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围绕国际金融的地缘政治争夺
郑彪
美国早期经济学家亨利·凯里说：“19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的信用越来越多地被伦敦金融城所控制，完全背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理念。”(42)实际上，美国崛起的过程就是摆脱对英国依附的过程，中间也有反复(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丘吉尔和西方内心十分佩服的地缘政治大师，他与西方国家既斗争又合作，一切以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为依归，手段高超。后来赫鲁晓夫们热衷于同美国搞“G2”，终于落入陷阱，自毁祖宗基业。)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欠了美国一屁股战费，美国抓住时机，乘势而起，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毫不顾忌“‘父子’之情”。19世纪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曾提出一个西方最著名也最厚颜无耻的外交准则：“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父”之身，真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21年英国驻美大使向外交部报告说：“美国政客中务实派的最大野心是，为美国赢得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同时成为英语国家的领导者。为此，他们打算建设强大的海军，组建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他们还打算组织我们通过向美国输送货物冲抵我们的欠款，他们在寻找机会把我们当成附属国对待，因为我们的欠款没有还清。”(4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整个英帝国和英国本身实际上已经破产，靠向美国借贷(到1919年巴黎和会，英国欠美国战费高达47亿美元)打赢了战争，却输掉了霸权。那时候英国没有美国现在这套国债“融资”机制，所以美国在金融地缘政治游戏上，可谓登峰造极。美国与英国，本是同根生，但相煎惟恐不急，地缘政治和世界霸权争夺，是毫不手软的。一战期间，摩根财团不仅是英国参战的金主，而且是整个欧洲战场协约国必需品的独家采购商，仅采购代理一项，摩根就根据所有装船物品的价格抽取2%的佣金，生意做得天大。(44)当1917年1月筋疲力竭的沙皇俄国退出战争时，协约国面临崩溃的威胁，这意味着摩根公司与英法等国一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媒体开始大肆鼓吹美国应当站在“正义”一方，出兵参战，解救英国。美国政府不失时机，与1917年4月对德宣战。此举扭转了欧洲战局，到1918年8月英军反手占领了里海的巴库油田，断了德国的粮道，几个月后德国投降，功亏一篑。美国参战，救了协约国，更救了摩根公司。所以，一次大战对摩根公司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的金融运作，“在如此巨额而又充满风险的赌局中，还没有哪家银行敢单独下注。”(45)摩根公司为什么胆大包天?因为背后有美国政府撑腰。须知，正是在一战爆发前几个月(1913年12月)，摩根为首的美国财团完成了对美联储的私有化，私人财团的利益与美国政府的利益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威廉·恩道尔说，如果没有美国联邦储备法，英国是否敢策划发动那场欧洲战争，都值得怀疑。(46)因为摩根等美国财团与伦敦城，是同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美国政府不救摩根，不救英国，救谁?这样一来，“渐渐地，美国政府已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期实力的有用工具。”(47)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美国参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次美英金融垄断资本的政治-商业运作，也是一个地缘政治行为。
摩根公司“得救”之后，便开始新的金融运作。1917年8月美联储启动主要向国民个人发售“自由债券”和其他债券，为战争募集经费。在爱国主义的动人宣传中，这场发售主要是通过摩根公司等大型私人投资机构进行的。到1919年6月，不到两年，发行债券的规模已达到214.78亿美元，佣金历来是按百分比提取的，自不待言。这些还都是小钱。据恩道尔披露，随后“摩根家族的主事者，包括托马斯·拉蒙特及其在华尔街的密友伯纳德·巴鲁克等人，在凡尔赛和会的秘密会议上，拟定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账单’。”(48)而更有一项偷梁换柱的惊人运作是，“美国一宣布正式参战，摩根公司就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转手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其结果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债务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沉重的负担。而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49)战争赔款历来是地缘政治工具，19世纪下半叶中国就是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的几次割地赔款，整得极其悲惨。这里，所谓“转手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并不可信，只不过瞒过了老百姓。试想，如此大笔合同的换手，必有法律手续，没有英国政府授权签字，如何生效?而美国政府至少是闭了一只眼;或者，生米做成熟饭以后，政府也没辙，原本也难分彼此。
根据凡尔赛合约和有关计算，英国和其他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总额为125亿美元，利率为5%;德国欠英、法和其它协约国33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1921年5月最终敲定的数字为1320亿金马克，而且只给德国6天时间决定是否接受;如果德国拒绝接受，协约国将对鲁尔区实施占领。德国被迫接受了屈辱的条件，也种下了复仇的种子。二次大战，是日耳曼人对犹太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说‘不’”，但是归于失败。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在世界石油、水等重大资源争夺愈演愈烈的今天，军事占领的事件还在全球继续上演，包括这次北约国家对利比亚轰炸，德国人又开始说“不”，表明西方的一种地缘政治趋势。在东亚，日本至今难以“畅所欲言”地对美国说“不”，2011年3月15日发生的特大地震引发地缘政治灾难以后，日本的地缘政治发展趋势如何，值得关注。
