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警惕在全球通胀中被掠夺！

中国应警惕在全球通胀中被掠夺！

以中国的ＧＤＰ只有美国的1/3左右，但广义货币Ｍ２却与美国相当，这也意味着在通胀过程中，有着更多货币在流通的中国更容易被“掠夺”

■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张捷

通胀下中外的社会差别
全球通胀的过程就是全世界资产、资源、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崛起和衰落的关键节点——对于这一结果，西方发达国家早在进行巨额负债的时候就已有明确认识。相对于这些先行者的早有准备，中国这个后来者还有太多太多的功课要做。
在通胀中，最简单的一个常识就是，谁拿着现金谁就要被掠夺。而当今世界上的货币发行情况是如何的呢？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2010年6月末， M2余额67.39万亿元。我们可以参考的美国相应数据是，至2009年11月30日M2货币供应量为8.414万亿美元。以中国的ＧＤＰ只有美国的1/3左右，但广义货币M2却与美国相当，这也意味着在通胀过程中，有着更多货币在流通的中国更容易被“掠夺”。
中国的M2与ＧＤＰ相比高昂的原因是中国的高储蓄率，2009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6%，居民储蓄存款14万亿元，企业存款10万亿元。这些数字引起了金融界的普遍关注。
美国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受经济持续发展和房市火爆带动，美国人倾向于消费，个人储蓄率即储蓄与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之比不到１％。随着金融危机的降临，美国人开始倾向于储蓄，个人储蓄率逐渐回升。2009年５月份个人储蓄率达到6.9％，为１５年来最高水平。
两相对比我们就能发现，在通胀下，中国的老百姓因存款太高成为了被掠夺的对象。
美国则与中国完全不同，而且其货币还大量被世界各国所储备。包含了各国储备美元和美元海外现金的M3（=M2+其他短期流动资产，如国库券、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海外的货币储备等）很能够说明问题。不过2006年3月23日，美联储在网站上公布，以“鉴于M3没有提供比M2更多的经济活动的信息”等理由，宣布停止公布M3货币供应数据。
M3真的是可有可无吗？美国的M2只有８万多亿美元，而M3比M2到底多出了多少，目前只能参照外汇储备数据。美国财政部日前公布，截至2009年年底，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已增至8.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外储增幅最高。这样规模的外汇储备还不是M3比M2多出来的货币的全部。由此可见，在通胀中美国不仅掠夺了全世界的资产，而且还不希望大家具体了解它掠夺了多少。
再看美国的资产分布情况，美国的金融资产集中度远远超过中国。据统计，美国富有的5%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占美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72%，接下来15%的家庭该项比例为21%，余下80%的家庭该项比例为7%。
在受通胀影响较大的商业资产和有价证券方面，美国的富裕家庭占有绝对优势。在商业资产上，1%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商业资产额的62.4%，接下来9%富有家庭的该项比例为30.9%，而余下90%家庭的该项比例为6.7%。在有价证券上，1%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有价证券额的60.6%，接下来9%富有家庭的该项比例为37.9%，而余下90%家庭的该项比例为1.5%。
由此可知，在通胀中美国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富人群体，穷人大都是“月光族”或“月透族”，是借银行的款项来消费的人，在通胀中他们反而成为减轻了还款负担的得利者。中国则正好相反，富人大多是通过大量借贷发展起来的，穷人却手持着现金作为保命钱，一旦发生通胀，老百姓的生存直接受到重大威胁。这就是中国与美国在通胀下的重大不同，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2010年7月撰文说：“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我国4000多万的城镇低收入群体和近亿人的农民工，处理不当容易对社会公平和稳定造成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货币主义进行受控通胀几十年，对于通胀环境已经做好了各种社会准备，而我们当前经济政策的重心是防通胀，却疏于考虑在通胀必然来临时，应怎样应对通胀。

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更易发生恶性通胀
此外，中国资产证券化比例很低。美国经济发达，M2却不高，美国经济所需要的资金并不少于中国，但是其企业融资更多是以股票发行和债券等金融工具来实现的，如“两房”债券，开发住宅主要是依靠债券而不是贷款。而中国融资渠道单一，就不得不主要依靠贷款。
在资产证券化的情况下，银行的风险是被分散的。更关键的是，没有这些金融工具，老百姓理财手段单一，财富大量囤积在存款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去挤兑银行，抢购紧缺物资。西方银行则不同，其存款多是备付资金，即使是贬值压力巨大，企业为了现金周转也不会把这些钱提取出来扑向紧缺物资。而且对于债券和股票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挤兑银行的压力，即使是你卖出证券来投机紧缺商品，相应的买方也要从市场上拿出等量的现金，对于市场而言，投机的现金是没有增加的。
中国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差值巨大，达到40万亿元，此差额多为可以迅速提取的居民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这些钱在通胀下，就成为随时可以动用进行投机的“热钱”。这40万亿元存款已超过国家的GDP，即使是再过剩的经济也难以承受。因此，中国的社会和金融体系远远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容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福利通胀”与“基建通胀”的根本不同
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胀的动力来自工资和社会福利的上涨，西方政府的负债也主要用于社会福利和医疗支出。而中国的通胀则是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下各地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基础建设投资注入的，虽然从经济的一个方面注入泡沫，通过经济的运行也可以将泡沫传导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最先被注入泡沫的地方总是最先受益的。西方的“福利通胀”就让公众享受了幸福，如希腊的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公共部门雇员的铁饭碗，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等等。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盟要希腊削减开支减轻债务时，希腊民众要大规模示威反对了。因为在通胀的过程民众是得到好处的，受损的是银行家！
中国的情况却是融资投资基建的投资人最有好处，在通胀的带动下，一方面他们的融资成本在贬值，另一方面所投资建设的项目取得保有性增值。而普通居民存款却在通胀中被洗劫，这怎能不让老百姓谈通胀色变呢？
增加工资和福利带来的通胀与搞基建所带来的通胀是不同的，一个是老百姓得利，一个是投资资本得利，而且加薪带来的通胀要输出，造成世界消费品涨价，是世界各国的压力。而投资拉动的通胀造成世界大宗商品涨价，是世界各国资本渔利。

