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逻辑”的逻辑——与张维迎教授商榷

   [内容提要]自由市场主义囿限于固有的价值定位，以直线式逻辑演绎唱衰中国社会现实蕴涵，遮蔽市场经济的深刻社会内含和复杂内在结构，超逻辑建构市场的逻辑，非理性迷信市场的理性，不是制作一个更适合现实世界的模式，而是让现实世界更适合它的模式，为此不惜借助于形而上的工具逻辑伪证自由市场万能以证伪公有制市场经济命题。超越其狭隘视阈、价值偏见和思维定式，赋予市场经济既有的时序空间依托，将其置于社会发展一般趋势坐标辩证地思考，中国市场经济典型化运行背后透射出非典型性的鲜明制度特质，30年改革实践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的证实而非证伪。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留给了世人一个血的教训：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自由落体，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的信仰也如同自由落体一样迅速坠落。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适逢金融海啸逐渐退潮之际，张维迎教授推出了经济学新作《市场的逻辑》（以下简称张著），衬以逻辑和理性的华丽外表，并勾勒了一种充满诱惑的完美无瑕自由市场体制。惶恐拜读后却发现，其中最真实的逻辑其实就是一种虔心皈依自由市场宗教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宗教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和宗教的逻辑是一样的。”

   一、“价值无涉”的虚设

   “由于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引者注）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
   在自由市场主义的信仰世界里，永恒的自然秩序是：经济社会的一切皆处在严格的逻辑秩序中沿着有序的、稳定的、确定的轨迹合乎逻辑和理性地运动着。原子式个体——“经济人”严格按照“理性原则”合目的性地选择行动，由此演绎出种种具体行为图式以及这些行动的社会总和所导致的一般社会状态和整体图景：
   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追求社会的好处效果还要大。……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市场经济是一个普惠大众的经济。
   表面源自亚当•斯密实则渊于贝•德•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命题被演绎到了极致，“经济人”假设和由这一假设导出的其他假设以及建立在这些假设上的理论假说成为其心目中神圣不容亵渎的圣经。自然而然地，市场经济并非历史的规定，亦非特定时代和关系的需要和表现，而是永恒的神的旨意和绝对理性——它是从自然的人类本性引申出来的，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然而，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批评的，在经济学研究中，有些假设被奉为圭臬，并深深植根于人们思维深处，以至于没人意识到那仅仅只是个假设。于是，形而上的理论预设反被当作证明结论的论据，在理性“经济人”先生的利益驱动下，本该是一门科学的经济学沦为了自我循环论证的知识游戏，变成了一坨可任意捏来捏去的泥巴——想要什么样的形状取决于怎么去捏弄，反之亦然。
   列宁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市场经济究竟是不是一种平等普惠的经济，并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作为抽象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本身无“资”、“社”之别，但绝不意味着它是一种脱离特定时空环境和独立于社会整体结构的纯技术性存在，可在不同制度环境下随心所欲地挪来移去。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总是嵌于一定的具体社会形态中的，与不同社会制度结合必然导致不同的市场经济类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若是前者，有足够理由对其平等普惠性保持乐观预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致力于将建立在私有制条件下经济主体个人私利起点上的市场经济升华为建立在公有制度条件下符合普罗大众整体利益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点在于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基础和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若是后者，亦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证据确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等普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然而张著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相反却着力描绘了一种超制度、超历史、超越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抽象市场经济。在这种超越一切立场的“价值中立”和“纯粹理性”的“逻辑”引领下，在接下来的思维行程中，如果我们不愿意堕入最不可饶恕的异教，那就只好干脆接受它的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学说。
   这种抽离制度和历史界标的“市场的逻辑”不免让人联想到鸬鹚和渔者之间因我幸福而你快乐的和谐画面，就像马克思形容的，市场“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在“市场的逻辑”里，市场中的人（劳动者）和鸬鹚并无二致，而平等普惠的市场无非就是拴在鸬鹚咽喉皮囊下的皮条草而已！当渔者绽开胜利者的资本嘴脸时，鸬鹚们却为了得到更多恩赐，互相啄来啄去，啄个遍体鳞伤。于是，剧中人面貌开始悄悄发生某些变化，市场（竞争）展现出一张“美杜莎的怪脸”：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诚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
