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五十年（亲历1958--2008）

zeng~qingme网友，上次在跟帖中发现了您的文章（虽不认同某些观点），认为不凸显出来甚为可惜，故加一标题《亲历1958~1960》贴入正文。今又冒昧重复前事，并无掠美之意，实乃不忍埋没，抱歉！为示尊重，仍只加标题。

再次谢谢您让我了解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希望以后在正文能看到您的文章。

另，建议开辟“亲历专栏”，抢救这些活的、珍贵的历史。

风雨五十年（亲历1958~2008）

诋毁、攻击毛泽东最公开，叫喊的最得力的“武器”，就是“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诚然，毛泽东在这两件事上是有失误，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一定的损失和困难，但我的亲身经历是：
“大跃进”。除了毛泽东在思想上有“左”的偏差，以致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但我认为有些失误可能很难完全避免（难道“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失误吗？为什么对别人就求全责备，而对自己就可以以“摸着石头过河”一语带过。）即使如此，难道当时的各级领导都没有一点责任？“瞎指挥”“虚报浮夸”，很多都是由一些有私心，或者可以说是思想意识不好的人闹腾起来的，毛泽东受了误导，或者说受了蒙蔽，以致作了一些错误的决策。高层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我可以用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来说明，怎么能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呢？
1958年春，不知哪里来的“风”，我工作的县从浙江调进大批“早沙粳”水稻种，强令推广，当时，我任一个区的农技站长，认为在本地从未试种过，就大面积推广，十分不妥，就借口该品种的技术资料说明书上写的播种期不迟于3月25日，而当时已是4月中旬，季节已过，不能推广，加以抵制。可这批种子是由粮食部门调进的，卖不出去，就得赔钱。区粮管所摊派任务通知各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购种。恰巧被我碰见了前来购种的乡、社干部，将他们全堵了回去（其实正合他们的心意）。这下惹火了粮管所，将我告到县里，有位县委副书记硬要区委处分我。由于我在工作中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从区委领导到一般干部，以及各乡、社干部对我都很好，他们虽然口头上答应了这位副书记的指示，可一直拖延没办，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试想，如果我得罪了区委书记或区里某些干部，那还不是会乘机报复我，整我，一定会受到错误的处分。按照现在的说法，也就是“冤案”，应该归罪毛泽东。如果我强行推广“早沙粳”，当时受到表扬，以后造成大面积减产，责任谁负？按照现在的说法，也是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的。
1958年夏，湖北和河南攀比着放小麦高产“卫星”，亩产由二、三百斤上升到七、八百斤，以后更上升到两千多斤，最后达到7000多斤。（以后的水稻亩产量也是由几百斤到几千斤，到三万多斤，最后与广西攀比达到十三万多斤）开始时，我是很相信的，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责，觉得自己技术水平太低，主观能动性太差，自己蹲点的地方，小麦产量不过一、二百斤，三百斤都达不到。为此，我还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区公所的墙壁上，检讨自己的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这完全是自觉的，没有任何人逼迫我，或暗示过我）。但“卫星”越放越高，不由我不产生怀疑，每天的《新华电讯》来后，就将上面登载的“卫星”数字，说给我蹲点的农业合作社的农民技术员听，高产数字一天天飞涨，他不禁惊叫起来：“哎呀！比国民党的钞票还涨得快！”（指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他这个形象的比喻，使我笑弯了腰。我想，毛泽东开始听到下面的捷报时，一定是相信的，高兴的，一定与我一样受骗，以后他老人家也是和我们一样发现了问题，并且加以纠正。这能完全归罪于他吗？
1958年秋,县农业局派来工作组,总结我蹲点的乡的水稻高产材料，亩产要达到几千斤，我当时很抵触，说我们这里连600斤都没达到，没与他们配合，将他们气跑了，回县里告了我的状，局长对我意见很大，告到专署农业局长那里。不过后来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只不过对我的印象不好而已，或许对我的“入党”、“提拔”有影响吧，那我就不得而知了（说来好笑，我至今都没能入党，但那时我是真心诚意热切要求入党的）。现在一般的说法是“浮夸”数字是逼出来的（言外之意是毛主席提倡、由各级领导执行的），我认为也并不完全如此，虽然“上面”有逼你说假话的意图，但并不敢明说明逼，如果自己老实点，不想出风头、当“先进”，也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处分。当然，以后有可能受到“右倾保守”的批判，不过，很快也就“平反”了（1959年的反右倾在省以下都没算数）。
1958年11月，我生了小孩后，在家（专署农所科）“坐月子”，我的住房就在所办公室的隔壁，一天，专署农业局长打来电话，问农科所的产量，双方在电话中一问一答，农科所的水稻亩产，就由几百斤，一步步上升到几千斤。我在隔壁听见，笑得蹲到了地上，接电话的人自己也笑。结果，农科所因此而成为全国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劳模大会。好像这些浮夸数字都与自己无干，是毛主席搞“大跃进”的罪过。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好像虚报是理所当然的，自己一点错都没有，还跟着倒打一耙地批起“浮夸”根子是毛主席。
