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论坛：凤凰网组织“中国当前有四
大利益集团”讨论，酝酿“革命”
：仿佛在哪里 201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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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我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讨论形容为“革命”是有依据的。如果我没有预料错，中国共产党除了导致内部分裂出党派来，中国政坛正在酝酿新的政党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政党，那就是新生的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党。尽管参与讨论的专家，包含党内外及海外学者。他们对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腐败及绑架中国人民的利益”只字不提。一旦有人发起成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党，我觉得立即就有人内外响应，并且很有市场并快速聚集饱和，而且很容易配合民意把已经分裂了的中国共产党挤垮并要求其自动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凤凰网组织讨论的话题我加以归类如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倍增，日益形成一些“利益集团”。他们把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统统贬称为“垄断国企利益集团”，并将财富分配不公等社会矛盾转嫁之。
1、 攻击国有企业为“垄断国企利益集团”
代表这一看法的“砖家观点”有：
李义平：我国的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世袭的利益群体，这些垄断行业不仅千方百计地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就连招工有的也只招他们的子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社会收入分配科学和公平的独特的利益群体。
高尚全：垄断组织凭借抽象的国家利益等名义维持特权，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分配不合理，成为集团利益。
陈和午：公民难享红利，国企利益集团化妨碍共同富裕。
2、攻击“政府部门利益集团”
将社会矛盾直接指向政府，认为财富分配不公，腐败等完全是因为政府腐败，直接让政府哑口无言。因为政府确实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都为“革命”的理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一些政府部门已演变成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国家手中的财富最终要通过各级政府部门来支配使用，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政府部门已演变成为一个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它们依靠手中的权力可以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使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
代表的“砖家观点”有：
陶短房：政府部门私利为何敢置国家于失信
何耀超：政府采购的背后是利益垄断
2、 攻击“官商勾结利益集团”
官商勾结利益集团是整个中国特色主义的核心，也是中共腐败无法遏制的根源。他们举例“上海塌楼揭开房地产官商勾结隐秘：“官员参股利益共享”。
在楼房倒塌背后，作为莲花河畔景苑的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都公司)这个在上海地产圈籍籍无名的开发商开始逐渐浮出水面，而其背后复杂的官方背景也渐渐清晰起来。
代表的“砖家观点”有：
王国荣：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缘于地方政府为其撑腰打气
时寒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结成利益共同体 推高房价
紫金危局：污染事件背后官商勾结的利益大网网住了谁
开发商自曝拿地潜规则，地王身后现官商利益分成，矿难引出官商勾结，河南煤改难解地方利益。
3、 攻击“身份血缘利益集团”
身份不平等固化通常会制造一批利益集团，他们因担心权利被稀释，而反对改革。这类人平庸而恶，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制造的阻挠户籍改革的市民利益集团 、左右养老保险改革的公务员利益集团和事业单位利益集团。
他们攻击的总要点：即上述“四大利益集团”归结到一点就是整个中国政坛和经济结构的存在都是不合理需要变革的。甚至认为，利益集团挟持改革导致正义缺失，利益集团已经全方位影响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导致改革举步维艰。
代表的“砖家观点”有：
陈伯 君：权贵经济泛滥将否定改革发展的正义性
“权贵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者。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权贵经济”是抓住配置资源的权力不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强调市场规则，而“权贵经济”蔑视市场规则，在“权贵经济”的冲击下，按部就班遵循市场规则依法经营者往往举步维艰，通过向权力行贿可获得超常规的高额回报，“不找市场找市长”成为普遍存在的“潜规则”。
其次，把拆迁矛盾与利益集团挂钩，说“利益集团博弈新拆迁条例”
代表的“砖家观点”有：
叶檀：新拆迁条例不能成为利益博弈牺牲品
自从新拆迁条例草案出台，各方意见不同，支持者认为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拆迁人的利益，而反对者认为对强拆者过于温柔有绥靖之嫌。但新拆迁条例迄今未能有进一步行动，证明利益阶层的游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孙瑞灼：不能让利益集团绑架新“拆迁条例”
朱大鸣：不要让拆迁成利益搏杀的火药桶
杨涛：请公开《拆迁条例》难产背后的利益博弈
再次，转嫁矛盾，攻击是“利益集团阻碍了收入分配改革”。
代表的“砖家观点”有：
刘涛：垄断央企和利益集团已成收入分配改革拦路虎
一些公开资料指出，尽管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这还不包括垄断行业内部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
王石川：利益集团阻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
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触动利益太强大 高层必须拿出政治决断
知情者称部门利益较量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既得利益作怪阻碍政治体制改革。
王长江：既得利益作怪导致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
