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介绍：以立论的形式，间接批驳《炎黄春秋》一类极右派诽谤毛泽东时代经济政策的谬论，指出私有化、市场经济导致的两极分化危害，也批判了杜导正、张维迎们的险恶居心。]
新中国成立，农民分了田，许多人日子都好起来，少数人有可能迅速成为新富农、新地主。相应的，有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仍然穷，甚至不得不打算卖田，重新沦落为新穷人。于是，共产党要求成立互助组，大家都欢迎。后来觉得，这互助组也解决不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于是，就要求成立合作社，这个时候就有阻力了，特别是那些有希望成为新富农、新地主的人，思想上不太愿意；但是，行动上也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客观效果就是防止了两极分化。可以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以穷人为本，以穷人逐步富裕、不因为两极分化变穷为本。
到1957年，农忙时，为了节省时间和劳力，就各家各户轮流做饭，供一个组的人集中吃饭；这大概就是1958年秋后公共食堂的“祖先”吧。
农忙时，短时间“大锅饭”，有利有弊、利大于弊。但是，“食堂化”，一以贯之吃“大锅饭”，类同于“消灭私有制”，跨入“共产主义”，那就糟糕了；加上其他原因，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直到1961年五六月份，“食堂下放”，加上相应措施，农村形势迅速好转。
“食堂化”，是想让所有的人都平等吃饭，只是太“跨越”、太“超前”，好心办坏事。教训非常深刻！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我理解《共产党宣言》中一段话的意思是：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剥削的基础上，是产品生产和占用的最后而又最顽固的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如同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家庭、消灭“三大差别”一样，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那是很遥远的目标，只能逐步实现。我们在1958年秋后尝试了两年多的时间，付出了“学费”，认识提高，从此以后，我们的农村经济建设，稳定地取得伟大进步，可持续发展。
据资料介绍，在城市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取得伟大成绩，但也曾经出现过问题，毛泽东主席在 1956年3月5日 ，听取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情况时，就曾针对手工业改造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某些调整的意见。比如他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于是，就予以修正。
正如奚兆永文章“《炎黄春秋》的反社会主义谬论”一文指出的：
“一些手工业个体经济，由于是按照政策的要求恢复保留下来的，因此长时间一直保存着。邓小平说，“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说的正是这一情况。”——我亲身经历的、看见的事实是，城市、城镇个体经济一直存在；农村，除了自留地等“个体经济”外，个体手工业也大量存在，只是大部分以“搞副业”的名义出现，按照定额给生产队交现金，记工分，实质是以副补农，多余的就是自己的。我家就是这样。共产党很清醒，毛泽东时代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只是没有这样提。文革期间要求 “斗私批修”，也非常正确，但是，“私与修”也大量存在，要不然，就不需要“斗私批修”了。
邓小平同志主政以后，提出的“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的。陈云同志提出的，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子中的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真正按照这样的一些思想发展下去，避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我估计，情况会比现在好许多。
但是，由于毛主席坚持“进城赶考”的思想，部分老干部受到“考试冲击”，特别是文革中，许多老干部受到“冲击”，正面效应是，保持了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明、谨小慎微地为人民服务，负面效应是，部分人丢了“面子”，耿耿于怀。毛主席去世后，党内斗争刺刀见红，“耿耿于怀派”取得彻底胜利，于是，墙倒众人推，有人作起了“一定范围的谈话”，炮制出“十年浩劫”、“经济崩溃边沿”等谎言，否定文革，接着是1980年10月“四千老干部大会”抹黑毛主席，更有 1986年8月30日 杨某人类似于当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攻击、诽谤毛主席。相应的经济政策是“两轨制”，为私有化、市场经济开道。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以穷人为本了，而是以产生资本家为本。部分官员腐败、堕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文化熏陶，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导致1989年“民运”，恶化成“反革命暴乱”，不得不“武装平息暴乱”。
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应该彻底反思，恢复到正确路线上去，恢复、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路线，但是，事实上，继续沿着错误路线，越走越远，肆无忌惮地搞私有化，少数人肆无忌惮地鲸吞国有财富，两极分化“势如破竹”，腐败、堕落“势不可挡”。导致人们总结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孩子、打不起官司”，即使“中产”也成“房奴、孩奴”，诸如《昆明3亿元新建小区502栋崭新楼房遭“逼拆”》、环境污染之类丑闻层出不穷，群体事件、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此起彼伏，甚至学生、幼儿也遭屠杀，官员犯罪前赴后继，刑事犯罪多如牛毛，等等。
