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抗议年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2011年正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拐点。这一年中，有两件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首先是阿拉伯国家持续的抗议运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的更迭，并没有给充满暴力的街头抗议画上句号。推翻了穆巴拉克的埃及，血腥的暴力冲突死灰复燃；叙利亚的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而也门的萨利赫政权已摇摇欲坠。其次是抗议运动的全球化，继“阿拉伯之春”后，传统上十分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街头抗议传染。继英国的街头暴乱之后，“占领华尔街”点燃了美国的抗议运动，波及全美乃至欧洲。为什么发展程度极不相同、社会政治文化也极不相同的国家，竟会同时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这当中有没有共同的根源？
对中东、欧美各国街头抗议运动的分析很多，大多将原因归结于贫富分化和政治意识的觉醒。贫富悬殊、政治腐败固然是这场全球性抗议的大背景，但在很多国家，这两大痼疾都由来已久。笔者以为，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分裂，而这正是全球化的结果。更具体地说，当前全世界抗议四起的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上世纪末，两位德国记者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通过大量采访，写了一本书，名为《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深刻描绘了全球化图景以及其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在此书出版10年后，全球化引发的许多世界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新问题则不断产生。苏联和东欧阵营崩溃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全球迅速陷入了两极化陷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既有鸿沟进一步扩大；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两极化的程度也迅速加剧。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与欧美各国的“占领行动”，正是这种全球化的产物。
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街头抗议反映的往往是社会的深度分裂。无论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还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平民大众对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的反抗。要理解2011年全球性的抗议运动，首先需要理解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为何会出现分裂？民众和精英之间的差距为何越来越大？
高歌猛进的全球化
很难否认，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总是难以走出一个困境：经济发展和资本利润平均化，持续推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导致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涨。社会生活水平的上升本来是分配公平化的契机，但资本自然会催生通货膨胀来抵消劳动成本的增加，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则会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在冷战结束前，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交替中发展。
冷战结束后，原苏东各国，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解决上述困境的出路。为了最大限度的盈利，发达国家资本不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制造业迁移与资本输出的模式，避开了发达国家常见的要素成本上涨、环保标准、工人运动、福利制度等不利因素，使资本获利的空间大大提高。
从表面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似乎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双赢。发达国家的资本完成了最佳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配置；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方式，同时增加了就业。分析西方国家和东亚尤其是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双赢的过程。30年来，西方国家很少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中国迅速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如果再进一步扩展到国际关系和秩序，似乎也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参与全球化的各国出于共同的利益，都致力于稳定并改进目前的国际秩序，这在近代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更遑论在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
全球化刺激产业转移
但是，这远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如果看全球整体经济，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确实获得了双赢的机会，但也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挑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背反，是因为当前的全球化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导的。
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来说，为了获取最佳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配置，把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逐利过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承接西方国家转移出的制造业。这涉及到劳动力及土地价格、国民教育程度、劳动力技术水平、政府工作效率、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传统等等相关因素。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只有东亚，包括中国，以及部分中南美洲的少数国家不同程度地承接了西方国家转移出的制造业，从而基本完成或接近完成了工业化转型。而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包括中东阿拉伯国家和整个非洲、中南美洲大部分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并没有完成自身的工业化。这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主要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而存在。东亚和中南美洲、中东及非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差异在于，东亚诸国出口的几乎都是工业制成品，而后者出口的工业产品只占很小部分，特别是中东和非洲国家，基本上是靠资源出口来维系国家经济。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依赖资源出口，经济上就很难有竞争力，并且会造成国民的竞争能力低下，以及严重的社会分化。历史证明，既然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出口资源获得财富，就很难有动力从事制造业，这是当今一些资源出口国难以完成工业化的原因。同时，由于资源以及出口通常被政府或寡头掌握，资源换来的财富在国内的分配常常是通过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大部分国民渐渐沦为食息阶层，这和制造业国家的工人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报酬有很大区别。所以，许多资源出口国往往陷入相似的困境，即普通民众的劳动技能低下、工业化进程迟迟无法完成、资源性财富分配不公。今年以来，一系列的街头抗议出现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并非偶然。
从全球产业链看，许多发展中国家沦为资源出口国，归根结蒂是因为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来说，其目的是获得最低价格的资源，所以如何跟掌握资源的政府或寡头合作最为重要，而资源出口国本身的工业化发展并不在发达国家资本的考虑之列，这与西方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有很大区别。环顾当今世界，依赖资源出口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富悬殊严重、社会冲突激烈，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东亚各国则相对稳定。只要全球化模式仍由发达国家资本主导，资源出口国就很难完成工业化转型，社会将继续在两极分化中动荡。
当然，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并非没有问题。承接了西方发达国家转移的低附加值制造业，也就同时承接了环境污染和劳资冲突。但是，这种困境是一种发展中的困境，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会造就大量技术工人，提高国民素质，最终完成西方国家当年工业化的道路，亚洲四小龙的相对成功证明了这一点，而这种成功在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很难看到。