   明明是真实的谎言，却又竭力证实谎言的真实。索罗坦承，所有经济学研究皆与研究者价值立场密切相关，“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难以掩饰的倾向性，与无法抹去的教条性，从其著述中，不难看出：在“价值无涉”的遮羞布下，却直接或隐含地站在西方世界一边宣扬着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宣称站在公共理性的立场上，却时不时地宣泄着市场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在市场乌托邦信念的支配下，褊狭而固执地拜倒在自由市场的石榴裙下，并将其臆想成为中国自我救赎的唯一前途：
   自由市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率的体制。……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如果我们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
   市场的中国传教士，将普通话中的上帝暗中赋予了其倾心赞赏的完美无瑕的自由市场，以期接榫于其心目中万能的主，并发誓背书虚无的期票，允诺我们兑换成天堂的入场券。这束采摘自“市场的逻辑”玫瑰园的自我颂辞之花，在网络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容易被放大十倍百倍。这首赞美诗已足以让人产生某些怀疑：这是位经济学家呢，还是位……圣人？硬把自己诠释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和公共理性的代言人，陷入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体制逻辑陷阱却不自知，人为地拔高理论的普释（适）性而难自抑。分析问题时，完全“沉迷于一个完美的无冲突的市场体制幻境中”，对市场经济与中国既有体制的内在关联性视而不见，遮蔽市场经济的深刻社会内含和复杂内在结构，将当下中国错综复杂的问题硬塞入新自由主义的论述框架加以简单化、浪漫化的处理。醉心于用理论来修裁现实，削足适履的结果就是“逻辑”的空间凌越与“理性”的时序紊乱。正因为此，尽管一再突出强调逻辑和理性，从中却并不难发现其逻辑思维的经常性缺位、价值诉求的习惯性越位以及理论模型与经验事实的严重错位。
   由于分析问题的思维进程导航于先天的、特定的、在其心目中不言而喻的价值定位，而其价值倾向严格拒斥于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现实，同时却又把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现实趋向看作是反市场运行的结果。思想上单薄浮泛的多次混乱转向，不但使“市场的逻辑”保持逻辑一致性和自洽性的难度大大加大，也使其在努力批判性地发现中国问题的同时，丧失了批判的有效性，“这种荒谬的信条若非迎合了媒体编辑和富人的偏见，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为给这种苍白的说教着色，张著加大了感情渲染的力度：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由于人们的无知，……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
   感性替代理性，直觉僭越逻辑。这种情绪性反应究竟是出于学术自信还是情感自恋？张著并不讳言其思想承袭奥地利学派，奥地利经济学被其推崇为“最具说服力的市场经济理论”，并被赋予了超时空的逻辑穿透力和理论解释力。但问题在于，“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发端于西方的主流市场理论本身并非公理化体系，仅靠简单的逻辑推演亦根本无法断定其科学性。为避免“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再强大的理论内含都必须自觉接受经验事实的进一步检验，“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中孕育出来的，由此推及，任何关乎市场的思想演绎都必须首先将其置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进程和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坐标中，以社会运动决定理论轨迹而非以理论假说描刻社会发展，以现实来校矫理论而非以理论来裁剪现实。在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行程中，始终以现实社会为最大公理性前提，一如马克思所说：“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唯有如是，方有可能科学地解释中国市场经济从何而来、现置何处、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当经济学家从固有的价值偏见出发一味去伸张自己的诉求而忽略其存在的褊狭性、简单性，滤掉中国社会既有的时序空间依托，蠢空中国社会的现实蕴涵，超逻辑地建构市场的逻辑，非理性地相信市场的理性，妄想强迫人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作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这难道不是在回避历史对现实的严峻挑战吗？横移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时，不对理论移借的审慎性以及理论嫁接的“适应性误差”予以足够重视，漠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不是制作一个更加适应现实世界的模式，而是想让现实世界更加适合它的模式，严重偏离科学关于确认产生被观察事件一般模式深层结构和基本因果力量的轨道，“单凭……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二、形而上的工具逻辑主义方法论

