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是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到处兜售他的“市场逻辑”。这种靠说一些骇人听闻、触碰“红线”的雷人语句来哗众取宠的招摇撞骗者太多了，所以我一直懒得去研究他的高论。不过，最近看了别人整理的张维迎在北大的演讲稿，让我感到还是说几句为好，因为张维迎教授越来越口无遮拦，越来越不靠谱，越来越下道，现在竟然面向学生也信马由缰、信口雌黄，有误人子弟之嫌。所以，这里要剖析一下张教授的种种谬论，以求挽回一些对学生的不良影响。
一个严谨的学者，无论他的观点、立场如何，都不应当向受众传播错误的信息，尤其不能违背逻辑原则和科学事实。但张教授的这个演讲恰恰就是为了鼓吹“市场逻辑”而不顾逻辑和事实。学生是抱着学知识的态度来听你的讲座的，可是你却把错误的知识传给学生。张维迎教授，你应当好好反思一下：这样做对得起谁？
下面我就指出张教授在这个讲座中的一些错误，主要是一些不能容忍的低级错误。至于观点的错误，我尽量不涉及。
1、技术进步速度与人均收入
张维迎演讲的第一部分就有许多荒谬的“逻辑”。他说：“技术进步非常重要，没有技术进步，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在上万年的农业文明时代，世界技术进步的速度年平均不超过0.05%，这意味着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张教授真是有才，竟然能由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推出人均收入1500年才能翻一番！张教授应当给学生们交代一下把技术进步的速度与人均收入关联起来的“逻辑”。
我能够体会到张维迎教授的潜台词：在上万年的农业文明时代，由于人类没有发明张教授所说的“市场逻辑”，结果是技术进步非常缓慢。但是，张教授应当能够理解这样的道理：最后一口饭饱人是因为之前你已经吃了足够多的饭。技术，在历史上是加速进步的。没有上万年的农业文明时代的缓慢的技术进步，就不可能有近200年技术的突飞猛进的进步。张的市场逻辑与上万年的缓慢技术进步，究竟孰先孰后？这涉及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考虑到张教授是个历史唯心论者，我就不与他细掰扯了。
2、市场逻辑与强盗逻辑
张维迎演讲的第二部分讲人类追求幸福的两个逻辑。他说：“从人的本性讲，人类是追求幸福的动物，人类追求幸福有什么办法呢？我归纳大体只有两种办法：第一，通过使别人变得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我叫它强盗逻辑。第二，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变得幸福，这叫市场逻辑。”
张教授的“市场逻辑”怎么能与“强盗逻辑”形成对立呢？如果市场逻辑是创造财富的逻辑，则强盗逻辑也应当是；如果强盗逻辑是财富分配的格局，则市场逻辑也应当是。两种不同的创造财富的逻辑或两种不同的财富分配格局，才能形成对立。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逻辑”当成对子，看起来就很没有逻辑。
张维迎说：“美国人在他们国内使用的基本是市场逻辑，在国际上则经常用强盗逻辑。”真是难为张教授，还要违心地批评一下美国在国际上的强盗逻辑。可是，张教授的真正用意还是批评中国国内的“强盗逻辑”。他说：“我们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上用的什么逻辑呢？国内的强盗逻辑仍然很多，国际上我们没有能力使用强盗逻辑，但我们有些思维方式是强盗逻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走向市场逻辑，但是我们仍然有好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多仍然是强盗逻辑。”看来，张教授对中国批评的严厉程度远高于对美国的批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张教授基本肯定美国的国内市场逻辑，温和地批评了美国的国际上的强盗逻辑（但有情可原，因为美国有这个能力）；张教授对中国的国内的“强盗逻辑”非常厌恶，认为有“好多”，对中国的国际的逻辑没做出判断，但认为“有些思维方式”是需要批评的强盗逻辑。经过这么一对比，我们就知道张教授想说什么了：在美国的现实版的强盗逻辑面前，中国人民只能心服口服（只有口服不行）地称臣，任何想反抗的想法（更不用说行动）都是“强盗逻辑”；在国内的问题上，必须向美国看齐，否则就是强盗逻辑。
3、企业家为那些“人民”服务
张教授在演讲的第四部分讲市场经济，所有论述就是要把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说成是不喊口号就“为人民服务”的。在这方面，张教授可谓是煞费苦心，极尽诡辩之能事。他的论证“逻辑”大致是这样：
“企业家就是伺候人的人，就是如何让客户舒服。”
“过去历朝历代，都是普通人伺候聪明人、有权有势的人。只有到市场经济以后，才变成聪明的人伺候普通人、相对笨的人。”
“市场经济受惠最多的是谁？普通大众。人类过去200年进步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老百姓，不是达官贵人。”
“所有的政府都会说‘为人民’，但即使不为人民服务，它也有收入。”
这位有才的张教授所说的，我过去是闻所未闻。到底是谁养活谁？这个问题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都早有结论。企业家无非就是资本家，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资料所有者通常并不自己去生产任何商品，在社会化大生产或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伺候人的人”通常是没有生产资料的人。这种道理还用得着再讲一遍吗？张教授关于谁伺候谁的理论，完全是泼妇式的胡搅蛮缠。
