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舍近就远学北欧？

为什么舍近就远学北欧？
                                
老汉

   《天堂般的社会主义》一文，讲的是北欧几国的人民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生活，从文章介绍来看，民社国家确实比我们共产党国家要强，也可以说是属目前世界上人民生活过得最好的国家，不过冰岛国在经济危机中整个国家破产了。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小国家，五国人口总共才2500万，还不如中国一个上海市多，瑞典人口最多也不到900万，冰岛只有27万，这些国家人民受良好教育，创新能力也强，每个国家只要搞出一两项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对外出口，其收入就足够全国各项开支了，他们没有大的财团控制政治，所以老百姓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还比较较多。 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又是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大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要实现北欧那样从出生到死亡都由国家包下来福利，怕在几十年内也不可能做到，要实现北欧那样工人和资本家在经济和上和谐相处，政治上都是国家主人，平等管理国家，在中国那是梦想。如果谁能做到把中国像在报告里说的那样，我就一百个赞成。这些都是不切合实际的纸上谈兵。
  如果学北欧还不如学3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保障如按照人均收入计算并不比北欧差很多，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自由、民主也不比北欧差（当然少数被专政的分子除外）。但在对比中不顾事实地攻击毛泽东时代，这是右派精英们的一贯作法，这些论点大都在网上批判过，就不理他了。但有重要的一点必须指出来，就是在文章中提到的关于人文发展指数，他和右派一样搞了一个数字游戏，贬低前30年抬高后30年，把改革开放后人文发展指数倒退的事实也硬加在毛泽东时代，他说，“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公布的2004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2004年世界人文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是挪威，其人文发展指数为0。956，人文发展指数居前十名的国家依次是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冰岛．美国．日本和爱尔兰，中国由第104位上升到第94位。”试问104位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是改革开放前还是后？我来引用《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一文中的一段话，“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第22 位，而在人文发展中却位居第51 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1960-1980 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因为中国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倾力投资于人文发展。因此，尽管人均收入低，它却位于中等人文发展指数的国家类别。中国在人文发展指数与人均GNP之间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 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国民收入。”中国当年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独树一帜，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中国从而被一些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改革开放前后的人文发展指数都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可见人文发展指数是在改革开放后从51位下降到104位，下降了53位，下降一倍还多，后上升到到94位仍仍比改革开放前下降43位。本来想把104位嫁祸给毛泽东时代说，“中国由第104位上升到第94位”，他就不说中国还有一个51位，可见精英的卑鄙。
  为什么要说人文发展指数，因为这对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它能够说明这个国家的国策，也就是把钱花在把钱什么地方？是不是花在人民身上？
  现在来了解一下人文发展指数的内容：人文发展指数 (HDI) 是衡量人文发展的三个方面的平均成就的综合性指标：健康长寿的生命，用出生时期望寿命来表示；知识，用成人识字率及大中小学综合入学率来表示；体面的生活水平，用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在此基础上用加权平均法分别计算出这三个方面的指数，然后将这三方面的指数进行简单平均，即为人文发展指数。这个指数在 0 － 1 之间，指数越接近 1 ，说明这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用人文发展指数来对比一下两个30年：
   第一个指数是人的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不管精英怎么吹嘘，如果人民寿命活得不长，说明社会有问题，不管精英怎么贬低，如果人民的寿命越活越长，这就是一个好社会，试想一个受饥挨饿的人民（还有成千万死亡的）、一个工作没有保障的人民、一个有病得不到医疗的人民、一个在卫生条件很差、生态环境恶劣中生活的人民、一个受社会压力精神负担很大的人民等等，他们能够长寿吗？肯定不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寿命指数：1949 年到1978 年的29 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 岁，增加了33 岁，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了当时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改革后，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速度大为放慢。1982-2002 年的20 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增长2.9 岁，不但低于亚太地区的4.0 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5.4 岁、南亚的8.9 岁、中东和北非的9.1 岁，而且低于高收入国家的3.9 岁。这是过高数据，有专家认为受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恶化，医疗保障水平降低，饮食结构快感化、传染病复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观点(曹为平)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人均寿命为61-62岁，远比官方数据72岁要低；部分医院的统计支持了这个观点，许多网友也凭感觉认同这个观点。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比全国人均寿命约低10岁。国家体改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近5年内，共有135人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逝世，平均年龄仅有53.3岁。