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两句话：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我们不得不说，这两句话留下了一个不小的口子。
什么是混合经济?经济学家韩德强曾经指出：
“其实，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教材都承认，带头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其经济体制是也混合经济体制，既有市场、又有计划。计划和市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相互增强。”
“严格地说，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经济体制不是混合经济体制。”
“各国经济体制的差异，在于计划与市场何为主导，何为从属;主导到何种程度，从属到何种程度;更进一步，在于指导思想上，是崇尚计划，还是崇尚市场。”
第一，宏观社会层面的混合经济体制指的是计划和市场并存，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并存；但是《决定》所强调要“积极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却偏偏要在企业微观层面上讲，讲的是国有成分和私有成分在一个企业中并存。为何不讲宏观层面的计划和市场并存，而要讲微观层面的国有成分和私有成分并存?因为更具现实操作性。谁的操作性?如何操作?是国有成分进入私营企业，还是私有成分进入国有企业?
第二，明确《决定》在混合所有制的关注点之后，就像韩德强在宏观层面上强调的那样，区别国与国之间混合经济的不同性质关键看谁主导：计划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主导到什么程度？那么，微观企业层面上，关键的就要问：谁控股？阅读《决定》全文，你确实找不到“鼓励公有资本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字句，只出现“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字句。
第三，“非公有资本”指的是谁？中国资本？外国资本？
可见这个口子还真不小：为何要将混合经济强调成私有成分进入国企？为何要鼓励非公资本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怎么鼓励？控制到什么程度？这些话是按照哪些人的意愿写进《决定》的？
然而，《决定》里有这么一句：“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句非常重要，是“混合所有制”的总纲，是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底线，也是保障我国混合所有制的性质，即国有经济主导。如果两步走，1、将国企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2、再由非公有制资本控股，走完之后的混合企业显然不能再称为国企，如果这种两步走是混合所有制所“鼓励”的方向，更不符合“国有经济主导”的原则。
《决定》里这些不明确的字句、互相冲突、矛盾的字句，给社会各界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也给相关部门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决定》中的混合所有制，到底是按着总纲里的“国有经济主导”的方向发展，还是按着细则里的“鼓励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方向发展，想必各方都会大作文章，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读，去落实。而“国有经济主导”的方向、“公有制为主体”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方向，是人民的方向；而“非公有资本”即内外资本控制国有资本、控制经济命脉，则是资本主义方向，是反人民的方向。凡是国内资本、买办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代言人，一定会做出民资、外资控制国企的解读，并直接按着这条路径大踏步走，进一步掠夺国有资产。
而这也是刘鹤的383方案的方向，是新自由主义的方向。然而绝不等于是《决定》的方向。383方向，是对《决定》局部文字细节按照外资买办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意愿发挥出来的方向，而绝非按照《决定》总纲、按照社会主义性质去发挥的方向。然而，留下了一个口子，就有蚊子来叮。
我们来看蚊子如何疯狂撕咬：
2013年11月25日上午，新京报网发布一条新闻《发改委：允许民资和外资控股国有企业》，http://www.bjnews.com.cn/finance/2013/11/25/294518.html，新闻内容为：
新京报讯(记者 王姝)今天上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官员连维良明确表示，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今后不仅仅是民资，也允许外资控股国有企业。他称，混合所有制有利于提升国企竟争力。
官方新闻网站中国新闻网全文转载：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1-25/5542455.shtml，腾讯、凤凰等门户网站也纷纷转载：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25/11154153_0.shtml，http://news.qq.com/a/20131125/010673.htm
其中，腾讯直接以弹窗的方式推广此条新闻。目前，新京报已经将相关新闻页面和微博删除。发改委出来澄清：允许民资和外资控股国企系失实报道。
新京报故意曲解发改委的言论，联合腾讯、凤凰等媒体策划这起“外资控制国企”的舆论，反映了资本代言人的南方系媒体大肆误读《决定》，散播谣言，误导群众的阴暗心理。反映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对抗《决定》的总纲，对抗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反映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要将中国的改革从《决定》的方向上拉向383方案的方向上。《决定》虽然留了个口子，但是细则不能替代总纲，局部不能替代整体，手段不能替代原则，这是基本的解读常识。但这股力量偏偏反其道而行，以自己的媒体平台乃至自己的官僚代言人，直接做出要让民资、外资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诉求。他们的逻辑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必须让外资控股，也就是说，为了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必须放弃国有经济主导，“国有经济主导”和“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是不能共存的，于是乎明目张胆剥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为外资主导开路。
这是一轮大炒作，也是一轮大示威。我们要清楚383方向的危害性，即要清楚外资主导的危害性，请看众多学者的见解，听听那些主流媒体绝不会报道的声音。倘若下回还出现如此歪曲《决定》精神、脱离《决定》总纲的言论和炒作、发现哪些部门胆敢违反《决定》方向、人民的方向而奔向383方向，需立即给予坚决反击。
请记住，《决定》留下口子，南方系和官僚代言人势必疯狂撕咬，妄图进一步扩大口子；但是，《决定》也留下总纲，我们要坚守仅有的成果，再谈扩大成果。