1959~1960年，我参加地委工作组（此时我已调地委多种经营办公室）在一个公社的管理区蹲点，在此期间，毛主席1959年十月三十一日给六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一封信传达下来，可是在包产时，工作组仍然硬性压高指标，工作组中有人说：一些人不从积极方面理解毛主席的信。他的话真使我想不通，我反复阅读毛主席的信，再怎么也体会不出毛主席信的积极方面是要高指标。毛主席在信中是这样写的：“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可一些思想意识不地道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仍一个劲地乱吹硬压，用以表现自己的“最革命”“水平最高”。我敢断言，这些人现在又是批毛泽东极左的积极分子。
1960年夏收时，公社分给这个管理区2万斤征购任务，同时，中央和省的文件明确规定：“任务服从政策”，即生产大队的分配方案，要先满足“四留”（种子、口粮、饲料和机动粮。并且规定基本口粮是人平28斤）后，多余的粮食用来完成公余粮任务，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可我们的工作组长，分给我所驻的大队征购任务8000斤 (全管理区6个大队，以我所住的大队最小，只70户，工作组长所住的大队最大，180多户。)，按产量，按政策，我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不肯接受。组长气冲冲地说大话将我的军：“2万斤任务，我这个大队完成，而且还要放开肚子吃饭。分给你们的任务是超额的，你们也要保证完成。”我思想虽然不通，但当时我的组织观念极强，本着“保留意见，组织上服从”的原则，不顾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不满，动员大家老老实实地完成任务。然后，按毛主席所说的：“低标准，瓜菜代”“忙时吃干，闲时半稀半干” 来安排社员的生活，总算平平安安地渡过了夏荒。而工作组长所在的大队，既卖了“过头粮”，又放开肚子大吃，粮食浪费不少，闹夏荒，不仅完成的2万斤任务退了回来，还多吃了2万斤返销粮。背后却向地委办公室领导汇报说我：“本位主义，瞒了产。”（是后来办公室主任跟我谈话时说的：“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本位主义，这也可以理解。”）
1960年夏秋“大办粮食”，我和大队的干部、社员上山“砍火焰”（一种刀耕火种的最原始耕作方法，由于是从未耕种过的荒坡，腐殖质层厚，再加上砍倒的灌木、杂草用火一烧，就更肥了。所以一般来说，花工不多，收成较好。）我们住在山上仅有的一户人家，七天七夜，我目测，大概开了30多亩地，撒了几十斤种子。工作组总结这段工作时，我想，每次都是我落后，这次我也吹一下。于是我壮着胆子报了50亩面积。谁知其它大队都是开荒几百上千亩，种子用了几百斤上千斤，（后来，他们所谓开荒上千亩，播种上千斤，连种子都没有收回。而我们烧荒几十亩，却收了几千斤粮食。）我想不通。一天，地委办公室主任来点上检查工作，我陪他察看我所住大队的生产情况，将我的看法向他诉说：这个管理区一共2000多亩水田，是好几里路的坝子，他们开荒几千亩，坝子周围的山坡只怕要开完了，怎么一点也看不见。我们烧荒的几十亩地，掛在山坡上，怎么这么显眼（十年后，我还可以望见那块烧荒地）。主任不置可否的叹口气道：“小Z啊！真正的马列主义有几个。”我对他的回答一直不以为然，直到好多年后我才想明白，他说的是实话，他们（包括他们的上级）说假话是心照不宣的，心是相通的。真是确确实实的“皇帝的新衣”。
1960年秋，搞“多种多收”，报社一记者，要总结我所住大队的经验报导，我坚决反对，我与这位记者很熟，笑他：“假数字，假经验，都是你们记者编出来的。”他也笑。见我的工作实在做不通，只好笑着说：“你是女人的身，男人的心，难缠。”
以上这些，就是我经历的“大跃进”，都是毛泽东的责任吗？我们这些说假话，使毛泽东受骗的人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有的人当时说假话，受到表扬，当了“先进”，不仅不内咎，现在倒理直气壮地批评起毛泽东来，真是滑稽之至。
 
从“整风整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
指责毛泽东最严重的“罪状”是“文化大革命”，把它定性为一场大灾难，国民经济因此而搞到崩溃的边缘。诚然，文化大革命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也由于毛泽东在某些方面判断失误，或听信了谗言，出现极“左”，我当时是很反感的，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对一切极左行为深恶痛绝，但根据我以往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坚信那些搞法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坚信毛主席会发现，会纠正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作法源远流长，“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早先一些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人搞极“左”的继续和发展，例如“整风整社”和“四清”，只不过这两次运动是在农村，是整下面，整“基层干部”，搞得再“左”，也触犯不到自己的利益，甚至还可以借此表现自己“最革命”，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而“文化大革命”是在城市，整上面，整“当权派”“即得利益者”,触犯了这些人，现在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造舆论，把“四人帮”搞的一切，甚至是过去自己搞的一些错事、坏事，都强加到毛泽东头上。利用毛泽东的失误，混淆视听，欺骗广大善良群众，以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达到个人目的。仅就我亲身经历的在农村搞的一些“运动”，看看是谁在搞极“左”。
