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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之 从“黄炎培黄万里与中国民主”谈起

肖璀 · 2011-06-06 · 来源:
建国六十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从“黄炎培黄万里与中国民主”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推出了许多庆贺影视剧。《建国大业》、《东方红1949》、《解放》……等等。虽是雷同多多,但不同角度再现了在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之际,许多中国人熟悉的历史人物,也不乏使人热血沸腾的情节。其中,我相当赞赏的,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兴亡周期律(“黄氏周期”问题)。

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有感于“历史上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于是惰性发作,日趋下坡,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故而,他向中共领袖毛泽东表明了自已忧虑,问道:“当共产党执政后,没有了战争的压力,也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党员思想必松懈,继尔形成惰性,当享乐成风之时,你怎么解决权力腐败,跳出这个政党存亡的周期?”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居安思危,在将来带领全国人民跳出历朝历代“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沿着这条思路,他才会在三年后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不要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下打败仗,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可是,问题恰恰是,真正走上“以后的路程”,首先是毛泽东自己不那么谦虚不那么谨慎了。要走好这一“路程”,必须开创和进入他自己所宣示所找到的“新路”,就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他也许是忘记了。尽管毛泽东终其伟大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福祉,始终如一地艰苦奋斗。

黄炎培先生之子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中国首屈一指的水利水文学专家。一九五五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讨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上马方案时,众多专家学者异口同声称赞支持,唯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认为在三门峡这样的淤积河段是不能建坝的,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会上他言辞激烈地指出:

“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黄万里说了自然不算数,三门峡水库照建不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却没有使他就此闭嘴。经过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文章《花丛小语》。他以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等一些事件为例,说明人民需要监督政府工作以及政府决策需要民主的必要性。

然而毛泽东看过《花丛小语》后不高兴了。他对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先生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淒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一句“这是什么话”,就此使黄万里的命运急转直下,堕入右派分子深渊,历经磨难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事实证明,黄万里的见解在那个历史年代(受科技水平的局限)是正确的。一九六零年九月三门峡工程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就泥淤成灾。数十万亩良田被毁,数十万人口流离失所,数十亿资金付之东流……后患绵延至今。

黄万里是一个只会说真话也敢于讲真话的人,是鲁迅先生赞许的“中国脊梁”一类的人。如果说他就三门峡工程讲的真话,尚局限于经济技术范围,那么他的《花丛小语》则直点中国政治的软肋。作为黄炎培之子,黄万里不可能不知道父亲同毛泽东之间那个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延安对”。《花丛小语》表达的观点,事实上只是重复了毛泽东十二年前讲过的话而已。

    一九五七年那些个风云变幻的日子,是毛泽东由于日理万机,忘记了自己讲过的话?还是由于某种原因,压根儿就不想叫人再提起自己讲过的话呢?……

真话,甚至自己讲过的话,都不叫别人讲,还有什么民主?“静悄悄,微言绝”,万马齐喑,还有什么民主?代价是万分沉重的。有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也就会有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接着也必然会出现始于一九六六年的“十年浩劫”。若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伫立到时代的风口浪尖,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以大勇气大智慧大胆略开创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谁敢断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难万险才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重蹈苏联的复辙,已经跌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轮回?!

痛定思痛,直面新中国的政治事态,某些发展为何如此令人尴尬和费解?对此,过去有一些探讨论述,基本上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在一阵阵妖魔化毛泽东的腥风中,甚至有攻击毛泽东为“秦始皇加李自成”者,不一而足。在我看来,其实,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什么问题也说不明白的。那些不遗余力大批特批毛泽东和把文化革命喻同纳粹灾难的“学者”们,居心叵测,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父”。他真的会忘记自己同黄炎培先生之间的“延安对”吗?不会,当然不会!