改革难以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在作怪。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主要弊端的表述非常准确，他指出这是一些“现象”：官僚主义现象、特权现象，等等。现象背后还有实质的东西，那就是既得利益。我不能说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但是既得利益非常厉害，而且很可能朝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去发展。
他们转嫁矛盾攻击：是“城市既得利益者在阻碍户籍改革”
代表的专家观点有：
邓聿文：农民已牺牲太多 城市既得利益者仍只想剥削他们
维系现行户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谁？城市原有的居民及其管理者。他们对附着于户口本的种种优惠政策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以及对外来者的本能排斥，使户籍制度改革难以深入。
王太元：户籍变革的前提是“去利益化”
利益集团阻碍房改、医改等等，小产权房触犯政府和开发商等既得利益群体，所以遭到取缔。小产权房不慎透露了房地产业的天机——土地(空间)资源的统购统销，触犯了包括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内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谓“保护耕地”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周东飞：警惕既得利益者借口补偿绑架医改
张贵峰：医改若被利益集团裹挟才是悲剧
深化改革须超越利益集团羁绊，利益集团的形成，既有外部原因，更有自己的原因，突破利益集团羁绊，需要勇敢的自我改革。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要勇敢的自我改革。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壮士断腕”勇气
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要求：“执政党意识形态要中间偏左”
北大教授姚洋：党应中间偏左 以防强势利益集团左右政府。
党是中国社会里唯一的政治力量，如果它没有任何政治倾向，那社会自己就会发出政治倾向，强势利益集团就会来左右政府，因为经济自然的发展趋势就是两极化。如果党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意识形态，它就会去照顾底层民众，对利益集团的发展会有一种警戒。
姚洋：中性政府与社会平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执政党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划清界限
邓聿文：为什么要同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近日撰长文，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呼吁高层拿出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冯雪梅：向权力带来的既得利益开刀
执政党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划清界限
调查
1.你最不满哪些利益集团(最多选3项)？
垄断国企利益集团
政府部门利益集团
官商勾结利益集团
身份血缘利益集团
其他
2.你认为当前改革缓慢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最多选3项)？
改革遭遇体制“玻璃天花板”
改革主体丧失改革共识
改革主体有自己的利益，不再超脱
利益集团阻挠改革
改革进入深水区，需慎重进行
其他
深度阅读
郑永年：当前改革主体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
对“权贵批判”
张小平：官父商子 权贵缔造太平盛世吗
父辈为官、儿辈经商，本无可厚非。但是，儿辈经商如果是依靠父辈为官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甚至变成父子联手、官商勾结来牟取私利，那无疑是对整个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巨大挑衅。
王小鲁：不杜绝灰色收入制度漏洞 中国将滑向权贵资本主义
在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公共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许小年：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 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近些年，改革停顿，甚至出现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和巩固政府部门的利益，原因在哪里呢？我们陷入了改革的两难困境——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而改革又要触动政府的利益。这就是难点所在。
中央 党校 教授：政改最大阻力由权贵既得利益阶层制造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然损害权贵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当然不愿意改。我最近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文章说过，权贵既得利益阶层不光是正在形成，而且正在从“自在”走向“自为”阶段，也就是说从自发到自觉。
何伟：国企把国有痼疾和垄断腐朽相结合 培育了权贵阶层
今日的国企在旧观念支配下，把国有经济痼疾和垄断腐朽相结合，培育了一个权贵特殊利益阶层，近年许多高管落马，使国企改革走偏方向。建议：改组国资委，其任务应另行核定。
于建嵘：权贵垄断政治资源 当前体制阻碍层级流动
当前底层知识青年的问题，与改革开放形成的排斥性体制有关。这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特点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官二代”和“富二代”在破坏着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这种破坏正在动摇“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引起对立情绪。
相关评论：
徐云鹏：政府机构和利益集团与民争利 清水衙门水不清
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指出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平。报告认为，当前存在少数机构和利益集团与民争利，某些“清水衙门”水不清，群众深感“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死不起人”。
唐学鹏：吉尔吉斯骚乱祸起“权贵经济”
吉尔吉斯之所以摆脱不了尴尬的“骚乱怪圈”，其根本原因是本国的情势所致，简单概括为两点。一个是族群对立下的民主化加速“分裂”；一个是政府喜欢宏观调控，但实质是权贵经济。[详细]
杨耕身：我们失去超越利益集团的勇气了吗
改革的本质就是调整利益关系，对改革的阻力也都是因为发生利益冲突。但是当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开始一再地阻滞包括收入分配等在内的社会改革进程，我们已经必须要追问，我们还有继续改革的勇气吗？
