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毛泽东调“五马进京”
诗曰：“五马进京”气势豪，满怀踌躇任肩挑。是骡非马有人在，分道扬镳怨路遥。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的光辉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了春天的阳光，没有黄、赌、毒，没有黑社会，到处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更为可喜和难得的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提前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量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调兵遣将，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九五二年8月，邓小平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毛泽东在任用干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十几人)，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故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党先”之说。这就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组织上做了准备。
(三二)毛泽东命令成立“石油师”
诗曰：地下石油地上流，八千子弟战春秋。腾空银燕舰昂首，谁说中华
没有油。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从头开始，经济建设更需要石油，国防建设需要石油。然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意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发展自己的石油工业， 毛泽东先谋后事，谋而后行，于1952年2月，亲自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该师原是由汉中军分区和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合并，师长张复振和政委张文彬兼汉中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于是，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
在战争岁月，拿惯了枪的军人，让他们一下子放下手中的枪转业到地方，除了心理上不适应，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文化程度低，没法从事石油行业的工作。为了重新培养训练好这支革命的队伍。师领导将下属的三个团作了明确分工：一团去延安枣园学钻井、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训练汽车驾驶。由此，一场向文化进军、向科技进军的大运动，在军人中进行得如火如荼。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8000名钢铁战士。他们战严寒，冒风霜，不辞劳苦转战玉门、克拉玛依、大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等地，为祖国找油。玉门是他们“沙场初点兵”的第一个主战场，也是他们练兵的地方。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1960年，大庆油田会战打响了。4月29日，大庆石油会战誓师大会在萨尔图草原上召开，一场千军万马战大庆的艰难创业历史，从这一天开始谱写。大庆的会战成功，使中国甩掉了贫油帽子，中国的石油产量很快超过了亿吨。成为国际上产油大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激情地岁月里，石油师8000子弟，用自己钢铁般的意志支撑起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并造就了一支能打胜仗、敢打恶仗，无坚不摧的钢铁般的石油队伍。其中成为部长级的5人，司局级的20多人，以及大批王进喜铁人式的中坚骨干，分布在全国石油战线。为新中国的石油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三)毛泽东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诗曰：轮回反复似邪门，谁料冥冥真有神。资本当初曾“赎买”，如今“买断”是工人。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提出“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而周恩来提出“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
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先后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并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于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明确提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势。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公私合营——赎买政策——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可这时的高岗却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从他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他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
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时，听说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说：“这就糟糕!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当听说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已失去原有特色时，他说：“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谈到对集中过多怎么办时，他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一九七九年6月15日，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三四)毛泽东式的调研
诗曰：高山仰止见奇雄，一路行程一路风。莫道调查研究事，磨刀不误砍柴功。
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外地;1953年2月，又第二次到外地视察。他的专列沿着京汉铁路，展开“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
所谓“毛泽东式”调研?早在国内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即以比较深入独树一帜的调研之风闻名全党，1926年所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3年《长冈乡调查》，都体现了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深入下去，解剖“麻雀”，点面结合，寻找规律和解决问题办法的突出亮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成为备受拥戴的开国领袖，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时间深入一地数日甚至数十日调研，但毛泽东仍然保持了战争时期深入调研的精神和精髓。
1953年2月15日，癸巳正月初二深夜12点，毛泽东专列驰出北京，次日凌晨，专列在保定站请上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马国瑞，马国瑞一上车就向毛泽东全面汇报了河北省农业合作情况。毛泽东手执红蓝铅笔，在记录本上记着要点。交谈两个多小时，车到邢台站，马国瑞下车，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应召上车。他上车后望着毛主席出神，罗瑞卿便说：‘玉美，这就是主席。’
张玉美紧张地答道：“见过。”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毛主席惊奇地问。
“见过你的相片。”一句话把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乐了。毛泽东见他心情紧张，便与他拉起家常，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他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毛泽东转过身又问：“家里几口人? ”
“35万。”张玉美心里紧张，说惯了心里记的邢台县人口数。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记着全县人民哩!”
毛泽东一鼓励，张玉美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随后认真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全县“三反”、“五反”情况。第二个问题，毛泽东用
商量的口气：“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张玉美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六个方面作了汇报。一直谈话到中午1点，毛泽东邀请张玉美共进午餐。下午又谈邢台妇女工作，列车到达郑州站，张玉美下车，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上车。京汉沿线随后登上毛泽东专列交谈问题的，还有时任许昌地委书记的纪登奎、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他们每人向毛泽东单独汇报时间数小时不等，均不许照着材料汇报，自然要将当地一切情况烂熟在心，才能回答毛泽东的随机提问。当毛泽东问纪登奎“你知不知道文香兰啊?”
