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毛泽东与斯大林那些事
诗曰：世道峥嵘岁月稠，前朝割地后朝收。大连旅顺中长路，唯有外蒙“被忽悠”。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经常相左，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领袖自居，通过指派共产国际代表干预中国革命，毛泽东在很多方面不支持、不配合甚至对抗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不懂中国国情瞎指挥。最激烈地斗争就反映在毛泽东同王明极左路线的斗争。王明是苏联培养的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缺乏国际主义眼光，只根据狭隘的经验确定党的政策。王明同毛泽东的分歧和对抗，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赤裸裸的体现。
后来，在国共争雄的战争中，一开始斯大林也不看好毛泽东，而是看好蒋介石。他同蒋介石签订条约，声明不支持毛共，他给毛泽东施压，要求毛共支持国民党，不要和国民党争地盘，约束自己的行为，配合蒋介石抗日，要求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去，和蒋介石划江而治。毛泽东当然都没有理会斯大林，斯大林为此非常生气。
1940年3月，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会议上发言。要求中共放弃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批评中共没有考虑推行武装斗争政策的时间和环境。毛泽东拒绝了这位代表的建议，甚至要求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斯大林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希望蒋介石拖住日军，阻止日本和德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因此，对毛泽东不听招呼非常恼火。后来，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将军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反复交代，苏联的援助物资只能交给蒋介石，不得交给延安。斯大林说：中共主要是一群农民分子，他们当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领导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我们同蒋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不可能向有这种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苏联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这一点，只有蒋介石可以领导中国的持久抗战。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明确指示后，才去走马上任。此后，苏联的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交给蒋介石。1940年3月中旬，蒋介石从苏联购买80万支步枪和960门榴弹炮。4月又购买200架飞机，1万挺机枪，560挺高射机枪。但斯大林没有给过延安这样的待遇。后来蒋介石曾多次利用苏联给的精良武器对中共的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让毛泽东极为不满。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两次严重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军阀盛世才控制新疆。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想让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样，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二次大战期间，苏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达成《雅尔塔协定》，操纵外蒙古独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
1948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试图压毛泽东与蒋介石讲和，要求国共划江而治。毛泽东没有再理斯大林的茬，异常坚决的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让一贯唯我是从的斯大林很没有面子。当斯大林得知毛泽东全面发动攻势的计划时，却把这个计划斥为鲁莽和不现实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险可能引起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在远东造成对峙局面。在毛泽东的心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欧洲战场形势已经明朗化，德意轴心国败局已定，为尽早结束亚洲战场，打败日寇。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在击败德军之后，将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但出兵的条件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当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一消息后，为了保住外蒙古的主权，他指令组成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但遭到斯大林的强硬回绝。代表团想从美国方面寻求支持。但是蒋介石不知道，《雅尔塔协议》本身就是美英向苏联斯大林牺牲中国利益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美英拿中国的领土和斯大林交换，让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因此，当中国要求罗斯福解释“维持蒙古现状”的具体含义的时候，美国人和中国玩起了滑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您知道的，美国政府不曾讨论过《雅尔塔协议》中关于如何解释蒙古现状这一条款，美国政府无权对《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做正式诠释。我是这样理解这一问题的——从法律角度看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而实际上这一主权却没有得到实施。”。
在求助美国不成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蒋经国以自己私人秘书的身份密见斯大林，试图以蒋经国在苏联十多年，与斯大林有过数次会见的私人感情来说服斯大林放弃要求外蒙古独立。同样遭到回绝。
在后来的正式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一次激烈争论时，斯大林曾两次说:“就谈到此为止吧!”谈判几近破裂。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了斯大林的态度后，蒋介石指示，同意外蒙古独立但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只承认国民政府;不再支援新疆脱离中国的民族动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7月11日，双方就外蒙古独立与疆界、中东铁路、旅大港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7月12日双方签署外蒙古《独立宣言》和《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两项草案。至此苏中第一阶段谈判结束。
1945年8月14日，中国代表团二次赴莫斯科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对于这样的条约，宋子文不敢签，以早就辞去外交部长作为解脱。蒋经国同样不敢签。王世杰作为代理外交部长，也不想签这个条约。但蒋经国指示由他来签，虽然他情非所愿，但是他身为代理外交部长没有退路，最后只得签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的中国外长王世杰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照会称:“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在苏联的控制下举行了全民公决，百分之百同意独立。至此，外蒙古从国际法方面完成了独立的程序。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蒙古独立。同时中长铁路、旅顺、大连，为共管、租用、自由港，30年不变。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捷捷胜利，蒋介石感到末日来临，要求国际社会干预，致电美、英、苏等国出面调停。这时，斯大林又致电毛泽东要他与蒋和谈。毛泽东非常生气，于第三天即复电回绝，明确表示，人民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斯大林接电后感到非常震惊。在共产国际中，还没有哪个敢这样不听他的。但面对毛泽东的强硬态度，他只好回电同意，并自圆其说地说，我是要你们不要放弃和平谈判的旗子，使自己陷于被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中，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外蒙古回归祖国的问题。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莫斯科，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国门，也是他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的这次访问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会见斯大林之前，毛泽东一直在揣测着这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对他以及对新中国的态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过去的好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也知道斯大林最不喜欢甚至是嫉恨跟他“唱反调”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调”的也没有几人，毛泽东偏偏让斯大林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看不起的农民头头毛泽东，竟然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地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惊异之余，为了苏联的利益，为了和中国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时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访问莫斯科。这个时候新中国也特别需要有一个国际友邻帮助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和军事依托。所以毛泽东愉快接受邀请。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夸奖说：“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也热情地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紧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白莱、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