韩德强：唯一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高梁：进一步开放将严重威胁我国核心战略利益
杨斌：“引进战略投资者”为控制我国经济命脉
江涌：消灭国企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目标
张宏良：取代国企垄断的只能是外资垄断
夏小林：贩卖拆分国企的毒药是为外资垄断开路
贾根良：引进外资对中国百害无一利
韩德强：唯一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而改换成门，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对于这一进程，王志乐先生也不是没有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办法很简单，改变中国企业的定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只要服从中国法律，就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更深层的问题是主体问题。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话，这个经济安全就非常严重。无论是系统性崩溃，还是做了四肢产业，对于工作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的中国部分，以及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官僚和买办群体，那么，我可以同意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安全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纳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系统性崩溃带来的痛苦将是真实而持久的，在四肢型产业中从事低附加值、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实而持久的。因此，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今天这个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叫开放与经济安全。可是如果严格按照我们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的。为什么?当每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最大化了，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吗?经济安全问题提出来，实际上说明在全球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强者、成了胜者，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弱者、成了败者。这是问题的关键。胜者控制着大脑和心脏产业，败者只好做四肢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败者地位呢?透过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就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过非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走了极端，损害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更进一步，中国成为世界打工厂，既抢走了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机会，也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这个过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高梁：进一步开放将严重威胁我国核心战略利益
利用国外资本必定要以出让本国权益或未来利益作为代价，随着FDI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向我国经济核心领域的延伸，其弊端日益显著。
冲击和挤占国内装备工业市场，侵蚀民族工业产权和控制权，威胁我国核心战略利益。我国部分工业行业已被外资企业主导。在39个工业行业中“三资”企业在19个行业的销售额已超过30%，其中，“其他采矿、皮革羽绒等加工、家具、文体产品、电子、仪表”六行业的销售额占50%以上的绝对优势，在服装、橡胶、塑料电器设备等重要行业的销售额也占到40%左右。(《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
跨国公司还企图趁我国企“产权改革”之机，控制我国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包括像卡特比勒这样的产业型公司，还包括像高盛、凯雷这样的金融大鳄。除著名的徐工并购案外，在齿轮、轴承、机床、汽轮机等重要装备和零部件领域都有类似的经历。
各行业现存不多的国有重点企业，是我国60年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这些企业的意义，远远超出账面的“资产”，而是综合国力的核心——企业管理团队、熟练技工、技术团队及核心技术、品牌等能力的集合，是行业内配套体系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行业自主创新的带头人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支点。一些关键企业一旦被外资控制，就会造成全局性的损失。一些重要企业被外资控制后，还将威胁到国防科技工业建设。
按产业控制理论，外资和东道国对产业的控制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旦某一领域的外资在东道国市场份额中占据了相对优势，则本国企业就将失去了话语权;产业安全的程度，本质上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
随着外资在华势力的增长，已经出现干扰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的现象。
阻碍自主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大量事实证明，所谓“外资企业带来先进技术”，所谓“以市场换技术”，越来越成为空话。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实力的增长，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出口采取越来越保守的态度，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对华封锁遏制政策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国有的实际经济部门多年来以“市场换技术”为名，形成对外资的“技术进步功能”的过分依赖，这已经成为阻碍自主创新的思想障碍。由于国外装备和高技术产品的大量涌入和普遍不注重吸收消化再创新，本国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空间被一再压缩，并加剧了产业控制权的旁落、利润的外流。这实际上成为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大障碍。
我国目前是世界看好的大市场和“增长亮点”，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必然重视抢夺我国市场蛋糕，如抄股市楼市大底，趁我国大型工业企业效益下降、卷土重来实施并购等。这是资本的本性，我们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
