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东西卖多少钱你说了不算。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东西是你的,但是多少钱卖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市场。市场是怎样定价的?供大于求则价低,求大于供则价扬。买卖博弈。粮食虽然重要,但你不得不卖,你要换钞票给孩子买教育,买来年土地用的化肥。粮价问题反映出一个重要原理:散户不具备议价能力。 散户不具备议价能力,如之前所说的。农民需要拿粮食来交换其他生产资料。而且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交换。尽管有农民认为自家的粮食应该是5块钱一斤。但是市场价是5毛钱一斤,他也不得不按市场价交易,因为他没有其它的办法。自己不按这个价卖粮食,别人家就会按这个价格卖。关键是他不得不靠卖粮为生。所有的农民也不可能联合起来抬价。所以散户不具备议价能力。所以通常情况下,农民始终处于刚好处于温饱状态。散户不具备议价能力是指买卖一方在对交易有依赖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不公平交易的一种妥协。如果交易的一方对交易有依赖,不得不妥协接受不公平交易,我们把接受不公平交易的人称之为易格受损的人。反之,我们把公平交易的当事人称为易格饱满的人。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易格。易格是指
个人在社会交易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准确的讲,应该是易格瘪损的散户不具备议价能力。事实上,在“市场”条件下,终端的散户一直易格瘪损的状态,如果你沦为佃户,再混成地主就很难了。骆驼祥子终究没能买得起一辆自己的跑车(人力的)。
在农业时代,农民把自己的劳动果实去交换为货币几乎都是不对等交易。
政府通过官僚系统进行征税,由于没有严格的预算,也没有银行卡的数据跟踪,官僚系统的寻租空间很大,货币逐渐在渠道积沉(收多了不报,收少了不干)。农民上税供粮,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是还会遭到官员的敲打,这种敲打不是故意的,是不由自主的、潜意识的,日积月累的。所有的官员同学都这样做的时候有(有清官出现的的时候,会受到其他官员敲打的,清官属于散户),底层的农民就吃紧了。而每年发放的新货币是有限的,
在金属货币时代,整个市场一直对金属货币处于饥渴的状态,几乎每个朝代都对铜矿进行了开发的工作。但供应有限。
这样货币渐渐积聚到权贵、巨商、官员手里。一旦有个天灾人祸,底层的农民就脆弱夭折了,不能供粮了。于是流动性枯竭了,危机出现了。皇上拨款赈灾,赈灾款八成又落入渠道,发送不到终端。皇上不能收租了,还得给官员同学发工资。终于hold不住了,向王爷大臣求助,同学们都装聋作哑,仰仗法不责众,看好戏。皇上明白了,我是孤家寡人,哥也是散户啊。所以过往的王朝是有周期的。王权依赖官僚系统收税,对渠道依赖,有依赖就有寻租,当这种寻租规模失控的时候,谁也不好使了。如果财富屯于中央,中央不会傻到不向终端输血以拯救自身统治吧,但是货币屯于渠道,皇帝就爱莫能助了。有的政权发行质量轻面值大的劣币,无疑是昏招了。所以问题是:渠道拥塞,何解?乾隆皇帝养肥了和珅,然后送给了嘉庆。想必和珅也是知道的,和珅一小妾曾建议给和珅的儿子开钱庄,和珅拒之。当嘉庆上位的时候,和珅的儿子没有经济问题得以安全。君臣默契至此,令人感慨。但是乾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再来看法币时代的渠道拥塞问题。政府放或贷给商业银行,银行贷给企业,企业给民众钞票,作为劳动的回报。这些钱有一部分会沉淀到个人的账户,个体根据自己需要买东西。政府把信用给银行,银行把信用给公司,职工通过劳动换取信用。凭信用换取商品。流通多少信用够用呢?银行给公司的钱是要限期收回去的。货币是由银行发出去的,发出1000元,要收回1200元,多出来的200元哪来的?它来自未来贷出的货币B。这些货币流通到终端,被A公司赚取利润200,交给银行。我们把政府视为信用的源头,银行视为主渠道,我们知道渠道越长,货币效果越弱。比如,政府盖一座大楼,直接找农民工干,农民工可以拿到10000元的工资。但是通过找承包商和包工头,农民工只能拿到5000元的工资。中间的差价我们称之为渠道寻租。渠道对终端寻租,我们之前讲到终端的散户处于易格瘪损状态,终端的交易大多为不对等交易。渠道和终端进行无数次pk(职工通过劳动换取信用)之后,渠道的货币(信用)日渐囤积,终端的货币(信用)日渐吃紧,甚至会出现货币信用破产的情况。银行要盈利,企业公司要盈利,利从何来?银行找企业,企业找员工。结论是由边际提供剩余价值。资本寻找市场,市场寻找边际。但是,当市场触顶后会怎样?
