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二辩大跃进

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二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二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2.1大跃进的基本思想: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到1956年底，新中国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体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据统计，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为11782．9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为10742．1万户，占总农户数的87．8％，参加初级社的为1014．7万户，占总农数的8．5％(转引自苏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了以土地公有为特征的高级社了。但到1956年时生产力的状况变化不大，尤其是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劳动资料主要是人力、畜力，是镰刀、锄头和铁锨等手工工具；靠个体劳动；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十几亿亩耕地。1955年冬至1956年春，农村就出现过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至于单个的生产社、地区所出现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事例就更多了。由于反冒进，农田水利建设一度消沉下来了。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愿望和客观要求，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在毛泽东头脑中的反映罢了!这样认识思想、政治的性质和作用，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也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根据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愿望和客观要求，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没有执政，大家看不起我们。现在我们执政了，水平也提高了，大家看得起我们。外国同志很尊重我们的党。过去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不会打球，不会游泳，连月亮都不好，有辫子，有小脚，鲁莽得很等等。认为一切都不行。现在我们翻身了。但单有党不行，党是核心，必须要有群众，要依靠群众。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非党员干的，譬如梅兰芳，周××都不是党员。我就不会唱戏，在座的同志也许有会唱的。因此要好好团结全党和非党员。团结工作中还有许多毛病，要搞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外要团结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全世界各国。团结全国、全党、全世界一切积极因素。为什么呢？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应该说是伟大吧？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党是伟大的，革命是伟大的，国家是伟大的，建设是伟大的。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点理由的。那时蒋介石只有几万吨钢，而我们现在就有四百多万吨钢，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在十一年以后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变为世界上几个强国之一。世界上年产二千万吨以上的国家是不多的。不仅如此，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可以超过美国，而且应该超过美国，否则，我们六亿人口干什么呢？美国在六十年以前也只有四百万吨钢，我们现在有四百五十万吨，比美国落后。如果我们几十年赶不上，就要杀掉一批人，要开除地球籍。否则，我们就对不起世界各国，对世界的贡献不大。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抱负，要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毛泽东的这些活在当时说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获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赞同。毛泽东的这些活也与他后来对大跃进的阐释是完全一致的。　　

2.2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　一九五七年十　一月二日　清晨　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　　

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题目是《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又说：“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 毛泽东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 毛泽东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写信指出：重看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薄一波说：…周总理　1957年6月23日　在人大的那一篇报告。报告中有两段话，批评了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肯定了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实际上，周总理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140天。　5月26日　，彭真同志又把周总理的这篇报告送给毛主席，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总理在当夜也给毛主席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45――646页）]　　

显然，跃进一词发明权不是毛泽东。　　

2.3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叫响　　

    那么在全国推出大跃进的是谁呢？　　

    李银桥　韩桂馨(《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54页）认为：“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　　　　

　 　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毛泽东：‘噢，大——跃——进？’　　　　

　 　周恩来：‘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　　　　

　 　周恩来找来报纸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这个提法很好。’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　　　　

　 　周恩来回到住所，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周恩来为了落实大跃进的具体实施方案，曾经招集谭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谈，拟定文件上报中央获得通过。大跃进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甄石：《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网2008—12—6）　　

      这一说法[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似乎也欠妥。请看下列1958年的人代会——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期间的事实：　　

     　二月一日　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人民日报》1 9 5 8 /0 2 /0 2 第1 版报道：新华社１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副委员长，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今天的大会上作了关于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１９５８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二、１９５８年国家预算的安排；三、１９５８年财政制度的改进；四、反保守，反浪费，用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来保证实现１９５８年的国家预算。 　　

  李先念说，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是良好的，国家财政收支计划的超额完成，不但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建设计划的完成，而且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他说，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证明，在一切财政经济工作中，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的伟大作用，必须充分地认识劳动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革命积极性的伟大作用。充分地认识到这些作用，就会使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充分的信心、坚定性和革命的干劲。 　　

   李先念说，１９５８年的国家预算，是一个反对保守倾向、积极挖掘潜力、收入和支出增长比较快的预算，是一个贯彻整风精神、坚决反对浪费和坚决紧缩非生产性支出的预算，是一个积极增加生产性支出、积极发展基本建设和大力支援农业的预算。 　　

