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毛泽东与梁漱溟的恩恩怨怨
诗曰：延安一别各东西，无妨诤友两相知。不同理论不同道，恩恩怨怨不稀奇。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原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员。五四运动前，曾居北
京，与毛泽东岳父杨怀中相识，并在其家中多次见过毛泽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梁漱溟以国民党参政员身份到达延安，毛泽东与他彻夜交谈，他还将自己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著作一书送给毛泽东。双方就改良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争辩，相持不下。四十八年后，，九十三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端坐，时而靠在床上，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怒，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他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先后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和《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他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1953年9月8日——18日，发生了一桩公案。就是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扩大会上发言说：“这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为此，受到毛泽东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泽东虽未点名，但梁漱溟听后不服，继而发生了9月18日下午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会上顶撞现象。一个说“毛主席有无雅量”一个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可能不会有。”不过“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一时使会场上发生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泽东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而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有人提议表决，表决时，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赞同梁漱溟继续讲下去，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事后，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未受到任何处分。但与毛泽东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1986年秋，梁漱溟在谈到这桩公案时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顾虑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批评在后。”
(二二)毛泽东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
诗曰：不忍荒年饿死人，必须粥饭吃均匀。一穷二白从头起，自力更生振国魂。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样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干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的费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在致电饶漱石，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他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毛泽东认为，解决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为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毛泽东关于国家财政状况，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二三)毛泽东创新的刑名——“死缓”
诗曰：法典乱时重严刑，匪患从来难肃清。唯有新朝逢盛世，网开一面创刑名。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大陆上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上山为匪，有的潜伏下来，有的还压在人民头上继续为非作歹。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人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纷纷冒出头来，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阴谋破坏抗美援朝的军运工作和经济建设。他们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他们甚至袭击、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一九五0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他们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三千多名干部被杀害。美国情报机构也派遣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发展组织，刺探情报，并企图暗杀中国领导人。
一九五0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为了准确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毛泽东要求全国二千多个县委和市委的书记都向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
镇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但又出现了杀人过快过多的问题，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批转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的报告上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但杀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于是，毛泽东提出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死缓”，这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这样一种刑名。它虽然仍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这是毛泽东对的一个创造。后来，“死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刑名，写入法律，在中国实行。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二四)“杀了女匪首岂不太可惜”
诗曰：占山多是男儿汉，落草少见女丈夫。幸遇开元盛世策，改邪归正走新途。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有意组织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聚集为匪，土匪数量激增，达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土匪最多时，曾达到200多万人。土匪武装大搞暗杀恐怖活动，袭击我政权机关，杀害我军政人员和进步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放火投毒，扰乱社会秩序。
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一百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解放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在浙江东阳县朝阳村遭土匪伏击而牺牲。这一年的头三个月，仅广东地区就有4座县城、62个区政府、86个乡政权被土匪破坏。同年二三月间，四川省内江县土匪袭击了该县的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20多名，抓走干部38名，轮奸妇女干部10名。第六○军第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执行任务时，被土匪抓获，惨遭挖眼、割舌、掏心，最后惨死在土匪刀下。该军炮兵团的一名司务长，被土匪抓去活活煮死。四川仪陇县土匪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
土匪的疯狂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剿灭匪特。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方针，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5月开始，先后调动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2个旅又20个团，共计150多万兵力，开展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剿匪斗争。
解放前贵州就以土匪多而闻名。在众多的土匪中，有一个匪首因为受到毛泽东的特赦而使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3年6月5日，在通往贵州惠水县城的几条大道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朝一个方向奔去。那里既不是庙会也不是赶集，更不是看什么大戏，而是人们闻讯前去目睹名噪全省的女匪首陈大嫂。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个传说中飞檐走壁、貌似西施，却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陈大嫂原名叫程莲珍，乳名程伊妹，系长顺县广乡顺朝摆村人。少女时由于长得窈窕高挑，皮肤细嫩白皙，面容清秀，被当地群众称为大美人。由于名声在外，就被该县水波龙乡板沟寨有钱有势的大地主陈正明知晓，经过多方促合，将程伊妹娶为二房，人称陈大嫂。由于陈正明家中有枪有家丁，程伊妹跟着他走村串寨，就成为出入各种场合的压寨夫人。她天生聪明，不但学会了骑马，也学会了打枪。陈正明在世时她生有一女孩，陈正明病死后，陈姓近房为抢夺陈正明的千顷良田，纠集了一伙人围攻程伊妹的住处，并乱枪射击。程伊妹知道来者不善，便和家丁一起关上大门，在院内和楼上进行还击，凭着有利的地形和过硬的枪法，程伊妹手拿双枪，带领着家丁打死了三个围攻的歹徒。围攻的人见同伙有死有伤，况且程伊妹已有防备，再围攻也占不到便宜，便抬着尸体撤退了。从此，陈大嫂“双枪女人”的名声远近闻名。
1953年3月下旬，李达从朝鲜归来，在北京住了几天，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专门谈及陈大嫂的情况。
