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萍 金玲
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救亡图存成为社会主要议题。办报与办学、办会一度成为了近代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渠道，以至于在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前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两次办报高潮。作为大众传媒，除了上传下达的信息功能外，报刊在政治舆论动员中所担当着重要角色。《时务报》、《国闻报》等报刊积极宣传维新改良思想，推进了维新改良运动的进程。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内外的报刊宣传，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构建了舆论上的合法性，对于辛亥革命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对近代报刊史的考察，除关注报刊本身变迁的轨迹外，将报刊置于社会时空变迁中，探讨其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亦是其题中之义。“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系列学术研讨会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试图探索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以期推进中国报刊史研究。该系列会议由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第一届、第二届会议已在学术界形成一定影响，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品牌。
为进一步扩大研讨会学术影响，推动新闻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第三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7月23日—24日在合肥举行。会议由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26篇，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四十余位中国近代史与中国新闻史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了6场学术讨论和2场专题发言。今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第三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以“革命与媒介——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与政治舆论动员”为会议主题，试图从媒介的角度检视辛亥革命之成败得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会学者围绕主题，从各自视角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内容既有对辛亥革命前后报人及报刊个案剖析、辛亥革命前后报刊生存环境与言论控制探究，亦有在报刊与社会历史互动框架下对于报刊功能及报刊业务的相关探索。会议期间，学者们还就报刊史研究方法、报刊史史料的挖掘与解读以及跨学科交叉研究进行了探讨，极大地丰富了已有的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
一、辛亥革命前后报人及报刊个案研究
对于近代报刊史的考察，离不开对报人及报刊个案的关注。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中，报刊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启蒙智识、宣传政见的重要工具。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影响，此间亦成就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著名报人。这些报人往往兼具多重身份，除创办报刊以宣传政见外，他们还对近代中国有着重大影响。报刊与报人的个案研究往往构成了新闻史研究的主体，对报刊及报人个案的考察对于洞悉近代新闻事业亦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次会议中与会学者从各自角度关注了梁启超、孙中山、成舍我等报人的思想世界。除关注报人外，学者们从新的维度对《庸言》、《努力周报》等报刊进行探讨。以往关注较少专业性报刊、区域性报刊亦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
1.辛亥革命前后报人办报活动及新闻思想研究
梁启超、孙中山及成舍我作为近代著名报人近年来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亦较为丰富。对于这些研究热点，此次会议的与会学者关注尤多且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梁启超是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被时人誉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对其舆论观进行考察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天津师范大学李秀云《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舆论观之蜕变及其成因》一文，聚焦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舆论观的变化，认为梁启超从辛亥革命前的“舆论之仆”到辛亥革命后的“舆论之主”的变化有诸多原因：在反袁与拥袁的二难选择，他以归国为目的;在新闻与政治的职业纠结中，他以政治为终极目标;在研究舆论的过程中，他以立宪政治为出发点与归宿。强烈的政治功用目的，使得梁启超始终未能超越政治舆论的理论视域。
