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不按“国际接轨”的“召见”
诗曰：当今世界美与华，一大一强两大家。越洋涉水来相见，中南海里笑声哗。
1972年2月，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到达北京后，就发生了一件至少在基辛格看来，很令他们丢失面子的事情。
原来，尼克松到达北京后的总行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毛泽东是否要见他，也就没有定出毛泽东见尼克松的时间表。基辛格在新书中这样抱怨地表述道：“Appointments were never scheduled.”“与毛泽东的(会见)约定从未被安排”。他感到不爽地写道，“They came about as if events of nature,”“会见的事情，好像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似的”。
基辛格首次披露道：“The first indication of Mao’s invitation to Nixonoccurred when, shortly after our arrival, I received word that Zhou needed to see me in an reception room. He informed me that ‘Chairman Mao would like to see the President.’”“毛(泽东)最初邀请尼克松见面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刚刚到达(北京后)不久。我接到周(恩来)的口信，说他要在一接待室里见我。他通报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
正是这种通报方式，令基辛格感到十分不爽。他认为这很丢美国人的面子。毕竟尼克松是美国总统。而且，别说是美国总统，连美国普通百姓彼此见面，都要提前预约时间的啊。可在毛泽东这里呢，连会见的具体时间不提前安排定好不说，还就这么着，由周恩来直接传达口信，说毛泽东要见总统，就得见?
基辛格这样写他当时的内心活动：“To avoid the impression that Nixon was being summoned, I raised some technical issues about the order of events at the evening banquet.”“为了不让人产生尼克松有被‘召见’之虞，我马上提出关乎晚宴时一些事情的顺序安排等问题。”呵呵，原来这些狡猾的美国人也爱面子。甚至他们对面子的得失敏感程度一点不比中国人差。
这时，基辛格对周恩来有传神的描写：他说周恩来突然一反优雅态度， “uncharacteristically impatient”“不符合其性格地变得有些不耐烦起来”。周恩来冲基辛格说，“Since the Chairman wants is inviting him, he wants to see him fairly soon.”即：“主席邀请了他，那他就是想尽快见到尼克松。”基辛格后来似乎明白了一个原因，就是，处理一切国际国内的一切事情上面，毛泽东才是最后敲定者。
结果，基辛格有些悻悻然地写道：“Accompanied by Zhou, we set off for Mao’s residence in Chinese cars. No American security personnel were permitted, and the press could be notified only afterward.”大意：“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我们乘坐中国汽车，朝毛泽东住所开去。美国保护总统的安全人员，一律被禁止前往。记者也必须在会见以后，给发通告。”
难怪基辛格不爽。这不是“召见”，又是什么?你美国总统带了一大堆安保人员，但对方根本就不让那些人跟随。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算是仅此一例?
(七二)毛泽东满足尼克松索要墨宝的要求
诗曰：中美建交故事多，书房接待创先河。题词三句为何意，送给要人细琢磨。
尼克松初次见到毛泽东时，没有忘记他的幕僚出的一项主意：向毛泽东索要亲笔题字。毛泽东欣然命笔，但所写内容，尼克松拿回国以后，那些“中国通”也没有搞清毛泽东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好在拿到毛泽东的“墨宝”，这本身就是价值连城，至于内容，也不必太在意。毛泽东究竟题的什么内容。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刚刚抵达北京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们谈得认真坦率，毛泽东挥洒自如风格，给美国客人留下极深影响，尼克松与基辛格都分别在日记作了详细记录。这次会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但又不是很正式的细节，就是尼克松请毛泽东题字。
毛泽东的确给这位美国总统题了12个字：
老头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由于毛泽东题写的内容，口语化的平铺直叙，没有什么深奥的表述。美国的“中国通”老是从复杂的方向去领会这别致的“毛主席语录”，所以一直没有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因此，后来尼克松几乎不提及此事，免得瞎琢磨，搞得贻笑大方。
倒是毛泽东在一次去武汉军区视察时，笑着谈起此事，他说尼克松没有看明白他的意思。其实，毛泽东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深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表达的是轻松自然
“老头坐凳”，比喻美国总统像个老头，坐在凳子上想事情
“嫦娥奔月”，这是用中国的古代神话提及美国宇宙飞船登上月球;
“走马观花”，当然是指美国总统这次来中国，一周时间只能走马观花!