这些都是生活、医疗条件比较好的知识分子，寿命都不到60岁，其他民众可见一斑了，所以目前的实际人均寿命为61-62岁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寿命下降了6-7岁。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精英们成天攻击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说那时如何迫害、摧残、虐待知识分子，把他们关进牛棚，像对待犯人一样虐待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如此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寿命到活得很长。像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活了101岁；季羡林（住牛棚者）1911年8月6日生，现已98岁；费孝通1910年生，2005年去世，活了95岁；李锐1917年4月生 现年92岁；江平（1920年11月）生现年89岁；杜导正(1923）生现年86岁；谢韬192...年生现年80多岁； 厉以宁1929年1月14日生，现已80岁；高尚全1929年9月生，现已80岁；茅于轼出生于南京1930.11.22 现年79岁；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现年79岁；辛子陵1935年生现年74岁；周瑞金1939年生现年70岁。这是在网上常见到的精英名字。还有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一批走资派大多活得也很长。奇怪的是现在知识分子不受迫害了，寿命反而短了，平均年龄只有58岁了。我们所熟悉的名人中如中国十大笑星侯耀文59岁去世，创新理论标兵方永刚46岁去世，中央电视台十佳播音员罗京48岁去世，连50岁都不到了。光靠造假、诬陷、栽赃毛泽东时代是没有用的，用事实检验才是硬碰硬的。这里说明了一个真理良药苦口利于病，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时虽然难受的，但有利于旧思想的改造，有利于身体健康，现在过着花天酒地般的生活，却污染了思想、摧残了健康，两种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孰好孰坏一比较就明了了。
 
   婴儿死亡率是人文社会发展另一个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期间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中国的进步落后于几乎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包括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中东/北非以及南亚，与中国相当的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其他健康的指标上存在类似趋势，例如疾病和传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发病率、高自杀率等等。1975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总体的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21 位。20 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191 个国家中的144 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188 位，全球倒数第四。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医疗领域改革的市场化导向，政府大规模削减医疗投入。有医疗权威人士指出，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 的10%以上，就连在发展中国家，巴西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而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逐年减少。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 年以后只剩下15%。相反，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 年为28.46%，1995 年为46.40%，2000 年以后一直接近60%。
  从上述数据明显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那个优那个劣？精英们总是滔滔不绝地、不顾事实地咒诅毛泽东时代。
  第二个指数是受教育情况。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国家，人口文盲率超过80%。经过不到30 年时间，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础上努力普及教育，到70 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农村下降到34.7%。这是一个骄人的进步，因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农村文盲率分别高达34.9%和67.3%，埃及分别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的巴西分别为16.8%和46.3%。中国普及教育的成就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走在了它们的前面。基于建国后扫除文盲的速度，人们本来期待，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拥有更多财富，彻底扫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改革30 年来，政府制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标屡屡以失败告终，大学生比例提高，但农村和和贫困家庭子女入学比例逐年减少，体现了教育的极大不公。而在普及教育的脚步显著放慢了。2005 年，根据当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达10%。 这个数据印证了另一个来源提供的信息：据中国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2005 年底，文盲总人数达到1.16 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占世界文盲总数15.0%的印度。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教育原来取得的优势正在大大缩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方面。改革期间，一方面是大学生入学率提高了，大学生的失业率也提高了，另一方面却有1 亿多人仍处于文盲状态，得不到基本教育。在中国，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样习惯性地被归结为经费不足。但历史事实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经费更为不足，政府却能够组织数次全国性大规模扫盲运动，使文盲率显著降低。有人警告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无法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2015 年实现一半文盲脱盲的目标。今年高考的学生报名人数比去年减少，政府把减少原因归罪于去年人口减少，则完全是欺人之谈，人口如果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也只能逐年减少，不会突然减少，其实真正的原因不好说出口，其主要原因是教育产业化导致高学费和低就业引起的，不少家长在权衡上大学的利弊之后放弃了子女报考。这里又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这就是需要政府投入的普及教育方面大大落后，而可以创收的高等教育方面却大大超前。说明了两个时代两种对待人民利益的不同路线。

