社会含义，包括了资本家与资本家关系、资本家整体与劳动者关系两个层面。而约翰逊所讲的寡头专政，只涉及资本家对资本家的控制和垄断关系，最多涉及政治层面上金融资本家对公众利益的剥夺，而没有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资关系矛盾的高度。正因为如此，约翰逊一方面科学地认识到金融寡头对公共决策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国家调控和大修反垄断法等，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一个被金融寡头控制了的上层建筑，要做出一种自杀式的决策，只能是一种空想。
然而，约翰逊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深刻地揭示了当下资本主义与既往资本主义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如果说从列宁那个时代开始，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那么从此次危机开始，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因此，尽管约翰逊自己也许并没有认识到这一意义，但他的结论从逻辑上导入这样一种结果：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开始带有新的阶段性质变的特征，而且这一新的阶段性质变开始预示着某种方向性变化。这一认识，正是第四种观点自觉不自觉的出发点。
三、资本主义“阶段性新变化”的体现及其实质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为垄断阶段以来，曾出现过两个意义重大的参照坐标，一个是1929年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再一个是石油危机和1980年代的里根新政。如果将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奥巴马改革放到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好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回归。但这仅仅是这种资本模式和那种资本模式的竞争，是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框架内部的“阶段性新变化”。具体来看，这种“阶段性新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原教旨资本主义开始式微。随着格林斯潘在国会质询中承认自己的“世界观”——新自由主义出了问题，包括世界左翼学者、社会主义学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开始反思和质疑由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忽视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根本变化，忽视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曾经为拉美、东欧等国家带来严重灾难。此次危机的爆发，则将这种灾难直接传入到作为其心脏地带的美国。这说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并不像其信徒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可以引导资本主义走出危机循环的万应妙药。相反，它的破坏性一旦发作，就会在自身“病危”的同时，通过各种触须向世界各个角落发散“病毒”。这次金融危机标志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横行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式微。
第二，福利资本主义进退维谷。欧洲福利资本主义曾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又认为不需要对资本制度“重开炉灶”，只需要进行分配改良，所以比市场原教旨资本主义更注重国家调控和分配公平问题。危机爆发之后，法国和德国等在对金融行业的监管问题上，向英美模式发起了猛烈进攻。但福利资本主义模式有着自身无法摆脱的缺陷，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圈子内，无法走出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来回摆动的怪圈。危机的爆发和工人运动的大规模集中爆发，使得这种左右摇摆的空间越来越小。
第三，发展中资本主义的“觉醒”和“自主化”。资本的竞争逻辑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发达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对先进技术、关键资源和世界市场进行垄断，设置门槛抑制后发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的爆发，使得一些外向型发展国家突然间丧失了外部市场，再加上美国等国家为了自保，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采取保护主义策略，想方设法通过调整汇率等手段增加出口，使得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种状况让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猛然醒悟，认识到外向依赖型经济的局限性，采取开发内部市场、自主研发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多元化途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各种模式所发生的变化，都源于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变化——新自由主义再次为危机中的人们所质疑。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义，其他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福利资本主义、东亚模式资本主义和欧洲模式资本主义，都开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恰恰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新垄断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这种处于国际垄断地位的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政权，必然受到其他国家的猛烈批判。因此，从阶段性局部质变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变化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
四、资本主义“方向性新变化”及其历史意义
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坐标意义，有的经济危机标志着阶段性调整，有的却标志着方向性变化。这种方向性变化，实际上又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预示”意义上的方向性变化，一种是“标示”意义上的方向性变化。例如，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但没有到达马上实现的程度，更多地是标志着一种新的阶级力量和新的社会要求的形成，所以是“预示”意义上的方向性变化；而19世纪末期的欧洲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发了改变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十月革命，在实践上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后来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到来，所以可以看作是“标示”意义上的方向性变化。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方向性新变化，不是标志资本主义彻底灭亡的最终的根本性变化，也不是基于制度革命的“标示”意义上的方向性变化，而是一种强化新的历史趋势和历史要求的“预示”意义上的方向性变化。
首先，资本自我调控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已经发展到进退维谷的地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来回摇摆，在福利资本主义和效率至上主义之间来回折腾；也有的政党试图超越这两个枷锁，提出了例如“第三条道路”、“新中间道路”等等设想。这些不同的设想都曾认为自己能够摆脱危机的梦魇，但目前危机的残酷事实却再次打破了这种幻想。无论是何种完美的设想，只要不触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危机面前就都显得如此脆弱和无能为力。但由于资本主义垄断了世界主要先进科技，例如美国垄断着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而德国、日本垄断着世界产业链高端的先进科技，从而可以从世界落后国家获取垄断利润，继续获得生存时机。
其次，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已经彻底暴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竟顾不上自己向世界炫耀的“公平交易”的市场理念，采取了降低汇率、印刷美元等猥琐手段。通过垄断国际财富度量权和经营权——美元和美元外汇的使用权，发达国家可以不断榨取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而汇率手段、通胀手段的采用，等于直接向世界劳动人民赖账和转移财富。这是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的最集中、最彻底地暴露和体现。但这种无耻的掠夺却能招摇过市，这首先是因为金融垄断资本家已经通过金融手段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控手中，其它国家投鼠忌器，不能也不敢马上解除这种捆绑。这也为资本主义恢复和重获生命提供了机会。
再次，资本主义从心脏地带爆发危机和以国家为单位“破产”的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发生局部性破产。此次金融危机，出现了以国家为单位的“破产”现象，例如冰岛等。有人做过测算，如果将美国政府的各种内债计算在内，美国政府也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破产单位。当然内债欠款不同于各种外债，但美国的外债却每年呈递增趋势，并远远超过了其GDP增长速度。从逻辑上讲，如果不采取其它措施，美国也会走向破产。但美国仍然控制着世界货币，印刷美元的铸币税和通胀带来的财富，使得这个金融帝国不可能迅速走向灭亡。
最后，发达国家工人运动呈现阶段性高潮趋势表明，劳动人民再次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掠夺本质，希望依靠“中产阶级”化解社会矛盾的企图也只是一种空想。危机爆发后，因对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改革不满，欧盟各国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则立足于劳动人民的利益，通过世界代表大会的形式多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制定了得力而有效的斗争措施。然而，在世界政治形势左转的背景下，美国加大军费开支和国外派兵，以其占世界军费约一半的规模和对军事技术优势的垄断，继续巩固其国际霸权地位。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历史意义。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单纯是资本主义时代，而且是金融垄断帝国主义时代。如果说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内容是资本输出，那么今天的资本输出仅仅是一个基础，最残酷和疯狂的掠夺方式——金融掠夺，成为当今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省委党校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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