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毛泽东宴请“皇上”
诗曰：腊月寒冬日影长，客厅一片笑声扬。中南海里设私宴，招待当年宣统皇。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反封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其中有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就是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公民。
溥仪是清朝第十一个皇帝，(由于大清朝是从皇太极开始算起的，努尔哈赤的时候是后金)、入关后的第十任皇帝;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通称宣统皇帝，也被尊为清逊帝。
溥仪字浩然，取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意。醇亲王奕譞(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之弟醇贤亲王)之孙、载沣(第二代醇亲王)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荣禄之女)。光绪(溥仪的伯父)死后继位，是清朝的末代傀儡皇帝。后经日本帝国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当皇帝，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傀儡和侵略中国的工具。抗战结束后被判决有期徒刑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并经过改造成为新公民，著作有《我的前半生》等作品，是重要的史料。
对于最后一个皇帝，中国各政治派别中，不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还是主张资产阶级革命的，还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优厚宽容是世界各国所不及的，虽然他也曾经复辟，勾引外寇，出卖过国家民族利益。但是，只有毛泽东，才会拯救他的灵魂。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内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作陪。
这天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他的话为家宴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大家更糊涂了，都在想：“这人是谁呢?”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面带微笑，举止大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客人身上。他既不是人们熟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
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正是前年大赦的要犯，万万没想到这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今天就坐在眼前。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四位老人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是那样的和善友好。
本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泽东招待皇上的家宴，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燕窝席”、“鱼翅席”，更无往日皇宫溥仪皇帝常见的“满汉全席”和“御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已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
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毛泽东风趣地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前仰后合。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毛泽东听说溥仪在抚顺时，已与他的“福贵人”离婚，于是关切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仪彬彬有礼地回答：“还没有呢!”
毛泽东马上接话：“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说到这里，他深切地望了溥仪一眼，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溥仪点点头：“主席言之有理。”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泽东还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相哟!”遂请新华社摄影记者为他俩拍了一张珍贵的合照。
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接见快要结束时，溥仪提出打算重新整理他的往事材料，毛主席起身握住他的手，说一声“好”，同时又明确指出：“写往事也好，写回忆也好，是为了总结历史，总结自己，必须一真二实。以前写的东西，可以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再作修改补充。总之，只有把自己写清楚了，别人看了才会明白。”
临别之时，毛主席再次嘱咐溥仪“抓紧时间找一位合适的女人结婚成家，不要再拖了。这样生活上有人照顾，也方便，对工作、对你的身心健康都有益处”。
请大家注意世界史上的几个细节：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后处决了国王查里一世.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后处决了国王路易十六。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处决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
唯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改造好了一个皇帝，这是毛泽东文化改造的杰作。
毛泽东文化是具有反封建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这里面的丰富内涵需要我们做长期的，认真的，艰苦的研究，也许通过末代皇帝溥仪的历史，我们会品味出一些新鲜的东西。