孙中山的新闻活动和思想的研究亦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南京师范大学刘继忠的《再论孙中山新闻思想——孙中山新闻思想的精髓、缺陷与历史评析》一文首先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认为目前关于孙中山新闻活动及思想研究主要有四大特点：整体上没有孙中山的政经活动研究的深入、全面;大部分新闻史料已被挖掘，海外档案资料开掘的较少;研究以“描述式”为主，反思性、思辨性的研究较少;研究者对于孙中山新闻活动与思想的主要缺陷、内在矛盾缺乏深度反思。以已有研究为基础，从宏观层面确定研究孙中山的基本视野，在充分肯定孙中山对资产阶级新闻宣传的巨大贡献下，着重分析孙中山新闻活动与思想的主要缺陷、内在矛盾。认为孙中山新闻活动与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梁启超相比较，其新闻思想原创性不多，但有其特色。孙中山新闻思想的内在缺陷在于所宣传的主义在口号的凝练程度、表述清晰度上存在不足，在宣传的组织性、纪律性、系统性上远远不够，宣传对象上存在严重偏差等。
此次会议中，亦有学者对于现代著名报业家成舍我的思想世界进行追索。吉林大学程丽红的《在矛盾中前行——追索成舍我的思想世界》一文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个维度对成舍我的思想世界进行探讨。认为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三种重要思潮对成舍我有着深刻的影响，使成舍我常常陷入思想的矛盾之中。但与大多数最终选择某种主义的人不同，成舍我在艰难的思想辨识过程中采用了调和的姿态，他博采众长，以无城府主义的世界精神为主轴，融汇了自由主义的独立理念以及社会主义的民众意识等思想因素，构成了独有的思想体系。
此外，还有学者从媒介形象角度探究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后媒介形象的变迁。浙江大学丁苗苗《救星至公敌的变奏——辛亥前后袁世凯媒介镜像的再现与分析》一文聚焦袁世凯的媒介形象，认为袁世凯的媒介形象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下野后袁世凯的媒介镜像——平阳之虎，见龙在田;苍生霖雨，群仰明公——非袁不可的媒介舆论;为莽为操，千秋毁誉——未定论的盖棺定论。这种媒介形象的变迁与袁世凯的人生际遇有着紧密的联系，既是媒介对于强力人物的塑造又是袁世凯主动利用媒介资源的产物。
此次会议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多为学界研究较为成熟的著名报人。由于学界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新视角的挖掘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注意到与会学者对于报人思想的考究亦有一些共通之处。学者们普遍认为对于报人思想的追溯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只有将其思想与特定的历史时空相联系，才能更好地突出报人思想的社会历史源头。
2.辛亥革命前后报刊个案研究
与梁启超所办《时务报》、《新民丛报》相比，目前学界关于《庸言》的研究寥寥无几。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韩雪《<庸言>的立论维度与民初政治困局》一文以梁启超所办《庸言》为中心洞悉了从戊戌到五四中国思想政治格局所经历的“梁启超魔咒”。认为“梁启超魔咒”下的历史新循环是辛亥革命开启的，辛亥革命去掉了一个形式上的专制政权，却导致了打着共和旗号实质上的专制政权。作为梁启超及其政治团体喉舌的《庸言》自然成为政治漩涡中的重要一极。这种政治魔咒使得《庸言》经历了支持中央集权到反对专制的过程，浓缩了从戊戌到五四的思想轨迹。安徽大学岳山的《新闻视野下的<努力周报>“这一周”专栏研究》试图从新闻学角度，从《努力周报》的主要栏目“这一周”来解读《努力周报》。认为“这一周”栏目充分展示了《努力》同人爱国、救国思想，充分表达了同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见解。
对于专业性、地域性报刊的专注亦是此次会议的亮点之一。专业性、地域性报刊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这些报刊往往针对特定群体发行，致力于推动所属行业及地方事务发展，对于营造行业与地方认同有着重要作用。聊城大学袁滢滢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乡村变动——乡师校刊与乡村师范学校教育》一文从乡师校刊等似从未注意的材料出发，就山东乡村师范学校中所实施的教育内容进行简略探讨，尤为注重反映国家与乡村师范学校互动的方面。通过梳理，认为这批乡师校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知识教育，培养为乡村服务的知识人;政治教育，培养政权的支持者;军事教育，为国防储备新力量;劳作教育，培养具有“农夫身手”的知识人。这些内容既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又与二十世纪初年兴起的“新教育”不同。这些“特点”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的变迁，政治的动荡以及人们对教育认知的变化。其中既有国家“塑造”合格公民的努力与尝试，又包含着国家试图培养乡村社会“中心人物”的意图。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胡凤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安徽报刊研究》则对1904—1914年间的安徽境内出现的《安徽俗话报》、《安徽官报》、《安徽白话报》、《风月谭》、《安徽学务杂志》、《霹雳白话报》、《安徽公报》等近代报刊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认为安徽报刊作为安徽历史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在宏大的辛亥革命叙事话语下，积极参与近代伟大的政治变革运动，凸显了报刊在政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此外，除聚焦辛亥革命前后所出现的报刊外，还有学者就内参历史及明代的“京报”问题进行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尹韵公就内参历史作了梳理，对内参种类作了较为细致的分类，认为内参可分为《参考消息》系列和内部参考系列。