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中国日报网消息，张维迎发表了：“体制改革与中国未来”的文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算了一卦。“就是204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他这一卦实在是太自信了。他没有看到中国人民已觉悟的事实，他低估了通钢工人阶级打响第一枪的意义。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经过30年事实的教育，吃尽了资本主义的苦头，已看清资产阶级的欺骗。资本主义所到之处，人民无不受其害，失去社会主义，人民已是忍不可忍的事实。在这里不仿剥去他的外衣，看看其资本主义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它的真相是什么?
他说：“经济改革主要是几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借着新的国有企业和民营化，第三是地方分权，第四是开放国际化。”应当说他们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一切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而为。
为什么要搞价格自由化？这完全是借着，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全面经济封锁，造成中国物资缺乏，而利用其结果，同时又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的价格和自由经济下的价格，意义是不相同的，目标也不是一样的。在那时候搞价格自由化，肯定给投机者好处。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价格的自由化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产生，官倒的不断产生就是很好的证明，但绝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今天的资产阶级也大都是那时，在价格自由化的获益者。但这对国家，对人民绝对是不公平的。现在，在自由价格的破坏下，当年的国营企业有几个生存下来？这种背离价值规律，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价格自由化，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破坏还不明显吗？
企业民营化，就把话说得更清楚了，只不过把资本主义企业用民营来置换。这里的民不是别人，就是今天的资本家。只不过资本主义太臭了，人民已了解资本主义的人吃人真像，再用资本主义，人民就一眼可看穿，只好用民营来替代。企业都是资本家的，这还是社会主义吗？经济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共产党用什么搞社会主义？就像今天70%经济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共产党的话还灵吗？资产阶级要是不掌握经济实力，他敢说共产党不合法吗？他敢说要共产党下台吗？谁给他们胆？不就是因为他们掌握经济实力吗？资产阶级掌握经济实力，能不叫共产党下台吗？难道资产阶级，放心共产党领导他们搞资本主义吗？在毛泽东时代，资产阶级只是人还在心不死的时候，他们就是想反也反不了，那时他们没有经济实力。今天他们已占有70%的GDP，他不抓住这个机会叫共产党下台，难道会坐失良机吗？当然，出现叫共产党下台，这也是发展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这企业民营化的真面目还不清楚吗？
地方分权到底是什么？分谁的权？这不是肢解中央是什么？这不是破坏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什么？破坏一个统一的中国，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这是不是还要鼓励地方割据，才符合张先生的目的？是不是中国的政令统一，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人万众一心，美国不好对付？为美国利益，中国地方要各自为政？甚至要形成对抗中央，才符合张先生的要求？难怪现在有的地方，谁拥护中央就抓谁。
开放国际化，什么是国际化？国际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说穿了，国际化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实行资本主义原则，就是他们国际化的标准。就是要外国大资本进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他们看来，不让外国大资本进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就是不开放。要是要这样的开放，还抗美援朝干什么？那时候就让他们进来不就很省事了吗？再说这国际化进来又干了些什么？把污染搬进来，操控中国的物价。要是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中国也资本过剩，他们敢喊国际化吗？在中国被他们全面经济封锁了几十年，在解决温饱的时候，他们喊国际化，实际就是解决西方的资本过剩危机，解决西方资本过剩又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这就是要中国开放的目的。这和他们当年从塘沽打进来的目的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他们也大喊公平竞争，但狼和羊的竞争怎么样公平？他们玩的是绝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是要一个穷人与一个富人，在资本面前自由竞争。这就是张先生和共产党内，为实现资本主义而奋斗的人，给中国指出的国际化。
为什么张先生这样的话，可大行其道？就是因为现在共产党内，有一批为实现资本主义而奋斗的人。这样的人，需要张先生的理论来欺骗人民。说实在，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是不会说张先生这样的话的。只要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不断有，难道号称懂经济的张先生就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不断有？再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都已公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周期律。也就是说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必然要不断发生的。在中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去把资本主义制度引进来，取代没有经济危机的社会主义。这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对得起自己的同胞吗？只要不是得到美国利益的人，谁愿替美国干这种事？这是出卖祖国！出卖同胞！干这种事的人还是有良心的学者吗？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在共产党内，除了为实现资本主义而奋斗的人，谁会把它放捧得那么高？
