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 2014-05-21
来源：《毛泽东与新中国研究文集（上）》2010年7月版）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领导职务，在运筹大政、操劳国事、日理万机的同时，每年都抽出大量时间，到一些省、市、自治区调研、视察、指导工作。可以说，他在首都北京以外地方的视察调研工作，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同步，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攸关。
据湖南等地方党史部门的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到京外各省、市、自治区视察指导工作完毕再回到北京，共计58次完整的过程。从某一个具体省份来说，视察湖南50次，视察浙江50多次，视察上海、江苏、湖北40多次，视察天津、河北、河南、江西、广东、安徽、山东也有一二十次，还视察过广西、四川、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
据铁道部档案资料记载，从1949年3月25日乘火车“进京赶考”，到1975年4月15日最后一次从南方回到北京，26年里，毛泽东乘坐新中国铁路专列共计72次，在专列上工作和生活2148天，累计6年10个月零21天时间，总行程344.79万公里。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领导者和探索者，又是精通领导科学的巨匠，擅长领导艺术的大师。他的领导、工作、调研、决策，重点在地方，落脚在基层，依靠在实际，重心在人民。数十次视察各省、市、自治区工作，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执政品格和领袖风采，具体印证了他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创新。也正是中共十七大所强调的“三坚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的形象写照和生动体现。
十七大报告阐述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的调研考察活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多方面的理论建树和实践创造，恰恰形象地证明了十七大报告的精辟论断。本文试以时为序，略加梳理。
一、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
1953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毛泽东在视察工作中对此作了广泛的探索。
1.“当前总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春，毛泽东到长江中下游各省市视察，探询治理长江问题，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毛泽东说：“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地、县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农业。”他强调“在当前，总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毛泽东说：“我们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2.“对资改造，吃了苹果再吃葡萄”
1955年11月，中央开始考虑加快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两次约见工商界代表人物谈话，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要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去杭州，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途经无锡，毛泽东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听取无锡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无锡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的情况及其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无锡的荣毅仁是在全国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主动提出公私合营申请，为无锡的私营企业起了示范作用。许多私营工厂已建立了党、团、工会组织，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广大职工都盼望早日实行公私合营。无锡市的私营缫丝厂绝大部分是小厂，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仅有2家，而且厂房简陋、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资金不足且周转不灵，长期处于困难境地。毛泽东仔细听了缫丝业这种“先私私合并，后公私合营”的改造方案，很感兴趣，当即用形象的比喻表示赞许：好嘛!前个时期我们先吃了苹果，现在再吃葡萄嘛!这就是在“对资改造”中家喻户晓的“吃苹果”和“吃葡萄”这一生动提法的由来。
3.“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出路”
1955年12月，毛泽东视察湖南，注意力转到如何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上。毛泽东说：“农民组织起来后，合作社办得好不好，根本一条看是否增产。要抓经营管理，管理好才能增产，增产了才能巩固。评工记分时，要发扬民主，贯彻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歧视妇女劳动”。毛泽东问道：“怎么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呢!”湖南同志答：“精耕细作。”毛泽东赞扬说：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出路，是个好办法。听取省地市县同志的简要汇报后，转入商讨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毛泽东问：“湖南再过12年能不能达到亩产800斤?”周惠答复说：没有特大灾害，按现在发展速度能达到。胡继宗说：深耕细作，改良品种，扩种双季稻，多种绿肥，防止病虫害，小蔸密植，晚稻躲过寒露风，修好水利，是可以达到的，也许不要12年就可以达到。毛泽东听了喜笑颜开，说：粮食指标就这样定了，到那时，我国的粮食就不紧张了，工业化也有了基础。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但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课题。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开始。
1.“工农业并举，适当地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分别听取了34个部门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着重研究几个带全局性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借鉴苏联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为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避免犯苏联、东欧国家同样的错误起了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建设道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广州，扩大调查，听取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报，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规律继续开展调查研究。5月下旬，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偕同于明涛、徐羽、尚子锦、杨第甫组成汇报组赴广州。主要向毛泽东汇报了1956年-1967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湖南工业、手工业以及当时突出需要请示的问题。谈到工业时，毛泽东说：这么大的中国，就只有一个鞍钢!各省是不是也可以办钢厂?一个省要有几个大厂做骨干，把小厂带动起来。湖南是否办一个年产20万吨的钢铁厂?你们去研究。当听到醴陵瓷厂是由许多家庭手工业个体户联合起来的，原料、加工都有不少矛盾时，毛泽东插话道：在我国，农业是大洋，手工业是大海，必须慎重处理。我们不能超越这个现状。又说：一万年都有手工业，譬如用牙齿吃饭，你总得用牙刷，生产牙刷的手工业就存在。国营、私营、集体、个体，个体与个体都会有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怎样解决，靠大家去摸索。听取农业汇报时，毛泽东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究竟走什么道路，值得探索。苏联是先工业化，后合作化，我们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合作化后如何处理工业农业的关系，还没解决。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无疑的。但是建设工业需要资金，需要原料，需要市场;还有城镇居民、工人要吃饭。这要靠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才能解决。我们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工农业并举，适当地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湖南是农业发展较快的省份。醴陵县种植双季稻的经验在长江以南各省正在推广。“湖广熟，天下足”，湖南农业的好坏，对全国有很大影响。你们要宣传好《农业发展规划纲要四十条》，把农业搞上去。