通胀下中外金融体系的差别
我们是一个金融管制的国家，其特点是利率由国家规定，所有银行均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的利率贷款和吸储。央行调整利率，所调整的就是国家规定的、所有银行必须严格执行的利率。
在西方，央行是银行的银行，银行利息是其他银行到央行取得货币的利息，而商业银行的存贷利息由各家银行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决定。由于其银行有破产机制，出现银行恶性竞争的情况并不多见。同时西方的老百姓面对银行的高息有很强的安全风险意识，因此存款利益就得到了遏制。在这样的市场下出现通胀，对于存款的竞争，西方银行比中国要趋于理性。在通胀下，中国的银行违规高息揽储是常态，中国老百姓没有银行破产的概念，导致银行的高息揽储可以不受市场的有力制约，可能造成不断地拉高利率，高涨的财务成本使得物价更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把通胀发展成为无法控制的恶性通胀。
中国的银行贷款基本上是浮动利率，央行利率一调整，实体经济的财务负担立刻就显现。而国外大多数的贷款是固定利率，固定利率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易于进行资产证券化，把大量贷款打包变成一个可以发行的债券。央行调整利率，实体经济的财务负担变化不大，受影响的是炒作证券化资产的投机者。如在美国次贷危机受损失最大的是“两房”债券的持有者，被收走住房的老百姓倒不多见。
在固定利率下，西方银行把通胀的损失风险留在了金融系统内，如遇到金融机构破产，对于破产债权的赔付，也有相关规定，对于大储户和小储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就是优先赔付10万美元以内的储户，这样小储户可以放心存款，而大企业就要选择安全的银行，这样就使得很多小银行也有发展的空间，因为它可以给出高利息，从事一些高风险贷款，吸引一些小客户；而大银行就给低利息，吸引大客户，从事安全的贷款，这样银行的业务就可以有变化来适应各种细分的市场。
通常认为，在通胀中欠钱的最赚便宜，但这样的认识是有前提的，就是如果收入不能同步上涨，就容易产生现金流问题，无法及时支付利息和还贷，债权人就可以取得你抵押的在通胀中已经大为增值的财产。所以在投资拉动型通胀中，如果普通人的收入不能及时跟上通胀的步伐，就很容易被贷款人所掠夺，而以涨工资福利为拉动的注入泡沫，普通人的收入涨在前面，不但避免了被渔利而且还有额外的收益。
中国用加息应对通胀的最大受益者是银行
因此，在浮动利率下与在固定利率下的通胀，对于银行盈利的估值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通胀时原来的固定利率贷款要贬值，而浮动利率的贷款则不会。此外中国的存贷息差是基本固定的，消除了银行之间的竞争成本，但这个成本实际上由社会其他经济方面来承担了。
更进一步的是，中国的银行存款中有大约60%左右为活期存款，（利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我们把定期存款与贷款的息差看作是银行应当的经营所得，活期存款与定期的息差是银行的额外利益，那么这样的利益是极其巨大的。在中国目前共40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储蓄存款中，约有24万亿元为活期存款，而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息差约为4%，也就是说一年可以为银行业注入1万亿元的“额外利益”。
这样的背景下，央行的利率政策自然就会倾向于加息和调高准备金，因为加息后通常会增加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息差，进一步提高银行盈利。同时，由于准备金的利息远远低于央票利率，调高准备金有助于央行低成本回笼货币，满足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低收益的需要。
因此在通胀下，浮动利率保障下的加息有助于银行提升盈利，使其成为通胀中最渔利的机构，并且使得中国的金融股估值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更为不同。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球前1000家大银行中，我国已有84家，虽然银行资本额只占1000家银行的9%，但获利却占25%。在中国的银行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华尔街给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而在中国的金融体制保障下，银行股的暴涨使得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在中国金融股上赚取了数万亿元的利润。
中国金融制度造成的系统性存贷利差所形成的利润，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货币税收。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的广义货币M2设定征税权，考虑活期存款的政策性息差达到了M2的3%以上，以这个收取M2的3%的征税权利进行出让和上市，资本市场上的市值又应当是多少？西方这样的金融股投资利润的背景实际上就是中国政策改变所带来的，不是什么他们作为战略投资者带来的。而我们的M2大于GDP，3%也高于多数情况下的CPI，这样的金融机构的M2的3%的政策性收入，又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注入了多少政策性通胀呢？

过剩经济下
资源的食利与反食利

世界资源格局犹如股市，资源欠发达国家相当于散户，执世界金融牛耳的资本大鳄是庄家，通胀就是金融强国控制资源和资源国家食利的做庄操盘手段

■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张捷

解决全球政府的负债超标问题，惟有通过一次长期的通胀来完成，但很多人对此怀有疑虑，质疑的理由是：我们进入了过剩经济，而通胀是供给不足产生的，似乎通胀的压力可以完全被过剩经济所消耗。
在过剩经济下如何会产生通胀呢？通胀的长期动力在哪里？