   经济学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它在描述经济学家的行为方面比它的其他用途要管用得多。市场传教士和基督徒的区别在于：基督徒只知道罗格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市场传教士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随心所欲地驾驭本身毫无价值但却颇能彰显价值取向的工具逻辑，为趋向预设结论不惜将“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并给自己提出了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一欸思想演绎路向和理论体系结构遭遇现实拷问而陷进了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时，我们的大逻辑学家就开始兜圈子——被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又从窗户偷偷溜进来了：
   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只在过去的250年里出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只在过去的30年里出现？……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
   库茨涅兹说，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可以防止有些经济学家不去注意他们的理论总结对特定历史条件的依赖性。根据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帕金斯的保守计算，新中国第一个30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4％，不仅不比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慢，而且还明显地快于西方国家，“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可是，当时中国实行的却是计划经济，这该作何解呢？费希尔和唐布什认为，二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内，苏联的增长虽然没有日本快，但比美国快。萨缪尔森也承认，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经济的增长比当时北美和西欧市场经济体的长期趋势都更为迅速。为什么当时计划经济国家比起市场经济国家不仅不慢反而更快呢？从更宏阔的历史视野考察，市场经济的诞生历史是与分工紧密联系的，“（市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换言之，市场经济是在生产结构的变迁中形成和发展的，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生产“奇迹”的秘密恐怕也只能从与之相契合的社会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答案。无心叩问历史，却有意规范未来——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浓厚的经济学家显然对经济学之外的历史学科缺乏最起码的敬意：一面标榜“用个别案例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另一面却策略性地模糊和省略掉一些真实性十分明显的论据，为趋向于预定好的结论，不惜将历史掐头去尾，开膛破肚，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地进行偏好式推理和选择性论证。如此严于律人，宽于待己，如何以逻辑的力量来征服人呢？
   经济学家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在他看来，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计划是人为的，市场是天然的；公有制是人为的，私有制是天然的；社会主义是人为的，资本主义是天然的……为服从于这种论证的需要，“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被偷篡成了“思想从哪里开始，历史也得从哪里开始”。植根于“私有制千秋万代”的理论虚设层面，来确立其核心基调并由此来展开程式化的逻辑叙述，进而自我循环求解出自由市场特殊＝市场经济一般的“最优解”构造，成为贯穿于其思想连续集的一个稳定性偏好——所求的最优解注定从开始就是其最偏好的，结果序实则是其偏好序的体现：
   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唯有在私人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率地运作！因此，市场经济体系要成功建立，民营化不可避免。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民营化将继续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与速度加速进行，……等他们（国有企业）都民营化之后，可以想象中国经济会焕发出怎样的潜力。
   挂着市场化的羊头，卖着私有化的狗肉——在市场传教士看来，私有化逻辑将会自动“创世纪”。马克思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市场的逻辑”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消灭私有制”。这种为私有化辩护的企图常常被寄托于经济分析中，当程式化推演的“逻辑刚性”遭遇经济活动“逻辑弹性”的现实制约，这种为了私有制而存在的“私经济学”就一刻也不愿意忠实于它的逻辑和理性了，虚拟的内在逻辑和真实的私有化情结便暴露无遗了：国有企业效益差是“源于国有制的本性”，效益好则是“靠垄断赚钱”；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竞争是“与市场不相容的有力证据”，参与竞争则是“与民争利”；“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成就，“国进民退”则是“要警惕的改革倒退”。总之，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赋以私有制以形而下的技术肯定，却给予公有制以形而上的价值苛求；卸脱私有企业的价值负担，却让国有企业背负沉重的道德赤字。非对称的复合标准不但将“私优公劣”的解释权全部揽归己有，并且顺手将我们推入了“公私势不两立”的单项选择境地中。
