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三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三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
3.1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五个标准
一九五八年八月在修改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于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时毛泽东加了一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中曾提到这段话中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时。批语说: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 并说:“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
3.2刘的五条标准及口红式共产主义
虽然毛泽东在决议中写上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五个条件,但许多人只记得一条,物质。
一九五八年9月刘xx到河南视察,他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所规定的五个条件。 9月24日 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他提出了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xx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分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刘xx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制度,要比较稳妥的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五个条件, 刘xx主要讲的是物质条件。他回避了消灭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内无产阶级专政职能消失的任务。这样一种唯物质决定的观点后来在九评中被称为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
象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一个调子,有人也更为明显地唱起了口红式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11月4日晚 , D向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将来高根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
在当时,这种口红式共产主义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心目中盛行。典型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谭震林更生动地表达他们的理想:
那么,共产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饭都有肉、鸡、鱼和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玖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尼绒和羊毛制服……,狐皮服也会增多,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的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住房方面,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一四,通讯方面,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往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到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总之,共产主义含义是;食物、衣服、房子、学院和体育活动,这些意味着共产主义交通、文化娱乐、科学和体育活动,这些意味着共产主义。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评论道,这就是典型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大跃进期间,谭确实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事业心强”的人。但在大跃进以后,毛也不得不指出:
谭老板,你那儿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镇一点。[ 1959年7月23日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3.3毛泽东对他们的批判和揭露
针对这些论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毛泽东说: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xx、邓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
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北戴河会议讲…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
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
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xx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xx、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毛泽东对刘xx鼓吹“穷过渡”还批评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xx 7月14日 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按:此指刘xx、邓xx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xx——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1l 一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3.4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
3.4.1 马克思、列宁谈官僚机构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官僚政治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弊端,是与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
马克思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提出了造成官僚国家独立性历史环境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历史环境是,所有的社会阶级都非常软弱和不发达。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中十分普遍,前殖民地时的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印度,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是以凝固不变、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村社为基础的。①[注:参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在较小的程度上,沙皇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的封建贵族和近代资产阶级都十分软弱无力,无能执掌国家政权,因此,专制的官僚机构便居于统治地位。第二种(十分不同的)有利于官僚机构独立的历史是两个同样强大的社会阶级维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例如在西欧的许多国家里,当趋于腐败但还十分强大的封建贵族与新产生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斗争时,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正是把世纪和 18世 纪的 君主专制制度的权力及其相对独立性与其官僚机构归结为这种阶级斗争的对峙。第三种历史环境是经济上相对比较先进的社会的情况。马克思指出,在 1848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个体农民这一庞大阶级的存在为拿破仑三世所统治的官僚国家的权力及其独立性提供了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法国,“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了行政力支配社会”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693页。]
马克思一直确信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十分乐观的预言:“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时候,公社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273页]诚然,马克思并不完全清楚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官僚机构存在和复活的可能性问题。在对 1880年巴黎公社的分析中,他强调工人阶级应当摧毁、而不是简单地接管“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僧侣和法官”的必要性。他称赞巴黎公社采取的反官僚措施,并把这些措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为了恢复社会的政治权力,要把生产者在劳动机构而不是社会机构中组织起来,使这种机构同时兼有行政和立法的职能。行使社会所必需的行政职能的将不再是社会任命的官吏,而是纯粹的劳动者(或为他们所承认的代表),他们由群众选举产生,直接对群众负责,群众随时可以撤换他们。此外,从事公务的人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薪金,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或特权。②[注:以上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这就是马克思为解决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问题提出的对策。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很少谈及这个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下面这个令人鼓舞的假定之上的:社会阶级差别的废除必然伴随着国家和官僚机构的废除。
在俄国革命后不到 5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列宁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了。
3.4.2 大跃进官僚们强有反抗
1949年的中国苦于完全不存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设想的、能够保证由劳动群众而不是新的官僚机构统治新社会的那些历史条件:成熟的工人阶级,比较发达的经济,新形式的普遍民主所赖以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以及国际革命的进程和精神。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虽然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这些限制因素本身也受到了限制,但是在 1955—1960年间,这些因素又开始发挥作用。 1955年,毛泽东撇开党的官僚机构的领导人,绕过了新国家的官僚机构,以战争年代的精神发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双百运动对根深蒂固的官僚既得利益的特权和独立性构成了明显的威胁,特别是当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注: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们必须消灭官僚主义”时①。[注: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 2月 2 7日)。]这种威胁就更加明显。大跃进运动具有深刻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因而遭到官僚主义的强有力的反抗。
大跃进期间这些官僚主义者信口开河的事比比皆是, 1958年8月6日 ,刘xx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xx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1958年9月1日 《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xx、邓xx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xx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1958年8月,刘xx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刘xx和邓xx审定的, 1958年9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充斥报纸,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高产卫星列表。仅 1958年8月1日 到 9月5日 止,《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13] :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 ,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 ,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 ,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 ,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 ,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 ,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 ,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应当指出报刊直接管理者为刘邓。作为总书记,邓xx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 1958年7月30日 毛泽东推荐发表一文章向一线领导(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写信,说: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毛泽东推荐发表一文章还要写信给他们。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这些“卫星”该由谁负责呜?以下一些事实足以证明是刘xx们的功德!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xx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xx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xx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8月27日 《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刘xx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刘xx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xx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 到28日,刘xx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11月, D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