凤凰网的蟹螯小结：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起来，但利益分配不公平不正义也越发引起人们的不满。这种不满使得部分人开始否定改革的正当性，以至于意识形态之争又有抬头趋势。改革是走回头路还是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正确的处理方式也许应该是暂停意识形态之争，启动利益之争，放开管制，让更多的利益集团参与到改革中来。”
反 思：
为何？他们要将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转嫁并指向客观存在的“四大利益集团”？这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已经向深一步发展和渗透。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他们逐步要求控制和垄断中国的经济布局和巨大利益。而“四大利益集团”成为他们实现资本扩张的巨大障碍，政治诉求也需要铲除“四大利益集团”。中国虽然宣布改革开放，“抓大放小”的改革，把国民经济的命脉牢牢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中，而国内外民营资本的发展，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民营企业”，他们也要加入更加垄断利润巨大的行业。目的是要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垄断的产业透过政治傀儡进行收购兼并和瓜分。目前来看，仅靠收买中央及国务院个别决策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已经无法办到了，该兼并收购的已经办的差不多了，而党内腐败了的官员也需要透过改变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确保贪腐的巨大利益公开合法化。所以，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布局和政党的性质，其议事日程已经摆上时代发展的桌面。这就是，改革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还是让社会主义更加发展和完善？当私营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的时候，上层建筑能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革命”的诉求是不是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总 结
把中国当今现状形容为“四大利益集团”的攻击性布局，就是为新的一场变革制造舆论。把变革的反方向定位于改造“四大利益集团”也是清晰。“四大利益集团”指明的就是特色主义中国。之所以我省略了“社会”二字，是因为我不承认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是进一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开放，是让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富裕受益的改革开放，其根本目的不是改变党的信仰宗旨和改变社会主义的财富分配性质。资产阶级的民主诉求和广大人民的民主诉求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要求政府对所有资本持有者公平，后者要求政府对所有无产者公平而不是只对资本家讲民主和发展。两大民主诉求都摆在了执政党面前，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天平偏向哪一边呢？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恐怕接着下来，资产阶级要革共产党的命，广大无产阶级也会革共产党的命。当然，接下来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比无产者的革命来的快和迫切，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内外勾结的趋势，而广大的无产者依然是一盘散沙，他们不再相信共产党而资产阶级抛出的民主、平等、自由的口号又很有迷惑性并必将成为资产阶级利用的“革命工具”。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准备好了吗？已经被形容为代表“四大利益集团”的党，仿佛已经不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党。我觉得，种种社会乱象，值得党内还有忧患感和责任感的信仰共产主义的广大干部党员深思，要有所行动和戒备，不要等待天上掉“馅饼”，不要等到“革命的洪流”来了，再抗灾自救已经晚啦。当然，已经有了巨额贪腐资产的腐败党员不怕也不愁，他们可以随时倒向哪一边成为资产阶级的精英分子，而广大的没有太多资产的无产阶级党员，你们准备倒向哪一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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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邋遢道人：吴敬琏先生越说越离谱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003/140938.html
吴敬琏先生越说越离谱了
本文原想找个内刊发了，结果没人敢用，只好发这里了。
最近《绿叶》以“明日中国想象”为题组织了一批文章，其中 吴敬琏 先生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为题发在其中。读完后感觉，现在一些学者论述问题的随意性太强了。
什么话都可以说，违宪的话不应该说
吴 先生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对这个新概念有所解释。本篇以“挑战权贵资本主义”为题，同样找不到权贵资本主义的具体定义，只能字里行间推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文章第一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 ，旧的国有经济体制……党政经一体化的大公司（The Party-State Inc.），乃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原文加重黑体），以此为依据的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如果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重，就会以种种口实（包括政治借口）阻碍国有部门改革和改组的进行。于是，改革和改组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这应该是 吴 先生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描述。也就是说，共产党、政府和国有经济绑在一起，构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那么，的依据是什么呢？在这部分文字前面，举出这样的论据：“1993年，虽然国有经济比重在GDP中所占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经济资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资金为例，国有部门占用了70%以上的信贷资源”。经济比重低，通过权力占用和支配过多的资源，显示出权贵支配经济的特征。
