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也须挣工分

陈永贵--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也须挣工分

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2-12/1560190.shtml

来源：天天新报

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

说到陈永贵，马烽说:“社会上对陈永贵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贬的，一会儿画成个红脸，一会儿画成个黑脸，成了川剧中的变脸……我无意对陈永贵进行评说。只不过我和孙谦因为写大寨，和陈永贵有过一些交往,打过几次交道。”本文讲述了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马烽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喝酒的三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或者说是意识流地，描绘了陈永贵由蓦然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话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马烽奉命去“大寨”

历史的机缘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你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候，你不经意间，无意识中，却会阴错阳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点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那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要去大寨，同来的还有河北的省委书记。这样，山西方面的省委领导陶鲁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只是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事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此事孙谦曾给我透过信，我表示不愿参与。这次省委领导拉上我去大寨参观，看来是非让我参与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马烽的这次“遵命文学”，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1963年秋，当年还仅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太原，经新华社记者的引荐，见到了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陈永贵向毛联珏汇报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闻言大受感动，说:“你们这是坏事变好事哩！”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作报告。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播放了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录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为《大寨之路》一文，专门配发了社论。

出席毛泽东生日宴 他一个劲地咧着嘴傻笑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还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了作为中国新型农民代表的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解释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50啦。”毛泽东笑道:“50而知天命哟。”

毛泽东借用孔圣人“知天命”一词，说得颇有“一语道破天机”的意味。

初见陈永贵:

不像村干部，纯粹是农民

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筒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钱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在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马烽说:“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约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写电影剧本的事，陈永贵早已知道。孙谦为了说明省委对这事的重视，特别强调了我本来已经担任了一个村‘四清’工作队长，是特意为写电影剧本抽调回来。

“谁想孙谦这么一说，陈永贵不冷不热地对我说:‘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谓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词，意思是指村干部贪污了多少粮食和钱。从他问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后来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陈永贵参加全国人代会，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时，一支‘四清’工作队像搞土改时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运动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当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老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陈永贵没想到的是，工作队完全撇开大队党支部，撇开他陈永贵，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用当年张子仪的话说:‘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种种传闻。工作队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当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认为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把大寨人当“怀疑对象” 他很反感

马烽这个“‘四清’工作队长”，正好撞上了陈永贵这么个碴口。

马烽说:“老孙的爱人王之荷正好也在我们工作队，所以对实际情况很了解。老孙告诉陈永贵，他们没有整干部，没有搞逼供信，为此还差点被打成右倾。听完孙谦的介绍，陈永贵的脸色缓和了许多。他问我:‘你怎么敢顶那股风？’我说:‘不是我有什么本事，群众没有揭发，账目清清楚楚，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我们能强迫人家承认有贪污盗窃吗？’我告诉他，那是一个先进大队，生产搞得好，分红也高，干部班子也比较强。即使工作中有些缺点甚至错误，也只能是帮助教育，搞逼供信整人无异于犯罪。

“我讲完，陈永贵也打开了话匣子，他的大意是说，社队干部中确实有一些贪污盗窃、称王称霸的败类，但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和比较好的，他们在生产第一线，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和各种坏思想作斗争，劳心费力地率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力有限，困难重重，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他们欢迎上级派人给他们以支持帮助，批评教育。但是把他们都当成是‘四不清’的怀疑对象和审查对象，采取‘有枣无枣打三杆’的做法，使他们很反感。虽说‘真金不怕火炼’，‘身正不怕影子斜’，可这种做法，给人的精神上很大的压力和剌激。”

马烽与陈永贵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陈永贵“命运交响乐“的序曲部分。此时展开的许多人际交往和思想交锋，将引出陈永贵今后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种种变奏或共鸣。

也许可用上那句诗——“家国不幸诗人幸”，历史把一个千载难逢的文学机遇赐予了马烽。

马烽（1922-2004）

编剧、小说家，原名马书铭，山西省孝义县人。1944年在《晋绥大众报》工作期间，与西戎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1964年创作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续集，并创作长篇小说《刘胡兰传》。他和西戎的作品由于乡土气息浓郁而被称为“山药蛋派”。

陈永贵（1914—1986）

山西昔阳人。先后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政府生产委员，中共大寨村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大寨生产合作社(后为生产大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和表彰。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1980年9月辞去副总理的职务。1986年3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第二次喝酒 十年后，“阶下囚”面见副总理

