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笔名“皇甫平”
九十年代初，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曾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其真正原因乃是这组评论文章“表达的是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周瑞金语），指1990年底至1991年初邓小平在沪的内部谈话精神。
评论“皇甫平”，除周瑞金（时任报社领导）外，还有两位：一位是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沪上颇有名气的杂文家：另一位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施芝鸿，沪上媒体特约撰稿人。邓小平的内部谈话，唯有施芝鸿有记录稿，周瑞金没有可能获得第一手材料。这组评论见报后，施芝鸿因有违党内组织纪律而被市委调出政策研究室，凌河仍然在评论部写他的本报评论，而此后占尽风光的唯有周瑞金一人（有关他“遭遇政治压力”之说，后文会有交代）。
当邓小平同志在沪谈话内容公开披露之后，周瑞金便到处以“皇甫平”自居。“皇甫平”是他，他就“皇甫平”。
在《梦想·追求·改革》一文中，他说“尽管后来我没有当上作家（他年轻时的“梦”——引者），只不过当了一名记者（似乎记者低作家一等？——引者），但是我的文章倒也在全国最知名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虽然不能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但是全国有相当多的人知道‘皇甫平’的文章，大概也不算是诳语谎言。”在回答《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中，他更进一步地说：“皇甫平评论是我一生中做政治评论员工作的华彩乐章。这是我人生所积累、所铸造的政治良知、人生品格、传统信念、自身素养相结合的一次喷发。”说得何等玄妙！至于文章的另外两位，对不起，早被他抛到爪哇国去了。
二说“几起几落”
邓小平同志一生，曾经经历过政治上的“三起三落”。于是，周瑞金也来效颦一翻。他向媒体诉说：“我也是几起几落的”。事实当真如此吗？
周瑞金坦承：“我的一生经历，非常简单。三个学校两个单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大学毕业就做新闻工作，在《解放日报》31年，在北京《人民日报》10年”。纵观周瑞金生平，可谓是风淡云轻，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官运亨通，哪里有什么“崎岖”、“坎坷”可言？
他在向媒体记者谈到“几起几落”时，讲到三个时期，一是幼年家贫。这种状况太普遍，跟所谓政治“起、落”毫不搭界。二是“文革”期间。他说他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苗子”，如何如何受到“猛批”云云。好在过时不远，解放日报社同仁有目共睹。当时周瑞金还是个青年编辑，并非“当权派”，只是在造反派批判“走资派”时刮到他几下而已，既未给他开过批判会，更没有楸斗过他，触动过他一跟毫毛，“猛批”之说岂不是夸大其词？这里不妨列举几件事，以见周瑞金在“文革”期间的实际状况：（1）运动初期，造反派将报社人员划分大小班子时，将周划在“小班子”（即工作班子），“大班子”人员送“五七”干校，或劳动改造，或接受批斗。（2）“批邓”期间，报社当时的领导，指使周撰写多篇“批邓”文章，足见造反派对周还是相当重用的，至少也是“用其所长”吧。（3）谁都知道，计划经济时期，人口流动很难，尤其从外地调到北京、上海大城市更难，但在“文革”动乱之时，周瑞金竟有本事将妻儿从浙江温州调来上海，合家团聚，真乃奇迹。据说他当时同家乡造反派打得火热，此事笔者虽未核实，但在酷烈的政治运动期间，户口又控制极严，能将家属调沪，不是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处境么！
三是皇甫平评论发表之后。从表面上看，他此时似乎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其实，上有中共上海市委的“悉心保护”（周瑞金语），下有报社同仁的充分理解（知其背景），并不像有的文章所宣扬的要有“天大的胆子”，也不像周瑞金自己所吹嘘的：“承受多么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妨设想，当时别的媒体如果能得到邓小平谈话精神，说不定也会写出独家评论来的。邓小平当时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一言九鼎”的最高领袖，远非“文革”期间他老人家处于蒙难之时，当今宣传他的谈话精神，有何个人风险可言？这一点，从邓小平谈话精神公开披露之后，某些先前发过批评文章的媒体，顿时偃旗息鼓就足以得到验证。而原先发表的批评文章，锋芒所向主要是“不问姓社姓资”，这一极易引起误解的论点上。从邓小平同志此后对这一论点的阐释上看，不问“姓社姓资”是特指改革开放中引进技术和管理这个层面上说的，绝不是笼统的政治概念。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周瑞金多年来耿耿于怀的一件事，那就是由于皇甫平评论的发表，他未能去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其实，这恐怕也算不得什么“落”吧！堂堂大上海市委机关报的领导职务，决不会低于香港一张大报的领导职务。何况，要不是皇甫平的几篇评论，你周瑞金能最终调到中央党报去担任要职吗？
周瑞金说他“走过人生艰难困苦的泥泞，尝尽（不是“尝过”——引者）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滋味”。他之所以要把自己打扮成屡遭困厄、历尽坎坷的形象，无非是想表明，他作为“时代的骄子”不是偶然的。遗憾的是知情人太多，人们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解放日报社一位前任总编辑（离休老干部）说得一针见血，周瑞金过去一贯是“左”的。
三说“闲云野鹤”
周瑞金在致友人（公开）信中说，“退居二线后我犹如闲云野鹤，看淡个人得失荣辱事”。说得何其清高脱俗！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真的修禅悟道（他自谓平日坚持“参禅”），勘破红尘了。
周瑞金退居二线后，东跑西颠，口诛笔伐，忙碌得很，哪里有半点自干寂寞的情绪？写书著文，接待记者，挤身博导，评阅论文，还应邀为海南椰风集团老总“帮助工作”，足迹遍大江两岸，北国南疆，天地间有这样的“闲云野鹤”么？
《新民周刊》一位记者登门拜访他时，只见他热线频频，坐不安席。从祖国的“五湖四海”不断有电话打到他周府来，“有在北京出版的相当著名的媒体，也有国务院某部机关的刊物，也有南方的和温州家乡打来的。……还有很长篇幅的文字传真。”（见《周瑞金：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一文）请看这幅忙忙碌碌、热气腾腾的场面，哪有半点“野鹤”的影子？
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扬名社会，挤进名流，吸引公众眼球，是非得自我吆喝不可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旧时民谚，早已为市场经济下商家们视为大忌了。正是有应这个时代的要求，这些年来，周瑞金不论在文章或讲话中屡发大言，可谓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例如，“为民请命”呀，“代表人民辅佐邓小平”呀（此话连我党总书记也未说过），“我是一个补天派”呀，“敢言人所不敢言”呀，等等，等等。他还喜欢引用中外哲人名言以壮声色，如“敢为天地立心者，也必能为民众立言”，“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云云。不知怎的，当笔者读到这些皇皇大言时，总会联想起当今舞台上的流行歌手，他们那副声嘶力竭、痛不欲生的煽情表演，同周瑞金何其相似乃尔！
周瑞金说过，他年轻时就十分重“名”，他要让他写的东西“发表在全国最知名的杂志上，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他还说：“正是这个梦激励了我的一生，为之追求，为之奋斗”。试想，有如此矢志不移“追求”、“奋斗”的人，又自命为“闲云野鹤”，岂不是格格不入、自相矛盾么？！
200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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