1993年中国国有经济比重不足GDP的一半，这个数字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因为直到2006年12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主持的一课题组正式发表的参考性预测数据也显示﹐“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GDP中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和港﹑澳﹑台资）可能达到44.7％﹐其它55.3％为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经济）[1]。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至今还占一半以上，更不要说1993年了。1993年，中国公有制经济在工业产值中占68%，商业销售额占96%，[2]而当时的建筑、交通、通讯、金融和其他第三产业基本是公有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至少在70%以上，占用70%信贷资源应该是正常的。
当然，问题还不在于错误引用数据，最主要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来没有定在“消除公有制经济”上。宪法第六条写得明明白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宪法上说公有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怎么能说公有制经济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呢？难道在眼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整个旧体制”吗？这种公然违宪的言论，怎么能够这么轻易地，一次次地在各种媒体上发表呢？
这段话与他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矛盾也很大。如果意思是“党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那么改革前公有制经济“党政经一体化”情况更严重，也就是资本主义性质更强。如果权贵特指“以此为依据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也就是国有经济变成了类似“四大家族”经济，全民所有变成了权贵所有，那么要解决的不是公有制本身，不是国退国进的比例问题，而是恢复国有经济的“全民所有制性质”的问题。但是自从发明了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以来，他全部是从公有制经济比重角度上说话的。这篇文章照样是用公私“比重”来说事的。
帐有各种算法，归得拢才算数
《挑战》一文第二部分一点显示不出对宏观经济的熟悉。2003年中国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说：
宏观经济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发生了宏观经济过热，即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规，以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为主，进行总量调控……但是，当时……主流意见却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门联合发文……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严格控制。
认为正是因为2003年以来行政手段调控扩大了政府权力，使权利寻租越来越严重，并“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影响”。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首先，2003年并不存在“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1990年到1996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长22.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12.1%，这叫“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宏观经济“过热”。1997年到2003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长只有9%，下降一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0.1%，内需严重不足。此后情况并无变化，消费品价格指数2004-2006年分别为：3.9%、1.8%、1.5%，居民消费品零售额一直没能恢复到九十年代中前期水平，依然处于疲软状态。不仅不存在 吴 先生说的情况，而且完全是相反现象。2003年到现在不过六七年，不至于连宏观经济的基本情况都忘记了吧。
这个时期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一方面个别行业产品价格暴涨。企业黑色金属购进价格指数从此前的负增长，2003和2004年分别达到7.9%和20.4%，有色购进价格也从负增长分别为5.3%和20.1%。[3]如果以 吴 先生要求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大量资金必然快速涌向这些暴利行业，并最终造成产能过剩（目前这两个行业产能过剩已经非常严重）。 吴 先生的调控“汇率、存款、准备金率”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显然不能。这种情况下只能出台行政措施加以控制。
当然，行政权力扩大会给权利寻租带来机会，但行政权力并不必然出现寻租行为。虽然主流学者这些年来一直以“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会绝对的腐败”，但是他们从来没解释过这样的现象：
行政权力最大的是计划经济时期，但是寻租行为最轻的也是这个时期。美国这两年行政权力比以前大多了，但腐败现象并没增加。任何政府必然拥有行政权力，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朝鲜还是伊拉克。但是没有数据能证明行政权力与寻租是相关的。试图通过消灭权力来解决腐败要么是书生意气，要么是别有用心。
尤其让人吃惊的是，该文声称“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重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四万亿至五万亿。”由此得这是中国两极分化的“决定性”因素。
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GDP累计达到180万亿，按的话说，官员们索贿（贪污不属于寻租）就达到36-54万亿。中国有条件索贿的全部官吏9年来不过上千万人，就算每个官员都索贿，一个官员也要索贿四五百万，全国官员挨个枪毙都够枪毙3回了。
再用2007年数字算。2007年按收入法计算的GDP为27.6万亿，索贿取的中数约7万亿。当年“劳动者报酬”总计11万亿，索贿只能从这里列出，因为贿赂款不可能从剩余的“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项中列出。这样算，仅仅索贿就占到居民分配中的64%，剩余4万亿让13亿非官员群体分，每人3076元。也就是连老板们都算上，一个人每天只有8.24元的收入。
只用将2007年这几个数字列到一起，数字可信度就清楚了：
索贿总额：6.9万亿
财政收入：5.1万亿
居民总支出：9.3万亿
居民总收入：11.万亿[4]
索贿确实是当今重要弊病，但 吴 先生这个帐算得有些马虎了。
用事实说话不错，千万别净找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在第三部分将矛头对准“新左派”，说他们是“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这一段着重论述了对中国发展前途的两种解决方案。除了用极“左”和“旧”这些带贬义意味的词语来叙述两种主张外，有价值的部分就是的论据。
