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调查研究，是做好事情的前提。很多人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过未必大家都了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没有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一切从本本出发，不会和不懂得与丰富而鲜活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提出来的。见于毛泽东同志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苏区时期的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延安整风前，毛泽东同志专门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在序言中指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形成正确的调查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总结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这里讲的是立场问题，根本出发点和总体方法问题，《农村调查》一书则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方法技术问题。
在序言中，毛泽东同志还就如何开好调查会，作了具体说明，强调了态度的重要性，“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我再度声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材料及其结论。”
1941年9月3日又指出：调查方法的要点之一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货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十样事物中，如果调查的九样是次要的，把主要的丢掉了，那么仍旧没有发言权。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常识性观点：“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开头。”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的当今，这一提醒仍具有很明显的针对性，许多同志“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通’，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这篇文献同样提出了调查的方法和技术问题。
一些人在颂扬胡耀邦的过程中，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胡耀邦走过全国多少个县。有的向胡耀邦学习的领导人中，也曾说过自己走过多少县。我不知道胡耀邦走过的县中，西藏方面是怎么算的。他仅在1980年5月到过一次西藏，据报道，到拉萨后就有高原反应，只在拉萨市城关区有过考察。如果要认真计算的话，西藏他只到过一个县(区)，扩大化地计算，可以计算机场所在地的那个县，从机场到拉萨经过的另两个县。是这样计算的吗?——这只是说点题外话。题内话是，胡耀邦提出的著名六字方针并不是到西藏调查之后提出来的，而是在进藏途中的飞机上就提出来了的。这算不算“结论产生于调查之前”呢?
1961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信中，批评了那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老爷式的调查”。当月，中央发出了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指示，指出了一种错误倾向：“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5月14日，毛泽东同志作出批语：“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在形式主义氛围中，有时调查也会成为一种灾难，1961年5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一则批语中就指出过，“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指出，“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当前，大约成为灾难的调查是少的吧，成为劳民伤财之举的调查却不鲜见。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不做调查研究的大约也是没有的，不过有些调查往往事先就有人安排好了，见什么人，这些人说什么话，常是有排演的，这种调查与不调查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媒体中看到一些领导同志做调查的报道，常常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调查多是证明其决策的正确，几乎看不到因为调查而对一些判断和决定进行修正的。
总结一二。我们党在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除了领导者的无能，还与他们不懂得用阶级分析法来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直接相关，当然更谈不上恰当地解决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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