   理论分析循沿简单性原则本无可厚非，然简单性思维就值得商榷了。以国企必然低效论为切入点进而判定“公有制＝低效率、私有制＝高效率”是支撑其私有化逻辑最深层的理论根据。但这一论据既乏理论说服力，更缺有效的数据支持。进一步讲，效率其实是一个复杂性概念——既有资本效率又有劳动效率，既有微观效率也有宏观效率，既有短期效率又有长期效率，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率，既有显性效率，也有隐性效率——这种复杂性使任何关于国（私）企效率必定低（高）的论断显得武断而简单。更进一步讲，判断所有制效率须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前提，脱离生产力条件约束，把由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微观主体经营状况差异简单地归因于公有制或私有制，抽象地判断所有制效率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伪证自由市场经济以证伪公有制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捆绑兜售，以所谓效率观点为私有化开辟道路注定是行不通的。对此，科斯明智地承认，西方经济理论是“以私有制度已经存在为假定前提，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唯一前提的结论。……但历史并未证伪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非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然而在形而上学者的工具逻辑思维框子里，它却被看作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是一切理论运动和思想演绎的火车头。张著中的全部经济行囊就在这个天命的火车头拖动下，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且越行越远：
   我做过一个统计，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
   从经济直觉上升到经济理论须经受内在逻辑统一性和外在经验事实一致性双重检验，一致性的表达绝非纯粹形式逻辑或理论模型意义上的自圆其说，“在此之后”≠“由此之故”，公鸡鸣与太阳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证实不了二者的非伪关系。满足于把种种判断和推理的形式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非但无法确证事物间真实的因果联系，也根本无助于求解经济表象背后的复杂结构和深层源码，就如列宁所说，“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在张著中关于收入差距函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里，既有政府、国企，也有市场、城乡区域结构等，但是唯独资本这个主体和最重要的变量被忽略掉了，“就像是谈论莎士比亚的戏剧而遗漏了哈姆雷特一样”。“国富民穷”观点在现实语境中固然更易哗众取宠，然经济学毕竟不是娱乐圈：以政府财政收支为例，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10）和IMF （2008）数据，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仅排世界第105位，2009年中国人均税负（25.4％）不仅远低于IMF所列的24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税负（45.3％），也低于29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平均税负（35.5％）。另据财政部数据，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合计达到59601.82亿元，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2／3。
   扣除折旧和非直接税后，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是：GDP＝广义工资＋广义资本收益。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1980－2005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约20％，而从1978－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另据世界银行和CEIC数据计算，1995－2001年，中国企业单位产品工资含量持续下降和单位产品利润含量持续上升呈明显加速态势，这段时间，恰是国企快速民营化的时期。显然，在GDP蛋糕的切割中，劳动和资本分配的过度不公导致了收入从劳动向资本加速转移，V和M呈现出明显的剪刀差状，贫富差距主要体现为“资富劳穷”而非“国富民穷”。马克思说：“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追根究底，“资富劳穷”形成的主因在于所有制变革过程中，伴随着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下资本的快速积累造成了社会共享机制的断裂——绝对富裕和相对贫困并行，全部秘密的关键就在这里。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当前分配不公和财富差别悬殊是过度剥削的结果，其制度根源是引导和监管不足的资本私有制。

   三、市场的中国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的证实而非证伪

   把市场经济视为超历史的先验的自然现象，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工具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据此观点，市场经济不是历史创造的，而是创造历史的；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生产的前提；不是生产方式的规定，而是自然人性的生成。其核心逻辑是：私有化是人性的自然展现，自由化是天赋人权的具体化，去政府化是平等正义的表征……，抽离历史和现实界标的抽象市场经济范畴成了解构一切社会制度的万能钥匙。将这一逻辑链条延展开来就是：中国改革成功之处在于实行了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不足之处在于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最后，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存在着私有化的迫切需要；……存在着自由化的迫切需要；……存在着非调控化的迫切需要”，政策主张则是“要把市场化进行到底”，彻底私有化国有企业，彻底消除政府干预，彻底克隆西式政体，等等。其逻辑演绎路向严格拒斥于除其自身思想体系内部逻辑中衍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纯粹直线式逻辑运动在确保思维形式必然性的同时却不幸导致了思维内容的或然性——实践证明：如同瘟疫一般，这股思潮“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那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甚至成为重灾区。”——理想越丰满，现实越骨感。虚弱的逻辑被偷兑成经验的可行性来追求，理想的规定总是难免堕为虚妄的乌托邦。我们真的需要在这种屡战屡败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又一场高成本实验吗？