这样描述了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当市场化大步前进时，腐败就被抑制，群众就满意。每当改革停滞，腐败就滋生，贫富分化就严重。特别指出了90年代初期的价格放开和世纪之交集体企业改制，认为这两次改革推进都使群众满意程度增加了。
真的是这样的吗？
按照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提供的数字，1985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25，这个数字在各国比较中是偏低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经过说描绘的90年代初价格放开，到1995年基尼系数徒增到0.43，短短10年迅速超过0.40的国际警戒线。随着世纪之交大量集体企业，尤其是乡镇集体企业私有化改制，这个数字到2004年即攀升到0.47，贫富分化程度位居亚洲第二。也就是说，两次贫富分化加剧时期，恰好是吴先生描绘的“市场化大步前进”时期。这两个时期并没有什么“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滞不前”，相反，正是在九十年代初，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开始关停并转。而世纪之交，又是贱卖国企的高潮时期。
不仅事实证明实际情况与描述的相反，从逻辑上讲，农村集体企业被私人占有，农民从有分红权力到变成纯粹打工者，也不能提高收入。
1985年到1995年，农民纯收入中家庭经营部分来自非农产业年增长率达到18.2%。而1995-2003年，非农经营部分收入迅速下降到年均9.2%的增长率，农民因失去非农集体经济的依托，收入增长放慢了。本来，由于农业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扩展空间小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仅靠种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收入上赶上城镇居民。农村自办集体经济的非农产业并实现迅速扩张，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基本出路。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是农民收入快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的重要经验。而农村集体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非农产业的利润变成少数人享用，这条路就堵死了。农民收入增长放慢了还“满意的声音仍然占优势”？听到的恐怕是老板们的喝彩声吧。
文章写到这里，看不到一个事实对的观点是支持的。相反，举出的事实全部够证明自己说法是错误的。这让人匪夷所思。
文章中“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也是让人费解的一个概念。因为现在说“旧体制”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体制，“改革开放前”已经不具备修饰“旧体制和旧路线”的能力，只具备修饰“支持者”。这句话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改革开放前“那些”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
这样理解，倒是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因为老先生在改革前的言论完全符合“改革开放前那些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这个名号。
骂别人可以，千万别把自己给圈进去了
最后一段，对中国目前严重的贫富分化做了分析，认为目前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两个。一个是官员寻租，一个是国企垄断。
官员寻租是十分严重，必须解决。但把官员寻租的原因归结为官员有权利，则是漫无边际的废话。
设立国家，就要给一部分人以特别的权力。只要国家还存在，这种权利一直就存在。寻租问题不在官员权力大小，而在于他们是否正当行使这些权利。英国那个公爵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说的也是“易于”。因为“腐败”这个词本身就是指权力与金钱的交易，没有权利自然就没有权钱交易。但是我们从来没看到有人论述说消除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权力。大概只有中国主流学者在论述“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越大腐败越严重，消除腐败只能通过消除权力实现”的道理。
在这里不断指责政府权力过大。什么叫权力大了？管住你了就叫权力大了，管别人不管你就叫权力适中？总不合适。
不该管的乱管叫权力大？那怎么判断不该管呢？谁说了算呢？现在中国政府权力都是人大授予的，属于该管不该管呢？
官员多了叫权力大？那么，美国2002年公共管理人员占就业人口4.6%，中国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占1.4%，美国政府权力大于中国吗？
衡量政府权力的大小，只能看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全部财富中政府支配越多，权力越大。从这个角度说，西方国家政府权力远大于中国。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现在才达到20%，而西方国家大多在40-50%之间，瑞典等国大到60%多。也就是每年创造的财富中，经政府手支配的比重占一半。但是，正是北欧国家腐败程度是偏低的。
中国吏治腐败问题确实十分严重，反腐败任重道远，这里不再做探讨。有些办法可能有效，有些无效。但是，把消除钱与权交易的方法说成是消除权力，显然只能等到国家消亡时再提。到时候钱没了，权想与钱交易也不行了。
最主要的是，中国目前寻租现象虽然严重，但对财富瓜分的数量远达不到 吴 先生前面说的水平。
那么，目前的腐败是不是因为国家垄断了一些行业，这些行业暴利，因此国企职工收入高，造成贫富分化了呢？如果这是主要原因，那么是否放开这些行业让私企外企进入，贫富分化就降低了呢？
根据夏小林的研究，目前国企职工工资福利收入大约是私企和外企的两倍。[5]目前城镇中国家和集体单位就业总计7000万，占全部城镇就业28500万的比重为25%。另外75%是集体、个体、私企和外企单位就业。
如果按照主流们的思路办，首先必须保障私企进入这些行业后，一是不垄断，二是会给职工像国企那样的工资待遇。但这是做不到的。
目前国企所谓垄断的行业，都是行业自身具备垄断特征的行业，如石化、铁路、民航、邮电和电信、金融等。这些行业在国外也是处于垄断状态。私营企业进入，最终还是要垄断的，无非添加了一段混乱竞争的时期罢了。
指望私企在盈利多的时候给工人多分点，那只能凭良心了。我们看不到现实中有这样的先例。最大可能性是，私企进入后国企都垮了，最后全国职工都拿现在私企的工资待遇。结局会是这样的：
目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约39%。国家单位职工工资减少到私企水平，将使劳动者报酬总体降低20%，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继续下降到31%，在财富分配中继续减少。
这些年，主流学者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共同贫穷”。让国企退出垄断行业让给私企，结果只有共同贫穷这条路。因此，要经常想想自己是不是曾经骂这些话，不要把自己给圈进去了。