发言就《参考消息》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并对其他内参如《国内动态纪要》、《内部参考》、《内参选编》等进行了系统介绍。安徽大学孔正毅、李亚菲、陈晨的《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则从元明时期的文献中考得的若干材料出发，认为从词源学的角度看，“京报”一词最早见于元代文献，并非产生于明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明代人所称的“京报”包括官报和私报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明代“京报”所具的双重称谓，主要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赞成的。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明代“京报”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互动，对于推进中国古代新闻史的研究起到了深刻的启发意义。
二、辛亥革命前后报刊生存环境与言论控制研究
近代中国报刊命运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的考量，而国家对于言论自由的控制对报刊的生存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国家往往通过制定相关报律来控制言论，新闻界对于报律亦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本次会议中，与会学者对于晚清、民初的言论控制多有考察，亦有学者就西方传教士所办教会报刊的社会控制因素进行了探讨。
1.对教会报刊生存环境的研究
作为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西方传教士所办宗教报刊对于传播新知起到了重要作用。安徽师范大学欧阳跃峰、姚彦琳的《教会报刊在华传播的社会控制因素——以<万国公报>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从文化传统、经济来源、政治氛围三个方面对《万国公报》为代表的在华宗教报刊面临的社会控制问题进行考察。认为在晚清的社会环境中，教会报刊传播的社会控制因素还有很多，如：自然条件和传播技术的限制、社会开放程度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传教者的主体意识等。报刊的发展与社会的控制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体，社会在对报刊发展进行控制的同时，报刊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对晚清言论控制的考察
报刊作为构建舆论的重要工具在辛亥革命的成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对于晚清黑血革命的考察多从办报人角度进行探讨，浙江大学邵志择《晚清“黑血革命”何以能成功?——试论清政府报刊舆论控制权的失效》一文则从清政府对报刊舆论控制效力角度入手，探讨其最终失去舆论控制能力的主客观原因。在文中指出，晚清十年文禁松弛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租借治外法权对于新闻业的客观保护;其二是因清廷为收回治外法权而制定的较为“文明”的报律;其三是清末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取向要求“庶政公诸舆论”。清廷舆论控制的松弛为“黑血革命”继而“红色革命”的成功创造了客观条件。
2.民初新闻界言论自由的探究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下，民初报业迅速发展。为管理民初新闻界，民国成立之初即颁行了《民国暂行报律》。然而，这一报律的颁布很快引起了新闻界的抵制，并演变成一场“《民国暂行报律》风波”。南京师范大学倪延年《论“<民国暂行报律>风波”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首先梳理了新闻史著作(教材)中有关暂行报律风波的有关技术，然后分析了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匆忙制订《民国暂行报律》的社会背景动因，并仔细解读了《民国暂行报律》内容，以期对《民国暂行报律》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建国的《民初新闻界的新闻自由观》从新闻团体的组织行为出发，试图重建民初新闻团体形象，通过结识其对报律的任职，以及在报案中的活动与反应，探讨民初新闻界的自由观。认为随着民初新闻界的大力扩张，以中国报界促进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在暂行报律之争中与当局公然形成对垒，进而断然拒绝所有报律，绝对自由色彩日益浓厚。进一步提出此类诉求看似 “自由”，实则乱象丛生，新闻自由未受到严格规范，也未获得有效保障。因而，矛盾日益激化。在现实压力下，新闻界被迫改变立场，开始客观冷静地看待报律，自由观渐趋理智。
三、辛亥革命前后报刊与社会历史互动研究
在报刊与社会历史互动的研究框架下，报刊不仅仅只是传递信息的载体。作为大众传媒，报刊往往与公共舆论建构以及社会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社会历史框架下探讨报刊既要关注报刊自身的衍变轨迹，又要探讨其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密切关联。本次会议，报刊与社会历史互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报刊对于近代社会思潮的传播及呈现;报刊对于革命舆论的建构与引导;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党派政治与报刊政治舆论分野之关系;报刊对于商业文化及民众日常叙事的建构与影响。
