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四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三辨，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433.html
4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
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邓小平这番述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原来是非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那么，让我们看一下农业问题上的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看清事实，看清事实真相，看清本质吧。
4.1吴冷西说：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
吴冷西同志写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中指出：毛主席在 1958年4月1日 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会，其余的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毛主席又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主席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主席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后来新华社编印了毛主席写的新闻和评论的文集。）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在北戴河会上，也没有就此做出决定。看来这是因为形势变化太大太快所致。）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4.2农业问题上的一张时间表
1958年三月九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
1958年三月二十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1958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1958年四月六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
1958年四月一日 至六日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毛泽东说：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1958年五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
人民日报六月所放小麦卫星：
1958年 6月8日 ，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1958年 6月9日 ，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1958年 6月11日 ，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1958年 6月12日 ，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1958年 6月15日 ，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1958年 6月16日 ，湖北谷城，4353斤；
1958年 6月18日 ，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1958年 6月21日 ，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1958年 6月23日 ，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1958年 6月30日 ，河北安国，5103斤；
1958年七月三日 毛泽东写下了“介绍一封信”一文，他说：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
1958年七月 三日毛泽东向一线领导(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写信，说：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之后，刘少奇们则主观唯心的提出他们的万斤说。
人民日报 7月12日 ，河南西平，小麦7320斤；
人民日报 7月12日 ，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早稻3275斤；
7月18日 ，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 ，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报》
1958.07.23，《人民日报》社论, 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说：湖北省襄阳专区，就是全省有名的低产区，去年夏季大丰收，产量由一般年景的五、六亿斤激增至十四亿三千万斤，今年更翻了一番，达到三十亿斤以上。全区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也由去年的一百五十四斤跃增到三百斤以上。河南省偃师县是小麦高产县，小麦产量逐年增加，1956年达到单产二百六十二点四斤，1957年因灾也产二百二十八斤。今年，这个县曾有不少人认为小麦在这样高的产量基础上，再要有大的增产是不可能的，没有想到全县平均产量竟达到了五百七十多斤。究竟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我国的农业增产潜力有多大？看来现在谁也不敢下断语了。
1958年八月一日 在红旗第5期,陶铸发表” 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他说：在粮食增产的速度问题上,几年来，在广东，党内外是有过爭论的。有人论为，粮食增产不可能快，充其量每年只能增产百分之十，…主要是受着天时地利的自然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人们今天还无法改变的。…他们说: 粮食增产速度已经是“不得了’了，党提出增食增产再加快速度的要求，是’ 主观主义’的。他说： 历史事实和科学研究征明，自然界的蕴藏力是广漠无垠、无穷无尽的。应该说，今年的粮食增产还只是在水稻增产的途程上跨出第一步。我以为广东粮食增产的目标，如果今年能够达到一千二百斤，那么，只要是需要的话, 到一九六二年就可以达到亩产粮食三千斤或者更多一点。
他说：社会需要来有计划地而不是盲目地发展工业和农业各种产品的生产。如果按照社会需要的增长，而要求实现这样的高产指标，就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高产的各种条件。此如广东今年早稻在初步搞好水、土、肥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实行了密植，已有亩产二千多斤的。今年晚稻一定会有更高的产量出砚。今后只要再进一步贯彻么密植为中心的多项技术改革，如合理排灌、合理施肥、深翻深耕、选用良种、培育壮秧、’早播早插，’并突行鼓严格的，田间管理，保征早稻每亩生长六十万穗以上，晚稻八十万穗以上，全年水稻亩产量即可提高到七千至八千斤，加上冬季粮食作物，全年即可达到一万斤。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对自然的认识是极为贫乏，他们的论断才是主观主义的。
人民日报
7月31日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 ，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 ，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 ，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 ，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8月6日 ，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1958年9月1日 《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08.13《人民日报》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介绍: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了。这是今年我国农业生产上又一件大喜事。我们热烈地向发射早稻、花生高产量“卫星”的同志们祝贺。
去年，我国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单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社所创造的纪录，比去年增长十四倍以上。去年我国花生亩产的最高纪录是一千五百多斤，南安县所创造的最高纪录，比去年增长了六倍。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
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刘西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介绍: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做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即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 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4/143954.html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 1958年9月10日 —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人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县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