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开放不够的问题，而是不善于在开放环境中自我保护的问题，是在安全形势渐趋严峻的情况下，防范意识、防范机制不足的问题。确保国家安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
杨斌：“引进战略投资者”为控制我国经济命脉
美国推行作为“华盛顿共识”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总是密切围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和战略产业，首先通过私有化政策拆除国有企业形成的阻碍，再通过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为跨国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命脉打开大门。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小的国家和产业领域，美国会要求跨国公司直接收购兼并，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大的国家和产业领域，美国往往以产权多元化为借口，策略地先提出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这种看似中性的产权改革，让跨国公司间接地参股涉及经济金融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然后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政府双边高层战略会谈施加压力，以最终实现完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目标。
美国竭力推行作为“华盛顿共识”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是否也会误导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改革，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保持警惕。当年泰国、韩国、阿根廷等国爆发金融危机之时，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逼迫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将涉及经济金融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廉价卖给国际资本。美国本国爆发危机后采取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做法，同其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预截然相反，这种双重标准表露了美国鼓吹的“华盛顿共识”的虚伪性。
冒然地推行私有化不利于实现维护民众利益的真正民主，不利于解决铁路、电力输送网等技术性自然垄断弊端，反而会造成私人资本垄断政治、经济、媒体的更大危害，甚至会呼应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酿成“颜色革命”，并严重威胁国家政治稳定。
江涌：消灭国企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目标
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新自由主义就是因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其基本要义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扫清资本扩张的障碍。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大张旗鼓地出售国有企业。阿根廷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并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全流通”。但是，这些被变卖的国有企业经过短暂民营后，很快被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金融寡头所收购，阿根廷由此丧失了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由外资主导，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深受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因为没有国有企业的抵押或担保，美国及IMF拒绝给予资金援助。与之相反，墨西哥能在危机爆发后获得及时援助，则是以该国的国有石油与铁路企业的股权与收入作担保为前提的。普京总统掌权下的俄罗斯，对叶利钦时期的自由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全力收复石油等战略资源行业，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改观。拉美及原苏东地区的经验与教训说明，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国家经济危难时的最可靠依托。
张宏良：取代国企垄断的只能是外资垄断
铁路、能源、金融、市政、电信、教育、医疗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航空母舰，拥有数百亿乃至上千亿资本，国内私人企业根本就无力进入，而能够进入这些行业抢占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只能是另一种“民营资本”，即外国垄断资本。既然连目前要被取代的国有企业都是垄断，那么能够取代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外资企业，自然是比国有企业更大的垄断，而一旦形成外资企业垄断，则意味着垄断价格的为所欲为，如同现在的食用油和日化产品一样，垄断价格想怎么涨就怎么涨，中国老百姓完全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待宰羔羊。大家只要看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凡是外资控制的市场和商品，无不是价格飞涨的商品。即使外资没有垄断，只要是外资大规模进入的行业，同样是价格飞涨，房地产行业就是典型。三年前国务院宣布大型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行业，打破垄断推进“民营”化，结果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地盘绝大部分落入外资手中，房子价格如同火箭般急速蹿升，全国房地产价格不同程度地翻了几番。对此，呼吁和落实“民营”化的人笑了，中外房地产开发商笑了，中国老百姓却哭了，甚至哭都哭不出来，看着飞入云天的房价，只能盼望下辈子哪怕是脱生为飞禽走兽，再也不要脱生为人，因为飞禽走兽至少不需要购买天价房屋。
夏小林：贩卖拆分国企的毒药是为外资垄断开路
即使按照那些“向往欧美模式”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型官员”的价值标准来看，欧美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推行的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中，在众多场合下将垄断行业改革为“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的目标也是空话。有的国家一时间的放宽准入、拆分个别大企业，事实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垄断行业的面貌，也没有改变“竞争产生垄断”的铁律。