其实，关于中国目前贫富分化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这些年每年创造的财富中分配给劳动者的部分太少了，资本拿走的太多了。二是因为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进行二次分配的比例太低了，力量也太弱了。
中国缺少历年收入法GDP的数字，2007年数字不足40%，现在也就是38%左右。同期欧盟是48%，美国达到53%。[6]也就是说，中国在一次分配劳动者报酬部分太少了，资本拿走的太多了。
中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0%左右，福利支出占其中10%左右，也就是中央政府调控的再分配占GDP的1%左右。[7]世界各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平均为26.9%（2006年），发达国家为27.3%。北美福利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40%多，欧洲国家在50-60%，德国和北欧甚至达到70%。[8]也就是说，中国中央政府调控财富分配占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8%左右。
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两次分配完成的。一次分配中，刀把子在政府和老板们手里。政府和老板给劳动者切了38%，比通常国家少30%左右。但政府切了20%，比一般发达国家少一倍还多。
二次分配操刀者是中央政府，他们从自己切的那一块中切了10%给居民，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分之一。一次分配就少得可怜，二次分配中政府又没拿出啥东西，这就造成普通劳动者收入总体占财富比重偏低的情况。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至于劳动者中国企职工拿多了，那是国企老板手不狠而已。
居民分到手38%，其中有钱的居民再储蓄一部分（包括投资），而政府只有总财富1%的再分配。于是中国老百姓实际消费非常低。2007年仅占支出法GDP的35%。
2007年，居民消费占GDP的35%，资本形成占 42%。[9] 目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大部分是私人资本。[10]也就是说，私人资本在一次分配中至少拿走22%的财富。全部劳动者劳动分配与私人老板的资本分配（这里不包含老板拿的工资）之比是160比100。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劳动成果分配方式是劳625，资375。三七五，就是土改前减租减息时的地租水平。
这么高的“资本”收入比重才是问题的症结。
吴敬琏 先生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本应该能够依据事实和基本逻辑说话的。但现在的文章和发言越说越离谱了，已经到了不依靠颠倒事实，扭曲逻辑就无法立言的程度。这样看，群众离之而去的不是什么新左派，而是他自己。
[1] 中国生产力学会主编:《2005~2006﹕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12月﹐第88页。
[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1997/工业、国内贸易http://www.stats.gov.cn/ndsj/information/nj97/ml97.htm
[3] 以上关于价格和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年度数据/2007/国内贸易、价格指数/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4] 以上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年度数据/2007/国民经济核算/地区收入法生产总值构成、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国际数据/2008/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
[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年度数据/2008/财政
[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国际数据/2008/中央财政支出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8/
[9]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年度数据/2008/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10]《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显示﹐在二﹑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2008年国有﹑集体资本比重是36％﹐国内个人﹑港澳台和外商资本比重合计是39％。
附文：
《中国青年报》怎么变成了中外资本家的喉舌？
邋遢道人
看到中青报发表的一篇煽情的文章，题目是《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协方案 试图绕开利益集团》。文章开篇几段没什么内容，只是泛泛指责发改委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根源，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涨工资这样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中国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等到论述到发改委方案为什么有问题的部门，马脚就漏出来了。
中青报评论说，只有农民进城才能彻底消除收入差距，怎么实现呢？中青报说：“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你站在最繁华的大街上，不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大都市，数数那些富丽堂皇的大楼，不是属于政府部门，就是属于国有垄断企业，这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直观表现。”也就是说，中青报认为，农民进不了城，进了城就不了业，原因是国企垄断。
关于发改委文件的第二部分，中青报只是笼统地评论说是“治标不治本”。而关于提高工资性收入的第三部分，马脚就漏出来了。中青报认为这只对“行政垄断性质的体制内部门的幸运者”有效，“而对于那些工资水平由市场、由竞争、由供求来决定的开放的市场化部门来说，除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除了给他们一个高效严明的司法系统、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除了减轻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除了解除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的经济管制，除了向他们开放被行政垄断控制起来的经济领域，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提高呢？”
中青报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的元凶，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对行业的垄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挤占了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让老百姓无法就业。一方面是政府对私企管理过严，税收过重，私有权得不到保障。因此，国企从垄断行业中退出，多私企减税放权，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增加了，贫富分化就减轻了。