“整风整社”。1960年底至1961年春,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解决“五风”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问题，毛主席说：要用钱买回农民的积极性（即在刮共产风时折迁的社员的房屋、猪、鸡、锅、碗、瓢、盆等一切东西，都由国家拿钱按价退赔兑现）。“五风”的确脱离群众，给农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是极好的事，可是在“运动”进行中却大大走了样。我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某县一个公社的管理区的一个大队（海拔1700米以上），我所驻的生产队，虽然群众对干部也有意见，有个别人甚至意见还很大，但我认为这个生产队总的情况很不错，冬季生产搞得好，我们进驻时，他们已经按自己的计划种完了南麦和洋芋各几十亩（高山积雪，此时已不能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了）；食堂生活安排得好，食堂做的坛子菜摆了一屋子，地里埋了几大坑萝卜、包菜等蔬菜（高山积雪，与北方一样，地里没有鲜菜了，只能贮藏在地窖里）.楼上还堆了不少晒干了的折儿根等代食品，每顿饭有三、四个菜，除粮食定量外，代食品是各取所需，不受限制。领导这个生产队的是队长小王（20多岁）和大队会计、大队妇联主任（是夫妻俩）。按说这样好的农村基层干部的确不错，我认为我住的这个生产队没有问题，可是工作组长和工作队副队长硬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盖子”没有揭开，说妇联主任与生产队长有皮绊关系就是大问题，而且在土改时这个妇联主任（当时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就曾控诉过地主诱奸了她，可见她就是阶级敌人派进来的。就这样硬是将生产队长和妇联主任斗了,撤了他们的职,换上一个姓李的又懒、又偷、对队长意见最大的青年当队长。我一直想不通，一些人不知是什么心态,下去蹲点,特别是搞“运动”,一定要把当地干部整成“落后保守”，或整成“阶级敌人”。我一直有疑惑，往往比较偏远、没工作队去的地方，生产还搞得好些，我当时驻的那个生产队就是这样。我的住户是贫协组长，本来对小王队长等人也有意见，但并不赞成撤王换李当队长。我的思想很不通，对另一工作队员说：反正搞完运动我们拍屁股走人，如果我是本地干部，打死我也不会这样做，以后这个队的生产怎么办？当然我也就不可避免地挨了多次批，不过批的火药味还不算重，离“斗”字还很远，当然我也知道想入党是不可能了（我从1950年抗美援朝的“参干”运动开始，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崇敬，多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总觉得自己条件不够，诚心诚意要求改造自己，锻炼自己，总是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工作，到基层工作，但每次都是碰到这类情况，始终未能如愿。到了80年代以后，不正之风蔓延，我看不惯，就再也没有入党要求了。）这些极“左”的搞法，难道都要归罪于毛主席？谁知他们是怎样向上面汇报的，一定是把事情说得一团漆黑，以显示自己的水平高吧！后来，还是毛主席发现了问题，加以纠正。春节过后，再到另一个公社的大队搞“整风整社”时，就没有再搞极“左”的作法了。此次运动结束后，我又参加了地委所在县的一个大队办点（地委工作组原来在一个管理区办点两年，组长“左”得出奇，所以全工作组都是极“左”的，实在太脱离群众，不得不趁“整风整社”之机撤了出来），这次这个组长比较从实际出发，不搞瞎指挥，不搞极“左”，工作组与当地的干群关系比较融洽。可见，极“左”的作法，并不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个人思想品德使然。不能将一切“左”的东西都强加到毛泽东头上。

“四清运动”。1964年冬开始，由地委在其所辖的一个县，将其半个县搞四清试点，在全专区八个县及地直单位共抽调6000人组成四清工作团，进驻这半个县，在开展四清的公社成立四清分团，管理区成立四清工作队，生产大队成立四清工作组。抽调的队员们集中学习40多天，主要学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仅王的录音报告就听了一天，而且还人手一册发了她厚厚的一本报告全文（是印成16开本的一本书，可惜此书在《二十三条》下来以后，收回去了）。神秘得很，在学习期间，集中食宿，不准与外界（包括家人）联系。王光美在报告中，绘声绘色，危言耸听，的确很有煽动性（比江青的口才好多了），把桃园大队的阶级斗争描绘得复杂曲折，介绍她自己是如何“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才揭开“盖子”的。虽然她演讲很生动，非常吸引听众，但我内心并不以为然，觉得她是从来没下过乡的人，把一些事情说得太玄乎，她说大队书记吴臣如何如何坏，其中令我记得最深的是说吴臣精得很，非常注意她的身份，多方打听，跟踪暗查，一次发现她留在地上的鞋底印，认为这种鞋只有北京有，由此推知她的来头一定不小。说大队会计赵××（忘记名字了）是漏划地主，赵的儿子在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掌握我们的尖端技术呢？要把他弄回来。她的结论是：桃园大队是反革命两面政权。根据她的讲话，四清工作团首先在内部搞“三查四清”，三查，不仅要查自己，还要查每个队员的竖三代（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和自己）、横三代（即包括伯、叔、姑、舅、姨、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旁系亲属）；四清，即要清理每个队员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四不清”。搞得每个队员人人自危，有的人因被清理出四清工作队而自杀。我也是被清理出四清队伍的，原因是思想上的四不清。不知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觉得难见人，得到通知，即高高兴兴捆起铺盖卷回家了。可惜，只有三天，又通知我归队了，原因是四清工作团中的女同志实在太少，而规定每个工作组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女同志，女同志不够分配，所以我又成了一名“光荣的”四清工作队员。经过学习后的工作队员，开赴开展四清的社、队，个个“斗志昂扬”，“革命”得很，开展运动的方法也与桃园大队一样“左”极了。上面（四清工作团）发来的各种文件和《四清简报》，都是介绍一些极“左”的经验，我记得最深的有陈伯达在小站搞四清的经验，也和桃园一样，把小站说得一团漆黑，对所谓的“四不清干部”和“漏划的地富反”，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什么时候不老实，就什么时候将帽子戴上去。我当时就说这条经验我们学不到，我们怎么敢什么时候想给谁戴帽子就戴上呢？