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毛泽东给小麦估产
诗曰：生长农家收过秋，看田估产有余头。此时确有非农客，不识桑麻吹大牛。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从灌县，一路上心情极佳，拔节的麦苗和金黄色成片的油菜花，令他心旷神怡。看见公路边田里有社员在劳动，他就让车停下，下车直奔庄稼地。
这里是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第一个看见毛主席的是社员冉贵全。他揉揉眼睛，有点不相信，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到这里?可眼前明明是毛主席，身边还有许多陪同的大干部。正当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时，毛泽东就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似的向他打招呼了：“要把草锄干净哩!”
麦田里确实还有一些杂草没锄净。毛泽东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每亩能收多少斤?在那“卫星”满天飞的年代，”冉贵全还是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400斤?”
冉贵全这才醒过来似地说：“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这时，陆续围拢过来的社员都有些惊奇，毛主席还会估产，连田里能收多少麦子都知道?
毛泽东问：“割了麦子种什么?”
冉贵全说“种水稻。”
毛泽东又问：“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冉贵全道：“600斤。”
毛泽东把头转向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那可了不起。”又问冉贵全“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说：“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不赞成?”毛泽东似乎要一追到底。
“当然赞成。”冉贵全肯定地说。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道：“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引得大家全乐了。毛泽东边说笑边迈上了田坎，社员高浡然迎面走来，毛泽东上前和他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浡然说自己今年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
(五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
诗曰：庄稼地里长新闻，水稻上头能站人。虽是吹牛无纳税，娃娃跌坏责难分。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些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嗣后，浮夸风愈演愈烈，为了制止这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行为，毛泽东于1959年4月29日发出《党内通信》：
《党内通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农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
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已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已，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五三)毛泽东在合肥楼香楼的“约法三章”
诗曰：稻香楼里稻香飘，“约法三章”曾未消。一自沉渣重泛起，灯红酒绿忘前朝。
楼香楼宾馆建于1956年，此处原是合肥龚氏私家郊外别墅，后逐渐衰败，故建馆于此。1958年9月16日晚，毛泽东抵达稻香楼宾馆下榻西苑。晚饭前，毛泽东和省、市负责人“约法三章”：“第一、不要请我们吃饭;第二、我也不请你们吃饭;第三、按伙食标准用餐。”
韭菜炒蛋、土豆烧肉、干煸辣椒和素炒青菜外加小米粥、馒头。毛泽东
一人用餐，吃得津津有味。完了，他还倒点茶水到饭碗里，把“残渣余孽”都喝了。他边抹嘴边说：“哪天全国农民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那就不错了。”
之后，他在这里先接见全国妇联章蕴、曾宪植等。再和曾希圣、黄岩、刘征田等省市领导谈到11点多，深夜曾希圣等告辞后，毛泽东在稻香楼西苑展纸挥毫，连写了四张“安徽大学”，之后又精力充沛地坐到办公桌前。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合肥在稻香楼西苑的“约法三章”。
(五四)毛泽东为安徽大学题写校名
诗曰：笔走龙蛇题校名，“安徽大学”获新生。满园桃李花枝俏，万紫千红耀眼明。
安徽大学创建于1928年，是安徽最早的高等学府。抗日战争期间停办。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安徽大学改设师范、农学两个学院。1958年，国务院和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建一所综合性大学，暂定名为“合肥大学”。
