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毛泽东旗帜网
辛子陵的挑战
鉴明
“30年，历史长河中的瞬间，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却风云激荡，创造了全世界惊叹的奇迹。”（2008.7.19解放日报）
11年前，经济学家戴园晨，就因这等惊世奇迹赞颂中国领导人“高明”，说：“中国经济接轨的目标定位有个特点，就是一点一点慢慢推进的。比如在北京向‘东’走，目标是天津，但不明说，先说到通县，然后再说到廊坊，再走下去自然是天津。中国改革的目标或目的地，是一步一步地提出来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争论。在中国改革，摩擦、阻力很大，你一开始就提天津，那还得了，人民接受不了的。”（1997年第6期《经济研究资料》）
而今，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方方面面正在大做文章。7月10日《南方周末》大幅报道了对两位经济学家的专访。他们和当年的戴园晨一样，认定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说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老一代政治家的智慧是了不起的。”当年苏联改革的失败，就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他不知道怎么把政治阻力化解，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党内政治阻力也很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阻力都不小，关键是怎么走下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则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这个论断，已经“十七大”一致通过，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难道还能有什么疑义吗？
有的。
辛子陵发布于今年第7期《炎黄春秋》上的文章，就有质疑。此文题为《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广东地下党《南方周末》2007年末向《炎黄春秋》特别致敬
其中，辛子陵热情洋溢地颂扬“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理论体系，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成。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改革派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
他又豪情满怀地展望：“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比俄国布尔什维克当年的‘十月革命’有进步意义。‘十月革命’造成一元世界的分裂，引起了两种制度的长期对抗。中国共产党人设计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超越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你死我活的旧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融入世界，开辟一个由对抗变为融合，取长补短，和平发展的新纪元。”
如此颂扬，如此展望，岂不是和党中央高度一致吗？辛子陵还有什么不同意呢？
如此难能可贵的现状，如此灿烂辉煌的愿景，岂不是超过了人们能有的最大想象吗？辛子陵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有的。
他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人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
针对这种弊病，辛子陵开出了救治之方：把“社会主义公平”和“资本主义效率”，“合成一个新东西”——“混合经济模式”，说这在“美国叫做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认为，美国的富有、发达，我们固然望尘莫及；而美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方面，我们也只能自愧不如。所以，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回归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脱离苏联模式，创立新社会主义，这个新社会主义可以叫做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叫做新资本主义，因为两者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
尽管从上所述可见，辛子陵在理论表述上自相矛盾，混乱不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大言不惭：“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把问题讲透彻，讲明白，极左朋友就没有什么好攻的了，有利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心明力定，共创美好的未来。”
就这样，辛子陵至少提出了三重挑战。
一是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倡导者和“建构者”的。他认为，你们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进行了一层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实质是“指鹿为马”，把资本主义冒充为社会主义。“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如戴园晨1997年时所说），“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就是说，“高明”已经不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捉襟见肘，应该如辛子陵要求的那样，丢开“包装”，“指鹿为鹿”，“把问题讲透彻，讲明白”，就是要唯美国马首是瞻，高扬“新资本主义”旗子了。你们认不认呢？敢不敢呢？能不能呢？你们又将如何与辛子陵“较真”呢？
二是向着中国老百姓的。辛子陵已经看到，那种“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尽管一层又一层，而且不断“创新”，但已经为老百姓识破，“看不起”了。那种二千多年前的“指鹿为马”的把戏，在21世纪的今天，在久经历史风云的中国老百姓面前，也只能贻笑大方了。现在，辛子陵要使理论“彻底”了，要“说服”中国老百姓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实行“新资本主义”了。你们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你们会看得起这一套吗？
三是向着“极左派”的。辛子陵认定，你们“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并非没有根据，那种“指鹿为马”的“社会主义理论包装”确有“好攻”之处，所以，他为“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而心忧啊！现在，辛子陵认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这样一来，“左派朋友就没什么好攻的了”，“压住极左思潮”也指日可待了。你们呢？你们怎么办？面对如此“新的历史起点”，你们有足够思想准备了吗，又将何以作为？
（2008年7月25日）
辛子陵的底气
鉴明
在其《合成一个新东西》一文中，辛子陵嘲笑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包装”，“指鹿为马”，“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认为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回归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
在这方面，这位号称“共产党”的国防大学教授，实是身体力行，竖起了某类样板。近年来，因为在香港出版《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受到某些方面青睐，他脱颖而出，成了反毛反共的一大明星。虽说他讲的是歪理，却也气壮如牛。较之“社会主义理论包装”者，他又算得“光明正大”。他呼朋引类，摇唇鼓舌，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倾力鼓吹“新资本主义论”，显得底气十足尚有余，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这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大新景观，令人触目惊心，须得好生研究。
寻根刨底，不难发现，辛子陵这种底气是大有来由的。
首先，最主要的，他只是摸透了中国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们的底细，“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即“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而已。