再一个，是我们省的省委书记搞的四清点，进驻了一个多月，盖子还没有揭开，还没有入到门。于是我们都说，连省委书记都有没入到门，那我们就更没有沾边了。根据桃园的经验，为了防止被腐蚀，工作团规定队员不准吃肉等等…。各工作队根据各自的情况又增加了新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分团，地处海拔1400米以上的高山，我们工作队更在海拔1800米的大队，群众生活非常困难，解放前基本上没有盐吃，解放后，虽然盐的供应没有问题，但由于，一是群众手中的油盐钱困难，二是一些老人已养成了很少吃盐的习惯，所以当地人盐吃的很淡，或者不吃盐。高山水困难，气候又冷，很少洗澡。于是分团就规定，不准吃盐，不准洗澡。谁违反了这些规定，就提出批评或检举给《四清简报》在全工作团通报，甚至受到处分。捕风捉影的事多得很，我们队有一个队员，在与社员同劳动时，喝了一个地主分子（因进村时间不久，不知其为地主成份）端来的一瓢水，就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受到严厉批评。有一队员，他的住户家来了客，弄肉吃，也给他劝肉，他再三推谢，推来推去，将肉掉在了桌上，不好再退回菜碗，只得吃了，因此受到处分。《四清简报》上，通报了另一个工作分团的、来自两个县的两个队员“打皮绊”，受到处分。看了简报后，我们工作队来自这两个县的队员，都说本县那位同志一贯正派得很，一定是对方那位女同志行为不端勾引的，结果两个县的两位都是男同志，只不过其中一位的名字像女性的名字而已，闹了一个如此天大的笑话。因此，搞得工作队员人人自危，每次来了《四清简报》，队员们个个提心吊胆，赶快翻看有没有自己上了《简报》挨通报。分团还传达下来一条经验，对“三小干部”（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保管）要抄家，甚至搜身，可以借口是他们家里可能藏了账本，这样才能能很快揭出问题。我想这些违法乱纪的作法，早就三令五申禁止过，为什么现在倒成了一条经验？不过我们的工作队长虽然口头传达，但并不赞成这些作法，采取敷衍应付的办法，即便如此，也还是闹了不少笑话。作为工作队长，他要带头贯彻执行，就到一个保管员家“抄家”、“ 搜身”，保管员的妻子怀孕在身，工作队长对她说，你身上是不是藏了账本，拿来看看。老实巴交的保管员妻子，手忙脚乱地解围裙带子，太慌张，拉了裤腰带（老式的大裤头裤子，再加上怀孕肚子隆起），裤子掉了下来，队长趁机起身就走，他的“抄家”，就此结束。我也是应付了事，我自报负责记账，不动手“抄家”，每到一处，我就坐在大门口，听着屋里抄家的的人大声报着抄到的东西的数量，比如，腊肉多少，大米多少…,其实我一笔都没有记,只是与他们的家人闲聊,要她们不要害怕,不要抵触。由于队长对我们的督促不力，我也就可以不认真照办了。不过大多数队员单纯、极积，搜查抄家还是搞得热火朝天。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工作队员们几乎都把自己所住的生产队“整”成“反革命两面政权”。我住的生产队当然也“挖”了不少问题，但是要将它说成反革命两面政权，再怎么也不像，我只好说：生产队长虽然是贫农，但富裕农民思想严重，可以说是“富裕农民当道”吧（当时将干部划成五类：一、二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三类是富裕农民当道，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四类是“拉出去”的，就是被阶级敌人拉过去了，已经变质了，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例如桃园大队的书记吴臣；五类是“打进来”的，也就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例如桃园大队的会计赵××。过后，我们的工作组长还是对我说；“你还是整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材料吧。” 我口头上答应，但迟迟不整材料，一直拖到《二十三条》下来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二十三条》下来以后，我们的工作队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说哩！难怪我们搞的不是毛泽东思想，是搞的王光美思想。”我虽然内心很同意队长的说法，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汗，心想他的胆子真大，敢说这样的话。虽然极“左”来自上面，也和下面一些光图表现自己的人的思想品德有关，也有些人是太单纯，或是接触农村的实际太少，一味盲从，这样上下呼应，愈演愈烈。 
为什么《桃园经验》在当时能那样被认真贯彻执行？直到我读了2006年2月21日《作家文摘》上刊载的，黄峥撰写的“王光美访谈录”，才弄明白了一些问题，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将“阶级斗争”估计得那么严重，为什么说“全国基层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现将“访谈录”文中王光美的一些谈话摘录如下：“1963年11月下旬，我参加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四清工作,…在桃园大队经过发动群众，确实揭露出许多问题。…春节前夕回家过年，我向少奇同志详细汇报了桃园大队四清的情况。我说根子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影响，根子在地富。”“…少奇同志谈了他的意见,我当时作了记录,回河北时向省委传达了。后来少奇同志自己还把河北省委的传达记录报送毛主席审阅。”“…我在中南海春藕斋舞会上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向我了解情况，问得很细。主席说为什么他们敢这样？根子在上面。”“…1964年春节过后,各四清试点单位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当时的感觉，阶级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1964年底，我结束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要我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讲了桃园大队四清的做法和体会。