2.“切实去摸，形成一条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听取各地负责同志发言时插话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他要求在努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注意增加农民的收入，并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说：“‘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毛泽东说，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又有现代工业、又有现代农业、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真正的醒狮派。但发起威来，不搞大国主义。
3.“各省都要按照自己的特点，搞好经济建设”
1952年，毛泽东视察江苏，在和谭震林共进早餐时，开玩笑说：“你是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饭后，听取谭震林的汇报，毛泽东对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联合国，各省都要按照自己的特点，搞好经济建设。”又说：“沪、宁、杭三角洲，经济、文化、科学、教育都比较发达，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基地和农业商品基地。”毛泽东强调，抓生产要深入、细致、踏实，反对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毛泽东一直要求各地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能千篇一律、随波逐流。1969年11月视察湖南，听取黎原、华国锋关于湖南形势、农业生产、解放干部工作情况的汇报，表扬湖南省农业学大寨，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各地搞自己的大寨。毛泽东强调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
4.“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1958年1月5日视察长沙。刚下飞机毛泽东就向迎接他的湖南省委书记们介绍了在杭州起草的17个问题，听取意见。毛泽东提出：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包括工业、手工业、农业、农村副业、林业、渔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财政金融、劳动工资和人口、科学、文教、卫生14项。其中工业又可细分14项：产量指标、产品质量、新产品试制、新技术、先进定额、节约原材料和寻找代用品、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成本、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企业的分工和协作、供产销平衡、地质勘探、资源综合利用、设计和施工。这是以后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雏型。农业方面，他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抽出14个要点，要求各省地县委抓住不放。工作方法上，毛泽东提出要掌握时机;计划要有两本帐，要推广试验田，抓两头带中间，相互参观学习，开展评比活动，加强检查督促，加强调查研究;领导干部一年要有4个月在下面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增加感性知识。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他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做到红与专、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要求重视知识分子，各部、省、地、县都要培养专家“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
5.“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
1962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作出指示——工业要支援农业。巩固集体经济有两方面：一是政策，二是支援农业。从长远来说是农业的技术改造，总的是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前一段科学的研究没有抓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说科学院是搞尖端的，毛泽东提出要抓农业技术改造。他指示计委搞两个文件：一个农业机械化要搞个文件，一个支援农业的报告。计委、经委、工交各部要加强支援农业。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曾作分析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
6.“重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
1953年视察长江流域时，毛泽东在同林一山交谈时，曾询问：你看，美国就总的条件和我国相比，怎么样?林一山认为我国和美国的条件都不错，各有所长，而我国可能稍为优于美国。毛泽东追问一句为什么?林一山作了互有所长的比较后，着重说明了我国所跨的纬度适合人民居住条件的比美国宽广，亚热带面积也比美国大。我国的可耕地面积不如美国多，这是由于山多，而山多则矿藏丰富，地下资源得天独厚。毛泽东询问这些情况，说明这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他考虑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比欧洲各国要快，除了美国的资源外，远隔大洋，没有遭受大战的摧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发展快的其他原因，毛泽东也在经常考虑，他不仅向林一山了解，而且也向别的同志调查。他所考虑的问题，也包括今天所说的体制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毛泽东了解过美国之所以发展较快，不同于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原因之一是西欧在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了有识之士和某些资本家的发展，而美国州议会都有独立的立法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毛泽东重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是因为通过对比，可以得到启发。他当时已在考虑体制问题，考虑怎样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7.“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九省第一书记，包括河南的吴芝圃、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河北的林铁、山西的陶鲁笳、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还有陈伯达等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毛泽东批评说：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建国初期，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团结了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故乡韶山的招待所招待乡亲们，又和王任重等三人谈了很久，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经济工作时，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三、对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规律的探索
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强调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为此，毛泽东在视察工作中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1.“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
