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毛泽东亲自起草宪法
诗曰：开国宪章万法宗，如椽大笔显才雄。百年奋斗丰收果，尽在辉煌一卷中。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专列离开北京，二十七日夜，于建国后第一次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同时，他开列了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十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阅读，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第一次如此系统地学习法律，这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起草宪法，毛泽东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进步的，有反动的。他认为制定本国宪法，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取;不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
宪法起草工作从一月九日开始，二月十七日草案初稿出来了，随后，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通改。二月二十四日完成“二读稿”，二十六日完成“三读稿”，三月九日拿出“四读稿”。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
三月二十三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接着，在全国各省市党政机关，军队领导机关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共八千多人，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进行讨论，提出各种修改意见五千九百多条。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全国各界共有一亿五千万人参加了讨论，他们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又提出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如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并授予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有的电报还通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均被毛泽东所拒绝。
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席会议代表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投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
这次宪法讨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一次，在世界宪法制定过程中是
罕见的。在全民大讨论中，全国各界就有1.5亿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而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也就是说4个人中就有1个人参与了宪法的讨论。毛泽东说，“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他还说，“今后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取这个方法。”
(四二)“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
诗曰：开元盛世创新篇，官正民和风气廉。莫道人心今不古，上行下效使之然。
中国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按照第一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
一级 军委主席 600 元，毛泽东 (大元帅)。
二级 副主席 550元，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 元帅 500元， 陈云、邓小平和元帅
四级 大将 450元， 粟裕、徐海东、陈赓等大将
五级 上将 400 元，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毛泽东在看后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我呀! 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大体如下：
从元帅到准尉，从国家元首到办事员共划分为24个级别，工资从45元到594元不等，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全国划分为4-11类)，同级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
比汗值钱”的原则，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评级、评衔涉及个人利益，经常需要做出平衡调整。为了照顾那些资历老、战功大，但职务、军衔较低的人，也对特定的人给予“低职、低衔、高行政级”待遇，如山东大学前校长成仿吾，行政级评为五级，相当于上将和正省级。
中国在1960年之后连续遭遇了三年自然灾难，国内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难，出现了饥荒。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削减行政级别三级以下的工资：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
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四三)毛泽东调查与探索
诗曰：万里长征领路寻，多方探索务求真。调查研究显身手，骊海夺珠第一人。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要薄一波给他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这个前后历时两个多月(从二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四日)，总共有34个部委的回报，这是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查和探索。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几十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建设局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
万里答：“山东人。”
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
答：“没有看过。”
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的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又系统地经济工作调查。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探索走自己的道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正如邓小平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由于毛泽东的率先探索，也带动了全党。并取得一些成果。陈云提出的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方针;李富春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薄一波提出的有关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方面三条杠杠的意见。还有在经济领域以外的有董必武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废除旧的《六法全书》，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等。这些，都是对如何建社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的宝贵探索。
(四四)毛泽东谈人口的控制
诗曰：人类今天上九陔，与时俱进促和谐。应能管好自身事，添口增丁算着来。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
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1957年2月14日，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谈话说：“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的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四五) 毛泽东与“美庐”
诗曰：一去泉台数十春，匡庐留下旧时痕。“美庐”二字今犹在，地下有知应放心。
当年，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来到“美庐”时，他说：“委座久违了，你走了，我来了。”当他发现工作人员正欲凿除蒋介石在石碑上题写的“美庐”二字时，连忙制止。不许凿。这样，才让蒋介石题写的这两个字得以保存，直至今天。成为历史“文物”。
(四六)毛泽东“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三次尝试
诗曰：“规随”故事出前朝，肖矩曹行不动摇，还是古人品德好，未同上辈抢功劳。