这就是毛泽东的风格，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哦，美国总统要题词，那一定要慎重了，起码要来点经典的诗词之类，最好提个“只争朝夕”，尼克松最喜欢这句诗词了。
毛泽东偏不，你不是要我的墨宝吗，我只要写字，就满足你了，我写的内容简单明了，就是随口说出来的几句话而已，何必让美国朋友劳神费力去猜呢?
可是，他的美国贵宾却把事情搞复杂了!
这既是中美来两国文化的差异，也是毛泽东独特的个人魅力使然，他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风格，你是很难把握的，使得西方的政要，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揣摩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这样一来，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和毛泽东走近了。
这并不是毛泽东处心积虑要这样做，这不过是毛泽东博古通今，举重若轻的风格而已。
正如常言说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复杂的，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那是大智慧，真智慧。而真智慧，是要真功夫的，绝不是靠忽悠可以蒙混过关的，何况像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美国政要，也不是等闲之辈，不是能随便可忽悠的。
(七三)毛泽东为乔冠华续打油诗
诗曰：捷报频传喜讯来，外交格局雁门开。幽默续诗添乐趣，谈笑风生信满怀。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9月，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美、日两家跑到我们家来，毛泽东不出家门，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世界上一个是第一强国、一个是经济大国的头子，这样不合国礼和国际接轨的做法，也未引起友邦惊诧，还是和我们建交了，这才是真正的泱泱大国之风。这年，中国外交出现了繁花似锦的时期。4月正是日本八重樱盛开季节，廖承志应邀访问日本;韩叙赴华盛顿下榻“五月花”宾馆，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高兴之余，写了首打油诗：“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他征求续句，有的续“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洋洋得意乔老爷”，乔都说不好。
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中美谈判情况回报，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首打油诗，还缺续句。毛泽东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毛泽东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原来文化大革命中，外交部的造反派，逼迫乔冠华到王府井大街卖内容是打倒自己的造反派小报，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他们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乔冠华，叫他卖完后回去交款，乔说我是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做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答应。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数量，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待押送他的造反派一走，他把小报放到一个角落，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从小酒馆里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交给造反派。而且每次都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这个在外交部广为流传的笑话被毛泽东幽默地把它填进了乔冠华的打油诗里，使之堪称一绝。
(七四)毛泽东发明的英文单词
诗曰：书房主客议修辞，中美双方共识之。专用名称纸老虎，成为英语创新词
1973年2月17日晚11点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
毛泽东予以否定：“我听外面传说我在学英文，都是谣言，我连听都不想听，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
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
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宾主都大笑起来。
说到这个英文单词“纸老虎”，还是很有来头和风趣的。那是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斯诺禁不住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不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好战分子有美国撑腰都武装到牙齿上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没有被“威慑”住。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直译。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了几遍：“拍拍-太根儿!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后来便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了，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
“哈哈”，毛泽东说：斯诺，“三块肉喂你马吃!”;美国，“拍拍-太根儿!”
1975年10月21日晚6点半，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基辛格和布什。基辛格关心地询问82岁高龄的毛泽东的身体状况。
毛泽东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他继续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毛泽东说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肿的脸上迟缓地透出一些笑意来。
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急于接受。”由于不能连贯说话，毛泽东便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出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语里有“博士”、“医生”两义，这是一个双关语。
后来，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让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那少有的气度。
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换了话题。谈到中美关系，毛泽东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毛泽东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
基辛格后来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
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是)”，并且写在了纸上。
基辛格马上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马上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不在书上的英文手迹。
(七五)毛泽东的小国外交
诗曰：国小人非小，外交算一票。非洲小国家，友好又抬轿。
毛泽东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 “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
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七六)毛泽东与香港回归
诗曰：白手起家才自豪，子承父业有何骄。若无九派源头水，哪有香江今日潮。
香港回归祖国已多年了，香港主权的回归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在香港回归的议程上，毛主席所起的决定作用也是他人所不可替代的。
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据希恩回忆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接着又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两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1974年，希思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
周恩来说：“我们都要来!”