张维迎说：“未来30年，主要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要论述一下经济的市场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发起改革，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步骤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这一点是对的。”这话在共产党内，为实现资本主义而奋斗的人是需要的，他们就是这样欺骗人民。要明白，只要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他们急什么？对他们来讲，重要的是能不能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能不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私有制制度，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还担心没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吗？这就是资产阶级为什么先抓经济改革，只喊政治改革，而不动手政治改革的原因。要是一开始他们就政治改革，叫共产党下台，否定社会主义，那不是死无丧身之地吗？有了实现私有制的成功，他们当然是不愁政治改革。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占有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政治是改革也得改革，不改革也得改革。失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共产党，还有执政的实力吗？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共产党拿什么执政？只要看现实中，在资产阶级占有了经济优势之后，他们就敢说共产党不登记，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党，在失去经济实力面前，共产党回应了吗？为什么不回应？要知道资产阶级现在说话，是有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要是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资产阶级手无寸铁，它敢这样说吗？那时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下，资产阶级只有规规矩矩的份。08宪章就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为什么？因为他们经济实力已强大了。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共产党的高层不必装着看不见。
毛泽东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能保证共产党执政。资产阶级也很清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挖掉这个基础，实现资本主义就是空想，就动摇不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已搞了几十年，还有一大批跟随毛主席的人在，而且社会主义又实实在在的给人民带来好处，给国家带来繁荣。所以资产阶级不敢明着搞资本主义，而是让资本主义穿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由共产党内，为实现资本主义而奋斗的人，出来替他们说话。把他们搞的私有制资本主义，说成是“特色” 什么是特色？特色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特色，不论从本质和形式，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区别。但，资本主义也好，“特色”也好，资本主义的本性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是藏不住的，搞资本主义总要人剥削人，这是无法回避的。资本主义的本性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是不可回避的。不管是少数人先富还是后富，资本主义永远是少数人富。搞社会主义就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只能共同致富，不存在人剥削人，更不可能允许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也不可能国有资产私有化。所以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伪装，搞资本主义的真相总是要露出来。陈国军在通钢说：只要他有一口气，就叫通钢的工人都下岗。这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激起通钢工人打响保卫国有资产的第一枪，就是最好的说明。
张维迎说：“第二个原因，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意识基础靠什么？靠中产阶级。其实我们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的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请问，怎么把中国10亿农民变成为中产阶级？怎么把几亿农民工变成中产阶级？陈国军只要有一口气就要通钢的工人全下岗，怎样把通钢的工人变成中产阶级？靠走小岗村的路，农民什么时候能成为中产阶级？难道就靠国有资产私有化，工人下岗，工人就能成为中产阶级？工人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能成为中产阶级？农民失去土地就能成为中产阶级？少数资产阶级占有国民经济产值的70%，工人、农民就能成为中产阶级？把10亿农民和工人，变成无产者，他们就能成为中产阶级？这和忽悠工人下岗就能富起来，有什么区别？吃了亏工人和农民还会相信吗？就是在美国，美国的工人几百年了，他们成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了吗？他们摆脱了资本剥削了吗？这中产阶级全球化能成为现实吗？只有资本剥削全球化是事实，资本剥削全球无产者是不辨的事实。在中国，为了资产阶级富起来，工人阶级下岗成为弱势群体是事实。为了新的地主、恶霸富起来，农民失去土地是事实。这些下岗、失去土地的农民们，他们又怎么成为中产阶级？能开出个实在的药方来吗？
整篇文章，张维迎倒是代表资产阶级说了一句真心话：“所以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带来了对一部分人权利的剥夺，和效益损失。”这叫了30年为争取民主，用民主反毛、反共的资产阶级。怎么说：“所以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了呢？不是说了30年，只有毛泽东的共产党不民主吗？怎么资产阶级也对民主不耐烦了？还“迫不得已”？这是为什么？其实只要回想，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拥有国民经济产值的70%，他们还需要民主吗？他们都敢叫共产党下台了，可公开说共产党不合法了，还要民主干什么？要民主，工人、农民起来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怎么办？工人起来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怎么办？农民起来反抗新地主、恶霸抢土地怎么办？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工人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农民反对新地主、恶霸抢土地，就军警对付，不能让民主使他们资产阶级“效益损失”。这就是他们对民主不耐烦的真谛。也暴露了资产阶级，叫了几十年民主的真是面目。
现在资产阶级已公开白纸黑字，讲得清清楚楚了，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已不耐烦民主了。问题是那些说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怎么办？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怎么办？难道就这样让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政权，如此付之东流吗？资产阶级现在就是要把几千万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夺走，其政治倾向性和目的，在他们话中暴露无遗。几千万工人被残酷无情地推向社会，几万个国企被彻底地砸锅，几万亿国有资产被毫不留情地夺走，造成社会矛盾丛丛而不断激化。如今，孩子们无处就业，而进退两难。年轻一代房奴遍地，必将造成社会更加巨大的后患，再听任其信口雌黄，势必造成无法收场！现在资产阶级羽翼已丰满，有强大的经济作为他们的后盾，有美国为首的西方作为他们的后盾，他们是要解决吃人的问题了。资产阶级喊了几十年民主的假面具已脱下，面目已清楚，中国的人民还不应觉醒吗？