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 9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都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 1958年10月17日 《人民日报》）
邓小平。邓在大跃进中言词虽不多，但却惊人，5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粮食增产20、30%是右倾保守，要增产100%才对，并鼓励东北要快点搞城市人民公社，最好是一个城市一个公社。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九月初，毛泽东又南下考察，“在郑州，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他感到他们一片叫好声中，就是没有反映问题。他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一连问了几遍，还是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毛泽东要找工作团的普通工作人员来开会，再问问情况。”
工作团是中央机关下放锻炼的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家还是一片叫好声。”“毛泽东似乎对这一片叫好声不满足。他盯住了坐在身边不远处的胡秀云，决定单刀直入：‘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听后又说：“你是不是吹牛？大锅菜炒出来的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这时，胡秀云才说了真话：“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而且都不吭声。毛泽东转过头，拿眼去看河南省委的干部们，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你们到底是在放卫星还是在放大炮？”
谁也没有回答，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参看吴晓梅、刘蓬著《毛泽东走出红墙》179――181页）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1958年11月, D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58年11月6日 ，D接替吴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规定，1972年钢产量要达到4亿吨，按人口平均超过英国。这个纲要的浮夸风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4.3 二个相反的调查结果
4.3.1 刘少奇们的调查
[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报》）
我们看看中央办公厅的调查报告：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刘西瑞 《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刘少奇特派员?)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做，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做。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８０％。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要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６．６％，田间管理占１０．８％，收获入仓占１２％，而运肥、施肥就要占６４％，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２０％—３０％。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做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做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即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４５％，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９０％，８０％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寿张县是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少奇视察过的地方，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之人也许就是刘少奇之行之人，他们之结论是：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
4.3.2 毛泽东组织的调查
1958年10月26日 上午，毛主席秘书通知我(吴冷西)，说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毛主席派吴冷西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
毛主席说，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按：指毛主席自己写的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登在 10月1日 报纸上）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门照本本上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主席从 11月2日起 主持郑州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15年至20年规划纲要草案(新40条)。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新写。后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产2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吴冷西回忆：毛主席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按：指15年－20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 2万公里 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 2万公里 ，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针对陈伯达鼓吹一个县一个公社[陈伯达同志插话：一个县一个公社优越性比较大：（1）统一调配劳动力；（2）统一财政收入；（3）统一产品分配；（4）统一发工资（不同的管理区），在二三年内，工资水平不一定要强求拉平。生产发展可拉平，现在保持一定差别有好处；（5）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管理还可以分四级；（6）服从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和上缴利润的计划。一县一社和一县数社相比较：①统一调配劳动力，联社也可以，但是联社不易统一供给……。], 毛泽东说：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针对陈伯达鼓吹一个县一个公社可说是有全民所有制[陈伯达同志接着说：②联社各分社自负盈亏，但联社也可抽一部分公社积累；③统一调拨商品，一县一社好办，一县数社就难办；④统一财政收支，一县一社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可说是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但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还不能那样说。], 毛泽东说：鞍钢一个工人拿八百元，一个工人劳动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产成本，还有一万零八百元，这就是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消费，即八百元工资；另一部分为国家作公共积累。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陈伯达们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济），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中国工人穷惯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简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针对刘少奇农民是老大哥的论调，毛主席指出：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针对他们穷过渡的论调。（×××：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责问道：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 2万公里 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 2万公里 ，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11月22日 毛主席说，成都会议是五年 二万公里 ，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 二万公里 ，刘少奇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