(十二)毛泽东代党还债
诗曰：五十年前借债事，时时刻刻挂心间。金钱有价情无价，滴水之恩报涌泉。
1920年，毛泽东为了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写道：“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
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微笑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毛经常称他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不仅如此，他还督促别人记得还钱的事情。
1958年秋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将军进中南海，告诉他准备去鄂、皖、苏、浙、沪各省市视察，问张治中可否愿意同行。将军兴奋极了，立刻回答：“那太好了，愿意陪同主席前往。”
当他们来到南京时，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前来迎接，毛泽东笑着问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又面向张治中说：“叫他还钱，连本带利。”在座的人无不诧异，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20年前的抗战时期，江渭清正在湖南组建抗日游击队，经费困难，没办法找到了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希望得到资助。于是，江渭清找到张治中。张治中了解情况后，面对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当即拨款3000元。
毛泽东这是开玩笑的一句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是记得“借东西要还”这条他亲自定下的规矩。
毛泽东继承了中国文化中做人讲信誉的优秀传统，并且以纪律形式确定下来，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党、军队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率先垂范，
这是塑造新文化的有效且有力的手段。
(十三)毛泽东关照段祺瑞后人
诗曰：合肥出个段祺瑞，史上人称段合肥。“六不”是真还是假，一生系得是与非。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名字后面缀以“合肥”。为“北洋三杰”之一，官至民国总理。与其他北洋军阀相比，号称“六不总理”。即：不贪污，不卖官，不酗酒，不赌钱，不嫖娼，不抽大烟。他有个儿子，叫段宏范，是段祺瑞54岁老来得子，疼爱有加。要求他“不从政，不从军，不从商”。
他有个孙子段昌建，解放后，夫妇俩没有工作。章士钊找到毛泽东，毛泽东问都会些什么，章士钊说夫妻俩都是南开大学毕业，毛泽东便批条子让他们去学校当老师。段祺瑞的小孙女段慧敏上小学时，因老师和同学笑她是军阀的后代，受到很大刺激不去上学。也是章士钊找到毛泽东反映情况，怕段家的历史影响后人。毛泽东当即指出，段祺瑞是一个历史人物，对他的后代不应上纲上线。从此，各方面对段家的后代就比较讲究政策了。
(十四)毛泽东给一封贴着废邮票来信的回复
诗曰：一函朝寄九重天，夕有来人问暖寒。大旱渴望天降雨，春雷声里送甘泉。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画家李苦蝉激动得流下幸福的热泪。然而，不知怎的，他却被剥夺了在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的权利。先是将他的专职教授改为兼职教授，后来又被调离教师队伍，分配到工会看门卖戏票这一类与绘画艺术毫不相干的杂务。每月只能领取12元的生活费，寒暑假分文不给。这是李苦蝉万万想不到的，越想越闷，越想越不是滋味，“吃人的旧社会被推翻了，可人间还有不平事……”他一把抄起床底下的酒瓶子，脖子一仰咕噜咕噜大半瓶子酒下肚了，顿觉头晕目眩。突然，他像发疯似的冲到画案前，铺好纸，提笔蘸墨，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润之先生：
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会之李英杰也，常与君同工同读，今有不平之事，激愤陈词于下……
写到此处，他一把抓起宣纸，扯个粉碎。他埋怨自己，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套同学关系干什么?俺评的是理。他又抄起酒瓶喝了一大口，定了定神，猛地提起毛笔一阵狂风般地写起了怀素大草。转眼五张宣纸落满墨痕。署名时没有写李英杰，而依旧写李苦蝉。他用浆糊把五张纸接到一起，又用牛皮纸糊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他在信封上写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收“几个大字，最后从旧信封上揭下一张废邮票贴上寄出去了。
信发出去后，酒劲也醒了，他心里直扑腾。一气之下，他也不知都写了些什么，只隐隐约约记得写得很生硬：“余乃堂堂教授却被无理剥夺授课之权利。”“共产党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1950年8月26日，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院长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蝉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又派秘书田家英，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陪同下，来到李苦蝉的家。田家英一进门就亲切地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李苦蝉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俺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田家英走后不久，李苦蝉的教授职务恢复了，工资也由原来的12元一下长到62元。建国后将近一年，在毛泽东亲自关怀下，李苦蝉才真正开始新的艺术生涯。
(十五)毛泽东与信访工作
诗曰：信访当年似座桥，沟通上下两相交。如今上访变成罪，堵截追查坐大牢。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的地位的提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北平市中山公园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毛主席会上掏出一封信说：“我收的一封来信，念给大家听。”这封信大意是说：国民党、共产党半斤八两，粮食不断涨!毛主席说：“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制止“粮食不断涨”!”此后不久，打击“粮老虎”开始了，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解决了此问题。