实践证明，毛主席的发展路线，才是可持续的，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胡乱邦、赵紫阳们是急功近利，“有水快流”，只顾当前，哪管以后洪水滔天！
毛主席选择华国锋“接班”，是想维持正常的党内斗争的局面，维持党内斗争的“生态平衡”。可是，华国锋不懂这个哲学，所以，他破坏了应有的“生态平衡”。
因为政治上失去“生态平衡”，而且“不争论”，才导致现在天怒人怨的局面，所以，许多人有病乱求医，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民主”、“两党制”、“轮流坐庄”上。《炎黄春秋》的杜导正们，正是利用了这样的心理，进行煽动，妄图掀起第二次“民运”。如果我们“死不悔改”，不恢复“文革十年”真相，不下决心学习、借鉴 “文革十年”的“毛-周路线”，不坚持和正确发展毛泽东思想以追求科学发展，不按照邓小平的“十个如果”和31年的社会实践判断“真理”、拨乱返正，不彻底与杜导正们决裂、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真的要按照杜导正们“导整”的邪路，走到“春秋战国”地步哦！对于中国人民，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将是祸患无穷的。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党内的正义之声越来越强烈。以私有化、市场经济为“本”的“杜导正们”，越来越不得人心，他们是什么玩意儿？我这里附一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附文：
邓聿文：警惕学者越出底线出卖良知
2010年07月23日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给我10亿也许我会写本反市场的书”，说这话的人是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的张维迎。张最近出了一本书《市场的逻辑》。此话是针对有关诱惑的话题而说的。
张是个有争议的学者，自然，此话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批评者认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不能待价而沽，支持者认为张是个诚实的人，品质可贵。
起初我注意到这话时只看了标题，以为张不过是开个玩笑，用以强调自己对市场的坚守。及至想写此文，把访谈找来一看，才觉得这也许表达了张真实的意思。张在访谈中并不讳言自己在面对足够大的诱惑时，可能把作为立身之本的信念也卖掉，在这一点上，比起一些喜欢冠冕堂皇的“虚伪崇高”的人来，张的确要强很多。诚实不仅是一个学者，也是普通人的可贵品质，张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诱惑时的那种矛盾心态展示给了世人，这很可爱。
但是，假如张真的接受了哪位富豪或者某个组织开出的10亿价码而反市场，那就太可怕了。因为“市场”是张的标签，是张的学术生命之所在，如果因为某人开的价码足够大，就把立身之本都放弃了，可见他过去孜孜以求，念兹在兹，而且要别人信奉的那套东西，并不出自真心的信仰。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他这么多年来的艰难坚守，像一个牧师般不停的布道，就是一种假象，是为了博取更大的价码。再推而广之，一个连基本信念和价值都可以拱手出卖的学者，他的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可出卖？
我个人相信张不会出卖他的灵魂，即使真有人愿出10亿来购买。原因很简单，他不缺钱，也不缺名誉和地位，不大可能为了10亿而毁灭现有的一切，除非他打算从此以后不想在江湖上混。但张不会为足够大的利益放弃自己的信仰不等于其他人不会。在我们这个社会，为了一己私利甚至仅仅是蝇头小利而放弃原则和信念的学者大有人在。
为什么一些学者给人的印象是“变色”特别快，今天鼓吹市场第一，明天鼓吹调控为重，后天又可能转回来？这里当然有自身的认识问题，认识改变，对问题的看法也改变，但也有一些人是经不起诱惑，用张的话来说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张在上述访谈中就承认，学者面对的诱惑太大——名、利、职位。这就好比一个英雄，在战场上杀敌，经过了多少年的生死磨练，但一个美人就可以攻克他。
除了名利诱惑外，在目前这个物质社会，各种形式的诱惑实在太多，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意志，的确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使然。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指出，抵挡不住诱惑可以，但必须坦然承认，最可恶的是把灵魂卖给了撒旦，却还自称是上帝的使徒。
目前这种现象在中国广泛存在。《瞭望》周刊就曾刊文分析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几种类型，这不是说，学者不能为利益集团说话。在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不同学者为不同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但代言必须要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违背社会基本的公理和道德，不能撒谎，同时在代言时必须亮明自己的身份。
学者一旦失去底线，为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原则、信念和信仰，其所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要比官商勾结、官官勾结的危害大得多，因为学者的理论修养和话语优势常常使自己的言行看起来具有正义性质，从而使人们失去应有的判断力。所以，在各种利益交换中，要警惕学者越出底线，出卖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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