李达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
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说完，他拿起一支烟，慢慢地划着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思索中。
李达看出主席还有话说，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候指示。
毛泽东手中的烟吸到三分之一后，以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
“主席的意思是?”李达试探地问。
“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李达领悟了毛泽东的话，非常认真地说：“主席，我们照您的指示办。”
1953年4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来到贵州省军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达毛泽东关于释放陈大嫂的指示。在省军区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上，李达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又谈了他的想法：“我们共产党人，比诸葛亮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更宏大的气魄。贵州的剿匪斗争虽然已是尾声，但工作更加复杂，有些地方的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更要注意政策，特别是宽、严有度，这才有利于尽快消除隐患，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了陈大嫂。就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女匪首，竟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长顺县做工作，后来又到惠水的老影院大会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为什么不杀，是毛主席直接指示的，要宽大处理，不允许任何人动她，有困难还要帮助她。共产党是有政策的，陈大嫂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她不愿意回长顺县，也不愿意在惠水街上，要到乡下布依寨去。最后省里研究，同意陈大嫂的要求，在赤土的一个布依寨给她分了一套房子，两层的，锅碗盆也都是共产党送的，陈大嫂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陈大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政府会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泪水，发誓要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没几天，她就到落草为匪时经常活动的惠水、长顺交界地带，找到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属，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还三番五次钻进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地劝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2名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群众说他们杀人就像杀鸡一样，连眼皮也不眨。尤其是岑正学、陈老毛、陈登安三个人，拒不投降，陈大嫂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均未奏效，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搜剿，将这三个顽匪一一击毙。
以后，不仅惠水、长顺，连紫云一带潜藏很深的匪徒们，还有几个匪“首”，也闻风回头，相继向政府投降了。
陈大嫂经常说，她的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她要做一些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事情。她一直想到北京去看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毛主席逝世了，陈大嫂得知后，在家里为毛主席设了灵堂，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
1995年3月，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到贵阳来调研。陈大嫂知道后，就坐车到了贵阳去看毛新宇。
毛新宇告诉陈大嫂，他是学历史的，现在在大学学习，他想多读一些书，准备将来把中国历史写出来。第二天早晨邵华请陈大嫂一同吃了饭，叮嘱陈大嫂要注意身体，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
陈大嫂回来后对她女儿陈大莲说：“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他的孩子又关心着我，毛主席一家的恩情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二五)毛泽东与胡志明论贪官
诗曰：两位高人侃大山，语言犀利论贪官。古今中外皆如此，哪个衙门不爱钱。
有一次，毛泽东和胡志明谈官，顽固认为“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
胡志明说：“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泽东说：“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
胡志明解释说：“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泽东肯定说：“那是他来不及贪。”
毛泽东对贪官的看法，很值得今天借鉴。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对党的干部要求一直那麽严。刘伯承曾和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说：“1949年解放军进城后，我门六个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我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二六)毛泽东告戒：“不要做李自成”
诗曰：西柏坡前紫气生，迎来开国众精英。二中全会明方向，不做当年李自成。
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访苏归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毛泽东吃了。回到住地，他对卫士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待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毛泽东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这些话，毛泽东在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琢县到北平的火车上，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他又说不要做李自成。
毛泽东为了保证这个时代的延续，在建国之初，就用其雄浑的湖南韶山口音，郑重而庄严地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这样一个铮铮惩贪铁誓：“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中南海菊香书屋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东北局送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沈阳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旧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任处理。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决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十二日，他将东北局的报告批转全国。这表明他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这个决定。他还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毛泽东对运动抓得很紧，亲自为中央起草指示，写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历，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中南军区因迟迟未送“三反”报告，他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他们。毛泽东刚写完批语时，中南军区和谭政送来了两份报告，他很高兴，立即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表扬说：“此件很好……盼望你们的捷报。”
此时，已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他在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手，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武汉。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当运动进入高潮时，他又一再批示：“严禁迫(逼)供信”。定案时，他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对于证据确凿，数额巨大的腐败分子，不管你资格有多老，贡献有多大，职位有多高，他毫不手软。亲自批准对开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地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处长李延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再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61.3亿余元(旧币)。该药行三年前还是一个小行商，一跃而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有分店。丛志丰对李延琳逢迎、
送礼、请客、代找舞女，甚至令自己的姨太太陪李跳舞。而“五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沈阳裕兴源油坊经理与同业串通，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牟取暴利七点四亿元。甚至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要与国有企业平分秋色。不过，这些在今天看来，好像都不是问题的问题了。大批国营企业倒闭，上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成为正常现象。
毛泽东决心发动“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气焰。