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的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的态度。”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他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历的。他每天都要亲自阅读人民群众写给他的每一封信的摘要。重要的信件，还要仔细阅读全文，指示处理意见。甚至派秘书登门看望。
1950年，毛泽东收到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吴启瑞的来信，信中陈述了她八个孩子都还年幼，经济困难，无力扶养。
毛泽东看完来信，提笔复信道：
启瑞先生：
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同时毛泽东又给苏南区党委领导同志写了信，请给与帮助。
1951年10月，原北京师范大学一教授遗孀写信给毛泽东，说其丈夫不幸突然逝世，遗有三女二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八个月。本人无职业，而有关方面又停发了她丈夫薪水。毛泽东一边看信一边用铅笔在信上画了许多横道道，然后把信批给秘书田家英，请你持此信去看此信的一次，并去师大找负责人谈一下。田家英立即看望、慰问了这孤儿寡母，并与学校有关负责同志商谈，使来信人和五个孩子都得到妥善安置。
60年代“上山下乡”期间，江西省一个普通教师“知青”家长李庆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艰难和家庭的困苦。毛主席见信后当即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济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 ，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毛泽东肯定李庆林的意见正确并带有普遍意义，并寄上三百元体现了阶级感情和应负的责任。同时安排李庆林当党或人大代表将其事迹编入课本，是希望人民中有更多的李庆林似的人物出现。
91.3事件中，林立衡向党中央揭发林彪出逃之事而成为功臣。后来由于中央内部复杂的斗争又将林立衡关押起来进行批判。林立衡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要周总理接见了她，并解除了对她的关押。后来她又一次被关押，再一次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并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空军组织部门批准林立衡、张清林立即结婚。后来林立衡被安排转业，转业决定中对林立衡指出：“恢复党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要大胆工作。”
毛泽东很注意倾听人民的声音，非常重视人民来信，经常拆阅给他的信件，并尽可能地回信。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5月上旬，他就回了将近80封信，仅5 月7日一天就回了18封信，但对于人民送来的礼物，他从来不轻易收取，廉洁奉公， 并以自己的行动做出表率。
想想毛泽东对待来信的态度，下层领导不敢扣押呈给他的信件，并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对照现在情况，不知有些人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
(十六)毛泽东与韶山亲友
诗曰：九州一统众归心，故旧亲朋喜上门。私讲人情公论理，高风亮节至诚真。
1949年8月，第四野战军南下湖南，第138师一部进入湘潭，韶山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韶山的乡亲们欢呼雀跃。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获知毛泽东就是一国之主，不少人奔走相告，高兴地说：“今后天下姓毛了!”抱有不少升官发财的幻想。一些亲戚和乡亲一拨拨坐火车去北京城，有的要求当干部，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要求介绍求学读书。但是，他们被毛泽东一一劝了回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拎了两包韶山的干笋，赶来了中南海探亲，看望久别的堂、表兄毛泽东。他们来了，毛泽东特别高兴，兴奋地说：“多年不见了，我也很想念你们!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当晚，毛泽东破例丢下了手上的工作，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谈话，真是其乐融融，亲密无间。
两位弟弟先向毛泽东介绍了韶山的情况，说起不少他们都熟悉的人和事。毛泽东兴致盎然，问这问那，不时还传出爽朗的笑声。显然，离开韶
山已整整22年的他对韶山的一人一事都十分关注，对那里的一土一木都是那么情深，赤子的桑梓之情犹然。他们畅谈到深夜，都没去休息的意思。李银桥忍不住去催了好几次，毛泽东还是意犹未尽，对李银桥说：“我们披着蒲席说家门，你就莫催了啰!”
毛泽东和他们谈了韶山毛家的祖先，谈起了自己幼年时在韶山的往事，三人一直聊到夜深。终于准备结束话题去睡觉了，谁知毛泽东却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说：“你们来了，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
哪有与亲戚一见面，就开口叫人家早点回去的?毛泽东官当大了，就不要穷亲戚，不近人情了?他没有让两位弟弟心里不愉快，接着就解释说：“泽连、云凤，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过去的皇帝一上台，亲戚朋友跟着沾光，鸡犬升天，亲戚当皇亲，喊国舅皇姑，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毛泽连、李云凤也是穷苦人出身，听了毛泽东的话不仅觉得很开眼界，也很顺心意。加上他们也听说了那些回到韶山冲的乡亲的一些话语，明白毛泽东的心思，毛泽连于是说：“哥，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的主义，我们很看好!老蒋搞腐败，垮台了。你们为穷人，为人民服务，得人心哩!”