剧本《山花》修改之累

马烽说:“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文革’中，陈永贵被造反派拥戴成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俩则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谦是‘反动学术权威’。那个剧本也成了我们罪行的一部分。那时全省造反派分裂成了两大派，拥护陈永贵的一派说剧本贬低了英雄人物，罪该万死；反对的一派又说我们为陈永贵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也是罪该万死。我们俩已经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多一条罪状少一条罪状也就不在乎了。
 

“‘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我俩写的那部电影剧本，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已遍及全国，陈永贵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不管省委领导持什么观点，都不便公开拒绝，于是把我俩调回省城太原，开始修改剧本。我俩也就陷入了一种十分难处的境地。支持陈永贵的领导人认为原剧本基础可以，只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供参考。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有道理；可是改好以后，反对陈永贵的领导人则说剧本不行，必须大改。改来改去，怎么也交不了卷。这方面同意了，那方面不赞成；那方面点头了，这方面不通过。我们只好夹在中间活受罪。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就为这么个剧本，我俩竟然列席了两次省委常委会参加讨论。最后总算两方面都拍板了，剧本交给了北影，不久听说开拍了，我俩才算松了一口气。”

“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电话是从昔阳县城打来的。他说打算派辆小车连夜送我们去，恐怕第二天走就来不及了。于是我和孙谦匆匆吃完晚饭，拿了点日常生活用品就出发了。

“当时听说中央要在昔阳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山西省委的领导同志都在昔阳。车到昔阳已经是半夜了，我们先在一个临时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去大寨，路过武家坪村的时候，正好碰上在此插队的孙谦女儿笑非。她悄悄告诉我们，前两天江青带着一伙人马来了，就住在大寨接待站，不知道来干什么。听了这消息，我俩都有点忐忑不安。省委要我们急如星火赶来大寨，显然与江青有关。‘文化革命’中我们受尽了折磨，一听江青这两个字不由得头皮就有点发炸。如今不知又有什么大祸要临头了。

江青来大寨，要亲自抓《山花》

“我们到了大寨招待所。所长是老熟人，他已知道我俩要来，房间也已安排好了。问他叫我们来干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匆匆吃完早饭，他就领着我们去接待站找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接待站在招待所后面的山坡上，那里是接待贵宾的地方，如今门口已站上了岗哨。一进大门正好碰上于会泳。所长介绍后，于会泳‘嗯’了一声说:‘来，先帮助抄稿子。’随即把我俩领进大门旁的一座屋子里。

“屋里摆着一些桌子和凳子。已经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不知在抄写什么。于会泳从一本扯开的笔记本上撕下几页给了孙谦，又撕下几页交给我，要我们往稿纸上誊抄。看样子是讲话笔记，可无头无尾不知在说什么。我们正要动手抄写，忽听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孙谦、马烽来了没有？’于会泳立即应了一声:‘来了！’随即对我俩说:‘别抄了，快去见首长！’一出屋门，只见有几个背着照相机、提着热水瓶的男女解放军，簇拥着江青向大门口走来。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大衣，包着一块花头巾，手里提着个小竹篮。没等于会泳介绍她就大声说:‘这不就是孙谦嘛！我认识。’江青确实认识孙谦，50年代她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时，曾给孙谦的电影剧本《葡萄熟了的时候》谈过修改意见，后来还带着孙谦去拜访过当时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程子华。这次她和孙谦握手之后，转身又和我握手，边说:‘你是马烽，我知道。今天咱们先去虎头山上劳动！’我们谁也没有吭声，只好跟着她走出大门。

“一出大门，她忽然用右手挽住了我的左胳膊。我立时感到头有点大了，精神也十分紧张，真正是诚惶诚恐。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说话落地有声的人物；而我是被打翻在地，刚刚坐起来的小萝卜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我既不敢甩脱她的手，又不敢靠近，只好随着她往前走。路上只听她说:‘你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不好。三角恋爱嘛！《扑不灭的火焰》还可以，可惜没拍好。我看可以重拍。’顺着一条倾斜的水泥路，走不多远就到了大寨的饲养场。只见附近有一些穿军装的警卫人员，拉着几匹马守候在那里。这时江青才把挽我的手抽回去。我的左胳膊立时感到轻松，精神负担也减轻了。这时只听江青说:‘上山我要骑马。马烽，你也骑上一匹。’我见许多人都拥了过来，觉得自己陪着骑马不合适，忙说:‘我不会骑马。’她在警卫人员扶持下，边上马边说:‘你当过八路军的，不会骑马？’有一个警卫人员悄悄向我说:‘你赶快骑上，要不首长生了气，我们也不好办！’江青在马上又扭回头来说:‘还有一匹，孙谦骑上。’于是我俩都骑上马，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沿曲折的土路，来到了虎头山上……我和孙谦趁机躲到一旁去抽烟。老孙问我:‘江青和你说什么来？’我忙把路上江青说的话告诉了他。他说:‘你就没问她叫咱来干啥？’我说:‘我敢问吗？你要有胆量你就去问问！’老孙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俩蹲在那里，一连抽了两支烟。