张维迎是把怎么把社会主义，改为资本主义的事实说清楚了，只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解而已。
现把原文照登如下。
张维迎：体制改革与中国未来
共有评论26条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29日评论版文章:如果我们把改革看在60年的跨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我想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是几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借着新的国有企业和民营化，第三是地方分权，第四是开放国际化。
未来30年，主要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要论述一下经济的市场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发起改革，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步骤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这一点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我想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一个国家，我们首先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东西，我们对民主化有一个误解，好像所有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但民主是不得已的办法，我想政治体制解决是一个手段而已。打一个比方，什么是市场解决，什么是民主解决，好比我们在座的人，我们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就是我们自己你拿着钞票，想去哪个餐馆，或者同样的餐馆，你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这是市场化，民主就是自己先投票，有一个程序，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是民主。所以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带来了对一部分人权利的剥夺，和效益损失。
而要既定这个过程，市场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我们就憧憬于政治民主化，我们觉得民主化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的效果。第二本来可以通过个人决策，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都推到政府身上，我们就不希望这样，寄托在改变民主的方式，改革政府的效能。从历史来看这个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成功，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它都经过非常长的一个痛苦的过程。
第二个原因，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意识基础靠什么？靠中产阶级。其实我们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的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叫做民主的话，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后果会影响很多人，不是说我买股票我买多了，我只影响我一个人，而投票，我选某个人，在某一项法律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人的。我们看，我们是两极的，一极是非常富的，一极是非常穷的人，这个穷人是非常容易改变的，就是投票的时候，很容易被少数人给操纵。而富人不需要，他自己有权力，甚至雇用黑社会来做这个。所以他们也对社会做不起什么决定作用。而中产阶级，这些人过的挺好，他有房子、有车，所以不会引起社会动乱，但是他又不够富有，所以不够欺负别人。所以在这个阶层当中，是国民最大的。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社会就会变成暴民阶层。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多，才可以变化一个公平、公正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改革，我也坦率的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怎样能够精英政治、精英治理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最差的是民主化变成痞子民主，变成暴力化。中国这个最大的是中产民主。为什么讲中国的中产民主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有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民主的话，无论是选举还是什么，导致的不是一个精英治理，而是一个暴民治理，所以讲，中国的民主，肯定对经济、市场化不能太急，不可能很快就可以实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我要讲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法治核心，是要树立法治的核心和法院的权威。
但非常遗憾，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法院的权威性，而不是强化，这个非常危险。现在很多纠纷，都上访、政府协调，但这是不利于稳定的。政府如果采取，靠政府本身来去解决这些社会冲突矛盾的后果，可能是引起社会的不安。唯有借助社会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的社会才可以安定。所以我想这点非常的重要。至于我们下一步的其他好多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很好去探讨。
当然未来，我说，刚才我一开始讲到，未来的30年，就是如果放的远一点就是2040年，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改革，应该完成了。其实我说的这些，有点借鉴大历史的观点。历史学家唐德刚，他讲到中国有两个大的结构性的变革，第一次就是从封建到郡县制改变，从秦始皇开始到汉武帝确立大概200年时间，第二次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我们民主社会、现在公民社会的变革，大家也在两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发展很快，如果两百年算的话，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的时间。现在可能由过去的30年，和未来的30年，是我们200年变革最后的一幕。
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太遥远了，但如果各位看历史的话，是很近的事。美国是1789年发生独立战争，花了9年解放黑奴，但是经过二百多年，1965年黑人才有了选举权，但是40 多年后美国黑人当了总统了。历史看起来很长，但是回过头来看，又很短。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就是204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不是没有事干了，那时候还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本文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中国改革（2009）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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