序曲完毕，谈判拉开。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一开始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毛泽东则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他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期间，他故意冷落毛泽东，一连好几天不和他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但是斯大林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韧性和勇气。在以后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但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40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耽耽……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厌恶斯大林，却又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毛泽东忍辱负重，含而不露。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加入谈判。会谈开始，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文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周恩来温和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每天都要向毛泽东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并交换意见。毛泽东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各种问题的满意答复为止。当周恩来告知毛泽东，苏联方面还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他们担心我们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说这是签订条约的前提，要我们先在公报中予以宣布。毛泽东听到这儿愤怒了，他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既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能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周恩来对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遗憾的是，外蒙古独立问题没有在这次谈判中解决。毛泽东感到很失望，他显得心烦意乱，这些让步触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
直到斯大林逝世。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受到了极其热烈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访华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通过这些会谈，中国争取到苏联从旅大撤军，把过去双方共管的股份联合公司移交中国，给予中国大批发展贷款，并扩大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毛泽东还想趁热打铁，把外蒙古收回来，他授意周恩来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但他深知外蒙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联是不会轻易“吐出这根骨头的”。
周恩来也说：“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于是在会谈中，中方把蒙古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周恩来委婉地问：“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会怎么想?”。赫鲁晓夫楞了一会，接着脸上便显出惊讶的神情。他坐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过了一会他干咳了一声说道：“周同志，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赫鲁晓夫可谓老奸巨猾，他的回答既点明了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又撇清了和苏联的关系，回避了周恩来抛来的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周恩来穷追不舍，说：“说的是。但是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样?”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怀疑蒙古同志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周恩来这时心里已经清楚，在外蒙古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不会让步的。当时外蒙古完全处在苏联的操纵之下，赫鲁晓夫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着蒙古领导人讲的。之后，蒙古人在苏联的指示下，积极主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并举行谈判，想把他们同中国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楚些。同时，加快进入联合国和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伐。外蒙古问题最终成为毛泽东一代的遗憾，中国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
(六二)毛泽东不吃死鱼
诗曰：曾遭讽刺钻山坳，不吃死鱼爱吃椒。克里姆林宫里客，如今在此领风骚。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迎接，然后乘一辆缴获来的吉普车走了160—170公里，来到西柏坡。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中共方面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猪和鸡，还有滹沱河里捕来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中，为首的毛泽东是沾酒就脸红。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中国人里能喝酒的了，却哪里敢与玻璃杯子端起来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扬比呢?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后才吃。
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是死鱼。
厨师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这位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时，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莫斯科早早就准备好了活鲤鱼。赫鲁晓夫特意警告下边：“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六三)沙皇寝宫的新客人
诗曰：睡狮一醒惊乾坤，大国泱泱民族魂。敢向列强平起坐，美苏也得让三分。
毛泽东要来了。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的到来，克里姆林宫的工匠们，正在王敬先的指挥下紧张地对沙皇寝宫进行着改造。
华贵漂亮的席梦思床拆走了，换上了宽大结实生硬的大木床。年轻美貌的女服务员抱走了华丽柔软的鸭绒被褥，又匆匆抱来里外都是白布的普通棉被褥。
卫生间三名工匠正在里面忙禄，将那个高级坐式马桶的四周垒高，与坐桶成水平面，并修出台阶，于是坐桶改成了蹲坑。
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亲自来检查接待毛泽东的准备工作。他站在那张硕大生硬的的木板床前，眨动着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转脸望着米高扬，耸耸他那斯达汉诺夫工式的双肩，呜噜一句：“丛林里来的战士”。接着他循着一种声响走进工匠们正在改造的沙皇的卫生间，他耐不住一刻安静，患有多动症一样踏上蹲坑，试着蹲一蹲。他的过于隆起的肚子妨碍他蹲稳。压迫得有些气喘地说：“年纪大了的人怎么办?”只说了一句，脸已经憋红，在工人的帮助下站起身，拍拍大腿自我解嘲地说：“都有蹲不下去的一天。”
检查工作就这么结束了，北京那边来电了，他匆匆地离开了这套改建中的沙皇寝宫。
1957年11月2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乘坐的“图104”降落在伏努克机场。赫鲁晓夫亲自率领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并迎送到曾是沙皇住处的捷列姆诺伊宫。杨尚昆、叶子龙在苏方查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长舍尔巴科夫的陪同下，看了一遍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特别留意毛泽东寝室里的木板床和卫生间的蹲式马桶。
“可以吧?”舍尔巴科夫期待地问。
叶子龙俨然是名权威，打量着，按按床板再挑剔地检查一下被褥，终于点点头：“还行。”
舍尔巴科夫和他身旁的查哈洛夫少将同时松口气。说：“那就请毛主席早些休息吧。”
“开水要随时保证，毛主席离不开茶”叶子龙最后关照一句。
杨尚昆和叶子龙请毛主席休息时，查哈洛夫和舍尔巴科夫向赫鲁晓夫报告：“一切安排妥当，他们表示满意。”
“我们告辞了，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休息了。”赫鲁晓夫提高声音说。接着他不无殷勤地对毛泽东说：“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您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
“什么意思?”毛泽东抽回了他握着的手。
赫鲁晓夫立刻明白这番好意其实未必好，有些自作多情了。忙解释：“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这是我们苏联同志对您的一番心意……”
果然，毛泽东把翻译李卓然叫来，用很轻的声音，悄悄对他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
李卓然顿时愕然。这怎么得了?头摇得象拨浪鼓：“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你看，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
“说也不行，你不信，这是人家花了好大劲专门为您准备的……”
“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毛泽东作个手势“听话，快去么。”
李卓然出来，没去找苏联同志，先跑去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听罢，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
毛泽东少有地作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在那还未与“国际接轨”的时代，毛泽东竟不按国际惯例，让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为了接待他的来访，适应他的生活习惯，将沙皇寝宫进行改造。后来又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号强国美国总统，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却不同，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他访问美国。住在白宫，下榻林肯卧室。罗斯福对他说：“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以后你可以说你在林肯的床上睡过觉了。”然而，林肯是美国总统中最简朴的一个，房内安放的无疑是白宫里最不舒服的床铺。于是，白宫管家吃惊地发现，丘吉尔就寝半小时后，身着老式睡衣，拎着手提箱，踮着脚尖，贼一样从林肯卧室溜出来，穿过大厅，溜进了皇后卧室。皇后卧室装饰华丽，而且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床。丘吉尔知道那张床。事后，丘吉尔向管家嘟哝：“什么有历史意义的床，叫它见鬼区吧，丘吉尔不能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度过一夜。”
(六四)毛泽东与中国留苏学生