   第三个指数是体面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那时主要为了创业，虽然艰苦，但人民的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人民有工作、有房住、免费上学、免费医疗（企业职工的家属看病半费、入托半费等）、有养老保障等福利。更重要的大家都过着差异不大的生活，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没有过奢侈的生活的人，也没有在垃圾桶里捡吃的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当时政府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有效的帮助了那些生活暂时遇到困难的职工，不但解决了职工的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等问题，同时，也为国家和职工的家属，以及共和国的子孙后代积累了数万亿元的劳动保障费。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国家”。（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页）。所以，劳动保险的性质和属性，不但是老职工进行互助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同时也是为了中国的子孙后代的劳动保障进行积累。毛泽东说：“工人除提供出来的他们的必要劳动之外，剩余劳动所提供的资金，都由国家集中，这是为现在、将来的工人、农民服务的，拿出来为他们服务的。（同上，620页）。可是在改革中职工们用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几万亿资金不翼而飞了。退休老职工从此失去了生活保障。30年的改革开放，从1978 到2004 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 30 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日本用了30 年，追上了美国工资，“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政协委员蔡继明说，“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时代周报》6月25日)。现在一部人不劳而获（而是大获），许多人劳而不获，根据劳动部门的统计，2004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为1000亿元。李毅《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分析》。这就是两条路线两种分配方式，人民肩上又压上了三座大山。

  毛泽东时代建立起了保障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的各类制度，这在国际社会中也被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如果这30年继承下来，继续完善，那么今天就不会成为人民怨声载道的社会了，把自己的优良制度废弃，而又要舍近求远，去学北欧，这只能说明他们已不再代表人民利益了。

附全文：
天堂般的社会主义
2004年2月28日，胡锦涛等我国党政领导人分别会见社会党国际主席率领的社会党访华团，双方表示进一步加强合作。随后我国高层领导频繁出访了法国英国挪威瑞典等北欧中欧等民主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多次邀请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党政领导人访问我国。2004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会上，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宗良和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卢先福先后批判了苏式社会主义，讲解了国际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经验，报刊杂志也开始载文介绍英国工党德国社会党等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经验，这些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的禁忌已经打开，中国也融入了国际社共两党派合作潮流。
为进一步加强社共两党派合作，我们有必要打破多年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尘封和陈见，对民主社会主义作实事求是地了解和定性。这里，我们选编了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介绍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民社的确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之路，也是中国最佳的选择。概言之，民社有如下优越性：
1、最佳的混合经济模式。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已由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不平等和市场经济伏藏危机之不妥之处。（近日掌管美联储18年的格林斯潘也承认，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而单纯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全球的实践中，又突呈僵硬和低效率的弊病，生产供给难以满足社会的良性运行。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鉴于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资本和权力一样既有罪恶的一面，又备社会不可缺欠的功能作用。经济仅靠政府计划干涉或者仅靠市场自由运行都会出现不良结果，或者仅靠政府计划干涉导致经济贫困萧条，或者仅靠市场自由运行经常暴发经济危机，于是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民社及时做了政策调整。
民社的新经济政策是，在现阶段暂不消灭资本但需把资本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去，实行公私兼存而俱行的混合经济，和政府有限计划干涉下的市场经济。有关国民生计的重大经济项目通过立法委员会掌控在全民手中，其他经济放给民营经营。既发挥私有经济的灵活高效率，又运行公有经济以稳定平衡。既随市场自由调节，又增政府有限干涉,使致经济良性转运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民社国家尚未暴发经济危机和也未发生经济萧条。民社的混合经济得到全球性的普遍认可。世界经济论坛10月-30日公布了2003-2004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芬兰排名第一，重新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美国、瑞典、丹麦、中国台湾、新加坡、瑞士、冰岛、挪威排名第二至第九。其中，大多数是北欧的民社国家，昭示了民社的强大生命力。