过剩经济下世界通胀的长期动力来源
笔者认为，现在的过剩经济是产能的过剩而不是资源的过剩。由于产能过剩，对于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期望限制，就从以前生产不了，变成了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供生产；因此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从此前人的创造力限制，逐步变成了资源的供给限制，从而造成资源长期紧缺的趋势。
资源紧缺就是通胀中最大的供给不足，就是通胀的巨大动力。我们过剩的产能下实际上不仅仅是消费的不足，更是要满足这些产能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供给的不足。
但是对于当今世界资源会长期紧缺这一观点，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见。主要理由就是资源紧缺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是世界的热门话题，当时预言石油即将用尽，结果过了40年也没有发生，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可以完全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其中有个小故事被屡屡提及。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L. Simon)与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R. Ehrlich)打赌，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总计1000美元的5种等量金属，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上升了，认为科技进步能够解决资源有限问题的西蒙就要付给埃利希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认为资源日趋短缺、价格必将上涨的埃利希则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结果10年后，埃利希输了。
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预想中的大规模资源紧缺？为什么埃利希会输？这与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有关。随着80年代后前苏联的逐步没落直至解体，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以及资源富国变成了不得不以出售资源为生的乞丐国家，给世界市场注入了大量资源。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初期也不得不以廉价出售资源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而南非亦是在这一时期逐步解除被制裁回到国际社会，这些资源大国的“倾巢而出”，极大地减缓了世界资源供给的紧缺局势。但今非昔比，当今中国和俄罗斯等已经走上崛起之路，这样的世界格局变化造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大宗商品大牛市，虽然这牛市被2008年金融危机所遏制，但随着危机的过去，大宗商品牛市定会卷土重来。因为目前发达国家人口总计约10亿人，而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人口远远多于发达人口，如果这些人要享受发达国家同等资源消耗下的生活，后果将会如何？前些时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人要享受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是世界的灾难，撇开其立场问题，此言也确实反映了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世界资源供给格局必然改变的客观事实。
资源紧缺的变化趋势，可以用美元与黄金的走势来观察。在上世纪70年代的“资源危机”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黄金价格从35美元/盎司涨到800多美元/盎司，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开放，黄金价格一路下滑到不足300美元/盎司，现在又一路上涨至1200美元以上，在黄金的货币属性淡出市场的时候，其资源等价物的属性反而越发凸显。
科学技术能解决资源紧缺的问题吗？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建立起来后，世界认识了熵和熵增加原理，大家因此知道，能量守恒和质量守恒的转化是要付出熵增加的代价的，熵是不可转化为做功的能量和世界无序度的度量，这个世界的有序和可以利用的能量是不断减少的，也就是资源的总量是守恒的，而可以利用的资源却在减少。以熵为尺度，我们就可以把各种可以替代和混淆的因素都给屏蔽，熵增加原理确立了资源财富在转化中的代价，也确立了资源的有限性。比如，我们目前提倡的环保、绿色产品，由于原来粗放生产的低成本被环保绿色资产的高成本所替代，其价格也提高了很多。从货币购买力的角度来看，同样的货币能够买到的东西变少了，本身就是通胀。
如果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打破热力学第二定律，不能改变熵增加的方向，资源随着熵增加逐步紧缺的趋势就无法改变。
在资源有限性前提下，世界经济的大发展，“金砖四国”经济崛起，必然要伴随着世界资源的紧缺与再分配的过程，排除武力掠夺的极端方式，资源的再分配首先就是资源先占者的一个资源渔利、食利的过程，这样的得利没有付出劳动，在劳动价值主导的信用货币体系中的反映，就是通胀！

资源紧缺型通胀的结果是滞胀
资源先占者的渔利体现在多个方面，如石油国家、主权石油公司的崛起和欧佩克对石油市场的影响把油价推高，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铁矿石矿山卡特尔不断推高铁矿石价格等等，都是原来的资源占有者对于新来者的渔利。这样的交易不再是等价交易，而是不等价交易，也就是要资源占有者觉得占了便宜才会出售，而在这不等价交易中“便宜”出来的货币，就是对于整个经济的流动性输入，成为通胀动力的来源。
通胀泡沫输入的多少，也与资源占有者态势的强弱有关。以石油为例，美国与中国取得石油的成本绝对不相同，中国只能按照国家价格购买石油，但是当前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含30%左右的燃油税）只有每加仑不到3美元，不含税的约为2美元，而目前国际原油价格约为80美金/桶（一桶为42加仑），原油的FOB成本就接近2美元，加上运费、炼油成本与损耗、批发零售的差价和合理利润，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美国人能享受如此优惠的油价，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得到了远比国际油价便宜的石油！这样的食利背后，就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政治实力、金融实力等综合国力的全方位博弈。
在过剩经济下出现的资源紧缺通胀，其结果就是滞胀成为全球各国一致需要对付的难题。因为资源先占者的食利必然导致资源价格暴涨，而过剩经济又使得工业制造的价格因过剩而下滑。这样的滞胀结果，掩盖了世界通胀的真相，尤其是科技制品价格的迅速下跌，更是对冲了资源产品价格的上涨。就如摩尔定律，电子产品性能在18个月内提高一倍，价格降低一半，使得同样一个产品中的电子化部分的成本大大降低，对冲了产品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从而保持了产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
当今世界是一个把各种传统产品电子化的时代，产品电子化的结果就是加速了产品更新周期，掩盖了产品中资源涨价的真相，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滞胀。而在滞胀的过程中，社会财富和国家财富完成新一轮再分配。