.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1l 一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二个调查两种结论和看法，使人们看清了是哪些人头脑发昏!在毛泽东逝世后，那些大搞浮夸风的人，为浮夸风喝彩的人，竟把浮夸风说成大跃进，大跃进说成浮夸风，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岂不是戏弄历史，戏弄人民！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而决不是其他什么人！真理就是真理，撒谎的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4.5 为什么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是刘少奇等人。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1958．8月—1959．4月）的时间，适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场面多么感人！
他们说： 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显然是要说：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彭德怀的意见书显然并不是针对犯“左”倾错误的刘少奇等人。如果是他们想纠刘少奇们之错，他们为什么8个月（1958．8月—1959．4月）不发言。
试问，大跃进运动能否定吗？大跃进的辉煌成就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61856）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至今仍发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大跃进运动中我们伟大民族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难道不应该颂扬，而必须否定吗？！人民公社运动能否定吗？否定了集体化道路中国农民应该走什么道路呢？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自力更生，还是依靠洋人？抹杀了上述两方面的界限，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坚持马列主义；肯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才是马列主义的根本主场。历史己经证明：走资派始终以此为突被口，从而为他们的复案复辟开辟道路。
对此，后来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后说：“你看他们配合得多么密切，彭德怀要翻案，刘少奇、邓小平就支持他们。这个吴晗呀，完全是书生气观点，根本不知道彭德怀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完全是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嘛。”
毛泽东说：“今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暴露了党内的严重问题。别看彭德怀倒了，但是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毛泽东说：“搞政治就必须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就拿我来说，我是随时作好下台的准备的。一个是被帝国主义里应外合把我们共产党的政权集体搞垮，我们成为俘虏；另一个就是被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赶下台，像彭德怀一类人…，就要同这类修正主义分子和国内外、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时，再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还有《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第二天，毛泽东又和康生、彭真谈话。毛泽东又说：“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毛泽东在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中说：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活，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五——一九○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说：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说：伴随着 1958年的…热情和期望一同出现的（并非全无联系）还有关于经济发展的独特的毛泽东主义理论，按照当时具体的中国社会经济现实来看，这种甚至具有严格经济根据的理论的出现既非不合逻辑也非荒唐。人们普遍承认中国需要 “技术革命”，但问题在于，在不产生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前提下（一句话，在不允许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阶层发展的前提下），如何才能迅速地掌握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掌握。
大跃进时期的若干思路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这些思路包括：现代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业化快得多。从资金密集的项目全部转移到劳力密集型的项目——即从重工业转到相对来说需要的投资较少且要求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农业、轻工业和中小规模的工业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和农村中的失业问题。“两条腿走路”的新工业方针设想以本地技术与本地资源为基础，同时迅速发展国内大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与中小型工业。因为中小型工业是采取劳力密集型方式经营，所以人们认为它们不会影响到重工业的投资比例。
毛泽东号召中国发展独立的自己的技术，这是旧的民族自尊心与新的经济考虑相结合的反映。这个号召预示了大跃进时代的主旋律之一——“自力更生”的原则。在经过了大跃进之后，自力更生成为人民共和国各项方针和实践的基石。
毛泽东提出了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的联系，他说，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中国将要在技术上自力更生，不依赖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民也将要在技术上自力更生，不依赖于技术知识阶层。技术发展被当成了一场群众运动，大跃进期间集会上叫得最响的口号之一便是：群众必须自己掌握文化与科学。
促进轻工业为农民的消费生产廉价的商品，这会极大地提高农民增加农业产量的积极性，农业产量的增加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家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足够资金的根本前提。
充分使用地方资源和劳力要求将权力分散到地方有关部门，只有人民群众在自己的组织中真正参加了经济规划经济决策，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同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中国的人力，通过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适当的思想指导，就能在一场全面征服自然的战斗中发挥和发动至今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中国人力资源。
毛泽东在进行社会关系的革命变革时的指导原则是“趁热打铁”。现存的秩序 ——因而也就是拖延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前进 ——无异于停滞和倒退。
在毛泽东看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及意识形态目标与迅速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目标是密切关联的，而前者则被认为是后者发展的前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正是在大跃进时代，出现了明确否定斯大林主义正统观念的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认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与经济的迅速发展相结合就能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相反，毛泽东则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共产主义未来的实现就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官民不平等等因素，培养提高人的觉悟，才能避免资本主义方向，最终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
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将永放光芒，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任何污蔑毛泽东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真理在毛泽东一边，人民在毛泽东一边，反对毛泽东的人们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一切加在毛泽东头上的不齿之词终将烟消云散，人民翻身之时，也就是毛泽东思想重新发扬光大之时。
历史表明：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为其一劳永逸地建立他们梦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所造的誉论。人民群众应当起来，“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人民群众应当为爭取自身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20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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