1958年9月16日，正当新建的合肥大学开学前夕，毛泽东在张治中等陪同下视察安徽，来到合肥。当时兼任合肥大学校长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合肥大学的建校情况，并恳请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沉吟片刻，说：“合肥太小，没有名气，还是叫‘安徽大学’好。”
当晚11时，稻香楼宾馆西苑内灯火通明，忙碌了一天的毛泽东毫无倦意，他兴致勃勃地欣然展纸挥毫，笔走龙蛇地接连写了四张墨香四溢的“安徽大学”四个大字。接着他又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开头就写道：“校名遵嘱写了四张，请选用。”充分表现了人民领袖的谦逊大度和对教育事业的关切重视。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领袖，同时还是杰出的书法家。他一生酷爱书法艺
术。他临摹碑帖，博采众长，并将自己豪迈的气魄，激越的感情，注入笔墨之中，造就了他气势充盈、挥洒自如的书法风格。他题写的“安徽大学”校名，生气贯注，遒劲洒脱;写给曾希圣的信，被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的专家誉为“大气凛然，宛若万山躜动”。
建国后，由毛泽东亲自命名并题字的高等院校，只有安徽大学一所，这是对全体师生关怀、重托，更寄予希望。
曾希圣接到信和题字后，很快将这一喜讯转告了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张行言，并指示他按主席的要求，从十六个字中选择最好的“安徽大学”四个字采用。
张行言事后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些字无一不精，从艺术创作角度讲，可谓神品。”张行言怀着崇敬的心情，以认真的态度，选出其中最好的四个字，镌刻在学校的大门上。并将原作装裱起来永远珍藏。
(五五)毛泽东为身边卫士做媒
诗曰：身处高层亦胜寒，关怀倍至暖心间。月下有情因月老，千里姻缘一线牵。
毛泽东身边卫士封耀松，一次，在舞会上认识一位安徽话剧团的演员，毛泽东知道后，在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看望他时，谈过几句话后，突然指着封耀松说：“我们小封跳舞时，认识了你们这里话剧团的一位女演员。你看我们小封，又年轻又机灵，小伙子不错吧?”
曾希圣夫妇笑着连连点头：“主席身边的人，那还用说吗!”
毛泽东说：“怎么样，帮个忙吧!你们本乡本土的，帮助了解了解。”
曾希圣夫妇说：“行，这事就交给我们好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情况了解来了，对主席说：“哎呀，不大适合，女方
比小封大，快大三岁了。”
“这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着小封，“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曾希圣夫妇又说：“还没讲完呢，她已经生过小孩，是离过婚的……”
毛泽东又望着小封问道：“怎么样?小封，给你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封耀松难为情地摇了摇头。毛泽东笑了，安慰说：“关系还没确定，还是自愿为原则。”接着对曾希圣夫妇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是想选择个漂亮点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的那位演员了。”
曾希圣夫妇刚走，毛泽东便用手指捅了捅小封：“懂了吧!失败主义不行，速胜论也不行，看来还得搞点持久战。”
不久，上庐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看望毛泽东，谈天中，毛泽东对杨尚奎的爱人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你那边老表很多么，帮忙找一个吧?”
水静笑着说：“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个个都长得那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问。
水静说：“你们187号楼的小郑好不好?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忧秀才行。”
李银桥跟着说：“能在主席身边服务，也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朝沙发上一靠，把腿伸出去放松，便把补有补丁的袜子露了出来。满意地说：“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于是封耀松便和郑义修谈上了。每逢他陪毛泽东散步聊天时，毛泽东总要问问：“小郑给你来信了没有?”
“来了。”小封还把信给毛泽东看，回信也要给他看，请他修改。毛泽东
每次都要认真帮助修改错别字。一边改一边说：“要加强学习，写了错别字人家是看不起的，改过的错别字你要记住，下次不能再写错。”
终于有一封信，毛泽东看过后笑了，便对小封说：“小郑发信号了，你该朝前迈一步了，升升温。这种事还是男的主动些好，姑娘总要比小伙子顾些面子么。”
自那以后，小封再把来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哈哈一笑，手在胸前划一个弧说：“不看了，不看了，大局已定，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
1961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封耀松和郑义修结婚了。第二天傍晚，去看毛泽东。郑义修剥一块水果糖走到毛泽东跟前：“主席，请您吃我们一块喜糖吧!”