“远远看到陈永贵上虎头山来了。我俩原本打算过去和陈永贵打个招呼，侧面打听一下调我们来干什么，可这时只见江青不再摘花椒了，边接过护士递去的水杯，边迎上去和陈永贵说话。我俩也就不好过去了。后来江青招呼我们一同和陈永贵拍了几张集体照。陈永贵说要到县城去开会，匆匆就走了……

“午饭后我俩回到宿舍，我有点感叹地说:‘昨为阶下囚，今成座上客。这不知是要怎么呀！’老孙说:‘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从和江青半天的接触中，虽然她显得很热情，但我们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近两年听一些知心朋友们背后传说，这是个说变脸就变脸的人物。她究竟叫我们来干什么？左猜右猜也猜不透，这就只好等待下回分解了。

“第二天上午，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他们一见面就向我们打听，江青叫他们来干什么。我说:‘我俩还在闷葫芦里关着哩！’崔嵬是《山花》的导演。我们问他影片拍得怎么样了，他说外景都完了，正在拍几场内景戏，很快就可结束。他说:‘正忙得马踩车，于会泳一个紧急电话说江青叫我们马上来。不知这位老佛爷又要发什么指令！’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崔嵬忙告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听说北影为这部片子已经花了40万元……’江青说:‘40万有什么了不起？就算缴了学费吧！导演还是崔嵬，主角还是谢芳，编剧还是你两个，可以再吸收几个年轻人。这事我要亲自抓，一定要拍好！’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当晚我俩回到招待所，都有点怄心丧气。从《千秋大业》到《山花》，这个电影剧本竟然成了我俩长期摘不掉的一顶愁帽子。”

窑洞里和陈永贵喝茅台

马烽又说:“我和孙谦俩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刚走到他家那座没有院墙的院子附近，就被一位穿便衣的警卫人员拦住了，说什么也不许我们去打搅副总理。幸好走过来一个当地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和老孙热情地打招呼。她听说我们是去找陈永贵，忙向警卫说:‘他们是老陈的朋友，不让见可不沾。’警员就不再拦阻了。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义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他三口两口把碗底的那点沙粥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跳下炕来说:‘走，到客厅里去坐。’说是客厅，其实就是窑洞旁的一间大平房。房里摆着几件旧桌凳和橱柜，还有两对简易沙发。他一进客厅就忙着给我们泡茶，拿烟。

“我们不想耽误他的时间，老孙开门见山把我们找他的目的说了。陈永贵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写这部电影剧本，他确实没有插手管过，尽管几次的打印稿都送给过他，他从来也没提过什么意见。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酒杯是椰子壳做的，外边雕着花，里面镶着银。他斟下三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丝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去了，家务活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我们边忙劝阻，他也只好就此作罢。看到陈永贵在家里的这种生活状况，我颇为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 也须挣工分

讲述到这里，马烽插入了不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生活俭朴的细节: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从进门点着第一支烟开始，就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烟头，挤出一些烟丝后，把那半截烟栽在上边继续抽。他做这些动作十分熟练，连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一个烟屁股也不见。陈永贵一天得抽两三盒烟。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六十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六十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三十六块钱。一百三十六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

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己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

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一个农民，硬是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马烽与陈永贵第二次喝酒与第一次喝酒之间，相隔了十年。十年，对每一个生命而言，都是一个不短的历程。陈永贵在他所处位置，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马烽不知是忽略了这些变化，还是出于其善良天性，“为长者讳，为尊者讳”有意做了回避。

吴思在《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过去轻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现在轻慢了陈永贵也要论罪了。