文香兰是许昌地区鲁山县一位农业合作社女社长典型，共青团员。1952年响应爱国丰产的号召，带头耕种3亩试验田，向上级报试验田小麦亩产量676斤。适逢《人民日报》一记者下乡搞调查，计算其试验田亩产量虚报，向当地政府反映。但当年文香兰仍以试验田高产，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
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当即向毛泽东汇报：文香兰虚报之事被披露后。村童新编儿歌：“文香兰，假模范，骗人牛(奖励的牛)来骗人钱。”村民像躲瘟神似的躲着她，社员们纷纷要求退社，连文香兰的公公和大哥也退了社。这时贺塘乡党支部书记李瑞堂伸出手来，和另两位干部年前把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一起借给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帮助她们渡过难关。文香兰在村民大会上多次检讨错误，村民都说，“文香兰还是一个年轻人，知错改错就好。”文香兰又带领社员们干起来。听了纪登奎及时了解的情况汇报，毛泽东笑着说：“哪里跌倒了，哪里爬起来，好。”
从毛泽东深入了解一个农业社社长之事，可见其调查研究的细致、真切，对翻身农民和青年的关心爱护，并且注重了以京汉沿线不同的地县为“点”，不断深入，从中寻找和验证开展农业合作化是否可行的一般规律。
到达汉口后，毛泽东视察调研武汉民情三天，2月19日乘长江舰从汉
口前往南京。沿途亦上岸或请各地领导人上舰了解情况，相继召开了不同类型的调研座谈会，特别注重听取基层农民出身的各级干部声音。1953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京下榻的司徒雷登故寓，曾召开过一次小型座谈会。会议始由时任南京市副市长的柯庆施(刘伯承时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介绍江苏工作情况，毛泽东不时插话，关切地询问华东和江苏一些具体情况，曾过细询问农民出身的泰兴县委书记沙克该县的人口、土质等;沙克谈到泰兴重视养猪，并用当地方言说“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诙谐押韵，举座大笑。毛泽东听不懂泰兴方言，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江渭清赶忙用普通话解说一遍，意思是养猪很重要，猪多肥多，庄稼长得好。毛泽东点头大笑。“养猪、农家肥”从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思考，后来在党内干部会上，多次讲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
注意各地具体情况，发现其中值得推广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深入调研的法宝之一。随行中，高度关注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也是建国初期毛泽东调研之风的特色和亮点。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山东济南、曲阜等地后，10月29日深夜，专列停在河南兰封(今兰考)支线上。次日清晨6时，随行干部还在熟睡，毛泽东已撇开河南省党政大员，独自暗访了支线旁一个小山村许贡庄。等领导干部赶去时，只见毛泽东正在一个打粮场和一位中年农民谈话，问收成、负担等等情况，随即又进入许贡庄农民孟宪德家里。这家只有老两口，老汉赶早集去了。毛泽东问农妇，吃的什么，够不够?床上被子厚薄?正谈时，赶集老汉回来了，又问了一些具体生产情况。恰逢一位小学生上学路过，看到毛泽东走出农院，脱口喊出：“毛主席!毛主席!”两位老农才梦幻般地瞪大双眼，一时间感动得不知所措。毛泽东握握他们的手，才回专列用早餐。
随后10月31日，毛泽东视察人民胜利渠。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
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水利工程。总干渠与京广铁路平行，流经武陟、获嘉、原阳、新乡等县，至新乡市郊汇入卫河，全长52.7公里。那天在人民胜利渠入卫口，出现一个小插曲。毛泽东当年出外是不设岗不封路的，小车准备离开前行时，正碰上牧野村农民尚景富(事后调查核实的人名)赶着一群羊迎面走来，一见小车，牧民准备赶羊群下堤让车。毛泽东一见，赶忙步出小车，问：“老乡，怎么不走了?”尚景富答：“不忙，等你们过去我再走。”毛泽东看了看羊群，微笑着问：“你的羊怎么都是花的?”尚景富解释说：“俺村北边新建了一所大学，占了村上的地，俺是用赔地的钱买的羊。我原来不是放羊的，这群羊是三家混到一块放，怕分不清，染上颜色做个记号。”毛泽东关切地问：“地是怎么占的?那些干部压迫人没有?”尚景富摇摇头，把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土地的事说了一遍。毛泽东欣慰地点了头。那时解放不久，毛主席的像虽然大多数农民见过，但谁也不知道毛主席的身高和长相，一般农民也想不到国家主席会到路边跟自己说话，还让“官车”给自己和羊群让道，这才出现了开国领袖路边随机调研农民既生动又深刻的一幕。
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湖北孝感站外，毛泽东要对中央向湖北提出年产600亿斤粮食摸个底，邀请当地的干部和农民代表上车座谈。农民代表晏桃香是个农村小姑娘，正闹感冒打喷嚏，人家怕他传染给毛泽东，不让她进来。毛泽东知道后即说：“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刚坐下，不料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毛泽东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小姑娘也脸有惧色。毛泽东赶忙笑说：“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历害呀?比蒋委员长历害吗?”毛泽东这样一说，气氛缓和了。
毛泽东又问小姑娘：“你为什么感冒?”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毛泽东立即打断说：“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埂，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未来之前我先吃了药了。”
毛泽东又问：“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晏桃香答：“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毛泽东问。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宴桃香回答说。
毛泽东又问：“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么?”