1.报刊对社会思潮的传播及呈现
报刊作为社会思潮的载体，对于近代中国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影响，报刊上传播的新思潮往往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北京大学杨琥《<甲寅>杂志的三次论争与五四新思潮的兴起》一文以与五四新思潮相关的三次论争为线索，对学界研究较为成熟的《甲寅》月刊作了新的阐释。该文就于五四新思潮密切相关的三次论争：关于“民约”论的论争;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关于“政治救国”与“文学救国”的论争进行了解读。认为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着突出贡献，《甲寅》的思想内容、办刊宗旨与版式设计对《新青年》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甲寅》关于“人权”的主张逻辑上催生了《新青年》“民主”、“科学”口号的提出;在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中，《甲寅》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社会生活领域确立个人的独立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政治与新文学”的救国方案中，《甲寅》提出的开展“新文学”的建议，后为《新青年》所继承，成为“文学革命”的先声。
中共中央党校张太原的《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化走向——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主流媒体中的马克思学说》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主流媒体中的马克思学说进行了探讨，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喉舌《文化建设》月刊为切入点，试图把握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化走向。认为国民党对于马克思学说的姿态不在于硬性的控制，而在提出时代和众人所关注之问题以转移视听。由于国民党始终面临着政治危机，且理论贫乏，因而“文化建设”的结果反而使马克思学说大兴其道，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国民党后来的命运。
2.报刊对革命舆论的建构与引导
作为大众传媒，近代报刊对于革命舆论的建构作用引起了革命派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以至于辛亥革命前后海内外出现了大批革命性报刊。这些革命性报刊多宣传排满革命，试图为近代中国革命提供合法性论证。南开大学侯杰的《报纸媒体与辛亥革命——以香港<中国旬报>为例》一文以《中国旬报》为例，运用传播学理论结合传统史学的相关方法，从媒体环境、媒体本身、媒体制造者、媒体反映者等切入，探析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如何利用媒体建构自身形象、扩大社会影响，进一步丰富了报纸媒体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认为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领袖异常重视利用报纸媒体制造公共舆论。而香港作为沟通中外的重要枢纽，其具有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则为革命媒体的创办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山东师范大学张登德《<齐鲁公报>与辛亥革命》一文以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省各界联合会机关报《齐鲁公报》为文本，分析了其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认为《齐鲁公报》力求从革命反清和建立民主共和两个方面进行报道，对山东时局进行了较为详实的报道和评论，发挥了重要的传播媒介和舆论工具的作用，成为辛亥革命前后社会时局动荡更替、革命形势风云变幻的缩影。
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近代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话语的“辛亥革命”亦在近代报刊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华东师范大学洪九来《在场与追忆——简述“辛亥革命”话语在<东方杂志>的传播历程》则以“辛亥革命”话语在《东方杂志》的传播历程为线索，研究了该刊围绕辛亥革命如何表达自己的话语立场以及如何进行长时段的思想启蒙与舆论建构活动。认为无论作为参与者现场表达，还是作为追忆者事后演绎，考量某个媒介在中国近现代社会重大转型时期的话语影响力，其传播者的主体性立场、媒介类型及文本呈现方式、产业属性与编辑能力等都是关键性因素。就《东方杂志》构建的革命话语本身而言，认为其丰富了“革命”语义的现代性内涵，创新了“革命”文本的媒介表现形式。
3.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党派政治与报刊政治舆论分野
