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制度史上，苏联模式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这一模式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既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历史的必然，但有其历史的理由——它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可能的选择”。
一、“混合经济”的内在矛盾
1921年春天，为了应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危机，苏俄开始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同此前实行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相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种计划和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而且新经济政策也不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当时的基本认识是，计划和市场在一定时期是可以共存的，但最终还是要用计划代替市场。
两种体制并存带来双重后果，在经济恢复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粮食商品率低于战前，而收购又十分困难；经济发展同资金严重短缺之间发生矛盾；国有企业包括新组建的托拉斯亏损严重。
新经济政策是在紧迫情势下作为应急措施推行的，在俄共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一直没有形成共识。除列宁和布哈林等少数人外，多数领导人把这个政策看作是克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例如，在1922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上，托洛茨基一方面承认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必要，另一方面又自问自答道：“新经济政策把我们引向何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让新经济政策延续太长的时间的话。”季诺维也夫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暂时的“喘息”，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重新开始进攻”。在普通党员干部中也广泛存在着这种认识，一些人甚至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一些人因此而退党。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一执行，混乱和饥荒马上就开始平息下去了。城市恢复了生气。市场上的商店里又开始有产品供应了，物价也随之下降。……但是要我们自己适应新经济政策，却仍然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这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当时的心态。
造成这种不同理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苏联国内已经从战争转向和平，另一方面世界仍处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和平的经济建设需要更充分地利用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适应备战的需要。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新经济政策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同当时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冲突的。在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更多地限制、更早地取消新经济政策的主张，占据了上风。
两种体制并存所造成的矛盾、磨擦，在备战的环境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以及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等因素，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大转变的发生。
二、发展战略的两次论战
1923年秋，苏俄发生工业品销售危机，1924-1925年出现粮食歉收和农民骚乱，使得俄共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和未来道路看法上的分歧尖锐起来，由此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场争论的主题是苏俄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论战双方的主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济学家，时任人民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和布哈林，此二人1919年曾合著《共产主义ABC》，自此分道扬镳。这场争论以1924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发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文，而后布哈林回应以《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等论文揭开序幕。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首先，苏俄的命运取决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为此需要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这就必须集中一切资源。其次，苏俄未来面临的问题，并非1923年表现出来的消费不足，而将是商品荒。这是对“短缺经济”的最早预言。第三，资本主义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社会主义亦然。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能依靠市场关系，只能靠剥削小农的办法进行，因此需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从农民那里把大量价值转向工业部门。
布哈林则提出了一条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的一些深刻思想，至今发人深省。例如：必须保持经济平衡特别是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实现工农业同时繁荣；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应当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来解决，以牺牲农业的办法发展工业无异于“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合作社而非集体农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这场论战持续到1927年，以布哈林取得胜利和“超工业化派”被清洗出党而告终。但紧接着，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围绕粮食问题的出路展开了另一场激烈的争论和斗争。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春天的粮食收购危机是这场争论和斗争的导火线，而1928年冬再度发生的收购危机把这场争论推到白热化。
这场争论涉及到两个直接关联的主题：一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何在；二是应当采取何种发展战略。布哈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农民经济萎缩，谷物生产下降，而谷物生产下降的原因在于国家计划领导失误，是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造成的，主要是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农业的发展速度，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至于富农的投机行为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布哈林认为，只要采取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可以依靠个体农民来缓解商品粮短缺。斯大林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源是：苏联没有比较发达的公共大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小农经济提供商品粮极少；工业发展速度太慢，致使农村商品供应不足；富农囤积粮食，投机倒把，操纵粮价，破坏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出路何在？第一，开展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第二，发展国营农场；第三，提高个体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第四，急剧地开展工业化，加速重工业的发展。斯大林的结论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人们往往既希望得到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又希望平衡发展；既希望有尽可能快的工业增长，又希望有与此相适应的农业的增长。但在实践中如何使两者结合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布哈林的主张有更多的经济合理性，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斯大林的这类主张往往占上风。这种主张尽管有极大的片面性，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有其历史理由。首先，它适应了苏联国内民众迫切要求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其次，它适应了迅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迫切需要；最后，从斯大林方案的实施来看，它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谷物增产问题，但它毕竟解决了粮食收购问题，并且基本上保持了对农村的控制，保持了农村的稳定。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运动是完全失败的。
1929年被斯大林称为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取得了全面胜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已定，“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急风暴雨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全面展开；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值中已经占了绝对优势。随着新经济政策被抛弃，苏联模式开始形成。
三、苏联模式的历史评说
苏联模式在经济层面主要由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两大部分组成。
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但忽视效率。当时的口号是：“要么灭亡，要么加速马力前进！”“或者我们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或者我们被压倒。”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迅速增强国防实力，就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是，人们把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发展战略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作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当作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客观要求。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备战期间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和平时期到来以后仍然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成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常态。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国民经济中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一直为2：2：6，直到苏联解体。第三，以粗放发展为主实现经济增长。粗放发展具有效益差和不经济的特点，但并非是绝对的坏事。在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发展阶段（例如有过剩的劳动力，并且生产的增长快于生产费用的增长），采取这种发展战略是可以的。俄国是资源大国，从沙俄时代到苏联都采取粗放发展。但粗放发展的潜力总是有限的，一旦潜力耗尽，经济发展就会难以为继。第四，以实现自给自足为重要目标，具有封闭半封闭的特点。
与这种发展战略相对应，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排斥市场机制、经济管理高度集中化等特点。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是这个体制的基础，排斥市场机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是这个体制的根本特征，高度集中是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客观要求。
与上述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相应的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具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集权、思想控制等特点。支撑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体系，则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
历史地看，苏联模式在回应当时的世界性挑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其一，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验推动了西方国家向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过渡。20世纪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暴露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弊端，当西方世界在大危机的泥淖中倍受折磨时，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一枝独秀，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当年，“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战后，西方国家普遍过渡到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其二，苏联模式是反法西斯的有效模式。德国法西斯是利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造成的大失业上台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可以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三，苏联模式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道路，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到二战结束时，苏联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典范。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二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借鉴苏联模式。
人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年代建立的，尽管在建立之初就存在着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被它的历史作用所掩盖。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却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竞技场上败下阵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模式开始由盛转衰，经济不断下滑，体制越来越僵化，但苏东国家除了修修补补外，始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执政党领导人只讲“完善”，讳言“改革”。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积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苏联模式的弊病已积重难返。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危机的一次总爆发，是苏联模式衰败的必然结果。落后于时代的苏联模式，最终为时代所抛弃。
（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