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焕发第二青--创新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５日电，经１９２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和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４日高票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经向经济学界公开征集候选经济理论，进行了两轮评审专家投票，以透明公开的程序评选出最终获奖者。获奖的“整体改革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它主张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对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选是经济理论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和盘点，其宗旨是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２００８年以杜润生及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作为主要贡献人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２００９年以厉以宁作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得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中国第一个由经济学界民主投票并公开计票产生的经济学大奖，每年评选出一个经一段时间检验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获奖理论将得到由泰康人寿提供的５０万元奖金。据悉，这是目前国内奖励金额最高的经济学奖项。

得知评选结果后，吴敬琏先生表示，这个荣誉属于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包括团队中的海内外近百位经济学家，其中有楼继伟、李剑阁、刘吉瑞、邱树芳、刘世锦、钱颖一等，还有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他认为，这个理论并非尽善尽美，还要不断发展。他希望全社会鼓励经济学家独立思考，激发经济学家的创造性。

吴敬琏先生近来焕发了第二青春，“吴市场”“经济界的良心”“政改斗士”“创新大奖”，好评如潮。

早年吴敬琏师从顾准、孙冶方，据他讲颇得俩位器重真传，自然经济观点十分接近，但在1964年的秋天，他成了“批孙”的积极分子，原因嘛，一是思想上的，当时受政治经济学影响深，二是人事上的，自己被中宣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选为骨干。　　

在改革开放时代，吴老哈佛学得资本主义真经，彻底抛弃了陈旧的马列，成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大师，“以市场换技术”，打开国门，不惜代价加入世贸，今天的中国变成了制造大国，但技术还是人家的，产业也受控于跨国公司。　　

到了老年，吴先生突然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因为它是权贵们的，只有政改才有出路。　　

这的确是非同凡人的见识！三番五次的否定自己所熟知的一切、果敢地批判过去的导师、抛弃曾经引以为豪的成果，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啊。　　

如果倒退20年，依靠简单贩卖制度经济学肯定能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尽管在西方经济教科书上是ABC，但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毕竟是新鲜货色，然而，在小商贩都能张口通胀，闭口通缩的后市场经济的今日中国，以“整体改革理论”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不啻是一大创新。

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是勇于创新的。

a关于国企改制与腐败：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2月8日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张维迎建议，“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给老百姓，给老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张维迎建议：将近2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来分给老百姓。张维迎认为，“中国有一个问题是，太多的财富集中在国家、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在老百姓手中，正好可以利用目前这个危机推进改革。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拿出1万亿美元，加起来是13亿元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元人民币”。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一，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信、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原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电信独立董事）

腐败是改革的成本。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b经济学家为谁说话的问题：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 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张维迎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樊纲　　

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c房价问题：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政府有意打压房价，可能不大有效。因为住房这个商品有两重价值，一是住，一是投资。现在社会上货币过多，投资买房就把房价抬高了，而消费买房的人收入又买不起。如果打压房价，可能无效，而且这些钱就要流到别的消费领域，使物价上涨。
    ——吴敬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联通、神州数码、宝钢股份独立董事）

.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钱。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现在离婚率比以前高了很多，理论上离婚就需要两套房子住人。我们还发现同居的人现在大量增加，同居也是需要房子的。过去很多大龄青年和父母住在一起，现在大龄青年都搬在外面住了，也是需要房子。我们还发现有的人有两个三个家庭，也都需要房子！　　

——董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中国房地产可能增长100年。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中国房市无泡沫。　　

——王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d物价问题：　　

CPI全年3%目标能够实现。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CPI上涨不等于通货膨胀。判断通胀不要紧盯CPI，物价涨跌因素很多。中国只有一个CPI，食品类占了三分之一，为33.67%，但是在美国CPI有两个，一个叫做核心CPI，相当于中国的非食品类；另一个叫做综合CPI，而通常衡量是否通胀用的是核心CPI。最好用非食品类价格指数来讨论通货问题，并提出从2000年以来非食品类的物价变动没有超过 2%。　　

——王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要容忍更高的通胀。　　

——厉以宁。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张维迎　　

e贫富差距问题：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萧灼基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张五常　　

f经济危机的原因解释：　　

经济起落的最大原因是金本位(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消失。在金银本位时代，很少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经济危机不像现在这么严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就形成了一种理论，就是货币推动。政府为了财政的需要，超发了货币，扩大了信用。过量的货币流进了市场，造成了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金本位时代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经济好比一个人，大繁荣和大萧条都是病，救市措施就是药。事实上，现代所有的医学科技没有显著降低死亡率，就是为人减少疼痛。人类的生活好了以后，就尤其怕疼，他用很贵的药，花钱只为减少疼痛。经济就很像这个过程。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刘伟(北大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劳动合同法。　　

——刘吉（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g国际关系问题：　　

买美国债是帮助自己。
　　——林毅夫（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王建国(北大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MBA与案例教学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在经济理论创新奖嗣后的论坛上，张维迎院长发表了要亚当斯密，不要凯恩斯的演说，有了斯密的分工，就有了发明创造，而交易使其成为正的循环。企业家通过创新创造需求，而凯恩斯则依赖政府创造总需求，政府需求不需要创新，所以不仅效率不高，而且浪费。要坚决反对国企份额的扩大，重读国富论。