当然，这次由自由主义过热产生的国际性经济危机，也殃及到民社国家，给诸如冰岛等国带来经济困难。但这不是民社混合经济造成的，却反证了民社的混合经济确实是当今世界上最佳的经济模式。虽然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其特殊性，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同经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发展规律是相同的，何况混合经济已为1956年前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证实也是适合中国的最佳经济模式。
2、最佳的劳资合作关系和劳资矛盾化解方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唯利是图剥削压迫工人，制造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社会不公，引发劳资尖锐对立。而列宁极左修正主义，对资本采取没收消灭镇压等偏激措施，实现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加之未实行民主政治和民主经济，政府官员和国营企业管理者与工人阶级矛盾激化，工人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束缚了社会生产力，随之经济贫困萧条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民社没有没收消灭资本，也不镇压资本家。从杨先的《瑞典考察报告》、潘培新的《关于瑞典模式》和胡星斗的《新社会主义》等系列文章，向我们展示了民社科学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工人阶级运用罢工游行结会自由等工人阶级最有效的威慑民主手段，通过议会制定高收入高税收等法律法规，以及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借助司法新闻监督和工人参与管理参股等经济民主方法，民主和谐地化解了劳资矛盾，缩小拉平了劳资收入差距，实现了劳资平等。国际统计信息中心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公布的2004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2004年世界人文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是挪威，其人文发展指数为0。956，人文发展指数居前十名的国家依次是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冰岛．美国．日本和爱尔兰，中国由第104位上升到第94位。
近百年来，在民社国家，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执政期间，鲜有所闻暴发针对资本家的工人罢工游行，以及劳资冲突的事件。对比苏式体制国家和尚未完全社会主义化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公正地说，民社确实最佳地解决了劳资矛盾，建立了良好的劳资合作关系。虽然中国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国情，但全世界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处理规律具有共同性，因此，民社解决劳资矛盾的方法也可借鉴为中国化解劳资矛盾的最佳方法。
3、最佳的福利制度和最佳的幸福指数。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所有的人民，让人民过上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民社国家实行政治社会经济民主，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继而也就有了能力去推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按需分配的准理想-高福利。
我们组织的资料文章，向我们展现了民社国家人民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国家对人民安排到从出生到坟墓的整个一生的福利事业。国家几乎包下了人民的上学、医疗费用，失业养老有保险，房租有补贴，实现了全体公民的共同富裕。
2007年7月1日，大型跨国调查项目“世界价值观调查”公布结果，其中，丹麦以其优越的民主、平等及和平氛围，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以幸福指数8.2折桂，之后依次是瑞士、澳大利亚（一材料为奥地利）、冰岛、（巴哈马群岛）、芬兰、瑞典、不丹、文莱、加拿大、爱尔兰、卢森堡公国。美国在快乐榜上排第16位；在95个国家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54位，中国香港排名63位。在综合比较全球71座城市包括工资、物价、购买力、工作时间在内的多项指标后，2006年08月9日瑞士银行公布了一份长达52页的评估报告。瑞士银行这次采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标评比购买力，即在各个城市，人均工作多少分钟能买一个麦当劳快餐店的“巨无霸”汉堡包。 “汉堡包榜单”如下，东京 10分钟，洛杉矶 11分钟，悉尼 14分钟 ，伦敦 16分钟，香港 17分钟，台北 20分钟，上海 38分钟，北京 44分钟 。北京和上海低于全球平均的35分钟。报告比较了各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以纽约为首的北美城市享有最高的人均工资，其次是西欧各城市。这些欧美城市的人均工资为每小时18美元。但在扣除较高税金后，欧洲居民的净工资收入比北美居民略少。
从人民生活上来看，民社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天堂。虽然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其独特之处，但是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致的，人追求幸福，生老病死人生的自然道路是一致的，工资结构和个人生活支配大分类是一致的，即对医疗养老抚养子女的需求是一致的，因此，民社的福利政策也可以是中国最佳的处理方法。
4、最佳的公正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是去年以来，官僚特权阶级幕后煽动极左派竭力围攻抵制民社的深层原因。）在资本主义国家唯有有钱人才能享受政治权利，而在苏式封建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又只保证有权人享有政治权利。然而在民社国家，实行了劳动人民执政的民主共和制，每个公民都可参加或组织政党并参加竞选，人民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同时又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民主权利。
民社实行政治民主平等，通过民治由所有的公民来自己治理国家，由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劳动人民执政，而非是官僚特权阶级执政，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由公民民主选出。民社把防范政府的犯罪放在政治的首要目标，以保证国家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保证社会进步不受干扰和淡化。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治理国家,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并都可参政议政。政府官员必定要对公民和社会负责，公才公望者被公正平等地选上，想发财图舒服的懒汉则远离或被淘汰，政府功能尤其是公益性服务功能得到强化和健康高效发挥。