辛子陵今年以来发表于《炎黄春秋》的多篇文章认定：经邓江胡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理论体系”，其矛头指向路人皆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把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物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
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包括更多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引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成分”，搞“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当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美国叫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叫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是同根生，唯“包装”各异而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
简而言之：私有制！资本主义！团结资产阶级！混合经济！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往“为了防备左翼朋友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没有直接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改革开放30年，中国早已从“北京”“一点一点慢慢推进到”“天津”了，难道还能指“天津”为“北京”吗？
辛子陵的这番揭露，事实俱在，证据无数，再“高明”者也难以辩驳。所谓“施政者没有底气”，原因就在于此。而“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者，也正是针对着这一套。所以，辛子陵也就“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得可以。
除已知的材料外，2007年1月在香港出版的《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又提供了以往鲜为人知的材料，很值得注意。由赵紫阳的“老战友”记述的此书披露，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要成员之一的赵紫阳追忆，“六四”以前，他和邓小平之间，“合作都是很好的”。众所周知，邓小平曾称赞赵在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设计好”。即便“六四”后，1992年邓“南巡讲话”中，也念念不忘赵主政的1984——1988“那五年的快速发展功劳不小”。赵紫阳这位前共产党总书记在1994年回忆道：“十三大报告的贡献在于，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联系在一起，作为邓小平提出的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我当时非常兴奋，找到这个论断，虽然不是新提法，但是可以避免争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点不在‘社会主义’，而在‘初级阶段’，即现在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还不是社会主义。”他在1992年时认定：“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次年7月1日与于光远谈话时，他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在1995年间，他又指出：“中国目前社会经济要发展还必须发展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公有制与一党专政。”“所谓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实行西方的一套”。早在1992年1月，他就认定：“社会主义改革既不能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也不能是资本主义的，今后可能是‘后社会主义’，即‘混合经济’的社会类型”。2004年10月24日，赵紫阳生前与其“老战友”最后一次谈话时，赵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总会转向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方向”。
辛子陵揭露的邓江胡三代领导人的“理论体系”，以及他自己“合成”的“一个新东西”，不正是由此“一脉相承”，较此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吗？难怪很有些人称赵紫阳是“党的头脑”。更难怪他们为赵“六四”后的遭遇抱不平，期待着“历史终会还历史真面目”了。而辛子陵的底气，不也正由此更加深厚了吗？
其次，辛子陵依仗着“中央表示满意”。
今年2月20日《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辛子陵谈及他《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出版前后时，说道：“一切都比我预期的顺利。去年7月在香港举行国际书展，隆重推出本书，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我顺利成行了。8月《明报》和香港大学举行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邀请谢韬和杜导正同志参加，也没有受到阻挠，他们在会上都作了有分量的发言，中央表示满意。本书有两篇序言，李锐序言是政治性的，谢韬序言是理论性的。李序的题目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在中国是石破天惊的话，是对正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否定，为重新评毛定下倒三七的基调。现在中央没有邓小平、陈云那样的人物了，没有人敢定这个基调，借终于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是一种恰当的做法，中央还特邀李锐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对倒三七基调的肯定。这些巧妙的做法都是很有深意的。”又说：“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去年2月杜导正社长以极大的政治魄力把谢老的序言在《炎黄春秋》发表，震动朝野。尽管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激烈反对意见，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辛子陵这番话语，踌躇满志，益复自喜，内涵却极其丰富深刻，联系及上文所说这一点，更加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如下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了。这就是：辛子陵所说“谢老的序言”，即谢韬所著《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公然打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旗号，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狂妄挑战，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读者义正言辞的严肃批判，也受到一些中央媒体“旗帜鲜明”、“权威准确”、“有力”的批评，但谢韬及其同伙，不仅没有稍加收敛，反而越发气势旺盛，如辛子陵所言所为，进一步打出“新资本主义”的旗号，丧心病狂地反毛反共，却又不见“政治纪律”对之有丝毫约束。
第三，辛子陵立足于相当深厚的“新资本主义”社会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整整30年了。“总设计师”的蓝图早已变成现实，中国早已从“北京”逐步走到了“天津”，“改天换地”，处于“新的历史起点”。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凭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就可以明显觉察，强烈感受得到的。
辛子陵的文章说：“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由于私有经济的平衡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大增。”“‘国退民进’的历史证明，民营企业对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推动历史的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后，民营经济必将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财政税收、促进广泛就业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可以叫中国的新资本主义，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