让1929年的大萧条回答一下张维迎院长吧。　　

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城巿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著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股票巿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为吃、穿、住的挣扎。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萧条期间约有200-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在美国各城巿，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英国则有500-700万人失业，不得不排著更长的队伍等候在劳务交易巿场内。

胡佛总统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结果被美国人民放逐了，罗斯福当选总统，推行新政，一是稳定金融，二是救济与社保，三是改革，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这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来源，它提高了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参与性。　　

新宏观用产业分级模型指出，市场经济由于利润的存在，消费需求一方面来源于总投资，扣除上游企业利润，必定小于总投资；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又是最后需求，肩负利润实现的重任，即要求其大于总投资，这是市场经济系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性失衡，即顶级企业投的越多，亏得越多。这也就产生了储蓄难题与节俭悖论，储备需求是摆脱此困境的有效选择。　　

危机来临时，面包衣服都变得昂贵稀缺，它们不需要什么创新，但由于失业，没有收入，没钱买。企业家有钱但都不投资，因为东西卖不出去。这里张教授的分工交易都失去了用场。

中国的4万亿政府投资与12万亿的商业信贷的确拉动了猝死的经济，但不可避免的亏损，其原因当不是张维迎所谓的没有创新，事实上，即使有创新，也必然亏损，因为创新解决的是商品供给，是物的范畴，而消费不足是需求方，是价值范畴，钱的问题。这点张院长搞不清楚凯恩斯的需求，把它与亚当斯密的供给混淆起来，好比是市民没钱买粮食，张维迎说，那我搞个创新，卖给肉给他。

经济学的需求是个基本概念，即有购买的意愿，且有支付能力，但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搞不清楚，张院长请开动脑筋思考一下，在投资普遍亏损的情况下，作为理性自利的教授你干吗？既然没有投资，哪里来的就业收入消费？没有消费，又何谈追加投资？城市化、农民进城、年轻人结婚、土地稀缺一定推高房价都是只看意愿，不管购买力的经济呓语。

产权改革激励国民创富无可厚非，问题是这些主流的海龟学派绞尽脑汁瓜分国有资产，以便于庞大的国际资本各个击破，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以原始股的价格卖给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然后由其翻几倍卖给中国国民；身为宝钢经济学院教授的吴敬琏，面对铁矿石谈判屡战屡败，不乏话语权的他却平静的出奇，胡士泰这些经济间谍又是如何成功潜伏的呢？以市场经济强国没错，错的是死心塌地甘为国际大资本的附庸。

张维迎身为电信公司的独立董事，面对垃圾短信、欺诈短信，双重收费，为什么一直沉默不语？难道这就是维护消费者的公众利益？当然，教父吴敬琏为他做了义不容辞的辩护。

央视二套热播的《华尔街》，吴敬琏，陈志武为学术总顾问，它指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挽救了整个世界，应该真心拥护美国的量化宽松，容忍美元泛滥，对新中国的革命干扰了资本主义成长愤愤不平，字里行间，言辞语气中流露出对美国天堂的完全顶礼膜拜，华尔街是全世界的大教堂，这是不容质疑的，老先生握紧了干瘪的拳头。

吴老先生桃李满天下，又颇有纵横开阖的手段，外有哈佛耶鲁鼎力相助，内与董事长、银行行长、经济学院院长、著名法学家联袂，拿着教授、独立董事、研究员的薪水，戴着华丽的光环，紧握着话筒不放，年轻人、陌生人不许进入！我的地盘我做主！只要投了帖子，加盟本教，即使如张维迎不知需求为何物的呆子照样可以稳坐光华院长不变。

中国有一个超稳定的基因，老同志习惯做大佬，经济学界与文艺界雷同，赵本山、成龙、刘德华、李连杰、黄宏、郭达、蔡明、冯巩、郭冬临、姜昆、李双江、阎维文、宋祖英、邢质斌、赵忠祥，一张老脸几十年不换，时刻不离座位，风水轮流转，好处大家享，按资排辈，以等级划分三六九，有谦让，更多的是袁世凯的“劝进”。如此所谓的创新只能是中国式的了。

权利、地位、金钱，一个都不少，谁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身为权贵又去否定哪家权贵呢？政改的真实目的是为百姓增加福祉还是瓜分更大的权力？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辞去了所有公职；圣马丁享有秘鲁、智力、阿根廷三国“自由奠基人”称号，之后辞职隐居；他们都有不迷恋权势的伟大灵魂。陈光标的捐赠表达了对财富的清醒态度。

而理性自利的经济学家却总是自利地看待钱与权，张维迎宣称，只要出价足够高，他可以出卖自己的理论。

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倾心卖国、虽口吐莲花，桂冠叠代，道貌岸然，然掩盖不了肮脏的灵魂。

附文：

误国精英利用改革祸国殃民，历史要求再次拨乱反正
而后来真正祸害中国改革的书是那本《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许多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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