不久，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1964年5月至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上，毛主席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看来，是根据王光美等汇报的情况作出此判断的）。“…少奇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1964年6月，我陪少奇到天津，刘子厚、林铁要我在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介绍一下经验，这次比在北京讲得详细，讲了两个半天。…7月6日到济南，也在山东省委召开的工作会上讲了一次。当时会上反应强烈，与会同志说是几个没想到：没想到我这样的人能下去，能真正蹲点，能讲出这么一些经验。当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工作队下去之后不知怎么开展工作，省委的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要组织传达学习我的报告。这样，少奇同志就请河北省委的肖风同志帮忙，将我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郑州、湖北、湖南、广东…一路上每个地方都提出要我讲一讲。结果只有在湖北武汉没有讲。王任重同志对我说，天气太热，铙了你吧！让大家听录音。不少地方要求印发书面材料，陈伯达几次找来，极力主张发出这个材料。…周恩来同志看到了我在全国妇联介绍桃园大队四清的讲话记录，给少奇同志写来一个条子，建议把这个讲话记录转发下去。少奇同志同意把桃园大队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要我再认真修改一下。8月19日，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我也看了并修改了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8月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桃园大队的经验总结。”“1965年1月3日，我参加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会议，他对前一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习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按：我们地区集中6000人搞半个县，就是这样搞的）。“毛主席的这些批评，看来主要是针对少奇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一再延长，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重来，重新起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从王光美的这席谈话中，使我体会到毛主席的一些“左”的指导思想，都是来自王光美、陈伯达等人物反映情况，以致作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的手里”的判断，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更可悲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所养成的专看“主子”的“颜色”而“拍马屁”的传统，使王任重、刘子厚等高级干部，竟把《桃园经验》作为圣旨，不遗余力吹捧，贯彻，以致上行下效，极“左”风刮遍全国。后来，还是毛泽东发现了问题（与延安整风时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一样），制定《二十三条》才制止了这场“浩劫”。现在把这些账都算在毛泽东头上，公道吗？王光美的谈话也让我看出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一切坏事的根子都在上面，而不是什么地、富，是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依靠群众，开展群众运动，而不是听任上面派去的工作组带着“框框”认定。 “文革”初期，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工作组，还是搞的《桃园大队经验》那一套，所以毛泽东说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至今仍认为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看看现在贪污腐化成风，难道根子不是在上面吗？现在借口文化大革命“乱”，不准搞“四大”，不准群众监督，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吃喝嫖赌，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流失，…不一而足。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 那批人，有几个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暴富起来的？在此风气的带动下，造成全民族的思想道德败坏，一切向钱看，有权的：贪、拿、占；社会低层的一些眼馋的人：偷、抢、骗；顾什么礼义廉耻。只苦了一般的老实老百姓，只能在下面发发牢骚，说说怪话而已。有的人还因此大肆标榜，现在如何如何“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这种“民主”有什么用？你在下面说，他根本不会听，也听不见，对他的贪、占一点妨碍都没有，发扬这样的“民主”，何乐而不为。