“好啊，甜甜蜜蜜”毛泽东把糖含入嘴里，说：“你们结婚后要互相多关心多爱护，和和睦睦，白头到老。”
随后还和他夫妇合影留念。
(五六)毛泽东韶山祭祖
诗曰：“孩儿立志出乡关”，游子归来扫墓园。三十二年家国事，凯歌一曲《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第二天一早，他径自朝附近的小山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回到住所，他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也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毛家祖坟曾在“马日事变”时被掘，当时，毛泽东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何健的幕僚箫某精研风水地理，他实地察看湘潭韶山冲毛家祖坟后，曾数度向何健建议挖毛家祖坟，“以免后患”。何健于是下令湘潭县长王英兆负责挖坟。王派保安团长罗夔率领一个分队到韶山冲执行命令，不料消息泄露，毛家族人连夜将祖坟铲平，并加以“伪装”。由于罗夔无法找到墓穴，结果只掘了几家不相干的毛姓古坟。何健知道后，改派龚澍和其特务直接去挖掘，在月夜中挖出了毛泽东第十一世祖的坟墓，并将尸骨扔湘江。
1949年5月6日，溪口解放前夕，毛泽东电告解放军前线指挥机关：“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进驻溪口的解放军21军61师，从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此后不久，经廖承志提议，中央拨出30万元专款，修缮蒋介石故居和蒋氏坟墓。
一是国民党军队掘毁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祖坟，一是毛泽东亲自下令保护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住宅和祠堂。两相对照，真乃天壤之别。其实现在人们都知道，掘毁祖坟、破坏风水“以免后患”的做法是迷信的，也是十分荒唐的，它根本决定不了任何成败得失，也挽救不了最终灭亡的命。但从这两件事情上看出伟人毛泽东的宽阔胸怀，
(五七)毛泽东处理战将王近山婚外恋毫不留情
诗曰：河东卅载变河西，道德文章岂可依。泉下有知家国事，如今二奶正逢时。
1963年一封投诉新中国中将王近山"婚外恋"的信几经上递，转到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王近山，曾任红四方面军第10师副师长、八路军129师386旅769团团长、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
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王近山与妻子韩岫岩结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斗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离多聚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她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又据刘心声《边塞狼烟，燃起无尽地思念》一文讲：“所谓的小姨子韩某某，其实是1938年出生。1949年时她只是个年仅11岁的孩子，绝不可能是那个所谓的“阳春白雪的女大学生”!“)
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苦口婆心劝说，他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不回头：“不打报告还好说，告到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他亲自批示刘少奇严厉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党中央对王近山一撸到底，这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外。结果，原来信誓旦旦的美丽年轻的妻妹承受不了王近山被毛主席近乎苛刻的处理,失去了往昔的大将军拥有的社会地位风范,终于背弃了“爱情”，一夜之间离开他，无影无踪。
1963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
1968年春的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正在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叔，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父亲早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新处理。”
肖永银从旅长、师长当到军长，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来，他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是中央处理的，不经过中央谁也不好处理。沉思了一会儿，他出了一个主意：“要你父亲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
肖永银又说：“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别给毛泽东主席、许世友写了信;1969年，“九大”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瞅个空对毛泽东说：“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越做越小，现在日子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泽东问道。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泽东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处理他们的事情是严厉了一点,但不处理行吗?共产党员一当上官就忘记娘,这样下去是腐化堕落的开始;不过，你们哪个军区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近山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63岁。弥留之际，虽已神志不清，他还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毛主席指挥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带部队上去了，那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五八)毛泽东一双穿到鞋匠也不肯补的拖鞋
诗曰：一丝一缕自桑麻，物力维艰惜寸纱。补补缝缝非小事，成由勤俭败由奢。
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家乡是在1966年6月。这次毛泽东住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思考问题。毛泽东在韶山看了什么书，批阅了什么文件，至今鲜为人知。而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讲述的毛泽东最后一次回乡的一个细节，颇耐人回味。毛泽东有一双棕色的拖鞋，从解放初期穿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破洞，但最后一次回韶山还带着它。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发现拖鞋太过破旧，建议换双新的，他没有同意，叫工作人员拿去修。1966年6月的一天，长沙街头一家修鞋铺内，有位顾客送来了一双皮拖鞋要求修理。接过鞋子一看，修鞋师傅愣住了：“这么破的鞋，怎么补?买双新的吧。”修鞋师傅把鞋扔到了一边。送鞋来的肖根如(原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说：“这是我的爷爷喜欢穿这双鞋子，请您补下。”拿了中华烟一人发了一根，一面抽一面和他们聊天，聊了一下，感动了他们，把这双皮鞋补好了。 在韶山，毛泽东一直穿着它，回北京时也不忘嘱人带上。后来，这双鞋子又破了，同样的一幕，发生在三年后的武汉，不过这回，这双被主人穿了二十多年鞋的运气没有上次好了。武汉的鞋匠死活也不肯再补它。周福明只好用手工为每只补上约4厘米的白布头。他至今还记得毛泽东对劝他添新衣服的工作人员说：“没有条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那双拖鞋作为毛泽东的遗物留存至今。