   马克思主义是不屑于这种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的。马克思说：“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深刻的国情特性为依托的，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线和灵魂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结合将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现实逻辑紧紧植根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沃土中，30余年实践昭示了这种结合的巨大奇迹。对此，学术界不同的理论符码给出了迥然甚至对立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逻辑演绎的现实中国版本。因此，对中国奇迹的科学解读，首先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回归这种逻辑本身。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由商品经济世界里最普通的商品析出商品二因素，由商品二因素析出劳动二重性，由劳动二重性而析出生产私人性和生产社会性矛盾。他以“社会经济人”假设为视角，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为参照系，以科学抽象法和矛盾分析法等为分析工具，科学地推演出一幅私有制市场经济运行的辩证图景：生产私人性和社会性矛盾在不同时序空间和制度环境下取得了不同的转化形式。在资本主导的世界中，它充分展现为资本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分裂，并具体外化为生产、消费分裂及宏、微观经济分裂。这一思维行程不仅具有内在逻辑的高度自恰性，且与当时社会实践历程具有根本的外在一致性。运用逻辑逆推和整体方法论原则，将这一分析的历史逻辑基础——私有制抽去，代之以公有制，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协调发展自觉实现的制度缺失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自我弥补和修复，而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场悖谬和社会分裂也将在公有制下得以制度性消解和修正。进一步说，由于社会化本质使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其实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能获取的最先进的经济形式。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世情外围参照，以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时序空间依托，以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为内在自觉规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程：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公有制主体型的多层次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规定着市场化的方向、道路及选择边界；在分配制度上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样性分配方式，效率与公平两翼正和相促而非零和博弈；在宏观调控上，国家调控是市场运行的内在要素而非外生变量，政府和市场水乳交融而非水火不容。这种超越公／私、效率／公平、政府／市场二元对立的经济制度安排赋予自我游刃有余的制度创新空间和进退自如的国家弹性能力，中国市场经济典型化运行背后透射出非典型性的鲜明制度特质，其独特品质在于既凸现了公有制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性，又消解了传统公有制和自由市场的痼疾，从而不断地释放出生产力的潜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内部和外部的整体效益。”30年改革图景确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结构上相互调适，在功能上相互匹配，在机理上相互生成，在性质上相互溶合。微观层面上，催育了一大批融入市场经济、注入现代企业制度要素、微观和宏观效益俱佳、国际国内竞争力较强、富有创新性和生命力的“新国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经历了一个从“不证自明”到“主动求证”再到“越证越明”的过程；宏观层面上，政府主导和增进市场的制度定位，既规避了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环境下私人决策的负外部性及其衍生的市场缺陷，也绕开了转型国家不确定制度环境下激发更大规模市场失灵的陷阱，更确保了宏观经济高位平稳运行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特别地，在金融危机中，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制度表现出相当高的应对能力，无论在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方面还是在应对危机所使用的方式方面。”