诗曰：列宁山上雪初晴，滚滚春雷震异京。满口珠玑期望语，冉冉红日正东升。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刘晓等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受到等候在这里的三千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下面是当年参加会见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把毛泽东的谈话和现场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天，这初冬的天气，清晨晴空万里，，太阳升起来不久，耀眼明光的，真是莫斯科少有的景致。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在这里。今天代表团同志要向我们全体在莫斯科的留学生作报告，我们都抱着一个热烈的希望，希望在报告会上能得到毛主席接见。”
下午六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祥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地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的，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住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地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告地，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相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祥地把双手在胸前已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祥地站在扩音器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就亲切地说：‘同志们好!我问你们好!’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动与期望稳稳地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的不成个样子了嘛!’这一下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不免又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
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地向大家说‘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八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凤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凤。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十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四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十三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亿基本分布在三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亿当中已经有七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六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十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六亿四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吧?’(真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地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一共有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
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凤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凤。’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今年在我们国内五月到六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做“硬起头皮顶住。”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地又会心地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地。八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点。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么，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国的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五年;如果能再活十五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为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地说：‘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这时我们又不由地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祥地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然清晰得很。毛主席问：‘你们怎样锻炼身体地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五次。’又问：‘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三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样呀?’又嘱咐说：‘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怎样?咱们走吧!’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
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的水银灯光又集中到主席台上，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一片五彩的云锦。”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些话语，很快就传开来了，传遍了神州大地，一直流传到今天，还要传到永远。毛泽东会见中国留学生的动人情景，正是反映了中国青年乃至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炽热情感和崇高敬意。这是一个缩影。
(六五)毛泽东怒“请”赫鲁晓夫
诗曰：大国外交强对强，百年屈辱怎能忘?中南海里雷霆怒，岂让沙俄再扩张。
苏联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派尤金大使到中南海晋见毛泽东。
“毛主席，请允许我转达我国政府的一项建议，并就此建议，听听您及中国政府的意见，”尤金带着恭敬的微笑，用商量的口吻说：“我们想在中国建一座长波电台，以便同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系……”
尤金吐出最后一个字时嘴唇继续翕动几下，却再没发出声音。他看毛泽东陡地变了脸色，本来就没有笑脸，这时尤显冷峻，目光犀利盯着尤金。尤金吓住了。
“你们是什么意思?”毛泽东问道。
尤金脸上露出笑容，尽管笑得僵硬。尽量用自然的语调说：“这也是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军事合作的一次努力……”
“我问你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突然发出很大声音的质问，毫不客气打断尤金的解释。
尤金一脸茫然，尴尬不安。
“你去吧，你讲不清楚”毛泽东已经恼火了，大声说:：“你叫赫鲁晓夫来，叫他跟我直说，究竟要搞什么?”“就是搞一个电台……”
毛泽东把手一拂：“不行，这事弄不清，你叫赫鲁晓夫来谈。”
尤金只好回去向莫斯科拍出密码电报。很快，莫斯科回电。尤金又第二次求见毛泽东说：“毛主席，我已经把您的意见转达我国政府。我国政府让我向您解释，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你还是不切题”毛泽东将手一摆：“我没问你这些。”
尤金试着又解释道：“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
“不切题。我问你们究竟要搞什么?”毛泽东盯紧茫然的尤金，挥了挥手说：“你不行，你叫赫鲁晓夫来，就说我请他马上来，我要跟他谈。”
尤金第二次向莫斯科发出急电。赫鲁晓夫竟然听从毛泽东的“召见”，乘专机来到北京。汽车驶入了中南海，停在丰泽园门前。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走进颐年堂。邓小平参加了会谈。
在颐年堂坐下，气也没喘一口，正式谈话便开始了。
“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个意思，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毛泽东两眼一眨不眨直视赫鲁晓夫，目光闪闪具有穿透力。“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很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尤金不行，他没说清楚。”赫鲁晓夫抱怨他的驻华大使，然后他说明自己的想法。可是，他讲的比尤金还要糟糕。什么根据这一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什么苏联的核潜艇的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什么中国已经请求苏联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潜艇技术。等等。
赫鲁晓夫讲了十几分钟，加上翻译，就有半个多钟头。毛泽东神色肃穆专注，不停地吸烟。赫鲁晓夫的表情生动得多，似乎谈兴越来越高，有点眉飞色舞的劲头了。突然，毛泽东抬手做个断然而简截的手势，只说了一句话：“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是呀是呀，你别忙，我还要继续讲……”
早已不耐烦的的毛泽东，将手向下一顿，直抓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有些吱唔，终于憋出一句显然是不着边际的话：“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联系，对付美国第七舰队。我们的主要基地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毛泽东在听李卓然翻译时，脸色越来越阴沉，什么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是海参崴!帝俄时代从中国手中夺走，斯大林不还，赫鲁晓夫也不肯退还中国。毛泽东胸脯开始微微起伏，什么对付第七舰队?明明是一箭双雕，与美国争夺太平洋，同时也包围中国，至少也是牵制中国。毛泽东的大手忽然在沙发扶手上一拍，愤然起身。伸手一指，手指毫不客气地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你还没切题!”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将手一划，划出中国海岸的弧形，愤怒中不乏讥喻：“你们都拿去算了。”
在一旁的邓小平未便于插话。而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却插话说：“毛主席可是认真了啊。”这句话有开玩笑缓和气氛的味道，主要是提醒赫鲁晓夫(毛发火了)。
赫鲁晓夫想找个机会下台，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个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港口加油，修理，短期停留呢?”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一拂：“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我方翻译李卓然来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主席，听杨主任讲，您问我为什么没跟您一起指赫鲁晓夫鼻子，是不是有点怕他?”