1957年，中共向台北提出的十项和谈条件为：一、台湾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台湾自治区主席;二、台湾在整个中国范围，享有自主权。可设自治区，台湾籍多人将被起用;三、国民党军队保持原状，仍由蒋介石统率，但改为解放军的番号，蒋介石将以中央政府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名义握有台湾兵权(主席是毛泽东、朱德等是副主席);四、国民党军政人员如不愿留台者，悉依其志愿，回大陆、赴美国，可自由选择。回大陆者将安排工作，照顾家小;赴美国及其他国家者，将来如愿返乡，随时可以归去，并无留难;五、目前在海外的中国人士，无论其为任何党派，一律可回大陆，各任适当公职，闻胡适有出任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可能，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协均将扩大组织，增加人选;六、联合国代表团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宋庆龄为团长，现有的国民党代表撤回;七、台湾及海外现有各党派的地位，将进一步协商解决，国民党将与李济琛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协商，民社党、青年党等则与民主同盟协商，决定是否合并或保持独立存在：八、宗教自由，于斌主教可回大陆，但不得与外国作政治上的特殊联系;九、学术文化自由，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十、私人财产将受保护，现有外汇也有自由运用之权。
1965年，海峡两岸双方默契的六项条件是：一、蒋介石偕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中央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
策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有困难，由中央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中央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
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大陆与台湾间的缓衡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中央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中央所接受的。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越南北南统一、蒋介石去世，更增加了我国领导人对祖国统一的紧迫感。中国领导人在谈到台湾解放后的政策时，曾提出三项原则：一、台湾人民一定会当家作主;二、台湾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三、台湾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
(四七)毛泽东对李宗仁的“投石问路”
诗曰：海外归来感慨多，几番较量几番和。丹青投问回归路，共唱炎黄盛世歌。
1958年，程思远的女儿林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她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远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
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先生陪同下，排除险阻，远渡重洋，从美国到瑞士，转道秘密回国，受到我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
毛泽东于7月26日上午在中南海住所亲切会见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据程思远回忆，两位当年几度较量、几度言和的老人，紧紧握手。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大家非常随和地坐定以后，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笑着对李先生说：“哧!哧!清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大陆为‘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李宗仁笑了，随行的程思远先生替他答道：“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接着说：“是的，登了彼岸。”说着说着，大家哈哈大笑。
1949年初，国共谈判时，毛泽东为新华社连续写了六篇评论。《毛泽东选集》收入了五篇，在《评战犯求和》的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和平”》、《国民
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个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等。”这个“等”字就是至今还鲜为人知的被称为新闻名篇的《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在当年的这篇评论中，最后一句话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不知毛泽东还记得那篇评论，是有意的，还是与此无关，属无意的巧合?反正两者是吻合起来了，似乎毛泽东当年的判断灵验了。
(四八)毛泽东亲手扶犁犁田
诗曰：背负青天面向泥，寒来暑往夕阳西。莫道耕田农家事，丰泽园中人掌犁。
1958年1月初，毛泽东来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楼宇光向他回报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方面的情况。并就农具改造中的双轮双铧犁改造后的使用情况请毛泽东现场看看。毛泽东来到农科所大楼前的试验田边，问工人张有根：“你会耕地吗?”这一句寒暄使心情紧张的张有根放松下来。
“好哇，你就耕吧!”毛泽东说完，就看着张有根牵动牛绳，让两头耕牛拉着双轮双铧犁笔直地前行。有时，他弯下腰，察看着翻过的深灰色土坷垃。
犁到地边，毛泽东问张有根：“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劲吧?”
张有根说：“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纵。”
“我行吗?”毛泽东转脸问大家。庄稼人出身的他今天想试试身手了。大家都说行。张有根立即调过双轮双铧犁的头，把犁重新插入土中。
“你行吗?”走向犁边的毛泽东看见拿着书刚走过来的楼宇光又问了一句。
楼宇光没说什么，脸却红了，他不会犁地，也没耕过田。毛泽东似乎也不在意楼宇光怎么回答。他走过去，扶住了犁把。于是，冬日的阳光便照着田里这位犁田的共和国的主席。
(四九)毛泽东“钦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诗曰：兼职秘书仅一年，“御前”会上获头衔。虽然不是终身制，总算今生有本钱。
195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按毛泽东的内心想法，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可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和主管水电部工作的李锐持有不同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请他二人参加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长时间?”李锐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时，曾撰写过《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
李锐说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先是林一山发言;然后李锐发言。争论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题目《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人。
第三天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服人。并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毛泽东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就当了毛泽东的一年多的兼职秘书，59年庐山会议后却坐了冷板凳。
(五十 )三面红旗是怎样提出来的?
诗曰：激情岁月激情人，三面红旗应势生。可记当年跟着走，如今何必充孔明。
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提出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和薄一波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泽东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后来又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将文字作了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于是，三面红旗中的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就这样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非常欣赏，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为了适应农村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7月1日，《红旗》杂志第3 期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在介绍一个合作社办工业的情况后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嗣后，一些地方出现了并大社转为办公社的热潮。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讲话于8月13 日见报，“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各地开始办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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