事实上，希思成为唯一亲眼看到的人，就连邓小平也未能坐上“轮椅”去看到。
(七七)新中国甲字第一号持枪证
诗曰：文房四宝打天下，征战一生少带枪。莫道书生无一用，“天翻地覆慨而慷。”
1950年12月1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持枪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字第001号持枪证问世，部别：中央人民政府;职别：主席;姓名：毛泽东。可这张甲字第一号持枪证的枪证、枪号、子弹三栏都是空白，共和国最有持枪资格的人，根本就没有领过应该属于他的那支枪。而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曾统率和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一生很少摸过枪更谈不上佩过枪。在井冈山时，林彪缴获过一支很漂亮的手枪，他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当我要用上枪的时候，红军就完蛋了。”
(七八)毛泽东的大迂回大包围
诗曰：一着险棋妙入神，千军万马下宜宾。迅雷惊醒蒋公梦，坐失陪都望断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在国歌《义勇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此时，邓小平正按照毛泽东为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率领第二野战军进行大迂回、大进军。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泽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8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十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
至此，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军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这一军事行动，是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同时又是一着高棋。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七九)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决策
诗曰：唇亡齿寒怎轻心，抗美援朝出国门。一着险棋谁敢下，中南海里有高人。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烂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
面对这种局势，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他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然而，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并将战火从朝鲜烧到中国东北，派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楫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船。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
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并纠集了十六个国家的“联合军”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一九五0年，美国钢产量八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446亿元(约合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面对是一穷二白，极端落后的工业基础， 当时，我国工业总产值140亿元，工业产品中钢15.8万吨，原油12万吨，原煤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千瓦时，水泥66万吨。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工业要落后100余年!”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工农业总产值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3斯大林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更没有估计中国敢于出兵。于是通知中共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
面对这种情况，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不利的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对出兵存在有种种疑虑。有人说：“美军一个师拥有数百门炮，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十几门炮，还没有制空权。”
此时，中央派飞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同志回北京，下午4时左右。彭德怀到了中南海，毛泽东迎上说：“彭德怀同志，你来得正好哇!恐怕催得急了点，可有什么办法?这是美帝国主义‘请’你来的呀!我们的恩来同志早就警告过这位杜鲁门先生，说你不要过三八线，你要过了这条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可是人家硬是过来了，我们可怎么办?究竟出兵参战，还是听之任之?请你发表个意见。”
会后，毛泽东又单独对彭德怀说：“德怀同志，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生命。打得好没有可说的，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待哟!”
彭德怀极其关注倾听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当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怎么也睡不着。想到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东北;又控制台湾，威胁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要来侵略，我们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应当处兵;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侵略的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地威力，更要出兵。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把毛泽东在会上说的这句话，反反复复叨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
十月五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要他挂帅出兵。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决定。”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有两种意见。而彭德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绝妙之笔。杨尚昆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战争的结局证明，证明了美国政府完全打错了算盘。尽管它动用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1/2投入朝鲜战场，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采取陆海空军协同的联合作战、特种混合支援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战况惨烈，结果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消灭39.7万余人、它耗费830亿美元和7300万吨物资，而且由鸭绿江边被赶回“三八线”以南，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惨重失败。
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以后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谈到侵朝战争时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另跨样一个强国。”美国军方不得不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而又旷日持久，难以取胜的战争。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宣告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产，从此，美帝国主义一手遮天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入内间奇迹。如果说，中苏有好同盟条约的签定，为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那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打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 附：向守志上将的文章)：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定位及其深远影响
向守志
20世纪50年代初，当美国点燃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并且派遣海军舰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之时，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师长、军参谋长，参加了那场震惊全球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回顾往事，历历在目;面对跨世纪的当今世界局势，思绪万千。我想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谈谈个人对这场战争的一些浅见。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国家危亡、新中国正在医治战争创伤和百废待兴的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应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被迫地挥师东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同时也是为了保家卫国，与朝鲜军民一道，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2年零9个月的浴血奋战。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定位，我个人认为，这场战争，对中朝两国人民来说，它是被欺负、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反击侵略、反抗霸权、反对干涉主义的正义之战;对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来说，它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妄图趁朝鲜内战一举吞并朝鲜、进而扼杀摇篮中的新中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不义之战;对国际社会来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时期的一场带有国际性的正义战胜邪恶、主权战胜霸权、民族独立战胜干涉主义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局部战争，是一场对世界格局和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宣告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产，鼓舞了世界人民反霸、反帝、反殖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初，气焰是何等的嚣张。它根本不把中国和朝鲜放在眼里，对于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认为中国出兵援朝“不足为患”，断言其侵朝战争“是赢定了”，“能够在圣诞节结束战争”。
但战争的结局证明，美国政府完全打错了算盘。尽管它动用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1/2投入朝鲜战场，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采取陆海空军协同的联合作战、特种混合支援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战况惨烈，结果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消灭39.7万余人、它耗费830亿美元和7300万吨物资，而且由鸭绿江边被赶回“三八线”以南，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惨重失败。
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以后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谈到侵朝战争时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另跨样一个强国。”美国军方不得不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而又旷日持久，难以取胜的战争。
朝鲜战争使美国在世界人民面前丢了脸。不再是世界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世界人民。“恐美症”不治而愈。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古巴的革命使美国的后院起火，数十年来在美国鼻子底下屹立不动;柬埔寨人民赶走了美国扶持的走狗;越南人民摧毁了美国的傀儡南方政权，成为美国继朝鲜战争惨败后的又一次重大惨败。当年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都认为与新中国敌对有害无益，并逐步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帝国主义一手遮天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人不难想象，如果不是中、朝两国军队把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打败了，而是相反，那么，50年来的世界格局又是什么样子呢?