陈永贵的这些变化，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当我向马烽提及这些变化时，马烽说了这样一番话:“陈永贵是个悲剧。他一个农民，就弄不了个政治，硬是把人家卷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马烽还说:“喝酒时陈永贵谈起他当副总理的事。他说:‘这副担子太重，老实说，我挑不动。可是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安排的，只能硬着头皮挑！’他说他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没有批准。毛主席批示: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外地，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他现在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安排工作。当说到正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他说，中央对这个会议很重视，华国锋、邓小平等几位中央首长都要来。他还说，中国人口太多，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看来要把粮食搞上去，当前只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我们又趁机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还是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重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后来我们琢磨出了陈永贵心里的潜台词:当时正是大寨走红的时候，‘四人帮’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这面旗帜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才有要求重改剧本重新拍摄这档子事。江青按照她的创作原则，要求剧本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与走资派的斗争。当时弄得我俩是有苦难言，既不敢洗手不干，又不能不听从指挥，只好硬着头皮修改，翻来倒去改了好多遍。影片最后总算又拍了出来，剧名也由原来的《千秋大业》改为了《山花》。虽然导演是一流的导演，演员是一流的演员，但剧本基本上是失败的。”

第三次喝酒 他从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孙谦（1920－1996）

编剧、小说家，山西文水人。原名孙怀谦。他写于1964年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是60年代描写为改变贫困面貌而艰苦奋斗的一系列作品中影响较大的一篇。“文革”后，他与马烽合作完成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曾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百花奖”。1985年，他又与马烽合作《咱们的退伍兵》，1988年，再次与马烽合作完成电影剧本《黄土坡的婆姨们》。他历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文联副主席，山西省影协主席等职。

陈失势后，揭发材料如雪片一般飞到中央

马烽说:“和陈永贵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当时我和孙谦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俩合写的一部电影剧本。那时候，陈永贵已经被免去副总理职位，从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他被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家住在北京城里。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去看望他。”

1979年12月17日上午，昔阳县革委大楼的二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午10点整，李喜慎宣布开会。他简短地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宣读了[晋中地干字136号]文件，大意是经山西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十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其标题如下:《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其标题如下:《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1980年8月29日，《山西日报》载文，题目是《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9月5日载文:《评大寨经验》。9月24日载文:《人妖为什么被颠倒？——岳增寿冤案和王金魁案透视》。10月8日载文:《从陈明珠的违法乱纪行为看父母的责任》。

《光明日报》也于9月20日发表了《太行奇冤》。

《山西青年》发表了揭露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的《虎头山下一恶》。

陈永贵失势后，各方面的揭发材料如雪片一般地飞到中央，仅中央转到陈永贵手里的就有一尺多厚。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人大代表们提出的罢免陈永贵人大代表资格的要求，经领导人出面做工作，勉强压了下来。有关领导人说，下次不选就行了，罢免就算处分了，不好。已经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代表团里没有陈永贵的踪迹。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在家乡山西落选。据说，上面的意思还想让陈永贵当个十二大代表，但是，尽管做了许多工作，陈永贵才得了27票，反对的却有309票。

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 他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

马烽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交朋友”，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形下，马烽决定去看望陈永贵。

马烽说:“经过多方打听，才算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陈永贵一听说我俩要去看他，表示十分欢迎。我们知道见了面难免要喝一杯，又知道他家生活不富裕，于是就做了点准备，上街买了两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又请北影食堂赵师傅连夜做了两只卤鸭子。陈永贵住在复兴门外高干楼的一套公寓里。他穿戴的还是以前那个样子，见了面还是以前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说了句:‘来啦？’他看到我们拿来的食品，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时叫他老伴拿到厨房里收拾去了。”

马烽又说:“在喝酒闲聊中，看来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完全不是我们猜想的那样。他觉得这样倒好，无官一身轻。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他说大寨的干部和社员，不断有人来看他，都希望他早点回大寨去。可是这事不由他，他得听从组织的分配。不过他迟早还是要回大寨去，他离不开那里的土地和干部社员。他说如今他们受到社会上很大压力，一提起这事，陈永贵不由得就激动起来，特别是喝了几杯酒以后，竟然对着我俩发开火了。他说，如今大寨人到了外面，连头都抬不起来，有些人故意在他们面前放凉腔，什么‘学习大寨，人人受害’，什么‘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等等。

“他冲着我俩说，大寨情况你们知道，是不是除去种庄稼什么都砍光了？粉坊、猪场、砖窑是发展了还是砍了？果园是不是这些年才发展起来的？陈永贵还说，有的地方把好好的经济林砍了种庄稼，这是大寨让你砍的？大寨人千辛万苦在搞人造小平原，可有的地方把平展展的耕地改成梯田，这叫学大寨？大寨人把陡坡修成梯田，开山打料石筑起那么多田埂，流了多少汗水？你以为大寨人天生就那么贱？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什么？天上能掉下馅饼来？