  李先念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对于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有利的。东风显著地压倒了西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日趋壮大，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日趋壮大，主张国际和平的力量日趋壮大，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则日益陷于混乱和被动。很明显，我们建成社会主义越早，我们对于世界和平也就贡献得越多。 　　

  李先念充满信心地说，估计到一切有利的形势，１９５８年的国家预算不仅有可能按计划完成，而且只要我们积极努力，还有可能超额完成。 　　

  李先念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勤俭建国的重大意义。他说，节约不仅是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而且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的意义，不但在于积累建设资金，而且在于移风易俗，养成全国人民的优良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 　　

  李先念最后要求全国人民继续鼓起革命干劲，反对保守思想，反对浪费现象，进一步展开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生产建设高潮。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社论中提出了大跃进一词。　　

社论指出：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波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且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指示胜利地开展了生气蓬勃的全民整风运动。在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在，继续深入的整风运动正为全国人民带来热火朝天的生产大跃进和各方面工作中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情况相比，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蓬勃上升的社会主义正气已经压倒了一度猖獗的资本主义邪气，全国人民都在用乘风破浪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兼程迈进。…在这一年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对我们极其有利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和平的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隆旺盛。（热烈鼓掌）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无限光明的前景。这正是我们奋发有为的大好时光。（热烈鼓掌）让我们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鼓足革命干劲，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争取更伟大、更辉煌的胜利。　　

   《人民日报》1　958 /02 /12　 第1 版刊发报道：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胜利闭幕。11日下午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刘少奇、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同时刊登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及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社论：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社论）。　　

   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及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指出：大会认为，全国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和各事业单位，都应当适应目前的新形势，根据本次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讨论，制定本部门、本地方、本企业和本事业单位的增产节约计划，使国家预算和国家计划同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成为群众的自觉的行动。全国各族人民应当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为争取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实现而奋斗，为争取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和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立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奋斗。　　

   社论指出：　苏联以不到十五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将近半个世纪的路程，苏联的工业在四十年间增长三十倍，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我国在解放后短短的八年间，工业增长了六点七倍，农业增长了５０％以上。这已经是一种相当迅速的发展。但是这个速度对于我国人民的需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们要在今后几年内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就是说，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速度。我们全国人民必须鼓起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向前跃进。 　　

    为了实现这个跃进，我们应当特别抓紧前三年。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三年看头年，我们必须千万百计地努力争取我国国民经济在今年内打一个大胜仗。 　　

      现在１９５８年才过去四十天，但是全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出了很多令人兴奋鼓舞的“奇迹”。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很多代表的发言就向我们报道了这些“奇迹”，这些报道虽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已经完全足以表明，我们民族的前途真正是大有希望。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走在运动前面的，不少的是困难较多、较大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例如，安徽省和河北省所受的水灾威胁是很大的，这是当地农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的困难。但是，这两个省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变困难条件为有利条件。前者在去冬今春完成兴修十六亿多土方的农田水利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将近七百万亩，改善灌溉面积和治理洼地面积各一千多万亩，最近又提出了再修八亿土方的英雄口号。河北省在去冬今春兴修农田水利建投运动中，仅仅新增加的灌溉面积，即有二干一百多万亩。在工业战线上也有很多动人的例子。北京市暖气材料厂“快马追先进”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工厂同天津钢厂比较，前者是用从国外进口的最新式的电炉炼钢，后者则用工人拿旧的钢材铆焊起来的陈旧的电炉炼钢；但是，前者生产的铸钢件的成本却比后者高３０％以上。过去，北京暖气材料厂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认力他们工厂指标落后的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可是，经过整风运动和生产高潮的推动，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学习了天津钢厂的先进经验之后，每吨铸钢件的生产成本就由七百四十元降低到五百六十元，并且大大地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这样，在铸钢件售价降低三分之一的条件下，今年全厂的利润计划还将比上一年增长７０％。这些事实使人们特别充满信心：既然条件比较困难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尚且能够如此大步地向前猛进，那么，全国范围的大跃进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障碍呢？出席这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正在陆续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希望所有的代表同志们能把充满在这次大会上的革命干劲带到全国各个角落去，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的工作都无例外地大大向前推动一步。　　

  大跃进的号角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而出，并公开以”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 的形式在全国吹响！这说明大跃进是全国人民的心声，而决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之作。　　