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救助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危亡，并且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反帝、反霸、反军国主义的坚强堡垒。
朝鲜人民军在其内战初期，从1950年6月25日至9月14日，曾势如破竹地向南方推进250～350公里，但被美军钻了空隙。美韩军队乘人民军后方空虚，以7万余人在仁川登陆，正面战线的“联合国军”18万余人，对朝鲜人民军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使南进的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联合国军”9月28日攻占汉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人民军部队发出“劝降书”。10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英国等8国提案，其实质内容就是授权美国占领整个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朝鲜人民军发出“最后通牒”，要人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还专程飞到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共商灭亡朝鲜的方案。10月19日，“联合国军”占领了朝鲜首都平壤，朝鲜劳动党和人民政府被迫向北转移。
当时“联合国军”与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对比极端悬殊。“联合国军”及韩国军兵力已达42万余人，拥有飞机1100余架，军舰300余艘，其中直接用于“三八线”以北的兵力就有4个军、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而人民军原有的10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1个摩步团及炮兵等15万人，大部在南进中受到重创和拦截，“三八线”以北已失去坚强有力的抵抗。因此，麦克阿瑟趾高气扬地于10月17～20日连续下令：兵分多路，疾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至10月24日，“联合国军”主力距中朝边境已不足100公里，有些部队已抵达中朝边境。麦克阿瑟放弃了原定中朝边境以南40公里划定的“麦克阿瑟线”，继续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指挥所属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中朝边境推进，控制要点，堵截和消灭北撤的人民军，妄图一举摧毁朝鲜人民政权，实现其侵占整个朝鲜的罪恶计划。
正当友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之时，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唇亡齿寒”的古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果断地派出了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隐蔽而突然地出现在朝鲜战场，朝鲜人民说“救星”来了。志愿军适时地举行了第一次战役，旗开得胜，歼灭韩军第六师大部，美骑兵第一师，将敌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接着，志愿军举行第二次战役，歼灭韩军第七、第八师大部，并给美第二师、美陆战第一师、美步兵第七师以沉重打击，迫使敌军退守“三八线”。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并攻占韩国首都汉城。第四、第五次战役，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得以从危亡线上挽救过来，转危为安。此后，志愿军与人民军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秋季攻势、“绞杀战”、“细菌战”、“金城攻势”等等一系列罪恶活动，美方被迫与朝中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朝鲜人民一面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一面重建家园，经过47年多艰苦卓绝的建设和斗争，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不可逾越的坚固屏障，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和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友谊，进而演变成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唇齿相依，成为当今世界抗击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坚强力量。
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国威，中国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
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际威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的武器装备，面对的是高度现代化的、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及其支持的韩军;所处的形势是强大敌军气势汹汹的猛烈推进和朝鲜人民军的节节败退;作战的战场是异国他乡，敌情不明、地形不熟、语言不通。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信邪，不信鬼，天不怕，地不怕，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吃大苦，耐大劳，凭借强大的政治优势和战法优势，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英勇、机智、果断、顽强地投入了历时2年零9个月的艰苦作战，打出了军威、国威。志愿军涌现了30.02万英雄模范人物，有5900个单位荣立集体功，彭德怀及杨根思、黄继光等12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以伤亡36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毙伤俘“联合国军”71万余人(含美军39.7万余人)，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正义之师、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成为敌军闻风丧胆的无敌军队，被中、朝人民誉为“最可爱的人”。美国被俘将军迪安说：“跟中国军队打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道出了这场战争美国失败的真谛。