辛子陵就是用这等虚幻轻浮的田园诗，美化和掩饰这30年血与火的史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下，中国亿万劳动人民在毛泽东时代，经几十年艰苦奋斗创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了私有制，中国暴发了一个新资产阶级，亿万劳动者则重新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社会主义因此而变为“新资本主义”。不过，辛子陵指出的“新资本主义”，确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无情现实。这种“新资本主义”，历经30年苦心经营，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它还在进一步扩展，还在进一步吞噬社会主义残余。中国暴发的新资产阶级，也正在日长夜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张势力，攻占阵地。辛子陵的“新资本主义”论，正是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这种发展势头的需要。一句话，辛子陵的底气，在当今中国，着实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切切不可无视，切切不容低估。
最后，辛子陵托庇于美国余荫。
辛子陵把美国看作“新资本主义”的祖宗和榜样，顶礼膜拜，阿谀奉承，托庇于美国的余荫，这是世上一切反共英雄们的必然动作，早已算不得什么新闻，更谈不上任何“创新”，不过是在近30年来中国甚嚣尘上的崇美、恐美、亲美、媚美大合唱中加添了一副破嗓门而已，这里也就不多议了，谨以下述新材料供大家参考。
据《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一书，2001年，赵紫阳在一次谈话中如是说道：美国“经济上一直在增长、繁荣、发展，高科技又一直领先，社会是稳定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直稳定交替的，对外并不进行领土扩张、搞殖民地，而是开展自由贸易。……这个民族的价值观与宪法制度根植于人心。”“美国这个价值观是符合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要求，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利益的。”“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的现实。”“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美国主导世界。同美国搞好关系，乃是战略利益。”“中国的发展，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邓小平就是从这一战略高度来处理问题的。”
2008年7月28日
辛子陵的恐惧
鉴明
充当反毛反共急先锋的辛子陵，除了“歪理18条”，手中没有任何真理。所以，他虽说气壮如牛，却色厉内荏；虽欲气吞山河，又胆小如鼠。他怎么也难以掩饰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恐惧。
他“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鼓吹“新资本主义论”，发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世界大同、混沌一片的公式，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抬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以壮行色。说什么：“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看来，这位国防大学四级研究员，并没有读过《新民主主义论》，起码是读了也一窍不通。要知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回击当时甚嚣尘上的反共声浪的，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共顽固派，即反毛反共的辛子陵的老祖宗和老前辈的啊！在这里，辛子陵偷天换日的宵小伎俩，实在是弄巧成拙，很不“光明正大”的。
也正因此，辛子陵一讲马克思主义，就让上帝耻笑不已。请看，这位国防大学教授竟然从《共产党宣言》里读出了“道德情感色彩”，更加读出了它的“正确方面”是“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代表”！他还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上帝啊！《共产党宣言》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贯串的一条红线，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逐步消灭私有制。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别的什么主义的根本界限所在。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这个“纲”，还有什么《共产党宣言》，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至于空想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里明明白白批判其“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活动”……。这些，辛教授读到过没有呢？读懂了吗？这个号称“共产党”的有学问者，竟还胡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设计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超越了‘两个阶级、两条道理、两种制度’你死我活的旧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融入世界，开辟一个由对抗变为融合，取长补短，和平发展的新纪元。”既然如此，你还扯什么《共产党宣言》，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你责怪他人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包装”，指鹿为马，让“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理论不彻底，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岂不与之同出一辙，也并不“光明正大”吗？
由之可见，辛子陵虽说似是底气十足而有余，其实不过全是阴霾之气，见不得阳光。所以，他也就声嘶力竭地诅咒“红太阳的陨落”，唯恐它的升起啊！
你看，他一面喜不自胜地唱着赞歌：“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理论体系”。他庆幸“红太阳”由此“陨落”，“改革派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撑足了底气，披挂上阵，大反特反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回归新民主主义”，即他所发明的“新资本主义”了。
可是，另一面，他又对“毛晚年的巨大阴影”无限恐惧，对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左派朋友”（又称“极左派”等等）怕得要命。说是：
“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如果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只能证明自己三十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墙’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作旗帜挥舞的持极左看法的朋友们。”又说：“由于政治改革没跟上，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制，社会出现不公正现象，老百姓意见很大，群体事件不断增加。左派朋友们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如果民众被左派朋友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且以毛泽东交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有些领导干部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还说：“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承袭毛晚年的意识形态，改变毛的经济政策，政治上的‘左’凸现了经济上的‘右’。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为是非，各级领导干部现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
辛子陵在其短短《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一文中，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其“隐忧”，如此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他及其同伙的内心世界，实在是当今难得的好教材，必会使一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者获益匪浅，得力无穷。