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舆论动员与革命的合法性论证关联密切。而党派之间的政见分歧对于报刊政治舆论的分野亦有着重要的影响。安徽大学王天根的《<民报>阵营分野与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舆论的媒介镜像》则从史料考析开始，认为《民报》在与《新民丛报》的论争中，一直保持着两种基调，即早期舆论精英汪精卫代表的政治激烈情绪与胡汉民代表的政治缓和论调。两者相互协调是《民报》办刊的重要策略。就《民报》停刊原因，认为应从世界范围内远东政治格局的变迁去关照，指出一方面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逐渐改变了激进与缓和的折中路线，与此同时中美、中日、日美关系日益复杂化，日本所采取的均势外交策略则构成了《民报》停刊的重要缘由。晚清政坛复杂多变，革命党内讧日烈。汪精卫等主持下的《民报》在与前主编章太炎的辩难中支撑。但随着革命中心由理论宣传转向武装起义，《民报》遂停刊。此外，该文还从孙中山、章太炎政治分歧角度分析了民初报刊的政治话语抉择。在党派利益纷争中，报刊作为构建舆论的工具则往往成为利益集团进行政治逐利的手段。
4.报刊对于商业文化及民众日常叙事的建构与影响
报刊作为近代大众传媒，其传递消息，刊载时评的功能对于近代民众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商业性报刊立命的基础，广告对于近代商业文化的建构中亦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继而影响着近代民众的日常生活。
复旦大学张仲民《晚清中国身体的商业建构——以艾罗补脑汁为中心》则以晚清报刊上的商业广告为讨论对象，重点关注在近代中国极为流行的艾罗补脑汁，尝试分析以广告为媒介的商业与消费在近代中国的身体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意义。认为晚清以来商业广告中不断呈现出来的关于商品同种族、国家关系的论述，体现了鲜明的关于身体、种族与国家的政治化想象、建构乃至规训，表现出消费文化和身体文化建构的泛政治化趋势。文章指出这些泛政治化的商品宣传激发和创造了近代中国消费者的真实身体需要与心理渴望，进而影响甚至改变了晚清以降人们的身体观和消费文化。然而，消费者面对这些泛政治化的商业宣传，并非铁板一块，而有着多种回应。在政治力量日益渗入大众日常生活之时，商业力量对于近代中国身体的建构亦有局限。
安徽大学陆发春《新文化与新生活——以<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一文以李辛白、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派创办的《新生活》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新文化派对于新文化一新生活关系的探讨。认为《新生活》周刊所倡导的新生活是建立在新文化的价值理念上的。新生活的实现既要反对阻碍人们追求新生活的旧道德和社会习惯、打破军阀统治，又要在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现状基础上，通过改良现实社会生活来实现。
在报刊与社会历史互动框架下，报刊功能的挖掘成为研究的重点。与会学者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交错下报刊相关功能的再现深化了报刊与社会历史关联的相关研究，对于报刊史的研究思路亦有着深刻的启发。
四、辛亥革命前后报刊业务变迁研究
对于报刊史的研究，一方面要聚焦报刊内容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则要关注报刊自身业务在社会历史时空中的展开。就报刊业务的探究而言则包括对于报刊、记者职业、报业经营的关注。
1.对于报刊文章的考证
运用考证方法对近代报刊文章进行考察是新闻学与历史学跨学科交融的重要体现。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的《<申报>创刊初期：<地球说>的究竟是谁?》一文运用史学考证的方法论证了《申报》创刊初期《地球说》。1872年刊载于《申报》的《地球说》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次“见诸报端的天文地理知识”启蒙的文章。然而，《地球说》的究竟是谁?这确实是一个百年未解之谜，对其进行考证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经过严密考证，认为《地球说》并非《申报》主笔蒋其章，而是浙江杭州诂经精舍的青年学子高云麟，并对高氏身世及其生平事迹等作了考述。该文史学考证之严谨以及对于小人物研究的关注给与会学者带来了深刻的启发。
2.对于近代记者职业变迁的追溯
记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主体，对其称谓进行考察对于探究新闻职业化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安徽大学刘丽的《从“教友”、“友人”到“访友”——观察近代记者职业变迁的另一种视角》以“教友”、“友人”、“访友”三个不同时代报纸上出现的早期记者成为为切入点，选择了《中国教会新报》、《上海新报》、《申报》等极具代表性的报刊作为本本，试图展示这三种“准职业形态”，以此为视角重新观察近代记者职业变迁的历史。认为“友人”一词在早期宗教报刊上只是一种模糊的尊称，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官僚意味的中国语境。到了商业报刊时代，在日益完善的近代新闻机构中，信息采集的需要使得“友”和“访”紧密地结合起来，传统文人与新兴报馆间的现代雇佣关系最终被比喻成幕友和官员间的依附关系，中国化的新闻职业道路终于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3.对于报业经营方式的考察
近代中国报业从经营方式上看经历了一个逐渐民间化的过程。复旦大学林盼的《戊戌前后传媒业的官民合作与分离》对1895—1898年中国新闻史报业的官民合作阶段进行探讨。认为在传媒业的官民合作阶段，地方官员在报馆的经营、运作、放行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亦对于报馆业务及论说的思想倾向上加以干涉，加之戊戌政变后各报所暴露的脆弱生命力，晚清报人开始反思办报之道。脱离官方束缚，走自主办报之路成为不少报人的选择。戊戌后，中国传媒业亦出现了官民分离的趋势。