中产阶级的困境与抗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全球化虽由西方国家的资本主导，但西方国家自身却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化过程中走向衰落。从表面看，全球化似乎是一个有利于西方的一边倒过程。通过获得全球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西方资本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从全球获得了高额利润。但是，这种依靠资本在海外盈利的方式彻底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整个社会陷入严重分裂，这跟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在两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是殊途同归。“占领华尔街”和街头抗议在西方国家蔓延，这是根本原因。
“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是“我们是99%”，按照组织者的说法，这个99%和1%之比主要是指财富分配的不公。事实也确实如此，按照最新一期《福布斯》杂志（2011年第11期）的说法，全美0.1%富人的资本所得占全国资本所得的一半。在富人越来越富的同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开始急剧减少。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11月20日的报道，亚特兰大郊区的福西斯县，当地家庭平均年收入8.8万美元，在佐治亚州名列第一，在全美排第十三位。但现在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储蓄已经用光，住房已经被法庭拍卖，或者正进入拍卖程序。一些居民甚至难以维持每日三餐，许多中产阶级开始沦为新贫困者，不得不到救济处领取救济食物。
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急剧萎缩？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贫富分化？示威者把问题归结为分配不公。但是，究竟在哪里有不公？示威者说得并不清楚。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市场经济，普通人的收入主要由市场决定，那么市场分配的不公又从何体现呢？其实，与其把美国的贫富分化归咎于分配不公，不如追溯到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从根本上说，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是全球化过程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已经陷入“发达国家陷阱”，或者说患了难以治愈的“富贵病”。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学界十分注意“中等收入陷阱”或“拉美陷阱”。其实，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陷阱”，或者说发达国家的“富贵病”。“发达国家陷阱”有两个紧密相关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产业空心化”和“国民竞争能力两极化”，而贫富的两极化不过是这两个特征的结果。
如上所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一个由西方资本主导，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和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的过程。由于世界各国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这种产业链的转移最终将导致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如果仅仅从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经济指标来看，这种“产业空心化”并不是什么坏事。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业的研究、开发、设计的高端工作以及产品最终销售的控制权仍然由本土资本掌握，“产业空心化”不过就是把产业链中的“脏、累、苦、贱”的环节转移出去，产品的绝大部分利润仍然被西方资本所控制，这对西方发达国家有什么危害呢？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造业外移远非只是劳动力成本下降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和质量、大多数国民的竞争能力，以及社会的有效需求。当英国和美国作为世界工厂时，其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能力是最强的，而且国民的有效消费需求也是最强的。制造业以及相关产业中的技术工人不仅创造产品，同时也创造消费。以美国为例，正式就业的普通蓝领技术工人，收入要比零售服务业的工人高四五倍或者更多。随着制造业的空心化，美国技术工人数量开始急剧萎缩，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转移到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务业。由于技术工人数量的急剧减少，美国服务业中的一些具有技术性的高收入工作，也开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GDP占比一般都超过了70%，而美国超过了75%。许多学者常常把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增加看成是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这种观点其实过于简单化。第三产业归根到底要依赖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过高容易导致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萎缩，中产阶级人数锐减，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下降。
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许多技术工作的转移，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导致“竞争能力两极化”的现象，其中又以美国最为典型：金融、研发、设计领域少数最优秀的社会精英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向上攀登，攫取了全球市场中的大量财富；而制造业和服务业技术部门中的中产阶级则由于丧失工作而向下沦落，不得不进入低技能的零售服务业。结果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少，竞争能力越来越差。所以尽管在总体上，发达国家的财富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集中在人数极少的精英手中，广大低技能的服务业与这种来自全球市场的高额利润基本无关。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国民生产技能两极化，而国民生产技能的两极化则导致财富收入的两极化，最后财富的两极化引发社会分裂和抗议。这就是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发达国家陷阱”。
中国须防“发达国家陷阱”
迄今为止，西方国家对“发达国家陷阱”通常采用两种遏制措施，但其实都是饮鸩止渴，治标而不治本。面对制造业外移，国民生产技能下降、中产阶级锐减的困境，欧洲国家通常采取国家干预的福利政策，尽可能用高福利来缓解中下阶层的不满，但福利国家模式不可避免会导致高税收以及竞争力下降。而结果就是，作为近代工业革命和文明起源地的欧洲，逐渐变成“富贵的懒人社会”。面对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欧洲的福利国家破产是迟早的事。与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不同，美国主要是听任市场的自发规律完成资源配置，以此来解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即居于社会顶部的富豪阶层通过华尔街的金融产品向消费能力不足的中下阶层放债，包括放任具有高利贷性质的信用消费。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富人向穷人放债的模式能够暂时提高全社会的消费能力。但长期而言，缺乏谋生技能、缺乏有效工作机会的中下层民众被债务压垮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由此可以看出，由发达国家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是全球两极化的始作俑者，也是当今各国抗议运动的根源。资本在全球不受制约的逐利，不仅造成了世界体系中穷国和富国的两极化，同时也刺激了上述各国社会内部的两极化。2011年抗议民众席卷中东、欧美各国的街头，正是普通民众对社会两极化的反抗。如果发达国家不改变目前的全球化模式，世界将持续动荡不安。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把握了历史机遇，因此成为世界工厂。但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中国“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已初露端倪。温州实体经济陷入经营困境，以及民间资本的高利贷化，正是对产业空心化的警示。如果听任市场的自发规律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就会步温州的后尘。若果真如此，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也会提前遭遇“发达国家陷阱”。要避免这种未老先衰、未富先败的结局，政府就必须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必须对宏观经济结构采取有力调控。只有政府的坚强调控，才能保证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撑起强大的中产阶级，提供充足的有效需求，从而避免社会分化、危机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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