1994年5月29日雷洁琼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题词：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1905~2011年1月)﹐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在参观毛泽东遗物展中，雷洁琼和民进中央的同志停留的时间最长﹐毛泽东主席生前那件补了百十次的睡衣﹐雷洁琼俯身盯看了又看﹐对随行人员说﹕“解放战争时﹐国统区流传着两条新闻﹐一条是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没有手表﹐是郭老送给他一块自己戴的英纳格表﹔一条是宋美龄在下塌美国穿了一双拖鞋﹐鞋面镶着慈禧太后陪葬的一颗夜明珠。这两件事很快成了共产党人的清廉和国民党的腐败不是宣传的宣传。人心所向者得天下﹐廉政者得天下﹐永远是历史的选择。”
(五九)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诗曰：屈辱百年无外交，任人宰割任人嘲。一从华夏风云变，强国面前挺起腰。
“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是历史的产物。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为新中国形象地绘出了三张草图：另起炉灶;打扫干今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另起炉灶”，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夏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六0)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名片
诗曰：名片经年已发黄，将军大使怎能忘。 外交另起新“炉灶”，连接五洲四大洋。
长11.9厘米、宽6.3厘米，竖版仿宋繁体铅印“毛泽东”三个字狭长名片右侧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中间印“周恩来”
1950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新中国外交队伍里“另起炉灶”的指示，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亲自挑选了10位军队干部从事外交工作。5月8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被任命为中国驻波兰大使。
6月2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彭明治等10位大使。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好就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周恩来接着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也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在毛泽东讲完话后，周恩来总理拿出一沓毛泽东和他的名片对彭明治说：“外交无小事，带上它工作方便，需要找波兰领导人时就把我和毛泽东的名片交给他们。”
毛泽东的名片长11。9公分、宽6。3公分，竖版仿宋繁体铅印“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的名片略窄一些，竖版仿宋繁体铅印，右侧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中间印着“周恩来”。
彭明治接过那些米黄色的布纹纸名片，看得格外仔细。这时，身边的一位同志冒出一句：“这名片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笑起来。
那时候的名片，无论是式样还是内容都大不一样。现在任何一个人的名片可能都比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的名片高档、精致、美观得多，内容也多得多，不仅有单位、地址、电话，还有官衔、职务，职务又要分荣誉性职务和实际职务，国内职务和国际跨国公司职务。而毛泽东的名片上仅只印有“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也只印了“外交部部长”的职务而已。
如果按照时下一些人的观点，毛泽东的名片应该写上他实际担任的五个职务(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的名片也应该写上他实际担任的7个职务(党中央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当然，毛泽东的职务没有人比他高，官衔没有人比他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住在中国北京，亿万人都知道他的官衔，不需要在名片上写明。
其他“将军大使”是否也有此名片?询问黄镇将军和王幼平将军的夫人，她们都表示没有发现。而据外交部礼宾司综合处处长陈力介绍，在外交礼仪中常常会用到国家领导人的名片。如今，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常在以他们的名义赠送外国领导人礼品的时候，使用自己的名片。
从波兰回国后，尽管岁月更迭，彭明治仍完好地珍藏着这些名片。据彭幼明回忆，彭老平日在整理藏品时，总会把这些名片拿出来，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彭明治还拿出名片，给家人讲周恩来介绍他到叶挺独立团和代表毛主席赠送波兰总统景泰蓝的难忘经历。每到动情的时候，彭明治老人总是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彭老也已于1993年去世。2005年10月，彭明治的女儿彭幼明女士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找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送给她父亲彭明治将军的名片，才使这两张保存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珍贵名片得以重见天日。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是这些泛黄的物品。
如今名片上的头衔往往是一面印不下，还要折叠加长，于是就有了处级和尚、局级组长之说。“名片——明骗”的现象社会上并不少见。不过，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名片那个东西，没有必要太当真。然而，读罢毛泽东和周恩来名片的故事，委实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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