1957年3月，毛泽东视察天津，在天津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强调说：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毛泽东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也领导他们。党的八大上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此，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随后，3月20日，毛泽东又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上讲话。他说：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2.“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
1950年初，毛泽东出访苏联归国，听取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哈尔滨市长饶斌汇报工作，然后同周恩来一道到哈尔滨车辆厂视察。毛泽东对饶斌说：“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啊!”毛泽东勉励工厂领导：“哈尔滨市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这个厂又是全市最大的厂子，所以应给全国做出好样子。”“越是大工厂，越要管理好，发挥好作用。”毛泽东继续说，“还要保持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必须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我们共产党人才可以考虑办一办自己个人的事。如果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的人，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革命队伍去!”毛泽东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周恩来看望了在沈阳的苏联专家，听取了他们对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意思是说：已经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是要建设好祖国，造福于人民。
3.“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家庭积累，均很重要，特别要藏粮于民”
1957年9月8日，毛泽东视察湖南，在蓉园听取省委、湘潭、常德地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周惠说：现在湖南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基本实现了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今后主要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展农业技术改造，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农村生产力。毛泽东对此很赞赏，认为农业合作化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谈到积累与消费时，毛泽东强调：积累与消费，是生产与分配中的基本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家庭积累，均很重要。特别要藏粮于民。粮食储存丰歉不同，丰年多储点，歉年少藏些。粮食问题是这几年闹得最凶的问题——征购过头了。湖南也有这个情况，韶山、湘乡、衡山的农民给我反映过。俗话说，手中有粮，做事不慌。但征购过头，农民吃不饱，总是不好吧!征购多了，还得返销。当然，我们应向农民宣传，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节省过日子。俗话说：蔬菜半年粮，多种蔬菜，也可节省些粮食。
4.“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干部都要注意搞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是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月份开完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他亲自组派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广东、浙江农村调查，强调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干部都要注意搞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3月，毛泽东的旧作《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失而复得”，使他很兴奋，向党员领导干部推荐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亲自组派和指导的三个调查组，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党中央整顿干部作风、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在3月13日的广州“三南”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作调查研究工作，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作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最近几年吃的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作调查研究了;我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能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情况。3月广州工作会议结束后，各级党委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典型调查。5月14日，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条批语：“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大批领导同志亲自出马，深入基层，蹲下来，进行典型调查，不仅成为当时全党转变工作作风、重新掌握工作主动权的思想先导，而且也直接结出了一系列工作成果。
5.“制度不合理，不违反是错误的，错误的东西要顶住”
1964年9月，毛泽东视察湖南，在长沙与省委书记张平化、华国锋、李瑞山座谈，强调说：六十条下去以后，群众讨论反映说，这样大的事情还和我们商量，过去作田的事情农民不能管，没有作田的人管作田;下去蹲点很要紧，是转变作风的关键;不管哪一行业，都要摸清情况，才能有正确的政策;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五天，各中央局同志要求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问题。过去放得太多，什么也下放，现在中央又管得太死;有一个部长，一万元的修补费都不能批;有的旧厂，投资一万元、十几万元就可以设备更新，不给;而要搞一个中等的新厂，要花几百万元，就可以;制度不合理，不违反是错误的，错误的东西要顶住。湖南省负责人谈到湘潭易俗河轮渡，汽油机着火烧死了人，要换柴油机，因为属于基本建设，上面不批准，致使轮渡停了好久，群众只好坐木划子过渡，后来只有自行换了柴油机，毛泽东赞成说：换柴油机，是正确的，不是违法;制度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双十条还在改嘛!
6.“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视察湖南、江西工作，沿途同两省负责人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强调要继承发扬党领导创造的井冈山斗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当时，江西省委工作人员感到苏共中央领导层发生的事件离中国很远。毛泽东则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毛泽东问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江西省委的工作人员回答说是艰苦奋斗。毛泽东笑了，叫大家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重提《井冈山的斗争》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数十次离开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地视察指导工作，重点是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以资正确决策。他最关心的是抓紧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深入实际，艰苦朴素，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对现在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做到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要求，仍然具有很大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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