欧美国家里垄断行业的大企业兼并重组一直在进行，并且是跨国进行的，更对中国的相关领域垂涎欲滴、望眼欲穿。
例如，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美商会主席狄安华称，在电动车、清洁能源和高铁等领域，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扶持本地企业。他说，中国国企向全球扩张，现在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海外的商业竞争中，都可以击败美国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应该将注意力从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移开，转向中国国内那些不利于美国企业同中国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准入壁垒。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指出，41家中国国企登上了2010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其中3家还跻身百强之列。
一个凸显出来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如果“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垄断行业真的“改革”成了“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迫使中国电信、民航、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成为竞争性行业，将这些行业中的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正言顺地拆分为若干更小的企业，产业集中度将大幅下降，最大的利益将“花落谁家”?
答案只有一个：这种迷信西方经济学个别流派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不管欧美国家实际做法的改革设计，将最有利于欧美垄断行业中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在“十二五”期间快速进入中国电信、民航、能源、金融等行业，并形成新的外资垄断格局。在它们面前，中国的个体私营企业和它们的所谓的呐喊者们，如工商联等等，将被“秒杀”，不堪一击。而且，这将是基于同一个理由，自由竞争，全球范围;一视同仁，WTO!
我国加入WTO以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重大决策，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垄断行业(和其它重要领域)的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大型国企的国际竞争力和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这应当成为垄断行业改革目标和产业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
相反地，谁也不能说，这里的改革就是要消除垄断、削弱垄断性国企的竞争力和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因为，那样欧美跨国公司就会率先占领这些行业的制高点。至于中国的个体私营企业有没有能力和时间去做到这一点，看一看产业组织理论记载的那些纯粹经济性的进入壁垒就一清二楚了。
贾根良：引进外资对中国百害无一利
历史经验说明，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不仅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其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有预谋地推进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保护主义经济学和保护主义发展政策遭到极大贬斥，被华盛顿共识宣布为非法。在这种欺骗性思潮的影响下，自由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被看成了发展中国家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自由贸易已经普遍地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论文都在讨论中国如何推进自由贸易，即使中国大豆产业的生存岌岌可危，即使中国国内市场被外国产品大量占领，即使中国产品遭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围追堵截，也没有人敢说要拿起保护主义的武器，捍卫中国的民族产业和保护中国的国内市场。究其原因就是人们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欺骗太深，已经把保护主义看作是落后的代名词，认为在保护主义的壁垒之下建立的企业依赖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不思进取和缺乏竞争，更遑论承受国际竞争;认为保护主义无法解决技术进步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才能达到“市场换技术”的目的。这些看法不仅存在着基本的逻辑混乱，而且也与历史经验大相径庭。
笔者曾撰文讨论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国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币被迫升值和中国经济“自我剥夺”的罪魁祸首，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内需产业和内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使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泡影；并成为寻租、滋生庞大买办利益集团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强大力量。它加快了通过掌控产业价值链垄断和支配中国经济的进程，因而成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破坏和谐社会的隐蔽性杀手，并通过挤占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成为催生中国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外资不仅加剧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它还通过直接投资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夺我国自然资源和金融财产，并最终将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国保护本国市场也主要保护的是外资企业，从而使外资支配中国经济的格局永久化。所谓缺乏资金、转移技术和“搅局”中国经济等引进外资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误国误民之论，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必须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而对那些我国政府没有回购的外资企业，也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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