关于普通大众在市场经济中受惠最多的高论，不知张教授有什么数据材料。从工业革命至今的200多年中，普通大众所得几何？不那么普通的非大众其财富又翻了几番？或者，乔布斯的财富在短短几年中翻了几番？iPhone生产线上的普通员工的财富在相同时间内又翻了几番？作为经济学家的张教授比我会算数，你还是自己算吧。
为了说明普通大众是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张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发明电以后，最大的受益者不是皇帝，因为皇宫里可以放上千个烛台，而普通大众的照明条件却是从无到“可以跟国家元首达到平等”。我这样回答张教授：首先，电的发明与火的发明一样，与市场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第二，按照张教授推崇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在第四部分就说这个概念），普通大众赚钱不容易，对于电这种商品的支付意愿远远低于达官贵人的，因而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少于达官贵人的；电的最大受益者应当是赚钱最容易的人或得到消费者剩余最多的人，于是，电的最大受益者是达官贵人，而不是普通大众。
张教授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是对作为党的宗旨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调侃和滥用。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上的商品只服务于消费者，而消费者是有相应支付能力的群体。企业家任志强说了这样一句大实话：“我的房子不是给穷人造的。”任总为什么不给穷人造房子呢？因为他的企业所造的房子，只有那些富人有相应的支付能力。根据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来定义的消费者，与人民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些买不起任总们的房子的人，绝大多数属于人民的范畴。同理，享受了iPhone的消费者群体也与人民这个范畴不完全重合。
还有，为人民服务中的服务，也与张教授的“服务”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不讲经济回报，完全是为了实现一种社会状态。比如，对于那些不会劳动的人，党和国家要培训他；对于无劳动能力的人，党和国家要保障他的生活；对于不肯劳动的人，党和国家就要教育他，让他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这种服务的结果使得社会不断接近理想状态。企业为消费者服务是一种交换行为，只要消费者接受了服务，企业就得到了回报。企业是为了获得利润才提供“服务”的。
关于政府的收入，张教授其实是影射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张教授应该是通情达理之人，政府收税这种天经地义的事咱们就不必再讨论了吧？你所赞赏的美国政府不也收税吗？至于政府收税都做什么了，我们可以去查政府的预算和决算。仅就温家宝总理当家的这些年，政府支出就有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低保、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减免农业税、教育投入增加至GDP的4%等等新增加的支出。你总不能不顾这些事实吧？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政府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张教授作为经济学家、特别是喝过洋墨水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比我们的理解差呀！如果没有政府，仅仅靠你的“市场逻辑”，怎么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呢？
4、市场竞争、价值与价格
张维迎在其演讲的第四部分讨论了微观经济学的几个概念：价值、价格、消费者剩余。他要达到的结论是：市场竞争的核心就是看谁创造的消费者剩余多，谁能让消费者更幸福。这里，张教授在含沙射影地批评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
所谓消费者剩余，就是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减去消费者的实际支付量。消费者剩余衡量了消费者自己感觉到所获得的额外利益。张教授的的定义是：“给定一种产品，一个人对它愿意支付的最大价值就是它的总价值。”“总价值减去价格，在经济学上叫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越大，消费者得到的幸福越多。”于是，张教授把价值定义成了支付意愿，从而价值是主观的。这时，张教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指责道：“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上讲价值是客观的，这是不对的。”我劝张教授再仔细读一读经济学教科书，看看那里所说的客观价值是怎么定义的。此价值非彼价值。如果人家把客观价值定义为客观的，就没有什么不对；倒是你把两个概念混在一起才是不对的。
关于国有大型企业，张教授批评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垄断性企业，好比石油、电信、银行，因为有法定的垄断地位，所以就大量剥夺消费者剩余。”这里，让张教授感到忿忿不平是这些企业把“属于消费者剩余的东西”，“变成了企业的利润”。所以，张教授诅咒地说，“一个垄断企业的盈利不一定对社会是好事”，“因为它是一种强盗逻辑，是一种转移支付”。张教授反对两件事：一是垄断，一是转移支付。可是，反对的理由却非常牵强——剥夺了消费者剩余。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参照系，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过高，那它的利润就多，从而在二次分配时就可以为全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过低，那它就没有剥夺消费者剩余，而是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剩余。这怎么就成了“强盗逻辑”呢？