“嗯，你怕不怕呀?”毛泽东停止活动。
“我不是怕他，我是了解他，”李卓然解释说：“我跟少奇、周总理、彭真出国，多次见到赫鲁晓夫，这个人脾气也很暴躁的，容易发火。您指他鼻子问题还不算大，要是我再指他，问题可就大了。当时您已经很激烈了，我作为一名翻译再激烈就不妥当了。干起来对双方都不好。
“嗯，”毛泽东的神情半是思索，半是赞同：“你考虑的有道理，说的也有道理。”
毛泽东说，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
(六六)毛泽东与外蒙古
诗曰：中国外蒙本一家，谁持刀笔乱涂鸦。海棠叶变公鸡样，不见当年塞上笳。
本来中国地图的形状像一枚海棠叶子，外蒙古独立后，变成了形似一只雄鸡。
1911年，外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支持下驱逐清政府派驻的大臣，单方面宣布独立。随后，侵蒙俄罗斯军队会同外蒙叛乱武装包围驻守库伦(乌兰巴托)的清军，并勒令缴械，清军被俄罗斯军队逐出外蒙。接着，库伦少数贵族正式宣布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并由活佛哲布尊丹巴任“皇帝”。事实上，外蒙古这时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它只是一个俄罗斯侵略扶植的傀儡政权。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欧洲战场形势已经明朗化，德意轴心国败局已定，为尽早结束亚洲战场，打败日寇。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在击败德军之后，将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但出兵的条件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当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一消息后，为了保住外蒙古的主权，他指令组成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但遭到斯大林的强硬回绝。代表团想从美国方面寻求支持。但是蒋介石不知道，《雅尔塔协议》本身就是美英向苏联斯大林牺牲中国利益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美英拿中国的领土和斯大林交换，让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因此，当中国要求罗斯福解释“维持蒙古现状”的具体含义的时候，美国人和中国玩起了滑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您知道的，美国政府不曾讨论过《雅尔塔协议》中关于如何解释蒙古现状这一条款，美国政府无权对《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做正式诠释。我是这样理解这一问题的——从法律角度看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而实际上这一主权却没有得到实施。”，在求助美国不成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蒋经国以自己私人秘书的身份密见斯大林，试图以蒋经国在苏联十多年，与斯大林有过数次会见的私人感情来说服斯大林放弃要求外蒙古独立。同样遭到回绝。
在后来的正式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一次激烈争论时，斯大林曾两次说:“就谈到此为止吧!”谈判几近破裂。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了斯大林的态度后，蒋介石指示，同意外蒙古独立,但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只承认国民政府;不再支援新疆脱离中国的民族动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7月11日，双方就外蒙古独立与疆界、中东铁路、旅大港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7月12日双方签署外蒙古《独立宣言》和《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两项草案。至此,苏中第一阶段谈判结束。
1945年8月14日，中国代表团二次赴莫斯科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对于这样的条约，宋子文不敢签，以早就辞去外交部长作为解脱。蒋经国同样不敢签。王世杰作为代理外交部长，也不想签这个条约。但蒋经国指示由他来签，虽然他情非所愿，但是他身为代理外交部长没有退路，最后只得签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的中国外长王世杰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照会称:“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在苏联的控制下举行了全民公决，百分之百同意独立。至此，外蒙古从国际法方面完成了独立的程序。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蒙古独立。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苏联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和中共合作，成为中国人民的“老大哥”，从经济上、技术上支持新中国的建设。蒋介石非常愤怒，指责苏联首先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国地图上，外蒙古还被划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缘故。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中，国家领导人仍然没有忘记外蒙古回归祖国的问题。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莫斯科，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国门，也是他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的这次访问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会见斯大林之前，毛泽东一直在揣测着这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对他以及对新中国的态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过去的好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也知道斯大林最不喜欢甚至是嫉恨跟他“唱反调”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调”的也没有几人，毛泽东偏偏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经常相左，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领袖自居，通过指派共产国际代表干预中国革命，毛泽东在很多方面不支持、不配合甚至对抗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不懂中国国情瞎指挥。最激烈地斗争就反映在毛泽东同王明极左路线的斗争。王明是苏联培养的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缺乏国际主义眼光，只根据狭隘的经验确定党的政策。王明同毛泽东的分歧和对抗，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赤裸裸的体现。
后来，在国共争雄的战争中，一开始斯大林也不看好毛泽东，而是看好蒋介石。他同蒋介石签订条约，声明不支持毛共，他给毛泽东施压，要求毛共支持国民党，不要和国民党争地盘，约束自己的行为，配合蒋介石抗日，要求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去，和蒋介石划江而治。毛泽东当然都没有理会斯大林，斯大林为此非常生气。
1940年3月，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会议上发言。要求中共放弃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批评中共没有考虑推行武装斗争政策的时间和环境。毛泽东拒绝了这位代表的建议，甚至要求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斯大林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希望蒋介石拖住日军，阻止日本和德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因此，对毛泽东不听招呼非常恼火。后来，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将军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反复交代，苏联的援助物资只能交给蒋介石，不得交给延安。斯大林说：中共主要是一群农民分子，他们当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领导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我们同蒋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不可能向有这种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苏联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这一点，只有蒋介石可以领导中国的持久抗战。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明确指示后，才去走马上任。此后，苏联的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交给蒋介石。1940年3月中旬，蒋介石从苏联购买80万支步枪和960门榴弹炮。4月又购买200架飞机，1万挺机枪，560挺高射机枪。但斯大林没有给过延安这样的待遇。后来蒋介石曾多次利用苏联给的精良武器对中共的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让延安极为不满。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两次严重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军阀盛世才控制新疆。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想让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样，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二次大战期间，苏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达成《雅尔塔协定》，操纵外蒙古独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
1948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试图压毛泽东与蒋介石讲和，要求国共划江而治。毛泽东没有再理斯大林的茬，异常坚决的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让一贯唯我是从的斯大林很没有面子。当斯大林得知毛泽东全面发动攻势的计划时，却把这个计划斥为鲁莽和不现实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险可能引起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在远东造成对峙局面。在毛泽东的心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
但是斯大林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看不起的农民头头毛泽东，竟然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地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惊异之余，为了苏联的利益，为了和中国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时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访问莫斯科。这个时候新中国也特别需要有一个国际友邻帮助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和军事依托。所以毛泽东愉快接受邀请。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夸奖说：“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也热情地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紧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白莱、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
