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陈坚同志的文章商榷：陈文《党史问答｜为什么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伟大创举》附后。
在党史学习中，怎样总结改革开放史？经过四十年的实践，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产生于对传统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变革，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截然对立的部分，又有密不可分的部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水岭，在于劳动力能否作为商品。在劳动力雇佣化的条件下，四十年的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根据市场需求，消费资料就有机会转化为私有生产资料，使雇佣者占有剩余劳动，按照生产地位，新生出资产阶级，同时，优胜劣汰，实现资本自然集中和垄断，这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承认劳动力在流通环节的商品性，同时坚持生产环节的主体性，通过生产资料各种形式的公有，组织共同的联合生产和协作，共同处理支配剩余劳动，就可以以截然不同的生产目的和计划性再生产，不以企业利润为单一的衡量维度，而以消费者、企业、供应链、社会环境、劳动者等的权益的多维衡量为综合目标，趋利避害，这样，就在生产环节变革了雇佣劳动制，防止了以资本为中心带来的市场经济弊病。
变革雇佣劳动制，消除雇佣劳动观念，是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生产、创新目的的必要条件。这种变革，通过调整生产中的人际关系，例如在有些企业，通过淡化层级，优化分工，提高报酬，鼓励主动劳动，形成局部的，阶段性的员工主体，就组织起了有效率的劳动组合，就可以充分发挥各生产要素作用，形成高质量、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在劳动与资本、权力的关系上，从实质上变革雇佣劳动制，实现以劳动者为主体，维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基础，趋近有效的公有制和自主联合生产，从而防止宏观上的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在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相应的商品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一方面通过商品生产者的主体性，克服由于官僚主义和计划工具落后导致的计划经济的僵硬问题，四十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用政府调控和全国一盘棋解决商品生产者成为市场主体以后自然带来的生产无序性，防范生产过剩，在这一方面，目前仍在探索，围绕这一问题，存在着与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激烈斗争，但从全局上，已经看到，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归根结底可以体现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和社会节约。
因此，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必须约束劳动力为商品，限制价值规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劳动价值论为主体，从而也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立统一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中出现了雇佣劳动阶段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始终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商品（市场）经济中，越是以雇佣劳动为实践和理论的基石，如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98，）实践表明，这一规律并不因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存在而“过时”。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存在着两种矛盾。
第一种矛盾是和自发产生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表现形式是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是普遍的，长期存在，是绝对的，在生产方式上是长期起作用的矛盾对立，例如既有“996”对绝对剩余价值的盘剥，又有在数据信息时代对高智力劳动相对剩余价值的盘剥，还有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对某些上层建筑产生的演变，如法制系统对“恶意索薪”的立法等，这是基本的方面。
在这种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常见现象违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内容，竭力淡化这种矛盾。在国家上层建筑中一些回避阶级现实的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下，在抽象的民主富强的全民国家口号下，抽去维稳工作的阶级性，仅能有条件地阶段性地缓和矛盾，这种缓和矛盾，往往以雇佣劳动阶级做出最大牺牲为代价。这就是和平演变的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另外，新生民族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反华新冷战中，多数还是传承了反帝爱国斗争传统，以科技创新强国为己任；在社会主义影响下，其左翼积极参加扶贫助学等社会公益，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这些积极的社会作用，也可以缓和一定程度的劳资矛盾，增进企业凝聚力和后劲。
第二种矛盾是在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生产方式下，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生产中公有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在雇佣劳动市场化的环境中，劳动者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的权利很容易实质上而不是名义上受到了致命的挑战、限制，在一些范围甚至被颠覆。在政治上是官僚主义和劳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是社会权益、劳动权益和私人占据特权之间的公私矛盾，以及辅助有企业再生产规模和消费比例，即社会需求和劳动集体利益之间的次要矛盾。这些矛盾都通过削弱党的领导体现出来，是我党“刀口向内”，开展“自我革命”，政治自律的经济原因。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存在的以上两种矛盾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第二种矛盾，制约着第一种矛盾的产生与程度。官僚主义是两种矛盾的起始点。在政治上，各个时期参加革命、建设和改革者，一部分人从不读马列开始，羡艳资本主义繁荣，极少数人幻想中国可以走亚洲“四小龙”资本主义道路强国，认为中国走了极左弯路；一些文革后培养起来的后来者，割断历史，虚无历史，主张全盘西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名义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发展为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脱离人民群众，混淆社资界限，推动私有化，支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上，特权腐败，否定文革以后，其个体逐渐走过我党在六十年代初即告诫的干部“懒、馋、占、贪、变”的过程。
以上两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变为对抗性矛盾。十八大后，党中央厉行反腐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大量的变质个体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凡是经济上腐败的，政治上必然热衷于私有化，热衷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资矛盾中，往往站在资本一方，是两极分化的积极推手，从而助长财富集中，生产过剩。虽然这些腐败分子尚未政治清算，但这些腐化变质分子以及潜在的变质分子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最危险的敌人，一些矛盾也以群体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针对这一危险，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刀口向内”，从严治党，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矛盾。例如，在马克思所说的“少数勇敢的手”的带领下，通过全员持股，落实并发展鞍钢宪法，变革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为社会主义合作生产。这种转化，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信用制度的变革，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质变的关键环节，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正面成绩，更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伟大创新。
陈坚同志的文章在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中，一些观点没有客观反映四十年来社会实践所体现的以上历史与现实，把改革开放初期对市场经济的一些盲目认识奉为绝对真理，对领导人采取了类似“两个凡是”的形而上学态度，形成一种历史虚无的思想僵化。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恩选集第2卷资本论第二版跋，1873.1.24）40年来的改革开放，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经验教训，都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出发，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社会唯物史观，借与陈坚同志文章商榷，澄清一些基本事实，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史。
1，关于习惯性的历史虚无。
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大问题”，而非仅“改革开放后”，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应当从这类惯常的历史虚无中解放出来。
其次，陈文在叙述历史时提出，“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提法，是一种惯常的违背史实的主观提法。此处的“封闭半封闭”，作为小生产意识，应该防范，但描绘成改革开放前的形势，不符合历史。前三十年，在反对帝修反封锁的斗争中，自力更生，团结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不是封闭半封闭，而是反制面临的封锁和半封锁。这一点也是在党史学习中需要认真纠正的重要一点。