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罪大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的回报时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批转《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把“五反”斗争的任务及其必须达到的目的具体化了。三月五日，毛泽东将《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批转各地。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示中指出：对工商户的处理，要掌握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
毛泽东在部署结束“五反”工作时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二七)毛泽东：“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
诗曰：秉然正气傲苍穹，正己正人正党风。惩腐肃贪开盛世，官清民乐两由衷。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同年11月，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杨柳青成立。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从冀中八分区和十分区调来，担任了地委书记和专员。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刘青山吸毒成瘾，借口有病，长期不工作。他们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他们个人的天下，宣扬天津地区的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毛泽东先后处死过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等七个贪官。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 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
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信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
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被处决。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二八)毛泽东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诗曰：农耕社会几千年，世代耕者盼有田。探索求真非易事，“三农”何日梦能圆?
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一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的一百三十个。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他突破苏联农业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调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的模式，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他直接主持起草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文件写好后，他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十个高级社。粮食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长四百亿斤。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受到高度评。，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
毛泽东根据有些省委书记的意见，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出版。原打算将书名改为《五亿农民的方向》，因田家英提出不同意见，为毛泽东所接受，仍用原书名。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紧相联。他自始至终不忘农业、农村、农民。直到1958年在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二九)“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诗曰：淮河千载任凭流，沿岸频遭水患忧。盛世幸逢根治策，喜看稻菽获丰收。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 ，淮北地区受灾严重，为百年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地区灾情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的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看到此处，不禁流下眼泪。原来这份电报说到：“由于水势迅猛，农民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堕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翻船而死者”和“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划了横线。毛泽东历来有一种深深的农民阶级情节，看不得农民受苦受气受罪。这次农民遭灾遇害就不禁伤心流泪。他自己种过田，深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就果断地决策，“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既免得农民再次受害，又能为农业发展夯实基础。
从7月至8月，毛泽东连续给周恩来写了四个个批示，提出督导和抓紧根治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7月20日写的。这个批示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个问题。如何，请酌办。”
仅过半个月，即8月5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二个批示。这里指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务必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31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三个批示，同第二个批示只隔25天。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日的电报写的。此电报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土改等工作的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的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报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8月25日至9月2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确定蓄汇兼备的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从此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9月16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专区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9月20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不宜拖，请督促早日斟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上述毛泽东的四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感到他关心灾民的心情、治理淮河的坚强决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风范。
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的方针和1951年治淮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极度拮据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11月拨出原粮4亿5千万斤，保证治淮工作按时开工。这年冬天，淮河上游、中游和下游共有80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80天，建成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5月，毛泽东派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检查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代表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及下属三个治淮指挥部，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治淮坚强决心，激励淮河两岸民众治理淮河的战斗志意。
治淮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12亿5 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建成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还修建了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夺取治理淮河战斗的伟大胜利。从此长期为害淮河两岸人民的水患基本得到根治，造福了淮河两岸人民。
这是共和国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建国以来，到1983年，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建国前的三亿六千万亩易涝农田，有二亿七千万亩得到治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多于印度、美国、苏联等国家。
(三0)毛泽东春节游黄鹤楼
诗曰：黄鹤楼前怎不诗，只因此处太神奇。
“白云千载”珠玑句，《水调歌头》绝妙词。
诗吟名楼今古诵，楼随黄鹤地天知。
中华文化渊源久，滚滚长江无尽期。
1952年春节前，毛泽东南巡。到达武汉的第二天，他便去看望在东湖疗养疾病的同志。并特意看了郑位三同志，安慰他好好养病，郑位三感动地说：“谢谢主席”。看过疗养的同志后，毛泽东临时决定上龟山、蛇山，参观一下黄鹤楼。这是他旧地重游，1927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这里赋诗明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明了他那澎湃的心潮，改造世界的伟大抱负。今天，正值春节假日，游人很多。为了不让群众认出来，他带了个口罩。但这个装束还是不大管用，当他走到一位卖煎豆腐的老人面前时停了下来，向老人问寒问暖，询问生意如何。在相互问答中，旁边的两位小姑娘发现了这位高高的个儿，微微发胖的老爷爷，好生面熟，好像在哪见过?经过一会儿细看，其中一位小姑娘忽然惊喜地说道：
“毛主席!”。
这一呼声，就像蛇山上放了一串鞭炮，立即炸开了，惊醒了附近游山的群众。首先是几个年轻人飞跑过来，把手伸向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把手伸
了过去。可是这只手收不回来了!几十只手又伸了过来，握着手的群众不想松开，近在毛泽东身旁握不着手的群众，抢着把毛泽东的左手握着。这时，人们像潮水般涌来，高呼着
“毛主席!”