晏桃香回答得很大胆：“差十万八千里。”
毛泽东又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晏桃香很恳切切地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晏桃香说这话很不简单，在座的有人鼓了掌。有人也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毛泽东听着听着便流下泪来，但他没有擦脸，并且说：“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呵!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泽东时时关注民情，点面结合深入调研之作风，
至今仍令人如春风拂面，回味深深。
(三五)毛泽东给农民让路
诗曰：岗哨如林断东西，北南封路警车驰。不知此事从何起，起自与时俱进时。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山东济南、曲阜等地后，10月29日深夜，专
列停在河南兰封(今兰考)支线上。次日清晨6时，随行干部还在熟睡，毛泽东已撇开河南省党政大员，独自暗访了支线旁一个小山村许贡庄。等领导干部赶去时，只见毛泽东正在一个打粮场和一位中年农民谈话，问收成、负担等等情况，随即又进入许贡庄农民孟宪德家里。这家只有老两口，老汉赶早集去了。毛泽东问农妇，吃的什么，够不够?床上被子厚薄?正谈时，赶集老汉回来了，又问了一些具体生产情况。恰逢一位小学生上学路过，看到毛泽东走出农院，脱口喊出：“毛主席!毛主席!”两位老农才梦幻般地瞪大双眼，一时间感动得不知所措。毛泽东握握他们的手，才回专列用早餐。
随后，10月31日，毛泽东视察人民胜利渠。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水利工程。总干渠与京广铁路平行，流经武陟、获嘉、原阳、新乡等县，至新乡市郊汇入卫河，全长52.7公里。那天在人民胜利渠入卫口，出现一个小插曲。毛泽东当年出外是不设岗不封路的，小车准备离开前行时，正碰上牧野村农民尚景富(事后调查核实的人名)赶着一群羊迎面走来，一见小车，牧民准备赶羊群下堤让车。毛泽东一见，赶忙步出小车，问：“老乡，怎么不走了?”尚景富答：“不忙，等你们过去我再走。”毛泽东看了看羊群，微笑着问：“你的羊怎么都是花的?”尚景富解释说：“俺村北边新建了一所大学，占了村上的地，俺是用赔地的钱买的羊。我原来不是放羊的，这群羊是三家混到一块放，怕分不清，染上颜色做个记号。”毛泽东关切地问：“地是怎么占的?那些干部压迫人没有?”尚景富摇摇头，把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土地的事说了一遍。毛泽东欣慰地点了头。那时解放不久，毛主席的像虽然大多数农民见过，但谁也不知道毛主席的身高和长相，一般农民也想不到国家主席会到路边跟自己说话，还让“官车”给自己和羊群让道，这才出现了开国领袖路边随机调研农民既生动又深刻的一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泽东时时关注民情，点面结合深入调研之作风，至今仍令人如春风拂面，回味深深。
(三六)毛泽东论“大仁政”与“小仁政”
诗曰：白手起家创业艰，谁轻谁重谁当先。难棋一着谁能走?自有高人带笑看。
一九五三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开始执行(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要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有人认为中国经过22年的战争，经济亟待恢复，人心思定，不能再打仗了，人民生活亟待改善，应多搞些轻工业。有的甚至提出，工商业者可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于国于民两利。这两种议论，一时呼声甚高。当然，多搞些轻工业，投资省、见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国家多积累资金。但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装备从哪来?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机械制造的原材料从哪来?没有能源和交通运输，整个经济又怎么运转?仰赖进口办不到。一是我们没有钱;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特别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极需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所以，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一九五三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把这种思想称为“小仁政”。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又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试想，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怎么能改变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怎么能使我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扩大出口贸易的需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实 是粮食的生产。”他还说：如果你们再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我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