处理战争赔款，是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历来有不同的方法。1922年4月，新经济政策刚开始实行，苏维埃俄国与德国达成协议(拉帕洛条约)，苏俄放弃对德索要战争赔款，条件是德国向苏俄出口工业技术等。此前，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英国政府用尽浑身解数，包括刺杀列宁，支持白俄反革命武装，花费重金就更不待说，结果落得一场空。于是，英国试图乘新经济政策的改革开放之机，谋取巴库和包括萨哈林岛的石油开采权。在争夺苏俄石油开采权合同的过程中，英国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与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发生血拼，竟然爆出“茶壶顶”丑闻(将美国政府在怀俄明茶壶顶地区利润丰厚的石油资产以租赁合同的方式加以转让)，此事导致哈丁总统暴毙。“1922年4月14日，正好在哈丁总统准备宣布与苏联外交和贸易关系正常化的节骨眼上，《华尔街日报》头版上赫然刊登了‘茶壶顶’事件和哈里·辛克莱卷入其中的报道。没过一年，哈丁总统莫名其妙地暴死，柯立芝总统的继位使辛克莱和巴库项目胎死腹中，承认苏联的计划也无果而终。老辣的英国情报人员四处活动，阻挠了美国驻在苏联石油开采的企图，这一点毫无疑问。”(50)美英垄断资本集团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经验，特别是美国崛起，野心膨胀，更加对欧洲虎视眈眈。为了图谋苏联的石油等资源，美英又精心谋划，为希特勒上台铺路。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绥靖主义思潮泛滥和张伯伦的“祸水东引”政策的背后，正是美英垄断资本集团的推动。酿成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有美英垄断资本集团背后作祟，“危机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严重的程度。某些实力强大的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家这样做的意图是，准备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发动一次重大改变。到20世纪20年代，英美一小撮权贵已决定支持德国走激进的道路。”(51)
所谓“英美一小撮权贵”，幕后应是共济会;所谓“‘支持’德国走激进的道路”，大危机期间德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最著名的是魏玛时期的超级恶性通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直接导致希特勒上台。而其中美英银行的政治-金融运作，如出自摩根公司之手的道威斯还款计划实施、美英银行对德国带有惩罚性的大规模高利率短期贷款、对货币市场的利率和对德国等欧洲国家货币资本大进大出的操控，等等，起着重大的作用。恩道尔说：“在奥地利和德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经济萧条和相关的一系列悲剧性事态发展，都是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以及摩根家族以及他们在华尔街的朋友们一手周密策划和导演的。”(52)其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手，就是在关键时刻撤资，包括大幅度削减贷款和拒绝贷款。而正在德国危难之际，1930年3月却有“火柴大王”称号的瑞典实业家兼金融家伊瓦尔·克吕格愿意出手贷款5亿德国马克作为紧急稳定信贷，这“对蒙塔古·诺曼的朋友们的长期战略具有爆炸性的、不可接受的政治影响。”(53)于是，“大约几个月后，人们发现克吕格死在巴黎的酒店里。正式验尸登记的死亡原因是自杀。但几十年后，瑞士研究人员经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克吕格死于谋杀。尽管实际的细节将永远随着克吕格之死而一同埋葬，但从克吕格死亡中获利最大的仍然是伦敦和纽约的某些人。克吕格的死亡同时终结了德国自救的希望。德国从国际上获得贷款的渠道被彻底堵死了。”(54)英美金融家这样玩的结果，终于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自己也差一点在德军的轰炸中玩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英国政府就制定了祸水东引的“希特勒计划”，半个世纪以后英国精锐部队特种航空大队的创始人大卫·斯特林说：“我们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我们以为可以挑动德意志帝国去反对俄罗斯帝国，让他们彼此争斗，两败俱伤。”(55)可见，西方大金融家玩的是地缘政治，而大政治家搞金融，更是搞政治。一般数来，金融危机早期，往往是表现为资本链条断裂，这时候给点现金，接上链条，就可能延缓危机，但是如果撤资，则适得其反。这时候注资还是撤资，往往不是什么金融，而是政治决策;向哪里注资，是救市还是塞狗洞，乘机中饱，也是政治决策。最近美国有报告说，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完全可以避免。完全能够避免的金融海啸，却发生了，只能是政治原因(如果是蓄谋，就更是政治原因)。美国发生金融海啸，中国一跃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国，也只能解释为地缘政治原因，可惜美国虎狼之心不如，得便宜卖乖，还倒打一耙。虎狼之心不如，是政治，也是文化，是美国特有的地缘政治-文化。
美国特有的地缘政治-文化背景决定了美国政治与金融之间的“旋转门”。既然美联储是一家私人企业，是“全球最高金融寡头的行业协会，它的背后之手是共济会”，那么“美联储与华尔街如高盛穿连裆裤，不仅穿连裆裤，直接任职美联储由华尔街自己的人主导，纽约美联储则形同华尔街银行的分支机构。这条组织路线，在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中始终贯穿如一”，(56)这还有什么奇怪呢?当然，美国讲“民主”，做事最好有一点技巧，举例说，“美联储主席这把交椅很重要，但目标太大，华尔街并不便直接派上自己的人。那就退而求其次，占据第二个要津。美联储共有12个分支机构，其中纽约的最大。纽约美联储很重要，其领导相当于美联储的前线总指挥。金融危机期间，钮约美联储董事会主席由斯蒂芬·弗里德曼担任。此兄1990年一1992年期间是高盛两位联席主席中的一位，1992年至1994年期间是高盛的独任主席，任纽约美联储主期间仍然是高盛董事会成员。2008年12月，弗里德曼购入价值300万美元的3.7万股高盛股票。三个月之间，高盛已经摇身一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归美联储监管。一个月之前，纽约美联储指示美国国际集团(AIG)全额支付其交易对手向AIG购买的金融保险信用违约掉期(CDS)。高盛一家便得到130亿美元。这不仅是把纽约美联储当作高盛自己开的，简直是把纽约美联储当作弗里德曼自家开的了”;又例如，“美联储内部有政策，禁止其董事购买监管对象的股票。弗里德曼购买高盛股票后又过了数周，才从美联储处获得特殊准许。而在购买3.7万股高盛股票之前，弗里德曼已经持有高盛的大量股票。美国那边也定期打击内幕交易，但打击的对象都是一些轻量级人物。”(57)
(本文系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四章第二节“国际金融的地缘政治分析”的一个目，该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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