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渠道拥塞,何解?在金属货币时代,由于新发行的货币有限,整个经济体最终因为终端失血而崩溃。在法币时代,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政府可以向终端输血吗?理论上是可行的。操作起来是困难的。比如农业补贴,这一点政府做的好,还需加大力度。另外就是拓展市场,有需求就就可以开工,有工作就可以换钞票,有钞票就可以换粮食。于是开工,生产,发钞票。生产的产品堆积太碍事就送给了国外友人,直接发钞票不就行了。OK,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输送到终端的血液又被渠道吸走。当终端的易格瘪损,这种情况就不可避免。如果渠道掌握了天量的货币(信用),就拥有了作恶的能力,渠道有没有可能行动一致,发动一场通涨呢。
渠道的力量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吗?供大于求,价格就下落;求大于供,价格就上升。不尽然,如果世界的石油储备只够10年供应给同学们了,石油价格会上涨吗?不一定,渠道可以让终端的供应翻倍,以前提供60桶,现在可以供应70桶,价格甚至会下跌。当然后天可能只供应30桶。这在一定程度上讲,取决于渠道的意志。商品房每年都在增加,价格下降了吗?渠道可以扭曲供求。货币流经渠道,渠道也可以扭曲货币的需求。一定程度来讲,当渠道掌控了商品和货币,就可以通过分配商品上的货币量来控制价格。有的价格奇高,有的又低的可怜。所以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源头是信用的发源地,但渠道拥有信用的使用权。一句话,源头要控制渠道。
渠道失控很多年
93年分税制改革。废止了财政部征税统收统支的做法,地方政府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是这一亩三分地,看似面积不大,却是挖洞的好地方。地方政府引进外资和土地财政的积极性和贷款的热情空前提高。朱镕基总理在2011年4月23日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时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分税制改革的同时,源头发币的方式被取消?何为源头发币呢?
法律货币发行可以划分为两种,二者本是一脉相承。一种是源头发放,即从源头发放到终端,一种是渠道发放,即从渠道发放到终端。我们把源头发放定义为a,把渠道发放定义为b。我举个栗子啊:政府盖大楼,直接找农民工干。属于a,政府招标找承包商,承包商找包工头,包工头找农民工,属于b。政府是源头,银行是主渠道。政府把钱给了银行。政府直接付钱是源头发币,银行贷款属于渠道发币。93年以后,没有了源头发币。财政赤字不可以再到银行挂账,(以前可以的,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被视为需要再支出)改为渠道发币。渠道发币即银行贷款,银行贷款的数量取决于市场。发币的权利不再属于政府,渠道发币将发币的权利从政府权利中分拆了出来。信用来源于政府,信用的使用属于了渠道。上文说到,银行发一百,要回收一百二,多出来的二百从哪里来呢?来自出口,出口了鞋子,鞋厂没有持外汇的权利(现政策已有改观),需要到银行那换成人民币,酱紫鞋厂的同学就有了工资,终端有了货币,终端的货币的一部分被赚取上交到银行。相当一部分货币是通过外资的进入和出口商品来完成发行的,而其中的权利又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引资、土地出让、贷款的权限颇大,甚至这些权限无需中央check。源头放任了渠道。
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so,是什么成就了繁荣?改革开放之前,人们都很穷,没什么购买力,需求不足。后来我们开始廉价的出口商品,找到了外需,有需求就可以开工生产,有生产则支撑了货币的信用。是需求成全了信用。当货币和生产同时成为需要时,则信用建立了。所以找到巨大的需求,就找到了一段时期的繁荣(前提是资源够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主因,而不是因为引进外资,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短缺问题也就成了半个伪命题。缺的不是钱而是需求,而钞票则有的是。当然引进技术和管理则另当别论。而近几年,西方国家开始把生产线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时外资在国内诸多领域占据了上游。渠道影响力显现。回到开始的问题,市场萎缩,信用屯于渠道。何解?如何让囤积在渠道的信用流向终端呢?没有新兴市场大公司就不会做投资,而原有市场早已由自己把控。投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无利则不投。而慈善的效果又很有限。小微企业也很难拿到贷款,无论银行利率如何调整,已经对它意义不大了,无论是2块5还是两块七都是它买不起的面包了。越是市场需求萎缩,货币越难流向终端。政府帮帮忙?额,它可能已经债务缠身了。