有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转移群众视听，开口闭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好像比解放初期还困难，还苦，果真如此吗？诚然，文化大革命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利用青年学生的幼稚，制造混乱，以达其篡党夺权的目的，的确给当时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很大损失，我当时对这些也是极端反感的。但从我经历过的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看，每次都有“左”的干扰（包括延安整风和四清运动），每次都是毛泽东自己发现而予以纠正。所以，文化大革命虽闹得翻天覆地，我也同样挨了不少整，但我坚信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会纠正的。只是由于毛泽东老了，在某种程度上被驾空，正如我当时工作的农科所的一些老工人所说：“毛主席受了蒙蔽”，以致于没来得及纠正罢了。即使如此，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的社会治安比现在好，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风气没现在普遍。生产建设也并是现在所说的那样完全停顿，我在农村，农业生产照样正常进行，“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按：近三十年倒是停止了，甚至有些已建成的设施还遭到了破坏）。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超额16.2%~14.1%新建铁路交付营运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工农业总产值在每年平均增长12.5%基础上还超额了1.7%，五年内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1300亿元的基础上超额1.6%，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和突破了计划。“两弹一星”是在这期间搞成功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起步，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期间并没有停止）；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也是在这期间动工兴建的；杂交水稻也是在此期间，几乎是全国与此相关的农业科技工协作攻关，研试成功。薄一波也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在改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外交上成功地打破了美国对我国的封锁。外交局面打开后，经济关系也拓展了，打开了向西方引进技术的大门。70年代，我国从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10多个国家引进22套大型设备，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没有这些基础，“改革开放”得了吗？没有这些基础，能有今天的经济“腾飞”吗？
的确，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工作中，是有不少失误（现在指责得最多的还有“大跃进”），但谁没有失误？从解放到毛泽东逝世总共27年，当时国内是什么基础，国际是什么环境，在那样困难的时代，能够搞那么多建设，已属不易。何况在搞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的确没有经验，他前大半辈子都是在边远贫困落后的农村，在为了求生存的战争环境中艰苦拼搏。没料到在后来的三四年时间，一下子就由最落后的山村进入城市，掌握全国政权，可以说一点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的经验都没有，怎么可能有现在某些人所要求的、十全十美的搞经济建设的方法呢？能要求他不犯错误，不走弯路吗？毛泽东早就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共产党早期犯的错误还小吗？几乎断送了整个革命，不得不被逼走上长征路，困难之极，危险之极，毛泽东不仅没埋怨，没指责，还说长征是革命的宣传队，播种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他有限的生命中，能为我们国家做出如此大的贡献，打下这么好的基础，不肯定，不宣传，对他的些许失误却横加指责，公平吗？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曾说“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饮水要思源，不能这样忘恩负义。如果毛泽东能永远年富力强，我相信这些失误是会纠正的。
回忆我的这些经历（是一个在基层工作的、最普通的农业科技工的经历）更使我崇敬毛泽东的伟大人品，虽然很多错事是别人不执行他的革命路线，或是背着他干的，但他一律承担责任，不诿过于人。而有的人却“将一切功劳归于个人，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就连赖以取得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言外之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思想，现在津津乐道的“一国两制”更是他发明的，而一切错误却与已无关。将别人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吹毛求疵，加以扩大；而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损失，却晦莫如深。谁是伟人，谁是小人，一目了然。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上就只有成绩没有失误吗？
 