   显然，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相信，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要从城市工业化开始，为建立一个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而这种物质前提是解放前失败的资本主义未能提供的。到 1956年，毛泽东主义者开始认为，社会主义者为走这条工业化道路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成长和官僚机构的常规化，产生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特权阶层，现代化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断退化和仪式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果似乎使中国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才能实现。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这也是当时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我们看到李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先念在其报告中曾指出：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的伟大作用，必须充分地认识劳动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革命积极性的伟大作用。充分地认识到这些作用，就会使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充分的信心、坚定性和革命的干劲。”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讲话指出：在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在，继续深入的整风运动正为全国人民带来热火朝天的生产大跃进和各方面工作中空前未有的新气象。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情况相比，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蓬勃上升的社会主义正气已经压倒了一度猖獗的资本主义邪气，全国人民都在用乘风破浪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兼程迈进。　　

   1９５８年２月１2日”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的社论指出：现在１９５８年才过去四十天，但是全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出了很多令人兴奋鼓舞的“奇迹”。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很多代表的发言就向我们报道了这些“奇迹”，这些报道虽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已经完全足以表明，我们民族的前途真正是大有希望。大跃进开始在全国叫响。　　

2.4 毛泽东顺应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对大跃进的口号加以肯定和阐述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回忆说：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才有”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说法。显然，毛泽东只是大跃进在全国已经叫响, 他顺应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而加以肯定的。　　

    一九六○年一月九日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毛泽东总结说：　　

    人类历史一百来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人家怎么能够相信呢？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这一套两条腿走路中间，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是最主要的。　　

     后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阐述，他归纳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转引“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2.5大跃进的硕果　　

    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指出: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一九五八年的决策有关。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毛泽东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他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要搞海军。萧劲光〔2〕同志，你不是要搞点海军嘛，那时就有希望了。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军委像这样的会一年要开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一年开一次。大家把道理讲通，心情愉快，有共同的方向。方向很明确，不是糊里糊涂。萧劲光同志我给你打保票，现在不行，搞海军没有钢铁，所以你还等一下子，不用那么忙，但有希望。我们总是有希望的就是了。干十五年，有很大的希望。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你就没有钢嘛。一无粮，二无钢，三无机器。有钢什么东西都可以搞，轮船可以搞，军舰也可以搞，铁路也可以搞，空军也可以搞，陆军装备也大为不同。要为此而奋斗。全党团结起来，全军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他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这些思想对我国工农业以及国防工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大跃进运动发端于农田水利建设，由于具备物质条件，因而成效也较大。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从事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从二、三千万上升到高峰时的一亿人，在我国建设史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仅北京市就建成了十三陵和怀柔两座大水库。十三陵水库工程量是180万土方，按照当时正常的施工方法要三年以上时间才能完工。由于先后集中了四十万人参加劳动，仅仅用了160天就胜利地建成了。怀柔水库控制流域面积达五百四十平方公里，蓄水一亿方，能浇地一百万亩，总工程量土、石方二百零九万立方(参看《薄一波副总理在怀柔水库落成典礼大会上的讲话》《北京日报》　1958年7月21日　)。天津市完成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工程。天津的水源河道是海河，而海河又是一条潮汐河道，每天两次涨、落潮。当上游来水不足时，海水就趁潮上溯，进入市区，造成咸淡水不分；海河又是一条排水河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往海河里排放。由于咸淡水不分，清浊合流造成水质很差，严重时自来水供应困难，有的工厂因水质恶劣被迫停工，郊区水稻秧苗有的因咸水致死等等。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海河闸，改建了污水管网，基本实现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使海河的水质得到改善。施工高峰时，在工地上义务劳动的人数曾达到10万人，工程投资8000万，为天津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市政建设总投资的1．3倍，工程规模是历史上空前的(参看《天津志》第六卷重点工程)。这一工程的胜利完成对天津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设成就很多，有修水库的，有引水上山的，有洼地改造的，有整个流域治理的等等，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有个发言，标题就是《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是说截止到　1958年1月31日　，四个月实现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我国四千年积累的灌溉面积的一半(参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五号第64～65页)。人们只要深入农村调查就会知道，大跃进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和深远。我国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以五十年代为起点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大跃进，六十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继续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估计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农业成就时指出：“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 第301——302）　　