抗美援朝战争，深深地教育了中国人民：落后就要挨打，“小米加步枪”的军队面对高度现代化的敌军，若不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必然要吃大亏，受大损失。没有必需的飞机、大炮、导弹、火箭，便不能摧毁敌军的坚固阵地和大量杀伤敌军的有生力量，不能掩护自己的战场，不能取得战争主动权和行动的自由;没有必需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有效地对付敌人的坦克集群进攻和实施猛烈反击;没有必需的舰艇，便不能有效地进行海上作战。
血与火的战争实践，加速了我军特种兵的建设。1950年10月，我志愿军参战的特种兵只有3个炮兵师、1个高炮团、2个工兵团;而到了第二年11月份，志愿军除了特种兵有很多加强之外，还有5个空军歼击师、250架战机参战;而到了1953年4月反登陆准备就绪时，志愿军参战的空军和特种兵有：9个空军歼击师、1个轰炸航空兵师、11个铁道兵师、15个工兵团，极大地改善了我军的装备，提高了合同战斗力，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放弃再次登陆进攻的企图。
抗美援朝战争以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更加重视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1952年7月10日，毛主席在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一期结业时的训词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掌握现代技术的高级阶段。我人民空军、海军及特种兵飞速发展，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日，建立了第二炮兵，同年10月，我国发射地对地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等等，足以说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是同抗美援朝战争的极大促进作用密不可分的。
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的战略战术。装备低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着装备高度现代化的作战对象，面对着新的战场，为什么能够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呢?这里的关键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统帅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指导路线，坚定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毛泽东强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最后打败你。他又强调：志愿军作战，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扬我之长、补我之短，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对付强敌的进攻，充分利用出兵的突然性，发挥我之夜战、近战和运动战的擅长，并配以部分的游击战和阵地战，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当战争转入相持局面时，我适时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创造了许多有效战法。例如坑道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进攻战、阵前潜伏作战，以及“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原则，积小胜为大胜，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为了休整部队，充分发挥我兵力雄厚的优势，适时组织部队赴朝轮番作战，始终保持一线部队的坚强战斗力;把后勤工作作为全部军事指挥的重要环节予以加强，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这一切皆符合现代战争实际情况的办法，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优势，弥补了我技术装备的劣势。其中，我志愿军发明创造的以坑道和永备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后来为我国的国防工程建设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看到了中国人民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从而把新中国作为他们最可靠、最信赖的朋友，他们开始认识到，一切国际重大事务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战争结束20年后，联合国中的大多数国家赶走了蒋介石的代表，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预演及其失败，让世人逐步看清了美国妄图称霸全球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
美国从1776年独立建国后，随着实力的增强，即不断向外扩张，逐步由立国时的13块殖民地很快膨胀为50个州。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成为最大受益国，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发动侵朝战争，正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美国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让世人从其侵朝战争中找到了源头。1945年12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上台不久，在其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1947年3月12日，抛出了“杜鲁门主义”，宣称：要把美国的利益扩展到整个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其实质就是推行霸权主义、干涉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在全世界建立美国的霸主地位。于是，它在1950年7月7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拼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把本来是朝鲜北南双方之间的一场内战，转变成一场国际性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美国入侵朝鲜的战争是它的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在第二次大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第一次大规模预演。据初步统计，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大规模军事行动约有40多次，平均每年对外用兵5次以上。翻看50多年来的世界军事史，美国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妄图称霸全球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早已暴露无遗。