“陈永贵还说，如果说工作中有缺点，有失误，我承认。主要应该由我陈永贵承担，不能让大寨所有的干部和群众分摊。这些年他们也够辛苦了，如今再受上一顿窝囊气，谁心里能服？他们到我这里来，委屈得都哭了，我也为他们抱屈……”

“我和张春桥拍桌子干过，怎么我成了他们一伙？”

马烽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全面实行‘包产到户’政策。我对此有些不同看法。当然不是完全不赞成，是对其中某些具体做法有意见。当时中央下过一个72号文件，除了肯定‘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外，也肯定了合作化时期的某些成绩。今后怎么办？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我认为这个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将‘包产到户’说得神乎其神，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我们得反思一下我们的老毛病、老教训:从前说集体化好，说合作化好，说人民公社好，那就一切都好，一阵风，一刀切，把山庄窝铺也搬下来了，小村合大村，小县合大县。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和伤害！现在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这不合适。当时，我的老朋友吴象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说‘包产到户’是‘金光大道’。我对他说，这个观点不怎么科学。我认为中国的农村很复杂，不会有一种灵丹妙药就手到病除。旧社会的人也不认为彻底分开就好。阔地主经不起三股分，就是说老地主一倒下，儿子们一分家，原来的生产单位也就散了，完了。过去集体化是有问题，但是，它也积累了许多公共财富，积累了不少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教育和培养农民方面，也一定程度地克服了许多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树立了一定的集体主义意识。这些都应该说是积极因素。但现在要毫无区分地一起推倒，把成套的机械化设备、改良过的土壤、修整好的水利设施，都要分光吃净，废掉重来，不又是一阵风，一刀切吗？我们怎么老也从这个怪圈里走不出来呢？”

马烽还说:“那天，我们三个只顾喝酒闲聊，陈永贵老伴端上来的面条已经放凉了，谁也没有动一筷子。我们三个人边喝边说，差点把两瓶酒喝光。我的酒量没有他俩大，我早已有点晕天晕地了。我记得说到酒量，陈永贵说，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起哄着要灌陈永贵，想出他洋相，看他好看。陈永贵说:你们也别灌，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一口气全干了。陈永贵说，他这一辈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那天夜里，他听到这一喜讯后，兴奋极了，找了瓶酒嘴对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阳出山。陈永贵说，我是和胡耀邦争吵过，可我和张春桥也拍桌子干过，怎么我就成了和‘四人帮’一伙？……”

1979年，主持昔阳第七代会，陈永贵老泪纵横

1979年3月19日，当《山西日报》首次公开向“农业学大寨”发出质疑的那一天，陈永贵正在故乡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时，陈永贵还身兼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一串职务。

上午8点半，陈永贵拿着讲稿走上讲台，面对一千多名代表发表讲话。陈永贵平时根本不用讲稿，自从60年代初，陈永贵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以来，他就用一个农民独特的生动风趣幽默的语言，感染征服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可眼下，一切变化来得太剧烈，太迷茫，太让人眼花缭乱了。陈永贵大概有些失语有些无所适从，只好让人准备了讲稿照本宣科:“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陈永贵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边该念的话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全党工作着重点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陈永贵放下了稿子，抬眼望着全场黑压压的人群和一双双注视的目光，突如其来地脱开讲稿说道:“首先，我提议，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起立，静默志哀。”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

代表们从陈永贵的异常举动中感受到了什么！

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志哀。”

话筒中传来唏嘘之声。代表们默哀完毕抬头一看，陈永贵的脸上已然老泪纵横。

后来人们回忆说，开幕式的会场上笼罩着追悼会一般的气氛，好像是在为学大寨运动送葬。

那个曾经辉煌的陈永贵，也许从那一刻已然死去了。

华国锋泪洒追悼会

马烽讲了他向陈永贵遗体告别的情形:

“1986年3月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我又是吃惊，又是遗憾，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去和他告别，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小车开到追悼会大厅门口，只见门外冷冷清清空无一人。我以为是把时间看错了，再看讣告，时间、地点都没错。后来司机同志说后院还有几个小厅，也可能在那里。当我们把车开那里时，我发现大寨的贾承让等一些干部都坐在台阶上抽烟。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于是人们拥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然后还是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车走了。”

马烽说:“陈永贵安安静静地躺在大厅中央的花丛中，削瘦的面部虽然化了妆，但掩盖不住满脸横七竖八的皱纹，这些皱纹刻划出了他一生的经历。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会大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瓶汾酒来，洒在他的遗体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识的，也应当以酒告别。可惜我事先没想到，深感遗憾。”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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