序曲完毕，谈判拉开。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一开始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毛泽东则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他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期间，他故意冷落毛泽东，一连好几天不和他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但是斯大林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韧性和勇气。在以后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但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40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耽耽……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厌恶斯大林，却又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毛泽东忍辱负重，含而不露。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加入谈判。会谈开始，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文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周恩来温和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每天郁要向毛泽东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并交换意见。毛泽东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各种问题的满意答复为止。当周恩来告知毛泽东，苏联方面还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他们担心我们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说这是签订条约的前提，要我们先在公报中予以宣布。毛泽东听到这儿愤怒了，他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既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能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周恩来对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遗憾的是，外蒙古独立问题没有在这次谈判中解决。毛泽东感到很失望，他显得心烦意乱，这些让步触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8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恩来敏锐察觉到赫鲁晓夫的地位正在升高，而赫鲁晓夫和斯大林是完全不同性格和政见的领导人。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受到了极其热烈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访华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
通过这些会谈，中国争取到苏联从旅大撤军，把过去双方共管的股份联合公司移交中国，给予中国大批发展贷款，并扩大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毛泽东就想趁热打铁，把外蒙古问题也提出来，看能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他授意周恩来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但他深知外蒙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联是不会轻易“吐出这根骨头的”。周恩来也说：“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于是在会谈中，中方把蒙古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周恩来委婉地问：“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会怎么想?”。赫鲁晓夫楞了一会，接着脸上便显出惊讶的神情。他坐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过了一会他干咳了一声说道：“周同志，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赫鲁晓夫可谓老奸巨猾，他的回答既点明了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撇清了和苏联的关系，回避了周恩来抛来的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周恩来穷追不舍，说：“说的是。但是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样?”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怀疑蒙古同志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周恩来这时心里已经清楚，在外蒙古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不会让步的。当时外蒙古完全处在苏联的操纵之下，赫鲁晓夫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着蒙古领导人讲的。之后，蒙古人在苏联的指示下，积极主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并举行谈判，想把他们同中国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楚些。同时，加快进入联合国和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伐。外蒙古问题最终成为毛泽东一代的遗憾，中国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
(六七)毛泽东和英国元帅的游泳外交
诗曰：英伦三岛远天涯，二战将军两访华。
宾馆客厅论世界，农家小院看桑麻。
龙飞凤舞挥神笔，《水调歌头》吟浪花。
游泳外交元帅起，有来有往奉烟茶。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缘分
蒙哥马利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元帅，却在冷战时期两次来华访问，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见如故。而毛泽东和他侃侃而谈，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就是和蒙哥马利谈到个人的生死问题，最终这两位老人也在同一年走完人生旅程。他们都是在1976年去世的。
在来中国前，1959年6月，蒙哥马利访问了社会主义苏联。在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这位英国元帅意识到，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于中国。于是，蒙哥马利在访苏回国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友好访问的请求，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为访问中国，蒙哥马利认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和毛泽东的资料。
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在中国第一次见到了他最想见的毛泽东。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微笑着伸出手同他相握，并说：“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握手吗?”毛泽东幽默的开场白令蒙哥马利惊诧。他也十分清楚毛泽东此话中的含义。因为联合国曾通过一个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而蒙哥马利在两年前所写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军人出身的蒙哥马利坐定之后，马上就向毛泽东提问说：新中国成立后，你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的主要担忧又是什么?
毛泽东坦诚地告诉他：共产党缺乏处理当时所面临问题的经验。多年的战乱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必须要解决工业和农业问题，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犯了许多错误。
蒙哥马利又问：“请给我讲一讲对今天世界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停顿片刻，从容地说：“国际形势很好，没有什么坏的，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听到这里，蒙哥马利不解地说：“这是很坏的。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哥马利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不能再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了。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紧张。”
1960年6月12日，蒙哥马利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我同毛的会谈》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了中国人民的干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并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给他印象“太深刻”了，有“充分的高素质的人员供应”，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因此，入侵中国，一定“要大倒其霉”。
1961年夏天，蒙哥马利再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获得同意后，9月6日，蒙哥马利飞抵北京。
蒙哥马利在访问过程中，特别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所有被接受访问的人，一开口总会有一句非常普遍的口头禅———“毛主席说……”有一次，蒙哥马利在郑州宾馆里，忽然向服务员提出一个看似莫名其妙的问题，他说：“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你最拥护谁?最听谁的指挥?”几名服务员不约而同地回答道：“毛主席!”蒙哥马利又问：“除了毛主席之外，你们还听谁的?”这几名服务员说：“刘少奇、周恩来。”蒙哥马利在天津杨村参观某步兵师的新兵打靶时，向战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毛主席!”由此，蒙哥马利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
9月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的陪同下，从北京乘专机抵达武汉。晚上6时半，蒙哥马利来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毛泽东一边与蒙哥马利握手，一边用英语说：“How are you!”听到毛泽东用英语向他问好，蒙哥马利倍感亲切。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就在居住的宾馆里约见了蒙哥马利。
晚餐后，蒙哥马利见毛泽东抽起香烟来，就送给毛泽东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之后，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等等。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回答，谈到晚上9时30分左右，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蒙哥马利觉得有点疲倦，就对毛泽东说：“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明晚我要到别处去了。”两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互相道别。
没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凌晨，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再次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24日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双方寒暄了几句后，毛泽东联系到蒙哥马利参观中国一家医院时，曾对医生说：“你们的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什么长生不老，秦始皇都没有找到。我若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十二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接着说：“元帅是特别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边吸边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又补充道：“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的上帝。”
“人总是要死的，我随时准备着死亡。我会怎么死呢?”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时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游泳外交正式亮相。9月24日下午5点，两人谈话结束。他们的谈话是在汉口胜利饭店举行的。
随后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上游泳。毛泽东在长江游了近一小时，上船后便对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进行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蒙哥马利回答说：“好!”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一言为定!”