    原江苏省的省委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说：“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省农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经常泛滥成灾，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望天收’的状态--------二十八年中，我们一共投入90多亿个工日，搬动二百一十多亿土石方，开挖7万多公里河道，建成1177座水库，筑起2802座闸坝，培修17000多公里堤防，建成了124万多个涵管、田间节制闸等小型配套建筑物。”（《人民日报》　1978年7月31日　）江苏省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山东省也是我国农业发展比较发达的省份。原省委书记白如冰说：“建国以来到1977年底，全省共开挖治理大中型河流三千多条；建成大中型水库175座，小型水库5053座，蓄水能力120亿方；共建大小排灌站22039座；建设万亩以上灌溉区692处；打机井45万眼，全省现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达6400多万亩，占58%；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达3969万亩，占36%。”（《人民日报》　1978年8月5日　）这些数字对不熟悉农业生产的人来说，可能形成不了什么概念。仅就江苏省二十八年投入90多亿工日说，按每个劳动力每年劳动300天计算，相当于江苏省二十八年，每年投入100多万劳动力，专门从事农田基本建设，这是多么伟大功工程啊！能说这不是大跃进吗？！　　

 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薄一波同志也承认大跃进运动取得重大成就，他指出：“1958年由于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大干苦干，加上年景也好，核实后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比上年增长2．5％。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比上年增长20．1％，钢产量(剔除土钢)80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49．1％。在钢铁生产的推动下，一些基础工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1957年比较，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加到2．7亿吨，发电量从193亿度猛增加到275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2．8万台猛增加到8万台。”(《回顾》第709、710页)“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中，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加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纱锭占25．9％”(《晚年》第125页)等等。　　

    在社会关系方面，大跃进运动使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亿万劳动群众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奋发劳动。按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77、178页)。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319页)。这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奴隶有根本的区别。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劳动者不过是生产要素的一种，与工具、设备、厂房同属一类。只强调劳动者要服从管理，遵守规章制度，不强调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只强调罚款、奖励，不讲调动劳动群众主人翁责任感，只讲少数人管理，不讲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等等，实际上是西方经济理论的运用。大跃进运动开创了与西方经济理论根本不同的原则。如果说过去强调了农村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那么1958年则开创了全国范围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先河。上自毛主席、周总理，下至一般干部都到十三陵水库等地参加过劳动，当时北京所有高校的在校学生几乎都轮流到水库工地劳动过。大跃进所开创的原则：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自觉地为社会劳动，为集体劳动，征服、改造大自然。这种原则不仅在大跃进期间而且在以后的生产建设中，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得到了发扬、贯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原则，而是用商品买卖的原则，就不可能买来大庆油田、成昆铁路、虎头山的梯田和林县的红旗渠等等，也不可能买来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品。　　

(注：若干陈述摘自《天人古今》1988年第6期 （原署名田跃进）)　　

若干史实可参见：晒一晒大跃进的成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6/159573.html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然而，对这些历史事实，主流媒体是瞎子，他们看不见，他们大肆宣扬“大跃进”运动是极“左”路线的运动。例如百度百科称：“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更是极尽污蔑之能事。　　

    与某些人相比，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评价要客观得多，他说：人们通常认为，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毛泽东晚年为了无谓地探求社会主义精神的乌托邦而忽视了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一个趋向工业化的时代。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评论家们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经济遗产的著述主要谈及其“还合理”和“还平衡”性，而不是其经济特点，尽管如此，也还是提到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 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 90倍。从 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 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 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 11.3％。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30％增加到 72％，这反映了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从 1952年（这一年工业产值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到 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 130万吨增加到 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 6600万吨增加到 44800万吨；发电量从 43亿度增加到 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 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 20万吨增加到 280万吨；水泥产量由 290万吨增加到 4930万吨。到 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到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 6年后，又于 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力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在 70年代中期，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从 1952年的 300万人增加到 1800万人。此外，在农村建立小规模工业企业的政策使得 2800万农民（来自农村的 3亿劳动力之中）变成了公社或大队工厂工人，尽管这些工厂的生产技术还非常原始。并且，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 1949年可怜的 5万人（到 1952年为 42.5万人）增加到 1966年的 250万人，到 1979年又增加到 500万人，其中的 99％以上都是 1949年后增加的。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 “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 6 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在 1952—1978年的 25年时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 4倍，从 1952年的 600亿元增加到 1978年的 3000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从 1949年的 100（1952年为 160）增加到 1957年的 217，1978年则达到 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 20年中，即使把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考虑在内，从 1957—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是翻了一番多。　　