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总是利用国际组织的名义，以求“师出有名”，虚张声势。朝鲜战争，是美国利用了苏联代表缺席的机会，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入侵朝鲜。但到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坚决反对美国武装入侵南联盟，由此，美国打“联合国”旗号的图谋破产，于是便抛开“联合国”，以“北约”的名义发动了武装侵略主权国家南联盟的战争。可见，“联合国”的旗号对美国来说，能打则打，不能打时就抛弃，而另打其它的旗号。这是美国的逻辑。
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始终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目标和对象。50年来，我国的安全之所以成为问题，除了一度来自苏联威胁之外，绝大部分时间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威胁。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的目标是占领朝鲜，为尔后进犯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和跳板。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近几年来口头上允诺实行“三不”政策，而行动上却明里暗里耍花招，干涉中国内政，大肆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提升与台关系，利用各种手段支持“台独”势力。台湾地区一有风吹草动，美国就摆出干涉的架式，它的第七舰队经常蠢蠢欲动，不惜冒导致中美战争之危险。台湾问题纯粹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中国内政问题，今后美国会不会重走干涉朝鲜内战的老路，以武装干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
重温抗美援朝战争史，我们必须增强危机感，时刻注意面临的危险。“居安思危”，对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反动势力，决不可掉以轻心。我军在不断改善武器装备的同时，不畏强敌，既要研究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新经验，又要研究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的新战法，保持打得赢，不变质，使中用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八0)毛泽东与彭德怀趣喻抗美援朝战争
诗曰：石头块子石头王，冲破西方大水缸。十六国军望北叹，上甘岭上凯歌扬。
1951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上回国，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朝鲜前线的情况时，毛泽东开玩笑地说：
“德怀呀，你我都是同石头有缘分的。你的字号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同是石头。”
彭德怀谦虚道：
“我岂敢与主席相比。主席是块稀世宝石，我彭某只不过是一块冥顽不灵的顽石。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同样都是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
两人相顾，发出会心的笑声。这样令人拍案叫绝的智慧机智的语言，不仅显示出一个满腹经纶的智者的才华和幽默，更显示出一个具有高度洞察力的领袖的人格魅力和对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必胜信念。
抗美援朝胜利了。毛泽东曾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运筹帷幄，如何将石头扔给了杜鲁门的。
1950年10月15日黄昏，第一批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毛泽东真是每事亲躬，心系朝鲜。仅以1950年10月为例：
10月21日：2时半，三时半，四时，20时，他一天给彭德怀和邓华发了四封电报;
22日：7时，9时，两封电报;
23日：7时前;7时，14时，17时，四封电报;
24日：8时，17时，两封电报;
25日：6时前，6时，6时，6时半，17时，五封电报;
26日：2时，4时，5时，14时，16时，23时，六封电报;
27日：10时，22时，22时后，三封电报;
28日：11时，下午4时半，20时，三封电报。
这八天，共有192小时，毛泽东他睡了吗?他吃饭了吗?他这种拼命精神和无限精力，令他身边的人员望尘莫及。所有这些电报都是他亲自起草的，他从来不要秘书起草文稿。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朝鲜战争，大到整个战略战术，小到具体战斗，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甚至连朝鲜的一条乡村土路，隘口，他都了如指掌，精心点到。“请注意使用三十八军控制安州………置重点于军隅里”。
10月25日，志愿军首战告捷。毛泽东十分高兴，决定公开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消息，并决定将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
这八天中，毛泽东除了给彭德怀、邓华等人的电报外，他还要处理别的事情：给胡乔木写了两封信(10月21日);给张宗逊一封电报(22日);在中央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记录上批语(22日);在章汉夫同印度大使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记录上批语(22日);在中央关于目前时事宣传指示稿上加写一段话(10月);对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建议上，毛泽东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27日);另外还有三份电报(28日)。
八天之中，一共是38份电文、批示。
毛泽东真是日理万机，辛劳致极了。
朝鲜战争的胜利，使麦克阿瑟认识了大智大勇的毛泽东，杜鲁门认识了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就连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都曾发自内心地告诉世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两千年来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极少亲临前线，只呆在延安的窑洞内和西柏坡的平房里，用一封又一封电报指挥千里之外的部队作战，总是每战必克。韩战发生以后，他也是这样呆在中南海指挥着异国他乡的战争。我发现，每当那位不太听话的彭德怀遵照他的电令去排兵布阵、去穿插包围，盟军必吃大亏;每当彭德怀将他的电令扔在一旁，照自己的意图干，盟军最后就笑逐颜开。”“毛泽东麾下名将如云，天才云集，我奉劝自由世界千万不要跟他们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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