除对传媒业的关注外，亦有学者对于传媒业关系密切的印刷出版业有所探究。北京师范大学于翠玲的《孙中山<实业计划>对印刷工业的论述及其影响——以民国时期印刷刊物对“总理遗教”的阐释为中心》从媒介发展史的角度，回顾了孙中山对于中国民族印刷工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其对中国印刷文化和媒介史研究的参考价值。认为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有关印刷工业的论述，在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曾以“总理遗教”的话语方式，被专家学者从多方面进行阐释，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此外，还从印刷工业、书籍史、媒介史的角度考察了“总理遗教”对于印刷研究的重要意义。
五、关于报刊史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的探讨
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中，与会学者还就报刊史研究路径、报刊史史料的挖掘与解读以及跨学科交叉研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上观点交锋、相互启迪，气氛热烈。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报刊史史料的挖掘与解读往往会开辟报刊史研究的新领域，而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的创新则对于整个学术研究有着方法论的意义。
复旦大学孙玮结合自身研究，以上海城市史研究为例对历史学与传播学研究中的媒介观进行了反思，并就传播意义进行了再解读。传播观念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的前提，对整个新闻传播学的解释路径有着深刻的影响。孙玮教授借助后现代史学研究批判了语言媒介观的相关理论进而反思传播的媒介观，认为传播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对于传播而言，应从新的维度去理解。传播是主体间关系的建构，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仅只是社会有机体与派生功能的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传播不仅仅限于报刊，而应该重视现实中实体空间对于传播和人类社会关系方面的意义。具体到报刊的研究上，现在的研究路径多集中在对于报刊内容的研究上，而不是从报纸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形态对人类的存在方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上进行理解。南开大学侯杰教授就香港、台湾的新闻史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了梳理，认为传播史的研究应注重口头传播以及报人、读者群的相关考察，给与会学者带来了深刻启发。侯杰教授还指出在研究中应该分清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就新闻思想研究而言，这些精英思想如何进入社会传播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报刊史的研究要有世界目光，视野还需要进一步拓宽。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对“报刊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舆论动员”作了述评，并就研究所的专题研究思路作发言，提倡从君主政治、男女平权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叙事等角度展开报刊史研究。王天根教授进一步指出报刊史的研究除从微观角度对于报刊、人物个案进行研究外，还应当注重中观、宏观层面的研究。南京财经大学刘泱育则以《中央日报》“报学”双周群为切入点对话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认为重视并着手挖掘民报报纸专刊上的新闻思想史料，是深化民国新闻思想史研究的可能进路。此外，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从中国报刊史书写的维度反思了中国报刊史所陷入的“迷思”。黄旦教授认为现行的中国报刊史书写是西方报纸作为一种工具被引进中国和使用的自然史，这种书写方式缺乏中国报刊自身的活力，在西方先在“报纸”本质及其特征的比照之下，是他者眼里的“中国报纸”。要走出中国报刊史书写的“迷思”则需要在全球视野下，立足于中国报刊实践，做出符合其自身历史语境和逻辑的叙述，这样中国报刊史书写才能算得上是立足中国报刊实践的历史书写。
总之，报刊史研究需要有一种会通的意识。只有以开阔的视野去关照各学科的理论方法，才能全面把握报刊历史嬗变的规律。“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系列学术研讨会正是本着这种会通有无的精神，在注重新闻学和历史学交叉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此次研讨会论题较为集中，论文的广度、深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很好地体现了跨学科融合的研究趋势。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围绕在报刊与社会互动的框架下，探讨中国报刊的历史嬗变，并探究报刊中呈现的中国历史，对于新闻学和历史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与会专家学者在论文中展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相信也会对今后的“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有所启发。
(王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金玲，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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