通胀是对付资源食利的手段和结果
为了避免滞胀这一最糟糕的结果出现，在资源紧缺时代，发达国家是不能容忍资源国家的食利完全主导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因此对于资源紧缺的压力，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和经济、金融优势遏制资源食利是必然的。
这样的遏制手段就是要进一步产生通胀，而通胀本身也是遏制食利的重要手段。因为资源出售者只能获得一次性现金流，如不将其投入实体经济投资，则只能面临在通胀中贬值的风险。当他把出售资源的所得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后，就不再是食利者了，所以要依靠资源所得持续食利是不可能的。
遏制资源先占者食利，首先就是利用金融资本所控制的交易渠道来控制其渔利水平，赚取渠道利润对冲资源上涨的压力，这是金融大国的渔利，背后也是他们金融资源的渔利。当前，几乎所有的资源产品都建立了各种交易所进行现货和期货交易，同时还产生了大量衍生产品，这些交易的虚拟产品和期货吸引了大量金融资本进入，给金融经济注入了大量流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衍生品泛滥的危机，这些衍生品的博弈本来是零和博弈，却导致金融资本得利、产业资本买单的后果，金融资本所得成为了对于使用资源的实体经济的通胀输入。无论产业多么过剩，资源的成本上涨造成产业成本大增，最后成为涨价的巨大支撑。
就如中国的外贸工业产能过剩和收入降低，但是产品价格反而面临涨价压力，压力来源就是原材料的涨价，而原材料的涨价既有资源占有者的涨价，也有金融资本渠道博弈利益的转嫁。“剪刀差”就是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重要交换手段之一，发达国家利用其金融垄断地位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一方面压低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世界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又提高发达国家生产的工业制成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占据金融和市场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通过这种交换手段可以赢得高额利润对付资源占有者的食利行为，而这人为提高的工业品价格，也就成为了通胀的来源。
这样的手段就是以金融泡沫来对抗资源价格的上涨，对于有世界金融控制权的国家是无本得利的手段。当然，如果把社会资源也算作一种资源的话，发达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源就是人类社会核心资源之一。对于金融控制权的争夺决定国家的根本。因此在上世纪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断言价格机制可以解决资源的紧缺，原因就在于他们通过注入金融泡沫，导致世界通胀下抵消了资源的涨价，使得资源价格在以金融霸权国家货币计算扣除通胀因素以后的价格得到限制，也就是让货币更快贬值来对付资源的上涨，这就是美元长期贬值背后的资源层面的博弈。
这样的金融泡沫本身，也是世界通胀的动力来源，终究要有人为这样的通胀买单，因而对于没有金融控制权的国家，要购买资源就大大不同。中国与美国就存在这样的不同。当美国利用其金融衍生品操纵世界资源价格的时候，中国只能为自己高成本的资源买单，君不见，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有相当多的大型企业在资源套期保值的博弈中损失惨重——而你的损失必然就是他人的盈利，对冲了他人的资源成本！
其二，科技、标准、知识产权等也是遏制资源渔利的主要手段。资源深加工的技术多被发达国家垄断，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只能低价出售资源，而技术所有者则攫取资源深加工后的垄断高利润。如当今欧盟大打“环保牌”，就是设立了技术的更高门槛，人为设置碳税、碳排放交易等，从而从资源食利者那里分了一杯羹。
其三，就是利用自有优势资源进行渔利，尤其是发达国家可以借助社会资源的优势而渔利。比如品牌价值的挖掘，发达国家占有世界几乎全部的奢侈品品牌，2010年奢侈品在欧元贬值中逆市涨价，欧洲奢侈品牌集体涨价。最高调的当数Chanel，部分产品调价幅度高达30%。
奢侈品价格跟随汇率而动早有先例。2009年人民币兑英镑一度跌破10：1，使得英国成为全球购买LV最便宜的国家。但不到一个月，LV和Chanel就宣布将英国零售价上调10%左右。
美国也善于利用科技优势换取资源，尤其是在医药、基因和半导体等资源低消耗的产业上，在信息资源上其优势体现得更为突出，美国的互联网和互联网上的信息搜索、域名解释、数据库、相关知识产权等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必需品。
其四，资源积累和先发建设也是对抗资源渔利的重要手段，只要拥有足够的储备资源，就能应对过度渔利。如中国的稀土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的资源优势，但由于世界储备太大，价格难以上涨。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战略资源储备，尤其在通胀中，供给不足的东西的价格涨幅必将远远领先于平均通胀水平，从而取得相对于通胀的正收益。在资源紧缺的通胀下，国与国之间取得博弈胜利的关键，来自于资源的储备而不是货币的储备。而单纯的储备资源又赶不上资源储备性的投资，也就是适度的超前建设是非常需要的，可以用来规避未来的资源食利行为。如中国进行的巨额超前基建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储备，相对于基建落后的印度，我们的超前建设就是一种带有资源储备性质的投资。
世界资源格局犹如股市，资源欠发达国家相当于散户，执世界金融牛耳的资本大鳄是庄家，通胀就是金融强国控制资源和资源国家食利的做庄操盘手段。

中国应对通胀之策

在面对通胀的风险下，笔者呼吁，我们需要的不是加息而是降息，同时更快地发展资本市场，促成更多企业IPO进入资本市场吸收流动性，减缓通胀压力，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消化过剩的流动性。而在这其中，如何使普通老百姓收入得到提高，而不是置他们于通胀下首先被掠夺的困境，是问题的焦点。如何保护本国资源与实体经济企业，是问题的核心