由于实行宪政，政府在宪法规定下阳光操作，并且三权分立相互钳制监督。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运用普选和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官员等手段将旧的国家机器砸碎改造，通过民主法制手段，对资本且对权力皆有效地控制管理，由于消除了特权故而无从孳生特权阶级，政治因此开明廉洁。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 “透明国际”在《二○○六年贪腐印象指数》中，根据公职官员和政党人物对腐败水平的印象，列出了一百六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排行榜。排名中居榜首的国家是民社国家芬兰、冰岛和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等国家紧跟在后： 1　芬兰 1　冰岛 1　新西兰 4　丹麦5　新加坡6　瑞典7　瑞士8　挪威9　澳大利亚 9　荷兰14加拿大15中国香港16德国17日本18法国20美国 26中国澳门 26葡萄牙34以色列 34中国台湾43韩国70中国大陆。
苏式体制将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借口阶级民主对工农大众采取高压强硬的暴力手段，以维护特权阶级的特权。民社对人民大众实现了政治社会经济民主，工人阶级通过议会选举、宪政和三权分立等手段，经常取得执政地位，粉碎了官僚特权政治权力的垄断和私有化，保证政府官员象仆人一样谦恭地侍服主人公民。任何人的人权、民主权利得到尊重，每个人都能昂首挺胸轻松做人，民社是谓人民大众最佳的宽松平等自由之社会。
民社与苏式体制目前在我们国内尖锐的分歧，就是对人民施行强硬的暴政激化矛盾，还是用民主和谐的方法化解矛盾。是由党做主，还是民作主，最后的拍板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中国历史文化虽然与别国不同，但是，阶级关系、官民关系、社会结构、立法行政司法关系和运行规律是一致的，处理方法、决策方法的属性是一致的，所以，民社也将是中国最佳的政治社会制度。
5、最佳的社会进步机制。资本主义把利润放在首位，奴役剥削工人阶级，使工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无计划的盲目生产经常产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苏式体制把执政地位放在首位，由党硬行控制政治和社会奴役人民，党管人事党管新闻党管司法党管军队，由党治国，施行中央集权，而无视并干扰破坏各行各业内在的运行规律，导致各行各业的畸形发展和萧条，人民精神压抑消沉苦闷。
民社尊重各行各业各自内在的运行机制特点，对各行各业实施宽松的政治管理，适当地进行政府干预，使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健康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尤其是人事廉政，各行各业只按其自身的运行需要民主按法管理人才，用人不分阶级不看出身不管党派不找后门唯德唯才各尽所能，因此社会正气抬头，每个人得到公正合理的使用，每个人都可得到社会提供的公正平等的竞争机会，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并能发挥聪明才智的工作，自组织成和谐合理的工作群体。每个人及工作群体都能发挥极大的内在能动性和积极性，生产力得到解放，各行各业都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运行。总部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这份报告共对全球125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报告显示，瑞士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芬兰和瑞典分列二三位，排在前十名的还有丹麦、新加坡、美国、日本、德国、荷兰和英国。中国的排名从前一年的第48位降到当年的第54位，中国香港排名第11位，台湾省排名第13位。
东欧国家中转型最顺利且最靠近欧盟的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等国也发展势头良好，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预备梯队中。由此可见，在目前世界上，民社确实是最佳的社会进步机制。虽然，中国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但是，工农业科技教育文化的运行规律是一致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致的，因此，民社也将是中国最佳的社会进步制度。
6、最诚信的社会公德。2001年，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了一项试验。内容是要测试30多个国家和地区民众的诚实程度。测试方法是在每个国家选择几个地区，故意在每个地区丢下10个钱包，里面装有相当于50美元的当地货币。钱包里同时附有失主的联系方式，拾到钱包的人如果想物归原主，可以轻易地联系到失主，最后统计钱包交还给失主的比率。试验发现，最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五个最诚实国家北欧占三席，其中挪威和丹麦的钱包归还率竟然达到100%。根据分析，这5个最诚实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这并非巧合，而是民德与官德相互影响的结果。连学校考试，教师记录的成绩都是小孩子，根据老师的答案自己给自己作业改后报的分数，没有虚报成绩的现象发生，由此可见社会治安和人的道德品质素质的良好。
7、最佳的社会系统发展观和生态环境。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破坏社会系统发展，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苏式体制把经济发展政治化服从政治需要，突出重点忽视系统平衡和环境保护，时而以政治为中心，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始终得不到科学全面的发展。在愚民政策下，大文化遭冷遇遗弃，形成社会大系统进步的瓶颈软肋，肢残体废搦制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不计成本不惜环境，肆意破坏资源环境和历史古迹，山砍成荒山秃岭，水污成黑河臭湖。不平等地对待人亦不平等地对待自然，动植物难望得到保护，生物物种成批消亡。
民社以社会进步为首位，且以人为本，同步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系统协和发展进化，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由于政治社会经济民主，一切违反社会进步和侵害人民利益的决策都会得到及时的发现制止调整和纠正。在民社国家，政治开明廉政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教育发达科技兴旺发达，人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保护自然爱护环境成了每个公民的美德，人人爱护花草树木，平等对待动植物，城市树木都于百龄以上，小动物随处可见无人伤害，走进民社国家优美的生态环境，疑是步入人间天堂。2003年在纽约举办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142个国家的环境可持续能力排行榜。环境可持续能力指数（ESI）的最新评估结果显示， 芬兰列在排行榜之首，美国第45位，我国第129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后一位。由此可见，民社的确是社会协同进步和自然保护最佳的制度。不管中国的文化历史条件有何不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处理关系的科学方法也是可通用的。民社政治经济文化并行、人与自然俱生的方法也必然是中国的最佳方法。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看出，民社的的确确是世界上最佳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必然是适合我国健康科学发展的最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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