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那些说毛泽东鼓吹浮夸风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 1957年9月20日 — 10月9日 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 1958年5月5日 一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还指出: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
对于刘xx一些人,5月通过的《纲要》,8月当是记忆犹新吧,他们明知《纲要》要求黄河以北12年后亩产达到400斤,而他们却在两个月后 8月6日 ,弄出一个典型县——黄河以北的徐水县,要求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岂不太离谱了。刘xx一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做的是什么?这正好说明,这些官僚是以这种形式反对和破坏大跃进的。[注: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认为: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xx、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xx、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
3.4.3 毛泽东此时在关注重心在国际问题
1958年 7月13日 伊拉克发生政变,亲西方的费萨尔国王被推翻,国际形势骤然出现危机。西方的反应是迅速向亲西方的另一些阿拉伯国家派遣部队,以防止发生类似的政变。 7月15日 ,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 7月17日 ,英国军队到达约旦。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一九五八年7月,毛泽东开始着重关注国际问题,中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 七月十五日 到十八日连续四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在认真分析中东事件和国际动向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
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作出明确指示。
七月二十日 ,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问题。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 ,他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①(①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手稿, 1958年7月27日 。)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期间,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
当年受命指挥金门炮战的叶飞回忆道: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见到主席,我先汇报了炮击的准备情况。彭老总、林彪参加了,少奇、总理没有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也在。地图是摊在地毯上的。主席听我汇报时,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别的没有说,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那个时候,国民党军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我说:那是打得到的。听我这样一说,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说:避免不了。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给我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第二天继续开会。这个时候,主席下决心了,说:那好,照计划打。并要我在北戴河指挥。”②(②访问叶飞谈话记录, 1984年7月22日 。)
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另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九万五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他还说: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②(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4、76、77页。)
九月四日 ,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人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重申:“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①(① 1958年9月5日 《人民日报》。)
九月五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着重分析炮击金门以来的国际形势。在讲话里,他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政策”,说:“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毛泽东说:“我们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你登它干什么?它的工事相当坚固。就是吓它一下。但是,金门、马祖并不是一定不打,一有机会,我们就机钻上去,相机而行。”
3.4.4 毛泽东调查和痛批官僚主义者
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去刘xx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弄清楚刘xx是怎样做的,以便有效的纠正刘xx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
1958年11月22日 ,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吴泠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xx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3.5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1962年 1月, 毛泽东指出党的干部缺乏对“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的理解,其表现是: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他警告说,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但是毛泽东担心的不是这样的反动阶级或资产阶级会重新获得国家政权,他担是的是党的状况:“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③[注:毛泽东 1962年 1月 3 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他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注:毛泽东 1962年 1月 3 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了新形式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发展。周恩来在赞扬了过去两年的经济成就后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中,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他们。同时,在社会上,在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和文教部门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剥削分子,总是要从上级领导机关中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剥削分子总是结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
谁是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很显然,周恩来所说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那些为所有制所划分出来的人,而是指在现在的 “社会主义”制度中享有经济特权、社会声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他们不是凭借财产、而是凭借地位和收入而享有特权。
周恩来的报告暗示(也可以说是判断)说,这种弊端的本质就是“新的剥削分子”产生于“党政机关”。这无疑是说,党政官僚机构本身即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源和场所。
1965年,毛泽东开始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工农群众的压迫者。他提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泽东 1965年 1月 29日在一份蹲点报告上的批示。]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把官僚阶层划分为一个社会阶级,但毛泽东却不然,他认为,官僚主义者构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或至少他认为,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和国家工作人员正在变成这种“新阶级”的成员),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官僚主义者阶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语,而官僚主义统治也即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或至少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根源。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毛泽东日益强烈地坚持说,在中国社会里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斗争,必须重视开展“阶级斗争”。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对抗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关头。毫无疑问,毛泽东主义的这些看法部分是基于当时苏联的严重倒退的现实,因而毛泽东认为实行“修正主义”政策就意味着向“资本主义”倒退。但是毛泽东当时担心的主要是中国国内的具体现实。毛泽东认为,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的,党的领导人中相当一个多数选择使用的手段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他们存在将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倒退”。
这就是从大跃进至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所观察和认识到的历史现实。历史已经证实毛泽东的认识的正确性,正如他所说的: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一月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
3.6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的爭论实质
多年后(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毛泽东还提及刘xx们口红式共产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5〕,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xx〔6〕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7〕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指出他们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从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到口红式共产主义, 他们的理论手法是十分相似的。都是假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国策的地位。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常常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一旦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
口红式共产主义则演变为农村单干论、资本家入党论、市场论等等,他们搞的难道不是口红式“美国生活方式”吗?
从口红式共产主义到官僚主义者阶级, 以及六二年出现的单干风和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历史昭示了中国将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斗爭,到“美国生活方式”的确立,结局已为人们所见,尽管反复已经出现,但” 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 这就是历史给人们的教训!
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说过:“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 一切假招牌总有一定会被剥去,前苏联的解体已经剥去了许多人的伪装,仍然在伪装的人们有一天也必定会卸去他的外套,还其本来面目。
201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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