“毛主席”!
“毛主席!”
毛泽东不得不摘下口罩，频频向大家招手。欢呼声把整个蛇山的游春的人都动员起来了。群众像海浪一样随着毛泽东的移动而波动着，成千上万的群众顺着山势，重重叠叠，起起伏伏，毛泽东被围得水泄不通，前进不了一步。弄得当时在场的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尚昆、杨奇清很是紧张，生怕蜂拥过来的激情群众弄出个事故来。罗瑞卿和武擎天只好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当起了“开路先锋”，一边开路，一边呼喊着：
“同志们爱护毛主席，请不要拥挤!”
“请让开一点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杨尚昆、李先念、陈毅紧贴着毛泽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后面和两侧形成一个半圆形人墙，像一叶小舟顺着波浪似的人群，慢慢向前移动。前面的群众倒退着走，两眼望着毛泽东;两侧的群中横着走，看着毛泽东;后面的群众则用力挤到两侧或前面，争着看到毛泽东。随着动荡的人潮推着毛泽东向安全的地方走。但到处都是人，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移到山下，拥到了江边。大家保护毛泽东登上了船，这时，整个蛇山自上而下，层层叠叠都是人，蛇山变成了人山，毛主席万岁声像大海的波涛，时起时伏。毛泽东站在渡船上，向群众招手告别，满山满坡的群众也扬起手来看去好像整个蛇山也在摇动向毛泽东送行。
为此，罗瑞卿后来不得不向政治局作了检查，责任是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做好，差点出事。毛泽东倒毫无责怪的意思，只是说，不容易，再晚一点上船，怕就出不了黄鹤楼了!
“又一次黄鹤楼”。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参观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后，已经下午1点多钟了，毛泽东提出，要去一家饭馆吃顿便饭。
6年前“下不了的黄鹤楼”的事大家都记忆犹新。但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的事就不好再回避。商量来商量去，只好去正阳饭馆。一点半钟，几辆汽车来到了正阳饭馆门前。正在门口等客人的饭店服务员范贵生，见到一辆汽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魁梧、气色红润的长者。这不是毛主席吗?他又惊又喜，不知怎么办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门，却忘记和毛主席问个好，握握手。
陪同的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也依次进门。毛泽东一踏进店堂，便打听厨房在哪里?每到一处，他总是这样，特别愿意见见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和他们唠唠家常。
厨房又窄又热，毛泽东和厨师们攀谈得很热闹。他问大家每月能挣多少工资?有没有休息时间?生活过得好不好?听大家说每月能挣六、七十元工资，每星期都有休息日，生活比过去过得强多了，他满意地点头笑了。
2点多钟，在二楼就餐。也许天气闷热，毛泽东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被饭馆对面在窗台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发现。
她脱口而出：“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喊是又惊又喜。立刻牵动街上行人。大家迟疑片刻，便不由分说潮水般涌道饭馆门前。人越聚越多，黑压压一片，群情激动：“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震天动地。
毛泽东坐不住了，他走到窗前，打开窗门，向群众致意，连声喊着：“人民万岁!”
这时，门外到处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啊!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这样下去要把人晒坏了。市长李耕涛走到窗前对大家说：“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只听下面连声地喊。”
没办法，只好由警备区派出一个派的战士，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里推到饭店门前。这两车窄小，容不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驱。这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硬是把他塞进车里。然后，推车前进。终于将车推出人群。
毛泽东在车上，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噢!”事后清扫现场时，鞋帽和钢笔手表等群众遗失的零碎物品竟收了7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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