■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张捷

一分为二认识负利率
一通胀，就加息，这是过去数年，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央行在治理通胀上的应对之策。如前所述，首先我们应认识到通胀是全球大势所趋，不应也不能把“通胀”与“恶性通胀”相混淆，从而“谈通胀色变”；其次，在中国浮动利率体制下，加息的最大受益者是银行，所以，笔者认为，一有通胀苗头就以“负利率”的恐慌来要求加息，并非是解决通胀的良策。
中国能不能有负利率？今年4月，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撰文表示，“中国负利率问题严重，加息不宜再拖”。如今，在7月CPI超过3%的背景下，加息的预期再度加强。
笔者认为，对于负利率的认识应一分为二。
事实上在中国现行的浮动利率下，大部分的存款活期存款利率本来就很低，不要说在通胀下，就是在正常的CPI增长下，也是彻底的负利率。如前所述，加息最大的受益者是以政策的强制手段增加利润的银行业，而不是老百姓。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在短短一年内9次降息，把利率一下子降低到几乎为零，来了个彻底的负利率。在经济好转后，2010年3月17日凌晨美联储宣布：维持0～0.25%的基准利率区间不变，并重申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利率在超低水平。同样，欧元区16国也是实行再融资利率1.0%、边际贷款利率1.75%、存款利率0.25%的超低利率。如果剔除通胀率，这些超低利率就是实际上的负利率。
美联储、日本和欧盟ECB搞负利率也是出于他们的利益需要，美联储的低利率直接结果是造成已经发行的债券得到升值，使得新债券容易发行，与此同时对于股票的估值也会因为利率的下降而提高，在通胀的背景下使得股市可以更快膨胀，以此吸收大量流动性。由于负利率的结果使得债券、股票和货币比实体经济更加保值，因此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下石油价格的下跌速度和幅度，要快于道琼斯指数的下跌速度和幅度，美元汇率大涨，石油、有色金属等能源、资源、原材料的下跌，使得实体经济成本相应下跌，从而使实体经济得到喘息。
前面已经分析了在通胀时并非借款人都是赚便宜的，因为在浮动利率下的加息有可能让贷款利率浮动成为高利贷，反而更可以盘剥借款人的财富。因为这样的浮动利率使得放贷是包赚不赔，而“高利贷”的结果就是把风险和泡沫转嫁给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只有进一步涨价这一条路可以走，结果进一步加剧通胀，导致通胀失控，发展成为恶性通货膨胀。
负利率实际上是在通胀经济模式下一个分配资源的方式，在通胀的博弈下，出现经济金融危机造成社会都有损失的时候，把各方的损失进行合理分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采取正利率，结果就是损失完全由实体经济承担，金融体系是不承担损失的，因为实体经济需要融资收益高于通胀才能盈利，但同时它必须持有备付现金，要忍受通胀的盘剥。结果就是通胀下财富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体系，诱发金融领域的投机使得通胀更加强烈。相反地，如果实行负利率政策使得金融业也在通胀中承受损失，那么金融资本本身就有抑制通胀的强大需求，而且负利率使得已发行债券和股票增值，也保护了金融资本的利益。

货币贬值：以时间换空间
“二战”以后，西方经济体一直处于长期的可控通胀中，即便是金融危机时也没有发生恶性通胀，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就是负利率政策。
在西方的负利率下，由于社会上的货币持有者多是富人，穷人多是借钱，这样穷人在危机中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贷款消费所承担的利息也减少了，促进了穷人的借款消费。而对于富人看似在货币购买力上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他们也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还持有大量股票和基金，这些都是负利率受益品种。如果富人还投资有产业，负利率对于他们所投资的产业也是降低财务负担的好时机。美国社会在股票和共同基金上，1%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股票和共同基金额的38.3%，接下来9%富有家庭该项数据为42.9%，而余下90%该项数据仅为18.8%。在投资资产上，1%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投资资产额的49.7%，接下来9%富有家庭该项数据为38.1%，余下90%家庭该项数据仅为12.2%。这样的财富结构，使得美国社会在负利率面前，各方得利（或受损）相对平衡。
即使是对于金融业，在负利率时收益下降，但也避免了货币的立即贬值，成为了一个时间换取空间的游戏，把本应贬值的空间置换成为了负利率下的时间，通过时间的磨合把本来激烈的矛盾冲突变成缓和的渐变过程，使社会、经济各方面有时间来调整、缓冲和适应。
货币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货币的购买力，另外一个是货币的时间收益价值利率，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是货币的直接贬值，而货币的负利率使得货币的时间收益价值为负值。在通胀模式下，是直接的购买力贬值还是使得货币的时间收益价值下降，本身就是一个时间上贬值还是空间上贬值的取舍。
进一步思考，通胀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过剩，面对过剩，根据供需关系，就意味着降价，利率实际上就是货币资金的市场价格，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降价！在正利率的情况下，供应货币永远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这样货币供给只能是越来越多，最后发展成为恶性通胀，只有通过负利率让货币的供给降低下来，通胀才可以受到控制。
在世界成为一体的时候，如果某个国家实行负利率而另外的国家实行正利率，将造成两国的汇率呈现一个长期趋势，就是负利率的国家货币贬值，正利率的国家货币增值，而这必将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各种投机分子都会把负利率的资金投放到正利率的地方套利。在国与国之间不仅仅是利息差还有汇率差，加之多倍的金融杠杆，因此结合中国的汇率、人民币升值压力、国际热钱套利对冲，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西方为什么对于我们极力鼓吹不能负利率而自己却实行了彻底的负利率，这样的言行不一，更揭示西方对于我们政策舆论导向背后“利益高于一切”的实质与真相。