在庞大的国有经济体支撑下，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利益主体保持了相对一致的利益目标函数，资源配置在国家战略意识和市场竞争之间寻找到有效契合点，国有经济特别是央企及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动配合为财政货币政策提供了有效微观通道和快速传递机制，政府得以运用金融和经济杠杆，躲过弗雷德陷阱，使宏观意图快速通达微观领域，最终从巨大的危机旋涡中全身而退。当西方国家在市场失灵（金融危机）和政府失灵（财政危机）的恶性循环中左支右绌，在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泥沼里进退两难时，金融、债务危机中独领风骚的中国经济其实在无意中彰显了一个深层事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已淬历了实践探索——理论论证——实践检验的本质跃迁，市场的“中国逻辑”也顺利通过了内在逻辑自恰性及其与经验实践外在一致性的双重验收。
   体制转型是一场经济大改组和社会大变革，必然是在矛盾中展开。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产权制度不健全，市场秩序混乱，政府职能转变迟滞，寻租现象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科技、文教、卫生及社保体制缺失等。从现象层面看，成因错综复杂：既有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以资源要素市场、资本金融市场尤为突出；亦有泛市场化的问题，如教育、医疗、房地产等市场化泛滥的负效应。过分肯定或否定市场化看似对立，实则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从本质层面上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一些具体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更有机地结合的问题，现阶段出现的种种问题其实是全面改革尚未到位造成的体制、机制性缺损，致使诸多矛盾逐渐凸现和发展。‘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去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循依社会主义方向去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形成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乃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路标和指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地基已夯实，主体己构架完毕。矛盾的存在不是弃己所长、就人之短的借口，关键是厘清自身内在约束条件和实际运行状态并以此为下一步行动的坐标。如是，中国奇迹就不会戛然而止，相反，更大惊喜必定还在后头——这种预见不是“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而是基于科学前提下的辩证逻辑推演及社会机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一言蔽之，“‘私有产权’及‘自由经济’论者企图把市场机能翻新推销，注定要失败。恰因自私，人们才不愿意遵守市场规律。从这个角度看来，真正能够充分地、全面地利用市场机能的，应是一个个体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已经大部分消失的经济制度，一个尖锐的阶级对立已经被超越的社会境界，至于你称不称这种制度和境界为社会主义，那是你的自由。”

   四、结束语

   当前经济学界的思想格局构架与当下时代的演变不无关联，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性决定了必然存在不同理论符码间的多元竞争。改革的复杂性凸显和表达了对多维（向）度理论的渴求，为给理论构建提供最大容量自由度而设置的——基于不同符码主体理论伸张无关乎意识形态指向的假设——意识形态底线（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过低门槛，恰为具有极高异质意识形态标准和市场原教旨情结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思想孕积空间。在理论符码嬗变和话语主导权争夺中，他们在竭力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伟大实践和历史命题变成一个“笑话”的同时，又妄想将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的“神圣同盟”变成一个永恒的“神话”。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论述框架在西方世界的思想氛围和历史语境里尚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一经它的蹩脚信徒横移嫁接至当代中国，以当前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去简单地反证其理论诉求的正当性，忽略既有论述的时序空间依托，不以理论为事实的后果，反以事实去迁就理论，最终不免沦为缺失僵化的悬空之论，对之教条式的套搬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思想性品格，亦丧失了健全引导社会的现实正当性。在这一逻辑陷阱的引领下，我们必将走进手段的王国，却注定迷失自我的存在；必将升入个人的自由天堂，却注定坠入社会倒退的深渊。
   在金融海啸的冲刷下，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已经丧失生命力了。所谓“市场的逻辑”其实也不过是早已馊了的市场原教旨残羹剩饭的一次回锅而已，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值得重视的并非是什么“市场的逻辑”，而是这一逻辑背后的“市场”。在同其论争中，批判并非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批判有益于提高我们面对完美自由市场强大诱惑的免疫力——对市场乌托邦的抛弃将使我们摆脱幻想，直面社会现实。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8期，摘自2011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