当天晚上，蒙哥马利正在为次日归国整理行装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了蒙哥马利的住处。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为你送行，送给你一件礼物。”蒙哥马利接过毛泽东亲手写的 “赠蒙哥马利元帅”———《水调歌头•游泳》词时，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毛泽东笑着说：“不要忘了，我们还将在长江进行游泳比赛呢。”1962年，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在武汉的两次谈话内容。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元帅的交往，毫无疑问依然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挥洒自如，正如他在水中游泳一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而那位英国元帅，的确用心观察，细心品味这位中国的人民领袖。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一个在水里游着，一个在船上看着，身处不同的世界，但是彼此在互相进行着心灵的沟通，心有灵犀一点通。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是举世公认的一代名将，这位英国元帅曾发自内心地告诉世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两千年来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极少亲临前线，只呆在延安的窑洞内和西柏坡的平房里，用一封又一封电报指挥千里之外的部队作战，总是每战必克。韩战发生以后，他也是这样呆在中南海指挥着异国他乡的战争。我发现，每当那位不太听话的彭德怀遵照他的电令去排兵布阵、去穿插包围，盟军必吃大亏;每当彭德怀将他的电令扔在一旁，照自己的意图干，盟军最后就笑逐颜开。”“毛泽东麾下名将如云，天才云集，我奉劝自由世界千万不要跟他们打仗。”
(六八)吴旭君谈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五步棋”
诗曰：联合国中排席位，中南海内建邦交。小球推动大球转，万古云霄一羽毛。
毛主席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应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则反应出毛主席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独特的个性。他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改变大局的枝微末节。我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上述个性。正是他，这位历史的巨人亲自导演了本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着棋：毛主席放了个试探气球。
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这个新姿态就是在1970年10月1号，主席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一同分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享有的无尚的荣耀与崇敬。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中，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主席能这么干，换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号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之后，他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坐的右侧位，我和张玉凤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书和周福明同志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同志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经在那儿等主席。他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入电梯。(全国解放初期，并没有电梯，那时上天安门要步行拾级而上。)我们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主席临近观礼台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宵。
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向观礼台正中央走，边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主席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观礼台的正中央。
从观礼台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声情沸腾的海洋。
观礼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处。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主席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第二天，10月2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
国庆节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这天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主席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消息。然后我说：
“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1936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1939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表明澄清当时的舆论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如果主席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地讲话，连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我过去把他脑后那个落地灯关了，免得灯烤他。
我说：“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主席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们的困难时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谈了九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
主席说：“非也。”
我说：“是也。我记得64年国庆节后到65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那是，谈了举世闻名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60年到64年只有一十七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
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吗?”
主席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通过让他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主席如此这般地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在斯诺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的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许多结识的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
“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接着讲。”
“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特权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持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
“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
主席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毛主席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用意通过同外国人在谈笑中用他们的嘴传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主席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又晴，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那是条闻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
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主席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精于谋略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人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极蠢的地步。从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都不明白毛泽东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斯诺在作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时间，已晚了十几年。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主席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亚马逊河，而非要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着棋：毛主席在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号，由毛主席决定派出的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号开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主席就对我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1号这一天，主席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我把我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两眼看着我。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
“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了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是位长征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道：
“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
“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嗯……这样吧，他想了一下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
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拚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
“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的厉害?”
“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卧室见他正靠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主席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球队是六年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毛主席下了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号，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号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划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睏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主席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凶杀，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
历史的经历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这看似平庸而实际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间。
第五着棋：毛主席选择了反共总统尼克松。
1968年，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过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给他读了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主席说，“从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主席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主席的分析，美国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主席说，“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没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之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那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主席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主席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为什么?”
