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GDP实现7.5%的增长不难，财政稍微发发力就能够实现。但明年哪?还靠财政保增长吗?也可以。但是，难道中国总要靠财政的托举才可以实现一定的增长吗?可以肯定地讲，就目前中国的财力而言，“保”几年的增长不难，但如果看不到症结所在，那就一定会越“保”越难，而且早晚“保”不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内生性(即“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弱化。这一点，中央已经意识到了。但什么原因导致的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现在，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政府管制太多了，束缚了民间资本的活跃程度。所以，必须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来焕发民间资本活力。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做的，这也是所谓中央接受了“供给经济学派”观点的产物，它试图通过市场提供新的供给而拉动新的需求。
这到底行不行?无可否认。但也必须要意识到，实现“新供给拉动新需求”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条件是：有利于投资的货币环境。没有新的投资，哪会有新的供给?但很遗憾，整整四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我们还在反复地提醒：错误的紧缩货币政策会摧毁中国经济的主动性增长动力。但现在的问题已经“变异”了。
长期坚持错误的货币政策，已经使中国金融结构发生了重大扭曲，“金融空转”消耗了大量“金融养分”，恶化了中国的“供给环境”。它使得实业资本更希望“外逃”去寻找更理想的投资环境，而不愿意留在本土。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也多次的重申，而且CCTV关于广东银行业协助资本逃逸的报道，也恰恰证明了这一判断。
所以，要让中国的改革红利得以释放，要使供给理论得以成功，治理金融结构、铲除金融空转就是“纲”，“纲举”才能“目张”。如果不在这件事上采取强硬政策，货币效率会大大降低，因为会有相当多的资本更加痴迷于“钱炒钱”，而加剧中国的金融空转。毕竟，对经济而言，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或者钱劣质却是万万不能。
与此同时，还需要强调政策“归位”。货币政策之所以被定义为“总量政策”，是因为资金具有强大的流动性。只要B行业可以在短期内维系高收益，投放给A领域的资金就很容易流向B行业。这方面，过去已经吃过大亏。2008年，政府投资最初是希望“振兴十大产业”，而且也出台了“振兴规划”，但投资最后都流向了房地产，为什么?因为，“振兴产业”的“结构性政策”不明确、不具体，也没有相应的财税政策，不能使这些产业产生赚钱效应。所以，以“振兴产业”为名所获得的资金，通过各个渠道流向了可以赚快钱的房地产行业。
所以说，结构性政策(产业、财税)就像挖沟，谁深谁浅要分明、要有明显差异;而总量政策(货币政策)就像水，放下去属于自然流动，如果沟深沟浅清晰分明，水自然会多流入深沟。因此，要扶持“三农”或“小微”企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免其“税收”，但需要严格监控其收入和利润，为日后准确而适度的“定税”提供依据。至于信贷和货币政策，其关键是治理金融结构，整体压低利率，而不在于“结构性降准”。
“结构性降准”可以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下降，也可以增加小微企业的信贷总量，但最大的可能是：这些小微企业变成“金融倒爷”——即把贷款转手贷给出价更高者，比如房地产公司。因为这个行业对高息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远高于小微企业。
有人说“余额宝”等货币基金是银行的“搅局者”，能够提高银行效率。这不能让人认同，而且事实也不是这样。它们搅局的结果是，银行理财产品的花样越来越多，金融秩序越来越乱，存款竞争越来越激烈，存款成本越来越高，而“金融养分”越来越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金融监管机构几乎一致的看法。但谁都沉默不语，更没人愿意对其采取强硬的治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金融空转继续扩大，中国的投资环境会进一步恶化，改革红利也将变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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