去年是“改革开放”30年，国内各主流媒体都声势浩大地报导了3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今年是建国60年大庆，也大张旗鼓地宣传了6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但前30年只不过是一带而过，着重强调的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使人听了不是滋味，好像前后30年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两个不同的政党所领导的两个不同的朝代。联想到这些年来，几乎各种宣传舆论，一再宣扬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是空前的，并且还要捎带批一下“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是说毛泽东时代）的“过失”，以致给现在带来的难以解决的难题，意思是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造成而遗留下来的。特别是大肆宣扬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果真如此吗?是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是发展了，人民生活也提高了。不想想，这一时期，有前30年，广大人民在一穷二白废墟上艰苦奋斗为现在的发展打下的基础，有国内、国际都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至少不需要“抗美援朝”、“剿匪”等等…，发展和前进是理所当然的。即便如此，在这一时期就果真没有一点失误，没有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吗？我是一个退休十多年了的老人，近年来的情况，没亲身经历，仅就我在改革开放初期亲眼看到的一些情况列举如下：
森林的破坏。上世纪80年代初，将山林“承包”到户（即分到户），真正是对森林的一次彻底破坏。80年代初，一次，我下乡到一个生态环境优越，植物种类繁多，在国内外植物界都颇有名气的地方（以前，我每年至少要去这里2~3次），我站在海拔1400米的山冈，放眼望去，原来郁郁葱葱的山顶、山梁、山腰、山谷、远山、近山，变了样，有一种荒疏零落的感觉，是我的感觉发生了问题？越往下走，才发现沿路两旁砍伐后的树木堆积如山，都是准备卖给林业站的，我很诧异，问当地农民：“现在政策这样好，将山都分给你们了，为什么要将树砍了？”农民说：“有的山树多，有的山树少，有的山树长得好，有的长得差，有的树大，有的树小，怎么分得合理，干脆将树砍了，山做山分，树卖成钱，钱做钱分”。“大办钢铁”，只砍了高炉附近的树，“大办食堂”，也只砍了村庄附近的树桠，而这一次是不管近山、远山一律砍光。这一情况，除非是亲眼所见能知道外，当地官员是无论如何不会上报的，因此，也是无论如何不会载入史册的。身居城市的学者们更不可能知道，也就不可能秉笔评说了。
农村集体财产的破坏和损失。农业合作化走过一段曲折的过程（应该说任何新事物都有一个探索过程吧），到上世纪60年代，“六十条”下来以后，逐步走上轨道，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社、队陆续兴建了一些场、厂，如茶场、林场、药材场、果树场以及砖瓦厂、纸厂等（看看南街村等，也大致是那时起步，发展道路相同），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些场、厂，有的已经产生效益，有的开始或即将开始产生效益，因为农、林场圃从兴建到开始投产一般至少需10年或更长时间，拿中药材来说，有短、中、长期品种，生长期短的品种，从种植到收益时间较短（一般3年以下），但价格较低；生长期越长的品种，价格也越高，例如中期品种黄连，育苗要两年，定植后要培育5年才能收获，培育的年限延长，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就越好，价格也会越高（也就是说从种到收至少需7年以上时间）。至于木本药材杜仲、厚朴等，以及果树场、林场，树木栽植后到成材，要的时间就更长。正因为看到了效益，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对继续发展和新建集体场、厂的积极性更高了。就在此时（80年代初），一声“令下”，统统“承包”到户。结果，这些集体场、厂都搞得七零八落，毁于一旦。我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见此情景，心痛欲绝。又如，生产队集体所有的房屋、保管室、仓库等，也是折了分瓦分料，遭到彻底破坏。如果不是这样瞎折腾，而是将好不容易开创的事业坚持下去，不断改进和完善，集体经济肯定发展起来了。只看到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分田到户）后，农业增产的眼前的、短期的效果，就大肆鼓吹“一包就灵”，甚至将国有企业也大搞“承包”，造成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不可收拾。现在在农村有些地方又开始兴办村办企业了，当然是好的。但又得从头做起，至少延后了30~50年（因为集体场、厂建设了十多年，正开始产生效益，却遭到彻底破坏，而这近二、三十年就根本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又从头抓，至少在过去的起步处往后推迟了三十至五十年），这笔损失账怎么算？是谁的问题？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吗？
农村合作医疗的破坏。本来，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建立，并在逐步改进和完善。不知为什么，进入八十年代，被当作极“左”路线的错误批判并彻底抛弃。现在又不得不着手恢复合作医疗制度，但却美其名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知新在何处？
“三线建设”的破坏和损失。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不言而喻，“三线建设”的决策是错误的。姑不论错误与否，既已建成，都是人民的血汗钱，要往大城市搬迁，也应该妥善规划，妥善安排，不能一窝蜂搬了了事。原有的厂房折得稀烂，为什么不可以在原地安排或扶持一些其它的生产，帮助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笔损失账怎么算。
“开发区” 的损失。据说深圳特区、上海浦东开发区，都办得很成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即使在再困难的条件下，支持办好一、两个特区，不足为奇。但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从省、地（市）大、中城市到各县、乡（镇）的小城镇附近的大片良田沃土都划成“开发区”，有的修了几栋房子，但大多数是荒在那里，既无资金开发，又不许农民耕种。这笔损失有多大？谁去计算？