由于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适当地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使“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九五七年总产值达1606亿元，比计划前的一九五二年增长70.9%。其中农业产值537亿元，增长24.8%，所占比重下降为33.4%;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一倍多。所占比重上升到43.8;初步改变了我国经济以农为主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总产值140亿元，工业产品中钢15.8万吨，原油12万吨，原煤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千瓦时，水泥66万吨。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工业要落后100余年!”五年内，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三倍;原煤产量达到1.31亿吨，增长98.5%;发电量达到193亿度，增长1.64倍;原油产量达到146万吨，增长2.3倍;水泥产量达到686万吨，增长1.4倍;化肥产量达到15.1万吨，增长3.9倍;农药产量达到6.5万吨，增长31.5倍;金属切削机床达到2.8万台，增长1.1倍;铁路机车达到167台，增长7.4倍。粮食总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164万吨，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9%和26%，都创历史最高水平。”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三)旁观毛泽东时代》文中所指出的：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
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设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
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
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三七)毛泽东命名“解放”汽车
诗曰：茫茫黑夜子规啼，冷雨凄风冰雪欺。梦寐复兴求“解放”，“东风”浩荡舞“红旗”。
旧中国被人称之为“万国”汽车展览馆和修理所，路上跑的都是外国车，更不用说要找一家国产汽车制造厂了。
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把建设汽车制造厂列为我国第一批重点工程的重点项目1953年，一个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计划问世。6月，在汽车厂建设即将破土动工的前夕，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字，并被精心制刻在一块汉白玉基石上。
1956年7月13日，我国历史上第一辆国产汽车开出了总装配线，毛泽东亲自为它命名为“解放”。
1958年5月，长春汽车厂制造出了我国第一辆“东风”牌轿车，毛泽东听说，兴奋无比。于21日下午4时40分，专门检阅了这辆车。他问护送轿车到北京的技术人员和司机的姓名，问轿车的生产情况和技术性能。他绕着轿车看了又看。最后，兴致勃勃地和在场的林伯渠一起坐上“东风”轿车，在怀仁堂的周围行驶了两周。下车时，他满面的笑容地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更令许多中国人欢欣鼓舞，倍感骄傲。
1958年8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诞生了，接着，长春汽车厂又精心设计和制造了新型“红旗”牌高级轿车献给毛泽东。正如本文开头诗中所吟：“梦寐复兴求‘解放’，‘东风’浩荡舞‘红旗’。”
1958年10曰1日，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缓缓行进的队伍里，有长春汽车厂特意送到北京的接受检阅的各种汽车，红旗牌轿车、解放牌载重车、翻斗车、洒水车、农用车……当它们开过来时，毛泽东笑得很开心……
1953年7月初，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派人将装有毛主席题词的密件送到汽车厂。当时任郭力副厂长秘书的刘培善是汽车厂第一个见到奠基题词的人。那是在1953年7月上旬的一天，因为饶斌厂长当时不在，厂办公室就将一封中央办公厅的密件交到郭力办公室。他拆开一看，眼前一亮，竟是毛主席为汽车厂奠基的题词。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高兴得跳了起来。待郭力副厂长从工地赶回来，他立即将题词捧给郭力，他看见郭力接过题词，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眼角眉梢都是笑，喃喃地说：“来了，终于来了。”听得出，郭力心中是怎样期盼着这个题词。原来，在筹建汽车厂之初，人们比拟苏联的情况，曾将工厂称为“毛泽东汽车厂”。1952年4月，在筹建汽车厂时，亦称“长春汽车厂”(代号652厂)。开工典礼前，厂领导曾向党中央建议，请毛泽东主席为汽车厂奠基题词。现在毛主席的题词来了，这是一件大事。郭力立即通知办公室，马上选最好的汉白玉，请最好的石工，来镌刻毛主席的题词。于是，厂里派人到长春市大理石厂选购质地精良的石材，邀请了当时长春市技艺最好的石匠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位石匠姓迟，50多岁，旧社会的苦难经历和解放后当家作主人的幸福，使他把镌刻毛主席的题词引为莫大的光荣。
毛主席的题词写在一张八开的宣纸上，每个字有眼镜片那样大小。而奠基石碑长两米，宽一米。为了把字放大到合适尺寸，郭力在繁忙的工作中，多次同照像放大的同志一起商议。当石工开始镌刻后，饶斌厂长、郭力副厂长和其他领导多次抽空去镌刻现场，同石工交谈，提改进意见，直到题词园满镌刻完成。
1953年7月15日，是汽车工人毕生难忘的日子，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灿烂的朝霞映照着建设工地。在奠基典礼大会背景台上，两面五星红旗中间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大早，施工建设大军就聚集在这里，等待着奠基典礼开始，等待着安放镌刻着毛主席奠基题词基石的幸福时刻到来。
上午九点整，奠基典礼大会在乐齐奏、鞭炮齐鸣声中开始。主席台两侧塔吊上的两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的时候，全场再一次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
1958年2月13日下午3时，毛泽东视察长春汽车厂。他首先到了铸造车间，使这些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铸黑子”兴奋万分。而车间里哪个地方最累，哪个地方最脏，他都要亲自走一走，亲眼看一看，问工作，问生活。接着又看了装配车间，他边走边看办和工人打招呼，还问他们累不累。
毛泽东对长春汽车厂的关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能不能造出汽车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自尊与独立富强地象征。
(三八)毛泽东宴请工商巨头