“你们也要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接着教育他们说，“中国打了几十年仗，现在刚刚结束战争，需要恢复元气，医治战争创伤。这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咱都在内。你们在老家种好田，多打粮食，支援国家，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也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连由衷地说：“哥，你站得高，看得远。我们没别的本事，按你的话，回家一定种好田。”
“哥，我们也要为人民服务!”李云凤也表态说，“哥在小时候就会写文章，家里人都说你啥事情都比乡里人站得高!”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听话，我就很高兴!”接着，他又说道：“我们都是亲戚，不能让别人说我毛泽东‘妙手着文章’，铁肩却不担道义啊!你们不当官，不要钱，还多打粮，为人民服务，我得感谢你们!”
一切道理，哥俩儿都懂了。
两人在中南海愉快地住了几天，到北京城看了看，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然后就准备回湖南老家去。
临行前，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由于实行供给制，毛泽东吃用没有私物。李银桥于是叫工作人员小韩去管理科领了10斤块糖，准备让他们带回去招待乡亲们。小韩领了块糖回来后，结果被毛泽东看到，立即问道：“这一大包东西是什么?”
小韩告诉说：“是块糖。”
毛泽东知道是给毛泽连、李云凤带回去的，责问说：“拿这干什么?”
“叫他们路上吃，回家招待乡亲，好歹也好说到主席这里探亲一趟了。”
毛泽东生气了，很不高兴地说：“两个人在路上哪吃得了这么多?有两斤足够他们路上吃和招待人了，多余的送回管理科去!”
“这……”小韩有些不愿意。
“国家还很穷，不要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大手大脚。别人的家属来了怎么办?人人都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耐心地说。
结果，两斤块糖，毛泽连和李云凤哥俩儿一人一斤，除了那身新衣服外，没有别的礼物了。在离开中南海时，卫士长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坐火车，并交代金武森说：“记住，为他们买好回湖南的火车票。”
这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这日早晨，金武森带着哥俩儿，各自拎着一斤块糖，坐着公交车很快就来到了前门东火车站。谁知买票的人太多了，长队像长蛇阵似的摆得很长很长。金武森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就要排到售票口时，当日的车票全部售完了。无可奈何，他只好把两兄弟带回了中南海。
毛泽连和李云凤不得不再住一晚了。
金武森不行，第二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卫士长阎长林亲自出马送他们去火车站。结果，还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站了老大半天的队，没到售票口，车票就又售完了。他只好把毛泽连和李云凤再次带回了中南海。
毛泽连和李云凤见警卫班连送两次都没走成，商量了一下，便决定自己到火车站去买票，于是对阎长林说：“阎排长，没想到来时容易，去时这么难。你们就别管了，我们自己走。”“我们都买不到票，你们自己咋走?”阎长林奇怪地问。
“我们住到火车站去。”毛泽连说。
“到火车站去住?”阎长林更是奇怪了。
“是呀!北京这么大，大白天排队，看来肯定买不上票。我们住到那里，连夜排队。不行，就多排他几天，我就不信买不上回去的车票!”
“我们警卫班负责送你们上火车，任务没完成。”阎长林说，“这票还得我们去买。”
“不再麻烦你们了!”毛泽连坚持说，“硬事只能硬法子解决。不住到车站去扎营，还是走不成。你们就别管了!”
“天这么冷，住车站会冻坏人的!”阎长林着急地说，“你们不能去住车站!”