中青报这篇文章写得太专横，既不顾事实，有没有逻辑，但还颐指气使，好像得了什么尚方宝剑似地。
公有制企业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吗？
公有制企业（全民、集体）占经济的比重从80年代后期的90%，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60%，到2007年，公有制企业在GDP中，工业仅占20%，建筑业占27%，批零行业占25%（主要是石油），房地产业大约占10%（企业数占7%，实收资本占10%）农业和餐饮宾馆业基本为零。虽然公有制经济在金融、大部分交通（铁路、航空）和通讯占据垄断地位，但这些行业实现增加值占GDP不到10%。如果按各产业在GDP权重计算，公有制经济占全部经营性行业的20.1%。（以上数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这些数字表明两点：
首先，按照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提供的数字，中国80年代中后期基尼系数是0.25，九十年代中期达到0.43，2004年达到0.47。一些研究机构认为目前已经达到0.49左右。也就是说，数据显示：公有制经济占GDP份额与基尼系数高度相关，公有制经济比重越低，基尼系数就越高。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越高，基尼系数越高。
其次，公有制经济在实体经济中的份额已经很低，而且猬缩在几个孤立的行业中。垄断意味着“隔行”，与非公有制经济不形成竞争关系（除了前一段房地产）。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很小。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公有制企业利用垄断和权力（没行政权力）对非公有制经济从资源到市场进行侵害。即使中青报列举的出租车行业，绝大部分也是私营出租公司。如果说政府对出租车公司进入进行管制，那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做的，很多国家还更严厉。
因此，中青报只用数大楼的方法（而且数得不准，大部分摩天大楼是私营房地产开发的）来论证公有制经济是造成贫富分化的元凶是强词夺理。
最近主流学者、媒体一窝蜂地攻击国企在一些行业中形成垄断。几乎全部主流精英都对此发表完全相同的看法，甚至两会代表对此也一窝蜂地嚷嚷，大有不把国企从中国最后铲除不罢休的气势。而且还确实有效，不仅国企一个个小媳妇似的不敢吭气，政府也往后退，按照主流和媒体的意见同意开放一些行业。
贫道觉得，其实主流们的目的根本不在什么垄断。因为他们都清楚，能源、铁路、通讯从技术经济角度来说垄断社会效益才最高，而且几乎所有国家在这些部门都形成垄断。美国只有一家飞机制造厂，三家机车厂，一家国有铁路客运公司，而且金融危机后多数西方国家的金融政府是最大的控股人。一个小区8家电讯、5家天然气、9家自来水同时布线是不可能的。这些行业要么国家垄断，要么私人垄断。
是不是私人在这些行业中垄断了，企业规模扩大了，职工工资就发的多了呢？起码没有事实能证明会这样。全国工商总局对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年工资（其中私营企业含奖金和分红）进行了调查，数字如下：
100万元以下私营企业：人均年工资8118元
100-1000万元私营企业：人均年工资6847元
在人均劳保福利支出方面：
100万元以下企业：人均448元；
100-1000万元企业：人均509元
1000-1亿元以上企业：人均375元
也就是说，并无证据表明中国的私营企业会随着规模扩大给职工的工资福利会增加。
最严重的问题是，似乎现在全国人都在装糊涂，无论国务院还是发改委，无论媒体还是两会代表，包括老百姓，都不从法律角度来看待这股歪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白纸黑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说“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和主导力量，宪法文字对此一点没有含混的地方。即使可以从第六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段得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这句话丝毫没有可能概括出“只能国退民进不能国进民退”的意思，因为第六条指出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人们可以因为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对某一问题进行争论，可以依据不同理论进行说明。但宪法文字一切解释的终极裁判，依据宪法文字说明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是最终的依据。在两会提出“制止国进民退”的建议，虽然气很壮，但理不直。因为两会代表的基本职责就是“监督政府是否按照宪法办事”。同时，政府官员依照宪法原则来办事本是理直气壮的事情，竟然像小媳妇似地吞吞吐吐，好像不在理一样。李荣融既然是公有制资产的管家，还感到“委屈”！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念这一段宪法，然后说：“我是在护宪，你们违宪了，闭嘴吧！”发言就可以结束了。
文革以后评论文革期间的一句常用的话是：“那时政治气氛很不正常”。什么叫政治气氛不正常？就是大家都回避党章和宪法的内容，违宪的话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媒体和各种场合中大放厥词，反对者也不敢拿党章和宪法条例做武器。今天就让年轻人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政治气氛不正常”了！
那么，中国私营企业是否存在被垄断企业挤占发展空间呢？当然存在，但不是国企，而是外企！
按高粱在《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中的研究，工业中，三资企业约占全国企业数的22%；从业人员的30%，产值的32%，出口总额的57%。工业中外资成分的增速远高于国有经济。一般认为，外资在国家产业中的份额超过20％即为安全警戒线，即使扣除港澳台资本，外资在工业中的份额也达到了这一水平。
这些外企往往与私企处在同一行业中。由于外企资金充足，技术先进，因此很快在很多行业形成垄断，使私企难以存活。
一家大型超市出现，半径 一公里 的小商店只能关门。中国大型超市80%是外企，西方四大邮政快递占据了中国90%的市场。
在工业产值中，外企在纺织服装、鞋、帽占45.1%；皮革、羽、绒制品占50.2%；家具46.9%；文体用品61.2%；塑料制品39.5%；交通设备45.5%；通讯计算机84.0%；仪表办公用品62.8%。而洗衣粉的80%，化妆品的40%以上是外商独资。
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70％以上的份额；并拥有50%以上啤酒市场；13家最大的医药企业大多是外商控制；两大肉类企业双汇和雨润是高盛控股；电池和感光材料基本由外商控制；外资控制2/3的自行车和橡胶、80%的电梯、前5家最大的玻璃企业是外商控制，前五家最大的水泥企业4家是外资控制。
装备行业外商也占据了优势位置。这些年来通过收购活动，大量大型骨干装备行业被外企收购。随着包括轴承、电机、工程机械、变电器、工业锅炉、农机等很多大型国企被收购，行业中外资所占份额越来越多。
油料行业主要企业是外资，而且外资正向粮食加工储存领域延伸。肥料、种子就不说了。
所有以上行业全部是放开的，国企在这些行业是一点没往前进，都是毫不设防地大踏步后退。
