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资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的逻辑;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解构的逻辑。陈志武之所以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文化解构的逻辑，正是因为陈志武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不同的传统文化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⑨
“今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⑩
“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当金融市场取代了‘家’的保险互助功能，从而使类似于儒家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降低以后，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反而不好呢?是否反倒让人变成行尸走肉、醉生梦死呢?新儒家学者最喜欢批判的当然是美国，喜欢拿美国来说明为什么西方文化不可救药而必须由中国文化来拯救他们。”⑾
在这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虽然不是家庭、家族关系瓦解的逻辑，然而却是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的逻辑。在他看来，儒家文化是为维系家庭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服务的，一旦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了，那么作为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理论基础的儒家文化也将瓦解。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瓦解的逻辑。不可否认，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取代，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将由家庭逐步转变为个人与企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作为社会最小经济单位的经济功能将消失。但不能由此否认家庭的任何经济功能。就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高度发达的社会来讲，仍然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破产，也就是陈志武说的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现在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的破产。如果一个人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把自己的终身完全托付给这种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而失去任何家族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那么此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每次金融危机都有那么多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他们太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以致上当，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家庭仍然是最安全的经济避风港，家庭的经济功能在任何时候都功不可没。“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稳定性源于信誉关系，而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法律关系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誉关系，真正的信誉关系往往首先要通过“友谊、情感和亲戚”来建立。认为通过金融的逻辑可以建立纯而又纯的经济关系，把友谊、情感和亲戚关系作为“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完全排除在经济关系之外，那么这样的经济关系很难建立起信誉关系而得到长久维持。信誉关系是比“显性”金融契约关系更可靠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作为信誉关系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灵魂，“显性”金融契约关系只有建立在这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才是真正有效的金融契约关系。因此，如果说中国古代农业文化存在着家族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那么这种“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则纯粹靠“友谊、情感和亲戚”之间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即所谓的“孝”道关系来建立和得到可靠的长期维系。这种通过“孝”道关系体现出来的牢固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对于任何时候的金融契约关系都是必要的，根本不会因为家庭不再作为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而变得无足轻重。陈志武的“孝道”理论虽然扩大了金融学的分析范围，用所谓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来定位家庭生活领域，会使家庭生活庸俗化。家庭生活，如果要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只能是价值经济学;如果是用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生活，则只能使家庭生活成为金钱的世界。这对家庭生活没有解释力，更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因为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金钱关系或者所谓的“金融契约”关系本来不可能是其中最本质的关系。家庭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的细胞;家庭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而不是金钱关系。微观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家庭经济的展开。家庭经济典型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包括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本质——价值关系;用金钱关系来说明家庭关系，用金钱关系来解释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这是对人际关系的扭曲。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为了“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而建构起来，那么中国几千年的“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得以维系的历史就是儒家文化得到实践成功证明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稳固的金融的逻辑与西方频频发生信用关系破产的金融危机的“金融的逻辑”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中国的道德文化、亲情文化确实优于西方的契约文化，建立在西方契约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并不可靠，只有建立在中国道德文化、亲情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才是稳定的金融的逻辑。金融的逻辑就是道德的逻辑——金融的逻辑不但不足以解构儒家文化，相反恰恰确证了儒家文化。因此，本人建议，应该把儒家信誉文化中所渗透的金融的逻辑整体移植到西方，以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以信誉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真正稳定的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还表现在：金融的逻辑是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金融逻辑的局限性源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范式就是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经济学的规范性、认为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金融的逻辑排斥“友谊、情感和亲戚”、只承认有形的契约关系不承认无形的道德关系是必然的。西方经济学范式还是配置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就是投机经济学，投机经济学就是只讲金钱关系不讲亲情关系的经济学。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配置经济学通过煽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把自己的终生命运寄托在金融衍生品链条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金融泡沫的吹鼓手。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陈志武为什么要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风头正猛时逆势推出这种寅吃卯粮的金融投机逻辑，推出消费推动型增长方式?从他的《金融的逻辑》一书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畅销书、他本人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声名一飞冲天来看，他与其说是帮中国人勤劳而富有，还不如说是使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霸权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不但不被动摇，反而逆势飞扬。这是以进为退的策略。他的策略已经取得成功，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西方现代经济学不但没有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被国人扫地出门，而且还在国内得到更广泛的宣传。陈志武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陈志武把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看成只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没有通过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反思看到全球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市场经济结构提升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虽然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自19世纪末演变而来的、靠借贷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其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也不会终结，在质上不会变，只是在度上会有收缩”⑿，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就是美国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金融的逻辑，就是投机与投资颠倒、消费与生产颠倒、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颠倒、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颠倒的逻辑。如果按这样的金融逻辑去演化金融的轨迹，只能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只能比前次更猛烈。因此，目前陈志武金融逻辑的如日中天只能是西方金融危机的逻辑在中国的回光返照。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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