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提供援助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在谈论中国援外活动的时候，可以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有溢美之词，也有批评之声。在讨论这么长历史跨度的、复杂的议题时，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是正常的，但是，无论批评或赞美都应该以历史事实为基础。通过阉割历史得出的结论，既无助于我们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无助于我们推进今天的实践。
第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是极其艰难的国际环境。
美国不仅仅采取了敌对中国的立场，而且开展了大量的破坏、围堵和颠覆中国的活动，换言之，中美之间的斗争不是打打口水仗，而是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朝鲜战争即为一例。除了明打，还有暗斗，比如，周恩来总理率团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时，使团的一架座机在香港停留时被安放了炸弹，起飞不久即失事坠毁。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活动是“高危活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局面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为了打破这种孤立的状况，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空间，新中国需要在国际上广交朋友，而援外正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是一笔必要的战略支出。因此，通观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中国援外政策，有两点与上述史实相呼应：第一，我们对外强调援助是相互的，这是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受援国是与我们共同反帝、反霸、反殖的盟友，我们支援他们，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削弱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第二，我们对内反复强调，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是我们的国际义务，只有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中国才有可能最终解放。在我们家徒四壁的时候，仍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不是意识形态使然，也不是某位领导人头脑发热的决策，而是基于新中国的内外环境采取的对外政策。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中国的援助得到了受援国的普遍欢迎，在非洲可以说是受到了“热烈欢迎”。
因为中国援助的目的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体现了中国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赢得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发展的真诚愿望，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仅以非洲国家几内亚为例。几内亚历史上是法国殖民地，在宣布独立后，受到法国全面的经济制裁：法国撤走了人员、物资，全面破坏拿不走的基础设施，由于几内亚的粮食供给依靠法国，法国切断了对几内亚的大米供应，不仅如此，为全面、彻底、快速地将几内亚经济推向崩溃，法国还向几内亚输入假币，制造通货膨胀。这与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局面何其相似。中国向几内亚提供了急需的粮食援助，此后，随着几内亚制定了本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国继续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实现经济独立。这与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旨在干预和加强控制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援助在几内亚掀起了“中国旋风”，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又羡又恨，此后，这股“中国旋风”刮遍非洲大陆。由于援外体现了中国帮助第三世界“穷哥们”的真诚愿望，中国也得到了非洲真诚、彻底的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只是一例，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帮助中国，也在经济上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技术。近期，中国在非洲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不仅是因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因为中国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非洲的援助活动，为中非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历史基础。
第三个基本事实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是照搬照抄国外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有选择地吸收了外来经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世界是多元的，发展道路也是多元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来说，为了保障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尊重因国情差异形成的发展道路多元化，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倡导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战略选择。然而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加大了对第三世界的干预，通过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方式干涉受援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进程，输出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规则，限制了他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支持受援国的自主发展，援助是“一笔必要的战略支出”这一观点仍然有效。中国在国内面临解决脱贫任务繁重的条件下加大援外的力度，这是为了给我们的后代在国际舞台上开拓发展的空间，这种国际道义责任的担当值得肯定。
总之，援外的历史意义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援外的成败也是计算器算不出来的。仅作这样一个假设，如果1971年中国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会有今天的发展吗?用中国对某几个国家的援助政策来评说中国整体援外政策的成败，是没有说服力的，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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