至于，重复建设、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某些人利用手中职权，化公为私，使国有资产流失，或内外勾结，从国外引进落后或劣质设备，从中渔利，以及公款出国旅游，公车消费，公款吃喝，这些损失账怎么算？找谁算？须知，在毛泽东时代，这类问题几乎没有。还有，这些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叫嚷什么“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为什么就不说这些年来的黑砖窑、黑煤窑丛出不穷的矿难，恶性交通事故，假药、毒奶粉等等造成的人身伤亡有多严重，为什么就不提呢？为什么对毛泽东时代的些许失误，老吹毛求疵地找呢？
我说这些，不是否定这些年来的成就，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嚐试，错误在所难免”“改革本身就是创新，创新不可能绝对正确，不可能不失败，失败本身不是错误”。这些说法很对。但为什么对前27年的失误，就不能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价呢？须知那27年走过来真不容易，当时国内是什么基础，国际是什么环境，在经历了百年战乱、一贫如洗，又遭受帝国主义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打胜了三次恶战（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珍宝岛战斗），树立了军威、国威，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站起来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110个国家建交，为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在经济建设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在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难道这些都是错误吗？ 其实“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是“改革开放”时代，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像也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但现在的一些宣传，令人的感觉是“改朝换代”了，要不然为什么老诉“计划经济”时代的“苦”？ 共产党早期犯的错误还小吗？从1921年至1935年，右倾、“左倾”的错误还少吗？几乎断送了整个革命，不得不被逼走上长征路，困难之极，危险之极，毛泽东不仅没埋怨，没指责，还说长征是革命的宣传队，播种机。如果按照现在的宣传方法，就不可能取得全国政权。仅“肃反扩大化”，共产党自己杀了多少忠诚革命事业的优秀党员和革命志士。徐向前在他写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挥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这仅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在革命过程中，党对这些问题发现了，纠正了，再继续前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克意“控诉”过。如果像现在这样宣传，谁还会捨生忘死来参加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徐向前在《回顾》中还写道：“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的。原因是我们党代表了人民利益。”可见现在这样刻意地批判“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是共产党变性了，难怪现在口口声声说现在是社会转型时期，我理解实际上是由社会主义转型到资本主义，是真正的“改朝换代了”，是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大跃进”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是有偏差，以致发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一个短时期内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但那些搞浮夸虚报、瞒上压下的人就没有责任？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一时受蒙蔽，作出错误决策，不足为怪。就拿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一时间闹腾我国的粮食多得没地方放了。我是一个农业科技工，觉得非常诧异，过去一年种两季或三季，现在绝大多数田地一年只种一季，有的连一季也不种了，荒了不少良田沃土（所谓的“开发区”即是如此），为什么粮食倒多得没地方放了呢？即使是农业科技进步了，能够比较多的增产，也不可能达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快速增产的程度。果然，不久就发现农业生产有比较大的问题，很多粮仓都是空的。如果是处在“三年困难时期”那种国际环境，后果真不堪设想。请看看,现在市场上有多少进口的米、豆可供选择，联合国对我国的粮食援助到2006年1月1日才终止，这些条件那时有吗？但那时能上下一心共渡难关，如果现在出现那时那种情况，社会能安宁吗？本世纪初出现的问题，并不想责怪当时国家某些领导人决策失误，他们只不过是受了来自虚报浮夸者的欺骗而已。有1958年的教训尚且受骗，更何况是上世纪50年代，在经济建设方面毫无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上当受骗可以理解。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毛泽东在他有限的生命中，能为我们国家做出如此大的贡献，使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百年的中国站起来了，开创了这么好的国际环境，打下了这么好的国内经济基础，不肯定，不宣传，对他的些许失误却横加指责，公平吗？如果毛泽东能永远年富力强，我相信那些失误是会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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