其三，陈文提出，“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这种习惯性提法也不准确。按西方经济学解释，市场经济就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交易利润的引导下，由商品生产者牟利交易的经济。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在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劳动力作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世界经济史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先后出现了自由竞争型、垄断竞争型和国家干预下的垄断竞争型三种模式。宣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在主观愿望上显然不是公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言，而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早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就提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毛泽东在50年代针对党内左倾“共产风”进行了清晰的思想批评，指出“有的同志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多次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经济。因此，说1979年我党才提出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这是流传甚广的历史虚无误解，长期以来，也被用来作为西方演变我党的重要工具。
2，关于生产方式演变。“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不包含劳动力商品，谈论剔除雇佣劳动以外的商品（市场）经济，这样提出问题，作为探索的起点也是可以的。
但是，恰恰在雇工问题上党内出现过重要分歧。根据曾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人民网文章《80年代邓小平陈云在改革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2013.1.26）两人在“看待党员雇工问题的侧重点有一定差别”。陈云认为，党员雇工“是个原则问题”，“要慎重”，持否定态度。邓小平认为，“我说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经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1984年2月.28日《邓小平年谱》）“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否定了中纪委制定的《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党员不准雇工的规定，认为雇工有多种情况，十分复杂。”（朱佳木文，同上）当时，党内共同的意见是做一些调查研究。
在理论上，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到雇工8人是小业主和资本家的界限，是为了说明货币转化为资本原理中的一个假设算例：再生产一名工人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为每天８小时，资本家为了实现比工人好一倍的生活，必须每天占有工人四小时剩余劳动，又要拿出一半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显然雇工8人作为阶级界限的假设，在今天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借鉴意义，因为劳动生产率高速发展，资本装备构成提高，必要劳动时间大幅缩短，技术密集型劳动增多，雇工减少，失业大军增加，如马克思在紧随其后提出，与雇工数量有关的“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随着不同的阶段，或同一个阶段不同的部门而不同，并没有将其绝对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第2版356-358页）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来看，我党八十年代对雇工的调查研究，是在前三十年我国农村自留地即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经济补充成分的探索，如果深入下去，是对雇工数量、质量的探索，是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前提工作，为以后国企实施破产法后职工的安置，下岗工人安排，农村家庭承包以后对剩余劳动力加以引导、保护的实现规划设计。这种探索是严肃的，有意义的，是对产生阶级根源的把握，在党内外引起激烈争议，这种争议在十三大以建立劳务市场终结。
“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个体经营者之外又提出了“私人企业”的概念，并明确私人企业雇工人数可以超过对个体经营者的限度。此后，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再发表什么意见。”（朱佳木文章，同上）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年谱》提出，“现行的政策不变。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允许雇工？因为我们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雇工和过去的雇工不同。“——“不要去损害这些积极性。”这次争论是以后中国出现体制性的雇佣劳动制度和阶级分化的胚胎。十三大提出在建立生产资料市场的前提下，首次提出劳务市场；十四大提出尽快形成包括劳务市场的“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意味着劳动力作为商品由市场调配；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虽然原则上还是按劳分配主体，但劳资并列，以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这就完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观点的全盘接受。根据马克思批评古典经济学，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是由劳动要素和非劳动要素生产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隐藏的潜力。”在实践上，在雇佣劳动所发挥的全部隐藏潜力，所形成的亚洲四小龙和欧美资本主义繁荣吸引下，当雇佣劳动力作为基本市场之一，成为基本制度的时候，整个经济体系就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五六七八九”、两极分化、生产过剩的出现，反映了《资本论》揭示的经济规律，即使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下依然有效。而今天的“雇工和过去的雇工不同”只是形式上的，非本质的，雇佣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本质性质依然相同。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陈坚同志文章看不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回避今天的现实，绕开极少数人占有巨额剩余价值，自然出现资本无序扩张和资本垄断这些现象，脱离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的社会现实，代表了今天理论界的一种不健康的风气。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由于不读马列，在不自觉中陷入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那么在今天，这种不仅回避矛盾，而且重复改革开放初期观点，并将其称赞为“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重大突破和升华，有突破”，显然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照搬文件的思想僵化。
2021.5.14初稿
2021.11.7
附：党史问答｜为什么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伟大创举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5月6日07:2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官方账号
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大问题。经过多年实践与探索，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重大突破和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率先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991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再次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里已经触及对“计划”和“市场”的本质认识。
随着实践发展和认识加深，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都不是直接反映社会基本制度性质的范畴，它们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方式，是经济调节的两种不同手段。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一次结合在一起。邓小平南方谈话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为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从根本上解除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正式开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中央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搞市场经济不能忘了“社会主义”四个字，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基本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世界上没有先例，这是一个伟大实验和艰辛创造。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我们党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5月，党中央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些举措对于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具有极其深刻的时代意义。
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陈坚，本文刊登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5月6日理论周刊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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