不能为了挤泡沫而增加泡沫
在通胀的模式下，中国与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资产证券化的问题，中国企业是以贷款为主要的融资手段的，企业取得贷款后，钱还是要存在银行的，这样增加的存款M2是可以再贷款继续衍生出新的M2的，也就是贷款存在银行变成新存款再放贷。其倍增效应非常巨大。
西方企业主要通过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为资金来源，银行发放贷款以后也多通过抵押资产的资产包发行次级债券，来取得放贷的资金来源。采取股票、债券等方式融资，卖出股票、债券得到多少钱对于M2是不产生变化的，因此就没有M2增加的压力。因此对于货币流动性就没有输入也不产生通胀的压力，不同的融资方式对于通胀的结果是不同的。
对于货币衍生的限制，在金本位时代是实际贵金属货币与纸币的使用比例。在现代货币体制下，则是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即每一次衍生所带来的存款要缴存一部分到央行作为准备金，使得衍生处于递减的状态。
如果存款准备金比率是5%，则是衍生20倍；存款准备金比率上升到10%，衍生就是10倍；如提高至20%，衍生就是5倍。所以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控制市场中的流通货币。但是应该看到，随着准备金率的提高，其调控的边际效用也是在递减的。如准备金率从4%提高到5%，这提高的一个点对于衍生是25倍变成了20倍，资金减少了20%。但是如果从19%到20%的时候，则是从衍生5.26倍变成5倍，只减少了资金量的5%。5月，央行在今年第三次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如今我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离历史最高点17.5%仅一步之遥。接下去即便再度提高，对于市场货币供应的调整作用也是在弱化的。而且这样高的准备金提交到央行，央行是不付利息给商业银行的，但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却是要付息的，因此这样的利差，就相当于给社会注入流动性，准备金的比例越高所注入的就要越多，以6%左右的利率、20%的准备金率来计算，注入的资金额就是M2的1.2%。
对于市场上流动性泛滥，还有一种回收流动性的方式，就是央行所发行的央票。央票是中央银行为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其实质是中央银行债券。一般而言，中央银行会根据市场状况，采用利率招标或价格招标的方式，交错发行3月期、6月期、1年期和3年期票据，其中以1年期以内的短期品种为主。央行对于市场货币量的调节可以发行新的央票也可以回购央票，实现货币市场的回笼和投放。
央票与金融市场各发债主体发行的债券有根本区别：各发债主体发行的债券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即增加可用资金；而央票是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目的是减少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
央票是成本性的工具，央行必须对发行的央行票据还本付息。这样的利息是在没有生产和创造的情况下发放的利息，说白了就是央行的印钞工作，也就是说，用央票调节货币供给也是要注入流动性的。
同时我们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外汇占款比例节节攀升，外汇占款于2010年一季度已经达到20万亿元以上，而且还在持续增加中，央行被迫大量发行央票，在这一因素没有得到明显缓解的同时，央票大量到期兑付，又成为新压力因素。此外，由于我们的大量流动性泡沫是由于汇率套利等问题由外部输入的，这样的泡沫来源是单方面难以阻止的，但是，为了对抗流动性泡沫，央行因回收央票回收而付息，反而成全了泡沫注入者的利益，它们的渔利成为了我们通胀的动力。
货币市场上多出来的泡沫，就如把盐溶到水里容易，而把盐从水里提取出来困难一样，向市场兑入泡沫容易，挤出泡沫困难，而挤出泡沫付出代价的本身还形成新的泡沫。因此资产证券化是在西方设计的金融游戏规则中一个较为适合的做法，而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传统的钱庄模式——存款、放款、开银票、衍生银子……如前文《中国应警惕在全球通胀中被掠夺》中所述，在以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和以证券为主的融资模式之间，发生恶性通胀的风险显著不对等，这些体制上的差距需要时间来加以弥补。
2008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了《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自2008年4月15日起施行，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有了一个开端，在应对西方金融游戏规则上，中国金融体制也将逐步完善。
 
通胀下保护本国实体经济是重中之重
在通胀中，肯定要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如果是伴随着经济危机，也肯定要有人经受损失，但是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到底是哪一个方面经受损失却是可以不同的。
在我们的过剩经济背景下，除了资源紧缺被输入通胀以外，内部的原因惟有过度的货币与实体脱节，才有可能造成恶性通胀，保住实体经济不垮台的结果，就是避免虚拟的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差距，也就遏制了通胀。如果实体经济在通胀中垮台，其结果就是将原来已经过剩的虚拟的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差距拉得更大，通胀将加剧。而通胀加剧又促使实体经济进一步地萎缩，这样的通胀正反馈就发生了，在不断地反馈之下必然会把受控的通胀变成不可控制的恶性通胀。因此在通胀的模式下保护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保护了实体经济，就避免了通胀正反馈和演变成恶性通胀的经济灾难。
对于资源输入性的通胀，如果实体经济能够生产资源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也可以通过提高优势产品的利润来博弈资源涨价的渔利，如美国就以生物医药产品的超高利润出口换取了大量资源，这样的有高科技优势的实体经济体尤为重要。
通常我们认为美国采取的是“金融治国”政策，这不假。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看到，在危机中美国政府放任了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金融企业的倒掉，对汽车产业却采取了强力救助措施。
现代的货币体系是一个信用体系，实体经济是这信用的最终来源，只要最高的控制体系和最低的实体经济信用基础在，中间环节是可以重建的，而且重建过程本身还可以成为资本大鳄渔利“剪羊毛”的过程。但如果基础的实体经济不存在，金融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金融体系再完备，最后也是空中楼阁。所以在通胀危机下实体经济最重要，西方在多次经济危机中所积累的经验就是保护其实体经济不受损失，以此作为日后竞争的资本。
高端和强大的制造业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德国正是通过它的精密仪器和高端制造业而迅速崛起。当别人都在玩金融、玩虚拟经济的时候，德国却在老老实实地打造其高端制造业。德国人的严谨和务实，是它立于不败之地的秘密。
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金融股占据了绝对的权重地位。进入2010年以来，银行股IPO和再融资就是贯穿始终的市场热点，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上市不久，中行、工行、建行的再融资便迅速提上日程。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庞大的融资需求，除了与对金融企业资本充足率的相关要求有关外，也与货币的增加量有关。而中国的货币增加量与我们膨胀的外汇储备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关。银行这样的融资需求正是由于我们的外汇输入性和投资拉动性通胀而产生的。如果是正常的经济增长，银行利润同步增加，新增利润就完全可以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银行股产生异常庞大的融资需求，挤占了实体经济的资本来源和融资空间，在另外的层面上给实体经济造成伤害。
此外，在通胀的情况下，如果金融业要求货币不贬值，让多出来的货币还要保持原来的价值，让利率浮动到超过通胀的结果，就是所有多发行的货币所对应的财富要从实体经济中掠夺，实体经济就要面临被挤垮的困境。尤其在中国生产型增值税的模式下，价值没有增长只不过是货币的数字变化，却要直接导致增值税的增加，更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在西方国家一般是消费性增值税，对消费性产品征税，税赋摊在社会消费和通胀的投机者身上，而对于生产者的实业投资则轻税甚至免税，这都有利地保障了通胀下本国的实体经济。
如果依靠加息来对抗通胀，如前所述，金融企业的政策性盈利，来源于对实体经济的掠夺。实体经济受到压力的结果，不是产品的涨价就是对内的人力成本压缩。在我们大力调控不让CPI和PPI上涨的背景下，实体经济要存活，要盈利，只能是降低职工工资收入。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如果对于老百姓的收入再进行购买平价计算，我国的老百姓收入水平降得还要厉害，社会收入的非正常降低导致消费不足，实体经济自然就非正常地进入过剩，这样的过剩只有向国外输出，造成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和出口价格过低资源外流，一系列问题就此产生。从前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中，已可见问题的端倪。而若放开工资上涨，又要承担报复性通胀压力下的恶性通胀风险或失业率大幅提高的就业危机。2010年8月6日人民网发表文章《国经中心专家称避免工资上涨幅度过急过高》，这种担忧如影随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负利率政策以时间换取空间，把通胀压力和风险留在金融系统而不传导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由于当今的单极世界较为稳定，已经形成了进化稳定环境和进化稳定策略，世界的通胀趋势、政府的高额负债、负利率和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即是世界经济的进化稳定策略之一。要打破这样的环境，出现突变奇迹，需要特别的历史机遇。中国的崛起需要等待世界的环境机遇长期准备，非一蹴而就能够实现。在世界经济强国之林，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对策当是“先为不可胜再待敌之可胜”，在尚不足以制定规则、建立以中国方式为主导的进化稳定策略前，遵循、跟随现有规则，是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面对全球必然通胀的大趋势，笔者认为，我们需要防止的是“恶性通胀”而不是“通胀”本身，对策不是加息而是降息，同时更快地发展资本市场，促成更多企业IPO进入资本市场吸收流动性，纾缓通胀压力，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消化过剩的流动性。而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如何使普通老百姓提高收入，而不是置他们于通胀下首先被掠夺的困境，是问题的焦点。如何保护本国资源与实体经济企业，是问题的核心。惟此，中国才能在全球通胀趋势下，取得博弈的胜利，向世界强国之路挺进。
                     （本文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通胀，全球逃不脱的宿命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张捷