5、市场、创新与人类幸福
张维迎演讲的第5、6、7部分，构造了一个“市场逻辑乌托邦”，好像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由市场逻辑来解决。且看张教授是怎么美化“市场逻辑”的：
“市场的发展就是让人类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所以你怎么理解人性，理解人对真善美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过去两百年发展这么快呢？就是在市场逻辑的推动下，企业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够生存。而人类过去的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强盗逻辑下，技术进步并不重要。”
“这样，一个企业要在市场上生存，企业内部必须建立很好的监督和激励制度，保证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信任。这就是现在市场的运作方式。”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信任，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财产制度，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任。”
张教授推崇的市场是如此地美好，由不得你不动心。你瞧，“市场逻辑”推动企业不断创新，进而给人们带来快乐和满足；市场发展让人类更幸福，让人有了真善美的追求；“市场逻辑”还能顺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信任，从而也就提升了道德水准。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道德的难题，仅仅一个“市场逻辑”就将它们解决得干干净净！总之，只要有了张教授的“市场逻辑”，从此人类就不再需要什么思想家，是人类思想史的终结。这么有才的张教授仅仅被当做一个经济学家，显然是屈才了。应当把他当做普度众生的“救世主”，至少也是开辟天地的当代“盘古”！
我这个愚笨之人对“市场逻辑”很不托底，于是，还要问问张教授：你的“市场逻辑”，除了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还是些什么？“市场逻辑”究竟有些什么功用？我的怀疑源于下面几点考虑：
第一，市场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应当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比如在庞巴维克那里，是由效用和稀缺性定义的。这种“幸福”，仅仅是个体的人对某种物品的感受状况。对人类有终极关怀的思想家所说的幸福，是一种社会状态，用张教授的话说，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充分得到满足的社会状态，属于社会学乃至哲学概念。这种两种幸福概念的差别是如此地明显，通常是不会被混淆的。稍有理智的人都会明白，一个人觉得某件物品很有效用和非常稀缺的，从而拥有这件物品时感到非常满足或幸福，这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张教授偏偏把这两个不同概念当做一个概念来使用。张维迎教授非常偏执，以至对“市场逻辑”走火入魔了：什么好事都要贴上“市场逻辑”这块狗皮膏药，从经济学一直贴到了哲学。
第二，尽管“美国人在他们国内使用的基本是市场逻辑”，是世界各国践行“市场逻辑”的样板，可是美国还是出了许多不能算作“美”的状况。2008年金融海啸的发源地是美国，美国今天的失业率还是接近10%，美国有几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麦道夫骗局，等等，这些状况都与“市场逻辑”相联系，都算不上什么好事。
第三，关于信任来自企业内部的监督和激励制度，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逻辑。按照这个莫名其妙的逻辑，该怎么处理市场上的不端行为呢？“我们用什么办法惩罚？我们不买了，你骗我一次我以后不买你东西了，这就行了。”“如果麦当劳卖了过期的牛肉，我们报纸上一登。它名声坏了，以后它的生意就大大降低。”亏了张教授还记得有个报纸，但那已经不是企业内部的监督和激励制度了。
张教授的逻辑不过是说：这次你骗了我，让我损失惨重（比如麦当劳的过期牛肉损害了我的健康），下一次我就不再买你的东西了；于是，麦当劳还可以继续把过期的牛肉卖给不知情的人，只要有人买；等到所有的人都吃过这个亏以后，这家麦当劳就自然倒闭了，或者换个地方再卖过期牛肉。这是地球人的逻辑吗？我就没听说有这样的神话国度，即使是美国也不是这样做的。
那美国又是怎么做的呢？对于史上最大金融欺诈案主犯麦道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处他150年监禁（其实比死刑还残酷），剥夺了他名下所有财产的所持权利。这绝对不是“企业内部的监督和激励制度”作出的判决！也就是说，保证市场秩序的规则是由市场之外的权力部门来制定和执行的，尽管张教授把这斥为“强盗逻辑”。我们信任的是国家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企业的自律。同理，吴英搞金融诈骗，她就要负法律责任。仅仅靠没有人买她的企业的产品，就制止不了这种恶行。可是，张维迎教授不这么看。他认为，让吴英承担法律责任，就是没有“市场逻辑”的表现，说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至少200年！（张教授还算是嘴上留德，要不然把我们打回到2万年前就只能住山洞了）按照张教授的逻辑，美国也比中国强不了多少，因为麦道夫与他的诈骗对象之间也有一纸合同，也是周瑜打黄盖。看来，张教授的“市场逻辑”有些曲高和寡，不太适合人间，或者，“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6、中国的计划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