问题也许在于,当历史迈入五十年代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挥手的毛泽东,已经不是四十年代处于在野地位的毛泽东了。他对民主的理解和运用,也“与时俱进”,发生“变化”了。他这时所讲的“民主”再不是通常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出发,与资产阶级民主彻底划清界限的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民主”,一句话一蔽之:对人民讲民主,对阶级敌人则讲专政。

问题也许还在于,当历史迈入五十年代后,苏联斯大林的遭遇,成为压在毛泽东心头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你活着,是“伟大的天才”,“慈父般的领袖”……;你死了,尸骨未寒,就被焚尸扬灰,变成了“暴君”、“懦夫”、“白痴”、“刽子手”……!如此令人憎厌的戏剧是谁编导的呢?竟然还是你生前最信任最宠爱的“学生”!也许因此,毛泽东才会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才会痛心疾首地向全党全国警示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也许因此,毛泽东才发明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号召全中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并发动了由上向下又从下往上的“揪出中国式赫鲁晓夫”的文化大革命。他坚定地认为,为了使红色中国不改变颜色,他给与了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下从来也不会给与人民的“最大民主”。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一段毛泽东与黄万里的公案,就会重新认识:“延安对”,毛泽东事实上是从来也不曾忘记的。只是依照毛泽东的“新民主观”看来,问题不在于你黄万里是否讲了真话,甚至是讲了他毛泽东讲过的话,而在于你黄万里讲了“这是什么话?!”即“反动的话”!为此,他已把黄万里打入“不准乱说乱动”之列!

    后来人们评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有这个错那个错……但是我认为,千错万错毛泽东的出发点没有错!他的警示和预言没有错!苏共的倒台苏联的灭亡,由赫鲁晓夫始由叶利钦终,不就是明证么!在中共,不是也前有高岗后有林彪么!毛泽东的错,除了他对党内外的政治情况作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外,恰恰在于他错误地运用了他“与时俱进”的“民主”,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

在一个封建主义影响还根深蒂固的国家中,他把建立在个人崇高威望上的“一言堂”与芸芸众生的“造反有理”同时祭示出来,在明知“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情况下,依然以唐·吉珂德的勇气挑战整个风车世界,以致各种社会矛盾,在失控到近乎疯狂的的群众运动或“运动群众”中,以革命的名义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天下大乱”;以致被开启的潘多拉盒子,他打开了他想关都关不上,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被折腾了十年!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是一个值得后人们永远反思的历史教训!

但是,痛定思痛,我们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忘记了民主和不要民主。恰恰相反,毛泽东是在不屈不挠地实践着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求索一条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主新路!只不过是,由于他仅仅从个人的主观愿望出发,而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运用了一个看起来很美的理论,以致造成事实上的灾难性的后果。这当然是毛泽东自己所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然而,也许这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一旦超越历史的局限,无论如何也逃避不掉的悲剧性的历史宿命。

时代的车轮隆隆进入二十一世纪,在由毛泽东思想延续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新中国又一次“天翻地覆慨而慷”,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国庆“十、一”大阅兵已经无比生动地展示了。

在经济发展傲视世界的同时,一个社会主义真正民主的新局面,在对过去的反思中也通过不断的创新求索,在神州大地逐渐形成,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这些年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真正民主的探索、实验和阶段性成果很多,有目共瞩,其他方面的我不在这里妄加评议,却禁不住地要为国家领导体制民主改革的成功大声叫好!因为从江、朱体制顺利地过渡到胡、温体制,其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

首先,这一交替,以及退下诸人既不当“太上皇”也不去当什么“执政”的光明磊落表现,标志着世袭制和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在中国的终结。这就在社会主义民主的身体上,前无古人地彻底割掉了封建主义的尾巴。

其次,这一交替,是在高瞻远瞩的高度集中,和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的过程中实现的,实践证明,胡、温干得很好!这就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又与那乱象丛生、换汤不换药的资产阶级民主,以致连陈水扁此类人渣都能选上当总统的民主,划清了界限。

中国共产党人,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国家领导体制民主改革的成功,实践了这一宗旨。只要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民主进程,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一批接一批的坚定的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社会主义其他方方面面的民主法制建设就会有条不紊地进行,毛泽东生前焦虑的“亡党亡国”,便不可能出现;社会上人们广为诟病的贪腐等等问题,终将会成为人人都去打的“过街老鼠”。近日,薄熙来在重庆挥动的“打黑反腐”大手笔,岂不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毛泽东说:“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所以,中国的民主也总是会不断发展的。在扬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在反思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基础上,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工作经验中,居安思危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的党,不仅能实现当年黄炎培先生的希望,带领全国人民跳出历朝历代“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还必将创造出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包括民主在内的社会文明!

                                        200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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