政府是怎样缠上债务的?上文说到地方政府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本来这块地收入500万,却向中央汇报说收成不好,只收了50万。整体赤字,而求得中央的转移支付。所以巨额的地方债务有夸大之嫌,中间可能有财务黑洞。抛开这一点不讲,政府的确做了很多基础建设投资,为经济环境提供了诸多硬件设施,贡献良多。但是地方政府做投资时,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靠拢。投资了不少地产相关项目,几万亿投资有多少流向了渠道,又有多少流向终端呢?当渠道肥而终端瘦的时候,这种投资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如何解决债务?如果债务没有注水的话,就划掉它。政府作为货币信用的源头,对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直接给现金就可以的。这是源头发币的一部分,政府的投资不能划为债务。西方国家的债务实际上是一种表演。西方国家的源头和渠道是一体的,是利益协同的。以美国为例,控制美联储和控制大公司的是同一伙人。不存在源头对渠道失控的问题。政府已经沦为渠道,政府受控于美联储,所以政府发行货币要拿国债做抵押,实际上,通过银行发币,发出100快,要收回120,多出来的20块必然来自经济体的基础货币,也就是说政府需要定期向经济体中注入货币,以维持流通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向美联储要钱,必然产生债务。因为渠道对终端寻租,所以有生产就有不对等交易,二者相伴相生。货币不断地向渠道方向移动,终端就会面临信用不足的情况,为了防止终端罢工,就要对终端输血,于是政府向美联储要钱,于是债务增加。所以当经济增长,美国政府的债务就增长,看起来像是债务驱动的繁荣。不过这些债务不用还,既然政府是自己人,就让债务数字往上涨就是了。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的债务被分拆到了地方政府,持债人被分拆到了地方银行。本来中央政府从央行拿钱不用还,中央政府就让自己的儿子地方政府到央行那拿钱,央行就让自己的儿子地方银行拿了钱。结果地方银行追着地方政府要还钱。说啥也不好使,从我这拿的就得还我这里。最近国家考虑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解决财务问题,一旦这些债务被外持,就意味着这些注水的债务必须要还掉,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会拼命收税,其结果必然会伤害到本已羸弱的终端。
货币不断地向渠道方向移动,终端就会面临信用不足的情况,终端信用不足就会导致生产停滞(我国已出现田野荒置的个别现象)。如果在金属货币时代,这意味着崩溃周期的到来,在法币时代需要源头给终端输血,但不是长久之计,如何掌控渠道?将渠道拥积的信用重新分配呢?
中文说道,改革开放初期无需引进太多外资,找到需求后,我们的国有企业应当做投资,培养自己的渠道。以当前的情况看,还有机会,事实上,国有企业在今天却成为了声讨的对象,它亏损了,人们说它占着茅坑不拉屎。它盈利了,人们说它与民争利。究其原因在于运营数据的不透明造成的。在普通竞争领域是否依靠垄断地位谋取暴利?国企的利润是怎样流动的?是否真正用到了公共事业上?有没有刻意制造亏损求补助的情况?其实国家应该控制动脉,开放毛细血管。毛细血管是给终端供氧的渠道。有茂盛的毛细血管,生态才能繁荣,困境常常在于终端失血,毛细血管失血,而动脉堵塞。所以在普通的竞争领域,国企应该淡出,开放毛细血管。在有系统功能的领域,如网络、金融、能源领域要有控制力,控制渠道,有渠道拥积的现象及时处理。现在有人以开放毛细血管之名妄图彻底分食国有企业无疑是危险的。所以国企的利润流向必须透明化,这也是凝心聚力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由之路。同时国家应当创造需求,以源头发币的形式,将更多公共事业外包给企事业单位。当务之急是将央行的权利收至到财政部,对有威胁的渠道当果断参控股buy之,货币的本质是信用,掌控渠道无疑是最大的信用。西方国家早已解决源头和渠道之间的拧巴的关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广泛控制能源领域、食品行业,信息行业,以及各种行业巨头,大公司之间股权交错。华尔街同时控制美联储和大公司。这些商业银行股东同时就是美联储的股东。源头和渠道被控制的很好。征战全球的大公司就如同他们国家的国有企业,而且它不是一个人,它们成体系的进攻,它们不差钱,他们玩转产业链。哦还有大数据。所以在大数据压境的今天,国有企业任重道远,在国有资本要控制股权,开放运营,全民分红。国有企业将符合市场经济体系要求的正常企业,国有企业特有的腐败、低效问题也会都将不复存在,运营数据公开化,可以作为一个开始,有病得治啊。同时在特殊领域,如公共设施领域个别时期需要国家补助,比如高铁。别动辄涨价。这也是补贴终端的方式。要知道亚马逊也是养了很多年才盈利的。我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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