对于世界为什么会“必然通胀”这个结论，得从世界各国的负债说起。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负债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尚未完全挤出。在经济危机初期，由于人们对于市场的谨慎，更倾向于持有现金，以前各种被炒热的资源在需求不足下回落，过剩的产能完全可以弥补短期保障的需求，因此危机开始不久后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通缩和美元走强。但是随着危机的发展，各国政府的“大撒把”，终将有人要对各国的救市和债务买单。要走出危机，世界进入通胀不可避免。
因为，这些负债大量被国际流通的金融资本和国家外汇储备所持有，如果让货币升值通缩，岂不是让债权人得利？掌握世界各国经济的操盘者怎么可能会这样舍己为人甘当“活雷锋”呢！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负债对其GDP的占比，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美国的债务巨坑与虚拟经济黑洞
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在成为统治世界的单极后，美国权力的膨胀加速了国家以及国民的过度消费，所有权力机构的利益都在膨胀，致使政府赤字不断增加。因为权力机构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选举产生的，而选民所需要的就是不断地得到利益实惠，但是哪里有无限增加的利益实惠呢？结果压力就转嫁在社保体系上。为了维护社保体系的稳定，赤字压力于是转嫁给金融体系，再通过美元的货币政策转嫁给全世界。但是全世界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
2010年6月2日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 6月1日美国国债突破1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90%。资料显示，10年前美国国债是5 .7万亿美元；5年前，即2005年增加至7.7万亿美元；而在最近5年，欠债已近翻倍。
有分析称，目前美国约有3.09亿人口，13万亿美元国债代表平均每人负债超4.2万美元。更惊人的是，国债正以一年增加一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而美国一年的GDP才14万亿而已。国际上公认的债务占GDP比例安全线是60%，美国却奔着100%去了。
这还仅仅是公开的数据。据估计，加上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隐形债务，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高达约73万亿美元的债务巨坑。73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全世界一年的生产总值也不过50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美国3亿人，把全世界都花破产了一次半。
1998年，当美国国债达到2.7万亿美元时，纽约时报广场设置了一座“国债钟”，提醒国人注意。没想到，10年过后，2008年美国国债跳升到10万亿美元，国债钟因数字不够用而停摆，经重新翻修增加数字才再度启用。
美国的虚拟经济更是一个黑洞。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国居民、政府、金融机构等末到期债务的资产总额为50万亿美元；美国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约为12万亿美元；美国债券市场总值为27.4万亿美元；美国股票市场总值约为16.5万亿美元。此外，美国的期货、期权以及保险领域等金融衍生品涉及的金额更是巨大，仅“信用违约掉期”一项所涉及担保的金额就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还只包括了商业银行向美联储报告的数据，并未涵盖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数据。其他衍生品，如利率违约互换等的总额，初步估计大约为340万亿美元左右。
美国的货币构成已经从广义货币M2扩张到M5，根据美联储发布的统计数据，早在1979年1月，M5的总量已经是M2的183.8%，这些五花八门的货币都需要投资机会以追逐利润。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另一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这是衡量美国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另一个指标。以1959年一季度值为1，到2008年二季度，美国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增加到4.90，而广义货币M2增加到26.57倍，美国平均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3.51%。这种失衡在上世纪70年代就将美国拖入了滞胀。