可毛泽连和李云凤还是坚持要到火车站去“扎营”，劝都劝不住。其他战士们闻讯，一起围过来，七嘴八舌，劝的劝，拉的拉，好不容易才把犟骡子脾气的哥俩儿劝住。
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过谈话，最后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心想自己要是再把人领回来，咋向主席交待?暗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把兄弟俩送走。于是，他来了“笨鸟先飞”。第二日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从中南海出了新华门，在街对面上了由西直门开往天桥的有轨电车。很快，三人在前门站下车，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
武象廷先把他们安排在候车室里，然后说：“你们等着，我去排队买票。”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当武象廷来到售票处时，还是挤满了旅客，熙熙攘攘。他按顺序排上了队。长长的买票队伍像一条长蛇，“尾巴”一直摆到了售票处外面。排队买票的人们半天只能往前挪动半步。武象廷边移动着边想这次定要把火车票买上，再也不能让他们三回中南海了。他耐着性子排着队，随着“蛇阵”缓慢地移动着，从天不亮，到东方发白，又到太阳出来，就这样挪一挪，停一停，排了三至四个小时，才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看着在前面只有那么两三个人，武象廷心里念叨着，可不别轮到我就没票了啊!没想到，还没念叨完，只听见“啪!”地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就傻眼了，眼睁睁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怎么办?他不信自己排了三四个小时还搞不上车票，于是移动脚步，走到售票口，“咚，咚，咚”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对售票员央求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唉!送走一个人咋就这么难啊!”他长叹一声，没办法了。
眼看只能把毛家兄弟再次带回中南海去了，武象廷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彩地回到候车室，把没买到车票的情况告诉了毛泽连和李云凤，对他们说：“回中南海去吧，无非就是多住上几天!”
毛泽连说：“已经连续三天买不到票，老来回跑，影响多不好。再回到中南海，还以为我们兄弟不愿意走哩!”
李云凤也说：“老麻烦你们警卫班的同志，太不应该了。”
“那怎么办?”武象廷问。
“你回去吧，不要管我们了!”毛泽连说。
“你们想咋办?”武象廷问道。
“我们就住在这扎营，连夜排队!”兄弟俩再次拿出了湖南人非要干成一事的骡子脾气。武象廷更为难了，突然觉得这样对待主席从老家远道而来的亲戚不行，想了一下，又对他们说：“你们再等一会儿，我还到售票口再问问，看能否想个别的办法。”
他来到售票口，再次敲开售票口，央求售票员说：“你能不能为我解决两张到湖南的车票，求求你啦!”
售票员还是回答说：“同志，求也没办法，没票了。”
好在，他还没“啪”地关掉售票口。武象廷灵机一动，便问道：“你们车站领导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一下你们领导。”
“你从这里往东走，走到头，有一个小夹道往北去，那里就是车站主任办公室。”售票员说，“你去找找主任，看他有不有解决的办法，我是没办法的。”
武象廷说声“谢谢”，抱着一线希望，顺着他指的路线，很快找见了车站办公室。—进门，他就大声问道：“哪一位是车站负责人?”
坐在办公桌前一位老同志问道：“同志，你有什么事情?”
武象廷难为情地说：“同志，有一件事本来不想麻烦你们，可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来请你们帮助。”
这位老同志倒是爽快地说：“我就是车站办公室主任。你有什么要紧事，就跟我说吧!只要我能办到，就可以帮助。”
“这事很难开口。按道理我不该来找你，可不找又没办法解决。”于是武象廷便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走了三次三次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
主任听了后，满口答应：“你咋不早说!”随即一个劲在武象廷身后搜寻，又问道：“人在哪里呢?”
“在候车室里等着呢，他们已经等五六个小时了。”
“你快去把他们请到这里来，不要叫他们再在候车室了。”
武象廷正要转身去叫他们，车站主任还埋怨说：“你这个同志，咋不早说呢?这点事好办，你把他们交给我，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回湖南。”
武象廷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领到了车站办公室，又把毛泽东出的买票的钱给了主任，说了一些感激的话，终于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送走了。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让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尽管武象廷、阎长林等人没说，这件事情后来还是从车站这边传出去了。一位当初从国民党阵营起义过来的将领听说此事几乎是不相信，说：“毛主席的亲戚来北京，回老家竟然排了三次队都买不到车票，连送两次都没走成。这听起来好像是一则笑话啊!”
“可事实就是如此啊!哥俩儿差点就到火车站扎营啦!”武象廷说。
“蒋介石的孔二小姐在撤离重庆时连狗都带上了，同样的事情，却是天壤之别。得天下失天下，不能不说是老天之意啊!”老将军由衷地说。
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和他的亲友们没沾任何的便宜，没有国舅，也没有皇姑，种田的照样种田，教书的还照样教书，在他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的工作、地位有所变化。
(十七)毛泽东的“苟富贵，毋相忘”
诗曰：同煮南瓜同喝汤，同穿草鞋走村庄。同甘共苦打天下，贫贱之交岂敢忘。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接见出席会议的代表。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往前走，还不时同伸过来的手紧紧相握，接受代表们的致敬。
忽然，一位代表从后面挤上前排，用双手握毛泽东的手，还重重地抖了抖，嗓门大得出奇：“老毛，您咯胖呀!胖多喽!”