主席说：“民主党在台上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作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主席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
主席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有的材料从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主席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主席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界对你施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毕竟是个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
说着，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说：
“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我流畅地背完了。
听完了我背的诗，主席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烟都忘了抽。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话看来在他心中已经捉摸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主席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国竞选总统的结果表明：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主席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赢得主动。
他在美国这两个字上横向划了一道，一边是大多数美国人民，另一边是美国统治集团。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又在统治集团这边又划了一道，一分为二，分析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他十分懂得，只要不同利益集团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很富有弹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主席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主席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
第一，在主席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作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主席对我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订15分钟，可主席和尼克松却聊了65分钟。
主席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中，包括从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三条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紧接着的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的谈判，到尼克松总统公开访华，以及后来的中美双方公开谈判的整个期间，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频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们除了向主席汇报之外，还要同时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一时期，周总理和主席一样睡得非常少，可是总理仍然那样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闻生紧跟在总理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奋。
人们哪里想得到，在接见尼克松之前，主席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我们在与接见大厅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而毛主席与衰老，与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与感动。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主席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
他没能亲眼见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这些悲壮的往事是颇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头用平静、安祥的重重的湖南乡音朗朗读着他刚刚书写的词篇——
《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六九)毛泽东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诗曰：东风浩荡扫阴霾，中国重登大舞台。开创外交新格局，五洲四海友朋来。
1971年10月26日是一个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激动难忘的日子。39年前的1971年10月26日中午11时25分(美国纽约时间为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由于众多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此后，我国政府开始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950年1月8日，周总理以外长名义再次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郑重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49年11月，苏联等东欧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不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合法性，建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崛起的亚非拉国家要求下，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并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成为每届联大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这场艰苦不懈的斗争终于在22年后见了分晓。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更加积极地冀望改善对华关系。1971年4月，毛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领导开展了中美“乒乓外交”。周总理说，“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这年10月26日(北京日期)，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终于成功地得到恢复。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重大胜利。这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美、日和台湾当局妄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阴谋的彻底失败。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会谈时，他告诉周总理，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 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周总理立即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会谈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时，毛主席明确而坚决地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早在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在北京同印度尼西亚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讨论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曾经想过，不参加(联合国)也不坏。”“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当苏加诺总统想详细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时，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公开说要参加，朋友们也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毛主席还说：“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1961年6月13日，毛主席再次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又说，“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
自1971年10月18日(星期一)至25日(星期一)(纽约日期)，联大就恢复中国席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年联合国共有131个会员国，
马尔代夫没有派员参加大会，实到国为130个， 其中的74个国家代表参加了辩论。
其中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两阿提案”)。23国明确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是既维护《联合国宣言》也有利于联合国的事业。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代表驱逐出去。
大会表决“两阿提案”。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大会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铿锵有力地在主席台案桌上重敲了一下，一槌定音，宣布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通过。
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組織及其所属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此时是1971年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纽约时间)。大会主席随即宣布散会。会议大厅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坦桑尼亚代表首先离开座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提案国的代表纷纷起立相互拥抱，拍打桌子，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缅甸籍)向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飞發來电报，称：“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權利，承认她的政
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联合国邀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后半部分会议。此时此刻，国民党代表离开了非法占据22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虚席以待，已空着没有人了。摆在我国外交部面前的问题是，派不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提案被否决的消息于26日午前传到了外交部。外交部上下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外交部党组姬鵬飛、乔冠华、李耀文、韩念龙、马文波等领导着手研究对策。
当天下午一上班，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就召集国际组的五位同志开会，要我们研究提出“不马上去联合国开会” 的“理由”。当时章文晋司长仍想着毛主席7月份讲过的话，“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10月26日晚7时半，周总理召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总理助理熊向晖等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来电，讨论中国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问题。
总理问：现在联合国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中
华民国”能不能再进联合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在联合国有没有市场?外交部领导同志回答总理不会发生那些情况。总理听后表示满意，同时指出，美、日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我们还要保持警惕。总理又提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外交部领导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开会，一有了新问题，随时召集开会，没有周末和星期天。现在要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联合国。
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讨论过程中，外交部礼宾副司长王海容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打来的电话通知，她随即向总理报告说：“毛主席起床后，看了外交部送去的材料，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于是周总理带领与会同志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游泳池住处。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联大
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所以，外交部党组一致的意见是，目前决定暂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没等周总理说完，毛主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毛主席笑着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不是几个人去探路，而是派一批人去开会。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他还风趣地说：“这次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去的”。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我都没有想到”。在大家欢声笑语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送呈的关于联合国大会表决情况的简报，边看边说：“131个会员国，赞成票76，弃权票17，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总理解释说，在会场上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毛主席接着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不过是一篇吊丧文。”“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不但要去，而且要快去。”毛主席手指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周总理说，让黄华任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主席讲了很长时间的话。他说：“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战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注三)。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慨”。毛主席讲这篇发言应包括，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支持我国的)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点世界历史，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辱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还接着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赞成票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这一席谈话，为代表团团长的发言稿敲定了基调，为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活动指明了方向。随后外交部成立《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周总理挂帅，成员有乔冠华、熊向晖、唐明照、章文晋、凌青等。