诗曰：宴请工商自做东，既为私情又为公。莫道席间频劝酒，用心全在笑语中。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怀仁堂约请盛王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五位工商界代表人物。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作资本家的工作。谈活气氛很融恰，从下午七时四十五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共进晚餐。
毛泽东说：“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业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郭棣活说：“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毛泽东问：“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说：“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
荣毅仁插话说：“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毛泽东接着说：“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荣毅仁讲了国家资本主义应根据大、中、小企业不同采取各种方法。毛泽东表示同意。
胡厥文提出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毛泽东表示：“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来，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最后，毛泽东说：“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召开第二届全国政协，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在过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安排好。”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关心下，，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黄炎培说：“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
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李烛尘在致闭幕词时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尽管这样，当时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荣毅仁，他在公开场合说，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当他碰到一个人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
(三九)毛泽东拍板荣毅仁为“完全守法户”
诗曰：风轻云淡柳含烟，雨过天晴空气鲜。守法标兵形象立，浦江两岸尽开颜。
“五反运动”结束时，上海有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荣毅仁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陈毅和薄一波反复商量。陈毅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薄一波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报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立，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十)毛泽东堂弟毛泽青“三反”中被打“老虎”
诗曰：一庄奇案世人哗，牵出中华第一家。疏宽亲严金石语，高风亮节永天涯。
1953年，全国展开了“三反五反”运动，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反贪污”教育，一向生活并不宽裕的毛万才，忽然买了一件狐皮大衣，一床毛毯，手腕上还戴起了手表，家里欠的旧账也还清了。毛万才脸上也有了笑容，走路都兴冲冲的。这下不得了，同事们议论纷纷：“毛万才收入不多，爱人又没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都靠他那点微薄工资来维持，，不知他那来的钱摆阔，财路不明”。面对同事们的议论，毛万才这位平日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干部，此时一筹莫展，有口难辨。
一场大祸终于降临了，毛万才被打成了“老虎”。挂上“利用会计工作之便，贪污公款”的莫须有罪名，家被抄了，人被隔离审查。
在此情况下，毛万才不得不向领导“招供”：“堂哥毛泽东见我生活困难，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我寄来300多元。”并把毛泽东写给他的那封亲笔信拿了出来。这样，他才免除了一场冤屈。但他又“泄露”了自己家世的秘密。同事们都伸出大拇指，称赞他：“要不是这次打‘老虎’，我们还不知道毛万才是毛主席的堂老弟哩!”“这个人真不错，不以领袖的亲戚自居，不打领袖的牌子要名要利，只要他把毛主席堂弟的身份露一露，妻子的工作还不早安排了?”
毛万才听了，严肃地回答说：“毛主席说过：‘亲者严，疏者宽’。他要求我们这些家属严以律己，决不允许我们沾他的光。”
原来毛万才原名毛泽青，是毛泽东的亲堂弟。生于1916年6月22日，从小家贫失学，饱受饥寒。1925年9岁时，即参加儿童团，协助农会站岗放哨。1937年去延安，在毛泽民身边工作，之后，自延安分手，他们就一直未见面。直到全国解放，毛泽东才找到了他。
毛泽青为人朴实善良，虽是老干部，又是毛泽东的堂弟，烈士的亲属，直到解放时，只是部队里一名普通的财会认员。妻子庞氏也是韶山人，解放后才和毛泽青住到一起，从小由于家庭贫困失学，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尽管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毛泽青也毫无怨言，他用自己不多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一家妻小的生活，艰苦度日。毛泽东知道后，经常给他家一些钱，予以接济。结果，引起了这庄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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