毛泽东微微一愣，周围的代表都吃了一惊。不是吗!大家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向毛主席问好，这位代表居然直呼老毛，而且不礼貌地说人家胖了!
“罗瞎子，是你呀!”毛泽东终于叫起来，还朝对方的肩头捶了一拳，只有老朋友见面才会有这种“礼节”。
“老毛，您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罗卜头!”
“罗瞎子”睁着两只大眼，眼泪像小河水一样淌下来。那是激动愉快的眼泪。
“咯还记不得，苟富贵，毋相忘嘛!”毛泽东说着地道的的湖南乡音，“我不是陈胜王，我还是毛泽东，还是那个老毛。”
“罗瞎子”一边笑，一边流泪，一边点头，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土地革命时期，“罗瞎子”在苏区一个乡当乡长。来了位年轻先生搞调查，姓毛，就是毛泽东。聊天中，毛泽东问：
“你这个名字是绰号吧?”
“不，就叫罗瞎子，从小就这么叫惯了。只为咱家穷，没上过学，斗大字认不了一升，名副其实的睁眼瞎。”“你总得有个真名吧!”
“自小就叫惯了，如今在乡政府里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了，要不，人家会说摆架子哩。再说，多少年这么叫过来的，听了无拘无束，怪亲热的。”
一番话，引起毛泽东的思考和赞扬。
“陈胜你知道吗?”
“不知道”
“噢，不知道。我告诉你，他是第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他打了几个胜仗，当上了王，就骄傲了，忘了自己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史记》这本历史书里说，陈胜称王以后，家乡的父老去找他，因为在殿上叫了他的小名，他就恼羞成怒，甚至杀害了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毛泽东讲述了陈胜王的故事，然后说：“你刚才说得好，叫不叫得‘罗瞎子’，能看出你有没有官架子。苟富贵，毋相忘。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忘了自己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
当年“罗瞎子”听了毛泽东讲的话，说的道理，拉住他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要是你以后当了皇帝，不，要是革命成功了，你坐了天下，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
“我记着你的话了。”
近20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罗瞎子”被选上出席全国劳模大会的代表。他万分激动，想不到20年前随便逗着说笑，今天居然变成了现实，毛泽东真的掌了天下!
一路上，“罗瞎子”就在想，见面后怎么称呼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按当年说好的叫。所以，当毛泽东快走近“罗瞎子”的时候，他在一片“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您好”的声浪中，抢前一步，说出了老早就想好的那句话：“老毛，您咯胖呀!胖多喽!”