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称，联合国通过23国提案是“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顽固坚持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破产，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友好国家，特别是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长期以来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同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回复联合国秘书长吳丹26日的来电，通知他中國政府在近期內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26屆大会。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
11月2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又将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名单和出席安理会代表、副代表名单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
由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提名，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团长为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副团长为黄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代表为符浩(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代表团秘书長)、熊向晖(周总理助理、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陈楚(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副代表为唐明照(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安致远(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海容(女)(外交部礼宾副司长)、邢松鷁(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张永宽(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
中国代表团由团长、副团长、代表、副代表、顾问、秘书、隨員、译员、机要员、信使、记者、医生、护士、司机、炊事员、勤务员等43人组成，其中有七位女同志，一位还是副代表。全部人员持外交护照。代表团定于11月9日启程去纽约联合国。只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作准备，大家极度紧张和繁忙。
11月3日晚，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感谢为恢复中国席位做出贡献的“两阿提案”的23个提案国。投票赞成23国提案的国家使节也应邀出席。
11月8日晚八時，代表团动身前夕，毛主席再次召见周总理、姬鹏飞、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以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和驻苏大使刘新权等。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毛主席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生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了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办事，永远不能说话。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向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主席又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
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还对周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毛主席谈兴很浓，一直谈到下半夜。
从毛主席的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十分高兴的，也是十分重视的。
随后，周总理又召集这些人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谈话到凌晨。总理说，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次终于挫败了美国仍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阴谋，使决议得以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去是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是对他们表示支持。去了以后，你们要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
这是自1950年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之后，新中国代表团第二次踏上美国领土。党和国家对这次出席联合国大会非常重视和关心。1971年11月9日上午，北京机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声声。周恩來、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郭沫若等在京的党政領導人、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群眾以及代表团成员的家属等四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代表团。許多國家的驻华使節也到机场热烈欢送。九点半，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随行人员来到机场。在周总理带领下，他们绕场一周，向挥动着花束、彩带的欢乐群众和各方面的负责人告别，向送行的人们致意。他们同前来送行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各国使节一一握手，感谢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为恢复
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作的努力。周总理等领导人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并一一握手后，喬冠华率领的36人的中国代表团登机。
11时许，代表团乘坐中国民航专机飞往上海。黄华从加拿大飞抵巴黎同代表团会合。一个5人先遣组已提前两天离京赴联合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为一位副部长率团出国而举行的隆重盛大欢送仪式。
中國代表团乘坐的专机下午抵达上海转机去巴黎。抵离上海时，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到机场迎送代表团，并在机场餐厅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吃当时非常稀罕的阳澄湖大闸蟹。11月10日傍晚，代表团离境出国。代表团人员乘法航班机途径仰光、卡拉奇、雅典、开罗等地机场时，途径国家的外交部有关人员都前往机场迎送。抵达巴黎机场时，我们受到法国外交部代表和我国大使馆人员的热烈欢迎。代表团未在机场停留直接乘车进城。我们下榻在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待所。有一大群外国记者一直紧追不舍地跟着我们。
11月11日上、下午，中国代表团分两批乘法航班机由巴黎横跨大西洋飞往纽约，全部人员都乘坐头等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听到喬冠华副部长將從巴黎飞紐約。他们派出一个由两名記者、摄影师、錄音师组成的四人采访组先飞到巴黎，购买了与中国代表团同一次法航航班的头等艙机票。待飞机起飞后，他们要求对喬冠华副部长进行独家专访。喬冠华满足了他們的請求。
11月11日中午12：30，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黄华副团长、代表和部分工作人员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一些国家的代表和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数百名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有近四百名记者前往机场采访。乔冠华团长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讲话。其他随行人员于傍晚抵达纽约。我们都在纽约机场办理美国入境
手续。全体人员下榻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麦迪逊马路四十三至四十四街之间的悬挂着中国五星红旗的《罗斯福旅馆》。
到纽约后，代表团团長、副团长和主要成員即忙于开展一系列礼仪活動，拜会联合国秘书长吳丹、联大第二十六屆会议主席馬利克以及一些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等。吳丹生病住院，喬冠华团长和黃华副团长11月14日到医院探望并向吳丹秘书长递交了中国代表团的资格证书。
11月15日上午10时半，被大会主席马立克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到了。由联合国总部礼宾处处长陪同，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三位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偕翻译唐闻生(唐明照的大女儿)进入大会会议厅，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坐。代表团的五位副代表和其他随行人员在会议厅的后部席位上就坐。中国代表团正式在联合国亮相，全体成员都穿中山装。这是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就坐后，大会主席马立克致欢迎词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由于致欢迎词的代表很多，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六时四十分，历时约六个小时。各国代表都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亚非拉国家代表的致词热烈感人，他们都称赞中国重返联合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总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发言，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智利代表的发言。除表示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外，他还说：“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简朴的生活方式。”他表示：“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他还当场引用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竟然用中文说(联大)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笔者注)“纠正了一个存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
长期顽固阻挠恢复中国席位的美国和日本的代表也不得不上台祝贺一番。美国代表布什发言一分半钟，说在中国来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希望中国将对联合国“协调各国行动的能力作出贡献”。日本代表中川融讲了一分钟，表示谨慎的欢迎，“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将有助于增强这个世界组织的机能，有助于更加现实和有效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期望进行密切接触，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最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抨击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他还庄严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他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新中国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了。乔冠华团长演讲持续了45分钟。他发言完毕回到中国代表团坐席后，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前来与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盛况空前。
(七0)毛泽东要按中国人的“惯例”办
诗曰：华人曾亦学洋人，亦步亦趋步后尘。莫道老师皆好客，炮船利舰记犹新。
毛泽东一生讲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跟着外国人后面爬行。在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会有探索的失误，但是绝没有无知的盲从。在会见外宾穿制服上，他也体现出独立自主性。我们从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外国朋友在一起谈话，不是穿国际通行的黑色礼服，而是穿他喜欢的灰色“毛式服”，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毛泽东就是一位敢于打破常规，走出新路的伟人。
1973年10月与澳大利亚总理，这时，客人坐在毛泽东的左边。毛泽东就是这样不讲“惯例”，就是这样一个强者，他带领中国人民，破除了对外国人的迷信，解放了自己的思想，开创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访到苏联。周恩来根据国际惯例，指示为毛泽东制作黑色中山装和黑色皮鞋。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喜欢黑色，而喜欢灰色中山装。细致的周恩来知道后，便指示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等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两套，共四套中山装礼服。毛泽东说：“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公安部长罗瑞卿看到他穿一双棕色皮鞋便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的吧。”
“为什么?”
“按照国际惯例……”
“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毛泽东打断罗瑞卿的话，“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的惯例穿!”
1957年，毛泽应邀出席苏联第24届代表大会，穿着黑色中山装和赫鲁晓夫多次交锋，归国以后就再也不穿黑色中山装了。一次某国领导人来访，外交部礼宾司某负责人不了解毛泽东在服装颜色方面的好恶，为毛泽东又制作了一套黑色中山装，让毛泽东试穿。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非常厌恶这套黑色服装，坚决地说：“为什么又做黑色的?我不穿!”工作人员解释，外交部礼宾司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穿黑色的……
毛泽东大声说：“为什么听外国人的?我是中国人，按中国习惯穿。谁做黑色的谁穿，反正我是不穿!”说完扭头就走。
1972年2月，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毛泽东穿的是大兴县一位农村老太太做的圆口布鞋。
19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毛主席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领导人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作了修订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东方文化的新风貌，有些外国人称之为“毛式服”。随之，中央主要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起了这种毛式服。这也影响了后来的元帅服的造型。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扎满了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裤子，劝他换一条。他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再说，我就坐着不起来，怎么会现丑?”工作人员听了哭笑不得。
如何对待外国，毛泽东说：
1、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2、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3、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4、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5、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6、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
7、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8、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9、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10、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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