张维迎演讲的最后两个部分是关于中国的改革的。在这个部分，张教授的信口开河到了无以复加的最高程度。
张维迎教授说：“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开始。计划经济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比如说，农民自己养一只鸡，下了鸡蛋，自己不能吃，要交给供销社，然后卖给城里人。我不想卖，不行，如果再不卖，那就把你抓起来。这就是强盗逻辑。”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这种理解，张教授就把所有的坏事（大都是子虚乌有的）都加到了计划经济的头上。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怎么能把这样的不科学的态度、不理智的情绪带给天真无邪的学生呢？
先来说说计划经济时代的鸡蛋问题吧。我们这些经过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并没有见过农民养鸡却不能吃鸡蛋的现象。因养鸡又不把鸡蛋卖给供销社而被抓起来入刑的事例，我真的没听说过，更没见过。我经历过的事情是这样：那时不仅农民养鸡，城里人也有养鸡的；鸡蛋可以卖给供销社（城里人是卖给土产公司），也可以自己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当然更可以自己吃。城里的“鱼菜部”（就是专门卖蔬菜、鱼肉等农产品的国营商店）卖鸡蛋比较便宜，但要凭票；自由市场上卖的鸡蛋要贵一些，但不用凭票。不仅如此，还可以直接到农民家里去买，价格要比市场便宜。张教授说的不许农民吃鸡蛋的现象我没看见过，如果张教授能提供调查数据，比如因私自吃鸡蛋有多少人被抓，我还是肯于承认的。
接着来谈谈计划经济的价格问题。张教授说：“计划经济下，价格是一种税收，想给你定高就给你定高了，想给你定低就给你定低了。所以你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计划经济是“指令性”的，产品定价当然也是“指令性”的。因此，一般说来，张教授的这段话是真的。但是，张教授把这就叫做“强盗逻辑”，并认为“比偷还严重”，我就不接受。美国到今天也有政府定价、政府干预价格等机制。为什么美国的就是“市场逻辑”而中国的就是“强盗逻辑”呢？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要看能否调动生产的积极性，能否解放生产力。我国建国后30年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要“抢劫”谁，而是要消除剥削和贫富差距，要让所有的人都有饭吃。如果在建国之初就搞张教授的“市场逻辑”，哪里还会有人民共和国？
再看看计划经济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张教授说道：“计划经济下的权力谁行使？就是当官的”，“计划经济的‘竞争’很激烈，但是竞争什么？竞争职位。竞争职位的最好办法，就是想办法把别人踹下去。所以它是强盗式的，它不创造价值”。这里，张教授不是在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的谩骂。请问张维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与当官的竞争职位有什么关系？计划经济不是没有缺点，但不是张教授所说的官员不创造价值。
最后讲讲计划经济下的法与理的关系。张教授有一个说法，即“划经济体制下一般是合理的都不合法，合法的都不合理，这就是我们开始改革时的基本状态”，“所以一个人只要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即便他的所作所为对这个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也没人追究他的责任。反过来说，你要给社会做点贡献，给人民带点幸福，那基本是不合法的，所以就把你抓起来。”张教授把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描绘成了白色恐怖，其实还是对我国现行的根本制度的污蔑和谩骂。实际的情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的人民群众都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自己贡献，不仅没有被抓起来，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其中的优秀分子还被给予很高的政治荣誉，比如李四光、王进喜等。假如真像张教授所说，中国要抓多少人啊！张教授本人是不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如果是，政府就没抓你呀；如果不是，那你不成了混吃混喝的二混子？
总之，张维迎教授对“两个逻辑”的论述是逻辑混乱的，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评价都是不顾事实的、不公正的。张教授的这种不公正和逻辑混乱，来自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仇恨。他的这些言论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是有害的。因此，本文希望引起读者注意，要深入揭露张维迎教授的错误，以防止他的有害言论干扰了改革进程。
张维迎：计划经济就是"强盗逻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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