毛泽东果然是“苟富贵，毋相忘。”不但记得“罗瞎子”，记得当年的话，而且对”罗瞎子”直呼老毛表示出最大的激动和愉快。
(十八)毛泽东与宋庆龄
诗曰：辟地开天第一人，曾与国母是知音。大能大智大贤哲，铸就中华民族魂。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千帆竞发，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捷报追着捷报直传北平：南京解放!杭州解放!南昌解放!上海解放!就在这胜利的时刻，邓颖超受党中央的委托，携带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亲笔信，和廖梦醒一道，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信中满怀喜悦地告诉宋庆龄：“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宋庆龄的敬佩、信任和期待。这封信，给宋庆龄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鼓舞，她不顾身体不适，欣然同意北上，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8月28日，当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站台上迎接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毛泽东的信任和盛情，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在这之前，他们还有一次接触，那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当时身居重庆的宋庆龄获悉毛泽东抵达山城，十分高兴。她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设法来到上清寺张治中的公馆——桂园，拜访了阔别18年的毛泽东。
建国后，毛泽东和宋庆龄都在为党和国家大事日夜操劳，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亲切的交往。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时，曾亲自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健康，每次从上海回到北京都要亲自问候并送些礼品，每年还要寄去贺年片。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去的贺年片，十分高兴，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既生动有趣又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毛泽东亲热地称呼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对她送来贺年片深表感谢，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关心而又风趣地写道：“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短短数语，毛泽东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对战友的诚挚情意溢于言表。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宋庆龄虽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随机一起参加会议，还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在飞机上，毛泽东要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不肯，她坚持说：
“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挥一下手：“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当然，最后只能是毛泽东说了算。
(十九)毛泽东与肖华
诗曰：兴国湘潭两地分，为民奋斗献终身。相逢曾是不相识，同是命中“犯杀”人。
1955年9月下旬，午夜，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书房。
身着肥大睡衣的毛泽东，在书房中缓慢地踱着步，指尖的香烟又快燃尽了，满屋中飘散着浓烈的烟草味。肖华坐在书桌旁的沙发上，身体微微前倾，两臂担在膝盖上，手中的茶杯有些轻轻晃动，茶已经快凉了。
毛泽东站定，慢慢地坐在沙发上，他盯着肖华看了一阵，说：
“不知为什么，今天忽然想同你这个年轻人谈谈你我的家世。”
说话时，毛泽东神情默然，声音沉重。
“你我都犯杀气，当了一回共产党，我家死了六口，你家死了四口。”
一个沉重的话题，使他们都陷入了沉默。
良久，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向坐在身边的肖华问：
“几点了?”
肖华抬手看了看表，说：
“一点半。”
毛泽东略带歉意地笑了一下，说：
“我们说得太久了，已经快三个多小时了。”
肖华连忙说：“跟主席谈话，不觉得时间的存在了。”
“困吗?”
“一点都不，我平时睡得也很晚。”
毛泽东说：“在我们湘潭，老百姓有句老话，‘子午觉，不得少’，半夜三更找你来拉家常，很不应该呀!”
肖华诚恳地说：“与主席一席话，受益匪浅。”
毛泽东笑了：“果真如此，我可要时常夜叩府门了。”
肖华也笑了：“我招之即来。”
毛泽东望着肖华，眼中充满了关怀和期望：“你很年轻，经历过一些事情，要好自为之。”
肖华点了点头，在这位伟人面前，他觉得自己的内心是纯净透明的。是的，他跟随着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无数的艰险，他为毛泽东超人的智慧和胆识所折服，为他崇高的人格魅力所倾倒。就在几天前，肖华刚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一年，他才39岁。
他记得当年，毛泽东把他这个兴国县里的苦孩子交给红四军政委罗荣桓时所说的话：
“这孩子日后会有大出息。”
一晃，19年过去了。1974年9月。国庆25周年前夕，将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的人员名单被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看完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退了回去。过了几天，经过修改的名单又送到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看后又退回去，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这份名单。9月29日，名单第三次送上，毛泽东盯着名单看了半天，拿起笔，亲手添上了两个名字：肖华、刘志坚。
肖华不止一次地说：“我肖华能有今天，完全是党、毛主席的教育和培养。”
(二0)毛泽东与艾思奇
诗曰：奇人奇笔著奇文，赢得世人刮目钦。谁说书生无大用，华章一卷胜千军。
艾思奇，云南腾冲人。原名李生萱，艾思奇是他自取的笔名，意为“爱好思考奇异的事物”。这位哲学巨匠，1936年，24岁时就写出了具有重大作用的名著《大众哲学》。一经问世，风靡全国。仅解放前就印行了50多版，一时洛阳纸贵。《大众哲学》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成千上万的青年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等人发的一封电报里，嘱其速购一批书籍供延安的干部们学习。电文中就有着这样一句话“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而又有价值的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类。”可见，在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眼里，《大众哲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1959年一次外出视察前，他还指名道姓地要工作人员带上一本《大众哲学》。
毛泽东曾在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写道：“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哲学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1966年3月，比毛泽东年轻17岁的艾思奇英年早逝，年仅56岁。有关部门为艾思奇撰写的悼词中，称其为“人民的哲学家”。毛泽东仍觉未能尽意，又挥笔添加一句：“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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