实际上，现在的局面是“公退私进”，“国退外进”，侵占中国私企市场和资源的完全是同行业竞争的外资企业，碍垄断行业里活着的国企什么事嘛！其实，所有私企也都明白这个道理，贫道一个朋友是云南某牙膏和化妆品私企的华北代表，发牢骚都是对着外企（目前已经被法国一家企业吞并）。这一点稍微与私企老板们交流一下就很明白。贫道不相信这些主流学者们，媒体记者们竟然一点不清楚！不是不清楚，是装糊涂！贫道还不相信，国务院的头头们也竟然一点不清楚，对这种指鹿为马的把戏一点看不透！不是看不透，是装糊涂！
外资进入中国确实使中国产品等级提高了，初期也提高了中国工业化进度。但是，所谓FDI（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就分两种，一种是建厂投资，一种是收购。从90年代中期到2002年，外商建厂投资占FDI总值始终在98-95%之间徘徊。但新世纪后中国制造业基本饱和，外商产业布局也基本结束，到2003年外商用以收购的FDI达到7.1%，2004年暴增到57.4%，2005年又高攀到64.4%。到现在，70%以上的FDI是用来收购中国企业的。今天所谓引进外资，已经不具备扩大投资，提高产出，增加就业的意义。因为产权变换与此无关。今天的外商投资完全是在“收购中国”，没别的意思。
所谓贫富差距问题，本来一般人心里都清楚，是因为劳动者报酬给低了，资本拿走的多了，政府拿走的多了。贫富差距一定不会是部分劳动者收入高了形成的。国企职工工资福利高，是他们该拿的。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拿得少，是老板给的少，不是国企职工从私企职工手里拿走了。恐怕没有一个私企职工认为是国企职工剥削了他们，因为他们很少在一个行业。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在媒体和精英们的忽悠下，竟然变成是国企的存在造成私企打工者收入低的原因，引导人把火撒在国企身上——关键领导们还都信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出现这么严重的贫富差距呢？看看数字就知道了。
所谓贫穷，一个是收入低，一个是消费低。其中消费低才真正显示出普通人生活情况。
首先，中国居民消费比重很低。2007年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的35.4%。而一般新兴市场国家为50-55%左右，西方国家达到55-60%，美国为70%，中国的两倍。为什么消费低了呢？直接原因是支出法GDP中“资本形成”太高了，同时“净出口”太高了。当然，政府消费也一直不低，但这个数字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净出口和资本形成。资本形成来自投资，只有有钱人才有剩余的钱来投资。因此资本形成越高，说明有钱人的多余的钱越多。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2001年中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总消费的份额只有4.7%，占人口20%最富裕人口消费了50%。而以贫民窟著名的印度，最贫困20%群体消费还有8.1%！
有人会认为投资就是储蓄，不见得都是老板的，很多来自贷款，也就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真的有钱储蓄吗？
中国最大一部分群体是农民。2007年，7.275亿农民平均现金收入4958.4元，现金支出4533.1元，总计储蓄3094亿元。其中收入最高的20%，1.445亿农民人均储蓄2750.2元，累计储蓄3974亿元。也就是说其余80%，总计5.82亿农民人均储蓄是负数。收入最低的20%农民现金收入1891元，支出2573元，储蓄率为-36%。5.82亿农民是负储蓄，加上5%的城镇居民也是负储蓄。中国接近一半人负储蓄，是借钱生活的。因此，贫道判断储蓄是富人事情，投资来自老板 和 夫人的钱，一点不是瞎说的。
消费份额低通常是收入低。那么中国劳动者报酬是不是低呢？所谓低，就是在财富蛋糕中切的少，并不是与美国人比绝对值。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份额为39.7%，由于2009年资本投入比重更大，现在这个数应该只有38%左右。目前欧盟是48%，日本是52%，加拿大51%，美国57%。贫道挑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基尼系数低——我们在谈收入差距问题。
收入法属于一次分配，财富分配有三家，一家是劳动者，一家是财政，一家是资本。中国税收（减退税等）主要来自营业税，因此比例偏高，大约一直在14%左右（财政总收入占20%左右）。西方税收主要来自所得税，营业税（减退税补贴等）一般不到10%（但中央财政收入达到平均28%）。中国与这些国家在一次分配中，扣除政府所得，比重大约是这样的：
中国：45比55
欧盟：54比46
日本：57比43
美国：61比39
也就是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在一次分配中比中国更接近“按劳分配”，中国更接近“按资分配”。资本拿走的多，储蓄就多，投资就多，资本形成就多。劳动拿走的少，就没钱储蓄，就算都花了，消费总量就小。
这才是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源！
当然，事情并不能全怪资本。如果注意贫道前面的数据，会发现有个奇怪现象：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40%，消费占35%，欧盟劳动者报酬占48%，消费却占55-60%。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多，消费少，欧盟收入多，但消费更多。他们多出的消费哪里来的？
很简单，一是双方征税方式不同。中国是从经营环节征税，对象是企业（虽然企业是老板的，但还是不同）；西方征税主要是一次分配后的收入，而且是累进税，基本是从“资本收益”中硬挖出一大块。西方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GDP平均28%，一次分配只有不到10%，也就是18%的税是一次分配后搞来的。由于累进制征税，大部分税是富人缴纳的，因此这18%中政府从“资本收益”中再挖走部分高于一半。也意味着资本收益从原来的40%左右，下降到30%以下。福利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中国为10%，北美为40%，欧洲50-60%，德国达到70%。也就是说，中国只能拿出1%的GDP进行再分配，西方达到17-21%。这就是低基尼系数国家为什么实际消费比收入还高。
概括来说，由于中国在一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得明显低于资本所得，没能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二次分配中又缺少从资本所得中进行调整的手段和力度。这才是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中青报竟然在发改委第四部分中攻击用所得税调整，简直是昏了头！
说实话，贫道并不认为现在的央企就是货真价实的“全民企业”。一是因为中国的央企不分给老百姓分利润。瑞典政府收入中近70%用于福利，瑞典央企每年50%利润交国家，因此瑞典央企利润35%实际是成为居民福利的。中国中央财政支出只有10%用于福利，就算交了也没作用；二是央企头头工资过高，还往往是高干亲戚，即使说不上什么“四大家族”经营，但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有点像的。但是贫道照样维护国企和央企，因为只要是国有的，改起来就容易。你变动一下私企的分配试试！
一个共产党办的报纸，张嘴就违反党章和宪法。放着明明白白的道理不说，偏偏编造事实指鹿为马。明明是共产党的喉舌，却为外国资本家掩盖劣迹，为中国资本家张目。
这世道没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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