针对上述“隐忧”，辛子陵提出了解救之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必须彻底与困扰改革开放的极左理论体系告别，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此，“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才能够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摆脱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状态，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论、政纲和路线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至此，辛子陵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压住极左思潮”，剥夺其仅剩一点的发言权，不予“宽容、宽松、宽厚”。这样一来，也就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是万古长青的真理：“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41页）
看来，辛子陵底气再足，本领再大，招数再多，也仍然逃脱不了“毛晚年的巨大阴影”啊！辛子陵奈何？
辛子陵的命运
鉴 明
68年前，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往何处去”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68年来，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反复复证明了：在当代中国，真理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前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二是建国后、党执掌全国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两者是前后相承、不可分割和舍弃的整体。
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改天换地”，以及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都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防止共产党蜕化变质和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的唯一真理。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我们这个党里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他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由于中国现存的社会条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凡此荦荦大端，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画龙点睛”之点，凡是过来人，都是耳熟能详，记忆犹新的。而30年来的改革开放，现今辛子陵辈的所作所为，不是都为毛泽东言中了吗？辛子陵“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是“民众被左派朋友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其要点不也就是这些吗？因为，对改革开放30年，“如用毛泽东晚年思想去回顾和总结，必然得出‘糟得狠’的结论”，“只能证明自己三十年来搞错了”，这样群众就会打起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为是非，各级领导干部现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这样，这30年的惨淡经营，岂不全然泡汤？既没有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当也没有“执政地位”。至于那个“和平发展的新纪元”就更是水中捞月了。“改革派”好不容易“确立”的“自己的话语权”也必将荡然无存。
这当然是万万不能容许的性命交关的事情啊！于是，我们就见到了满怀恐惧的辛子陵辈，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发动了疯狂的挑战，或明或暗，时起时伏，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实是你死我活，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这伙反毛反共的共产党“老领导”、“老干部”和“精英人士”，众口一致地假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为他们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等私货，装潢门面。其虚仁假义，读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就一目了然。尤其是，这些一个劲儿高喊“与时俱进”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止步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早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鲜明批评了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脱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在毛泽东英明领导下，遵循这条总路线，中国在1956年初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半个世纪过去，这伙人又跑将出来，大叫大嚷，肆意妄为，大搞什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可以叫中国的新资本主义”，这不是历史大倒退，不是复辟，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他们宣扬“新民主主义”，就是为的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反攻倒算，彻底否定。他们借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艰难曲折的宏伟事业中发生的一些错误，许多是早已纠正了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肆意攻击诋毁。其手段的卑鄙，行径的恶劣，其寡廉鲜耻、丧心病狂的程度，恐怕中外反共老手都会咋舌。因为他们毕竟是“共产党”啊，有的还“德高望重”咧！他们的所作所为，把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搞得黑白不明，是非混淆，敌我不分，人妖颠倒。一片乌烟瘴气，令人窒息。
辛子陵已经坦白，这种反共反毛浊浪，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达到了新的峰顶。更骇人听闻的是，辛子陵说“中央表示满意”！辛子陵他们竟是如此得意，忘乎所以，对“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指手划脚，耳提面命，要他们“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进入他们设计的“新资本主义”极乐世界。这等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和1989年苏联“819事件”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逼宫”，何其相似乃尔。历史总是在新的基础上不断重复，我们面对的是何等样的“新的历史起点”啊！
辛子陵唯恐“年轻的中央领导人”不懂世事，言之凿凿地告诫道：“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比如，“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则不致被赶出大陆，中国就此建立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而今，“重新评毛的时机和条件成熟了”，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若“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则当危机爆发时，“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以去了。”
当今种种情况表明，辛子陵既非白日做梦，也非危言耸听，而是从反面揭示了客观存在的无情现实，并且从反面揭示了中国今后的一种趋势。在看得见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大有可能得其所哉。你看，他们不正在那里为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大事表功、论功、请功和争功吗？
回到68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说道：“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么，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这些反共英雄听不进，结果“被历史洪流席卷以去了。”这是远去不久的历史。
1966年7月8日，在《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就以蒋介石为例，说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他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3页）在“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辛子陵，以及其同伙，其命运只能如此，必然如此，在劫难逃。信乎？
（2008年8月1日）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