    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仍然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记录。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 1880—1914年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 10年的增长 33％（人均 17％）。日本在 1978—1929年间每 10年速度为 43％（人均 28％）。苏联在 1928—1958年间每 10年的增长速度为 54％（人均 44％）。而在毛泽东主义时代的中国，从 1952—1972年，每 10年的增长率高达 64.50％（人均 34％）。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 “蜗牛速度”向前发展。当然，若与同一时期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效益相比较，则另当别论。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除了苏联在 50年代提供的有限的援助（到 60年代中期中国便迅速全部偿还了这笔费用及其利息），毛泽东主义的工业化是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 70年代末期前，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对它怀有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在实际上的闭关自守的条件下，中国不得不奉得一度被奉为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尽管现在来谈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已不那么时兴，但历史事实是毛泽东主义政权使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而这些进步是在不利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下取得的，　　

在经济学家的计算中，有一些因素是很难用数字来衡量的，而这些因素对衡量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又至关重要。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泽东时代，教育机构和受教育机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大量的文盲转变成为有文化的人，并且建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比较普遍的医疗卫生系统。在毛泽东统治的 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 1倍——从 1949年前的 35岁延长到 70年代中期的 65岁。这些统计材料表明，共产党革命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利益。　　

    莫里斯·迈斯纳还指出：伟大的英国历史学业家 E.H.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①［注：转引自由塔里克 ·阿里主编：《斯大林主义遗产》，英格兰，1984年，第 9页。］　　

卡尔的话不仅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中国。.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　　

不管人们怎样大胆地定义“现代化”这一十分模糊的概念，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都不可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毕竟不是以废除私有制为标志。不过，仅仅在 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的几年时间里，恰恰是消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构成了中国社会重要的基本特征。到 1956年，城市经济残余的私有部门实现了国有化，农业经济实行了集体化。如果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 “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那么中国早在毛泽东时代初期就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了。　　

中国在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化。而工业化无疑才是现代化概念的本质。但是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发展是在国家的指导和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业化进程在最初并没有单纯地被看作是目的本身，而是被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物质前提。虽然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都是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实行了工业化的政策，但是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方面都搞得比苏联更加有声有色。毛泽东不同于列宁、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他不愿意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单纯寄希望于经济和技术的物质力量本身的发展。毛泽东要求经济发展应伴随着（实际上是以此为前提）对社会关系和群众思想的“不断的”和“持续的”革命改造进程。毛泽东告诫说，在建设马克思主义规定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必须创造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毛泽东否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将会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这种苏联的正统观点，他坚持认为，现在就必须使现代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的目的相一致。毛泽东主义的设想是，新社会以新人的出现为前提，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与建立社会主义技术经济基础同样重要。因此，毛泽东主义认为，不能单纯地用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还要看它是否缩小了“三大差别”，是否朝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目标发展，即向着最终消灭长期存在着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方向发展。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给诗刊的第二封信,毛泽东说：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坚定地说：“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大会堂。让那些右派来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跃进！”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洛夫，斯大林、李大剑、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年不理它了。一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効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较低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层、下层两下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阶级说的。我们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　　

事实上，1958年前后建了大量大工程、大工厂、大水库（包括向香港的供水），创建了许多学校，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主流。大跃进的巨大成就不容诋毁,这些巨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巨大威力,同时也应看到,出现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很严重的,问题主要出在农业方面,因为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和高指标的失误政策给农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一线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毛主席在二线怎么着急，他们不听呀，今推明，明推后，这是有据可查的）。当时的直接领导人就一心想着急于捞政迹,为接班做铺垫,结果搞砸了,赶紧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大跃进的主流成绩被掩盖，支流缺点被炒翻了天，党的历史被歪曲。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某些人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些善良的人们以为是要总结历史经验，也为他们的宣传所蒙骗，而我们应当明白，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他们抹杀的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伎俩完全得逞之时，也就是尚存的共产党彻底跨台之时。　　

历史表明：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为其一劳永逸地建立他们梦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所造的誉论。人民群众应当起来，“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为爭取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奋斗！　　

    最后，作为结尾，我建议再学一下毛泽东五十年多前写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中说：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活，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五——一九○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这三件是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2010/8/26　　　

请参见：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一辩大跃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侯悟宇收集的大跃进时期的建设成绩　　

http://news.qq.com/a/20090820/002339.htm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