欧洲债务危机
欧洲从今年开始也进入了欧元和主权债务危机，危机首先从欧盟中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开始。当前希腊已深陷债务危机，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在财政赤字问题上与希腊同病相怜。2010年4月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问题只是欧美“福利国家病”的冰山一角。虽然希腊在债务问题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也紧跟其后。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左右，而人口老龄化和福利的泛化则可能使这一债务进一步加剧。
即便是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其经济金融情况也难称乐观，2010年6月28日法兰克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报告称，德国银行业的账面坏账规模居欧洲各国之首。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德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上的坏账账面价值同比增长了50%，达到2130亿欧元。该报告同时披露，2009年，英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由前一年的1070亿欧元增加至1550亿欧元；西班牙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由754亿欧元增加至968亿欧元；意大利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也从420亿欧元增加至590亿欧元。
在市场对希腊、西班牙等“五猪”国家的银行业坏消息逐渐麻木之时，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等老牌强国的银行业坏消息，再次搅动了市场的不安情绪。8月初，惠誉国际评级机构将法国巴黎银行的评级从AA级下调至AA-级。国际清算银行也进一步披露了法、德银行分别在欧元区高达4930亿和4650亿欧元的巨额风险敞口。
为了挽救欧元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再次救市的货币超量投放已经不可避免。5月10日经过10多个小时的漫长谈判，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10日凌晨达成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以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这样大的货币投放只不过再一次增加了远期的债务和市场的流动性，为将来的通胀再一次注入了动力。
而前世界金融中心英国，也在债务上深陷泥潭。2010年7月13日公布的英国国债状况显示，实际数字比此前承认的高出3倍，达到4万亿英镑。这是英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公布多年来积累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按照英国总人口6140万(截至2008年底)来计算，每个英国人需要分摊约6.5万英镑的国债。这样高负债，使得独立于欧元之外的英镑也面临巨大压力，欧洲对抗通胀最后的“堡垒”也不复存在。
亚洲岂能独善其身
那么亚洲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亚洲经济龙头日本的情况。据日本财务省2010年5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财年末（2010年3月）日本包括国债以及借款在内的“国家债务”总额为882.9235万亿日元，相比2008财年末，增加了32.4265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财务省预计截至2010财年末（2011年3月），日本的“国家债务”总额将高达973万亿日元。2010年5月11日，时任日本财务大臣兼副总理的菅直人表示，在2011财年财政预算中，新发行国债将不超过2010财年的44.3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将为此“竭尽全力”。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到2009年末，包括国家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在内的日本公债余额占国内GDP的比例或达218.6%，大大高于美国的84.8%和英国的68.7%。
在“全球皆债”中，中国是否可以一枝独秀？2009年，中国国债余额约为6.2万亿元，外债余额为3868亿美元，合计相当于2009年GDP的26%，按照国际标准，在安全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央行调研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5月末，地方政府的3800多家投融资平台总资产近9万亿元，负债升至5.26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60%。5.26万亿元的负债相当于去年全国GDP的15.7%，全国财政收入的76.8%，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61.35%。
据媒体报道，2010年5月，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透露，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去年新增贷款40%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为了维系已启动项目的资金链，未来地方融资平台需要继续借债，有专家预测，到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或将高达12万亿元，而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至15万亿元。这里面还没考虑可能存在的层层瞒报情况。而这15万亿的规模本身就已经接近中国GDP的50%了。加上国债占GDP的比例，中国的实际负债比例或已达到GDP的75%。
不仅仅是地方政府，中国的各个部委也是有负债的。以铁道部和中国高速建设的铁路为例，根据民生银行在京发布的《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由于债务融资比例越来越大，去年铁道部门支付的利息已经达到400亿元以上，预计未来有可能超过1000亿元；预计2012年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有可能超过70%。
此外，中国由于社会福利、教育保障等问题的历史欠账巨大，造成这方面政府支出有增无减，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医疗支出只占GDP的1.2%；而在OECD国家，相关支出几乎占到政府收入的70%以上。与此同时，2009年中国财政预算赤字达到创纪录的9500亿元，9倍于2008年的财政赤字，而财政部估计2010年全国财政收支差额将占GDP的2.8%，“与上年基本持平”。

超额负债的结果只能依靠货币贬值来解决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世界主要国家政府负债比例早已超过了60％的警戒线，并呈递增趋势。这里还没有考虑政府以发新债还旧债维持政府运转的现金流所产生的利息不断增加的因素。若试图以增加政府收入的方式改变负债，其结果将是税收暴增，导致经济体不堪重负，到那时报复性通胀必将到来。
全球主要国家政府负债的后果，只能依靠货币的贬值来解决。谁单方面缩减政府开支或者增大税收来还账，不但本国经济难以承受，还可能造成财富外流，因为现在世界是一体化的，大家都贬值的时候你不贬值，全球的贬值劣币将不断涌入境内，购买你的优良资产和资源，直到你国内的资源价格涨到与世界接轨，也就是你的货币相对于资源的购买力贬值到与世界接轨的水平。这样的资源外流，换回的是大量不断贬值的外国货币，最后金融系统得到一大堆以“劣币”计量的“外汇储备”，然后不得不接受外国的“贬值政策”。
可以说，目前全世界负债所造成的通胀趋势，非一国之力可以抗衡，欲想阻止只能是螳臂挡车。因此当今世界各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会否通胀的问题，也不是防止通胀的问题，而是怎样通胀的问题。
目前国内舆论有一种趋势，就是“谈通胀色变”，8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全国7月CPI同比增3.3%，创下年内新高，又是一片通胀惊呼声。其实，通胀本身不可怕，尤其是可控性通胀。我们要做的是，既要防止发生恶性通胀，也要处理好通胀中的财富分配问题、避免社会矛盾激化，而核心则是要保护本国的财富和资源不被掠夺及外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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