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调节如何张如何驰的这根弓弦，说到底就是国家权力调整阶级关系的弦。一切社会矛盾，说到底大都是阶级关系上的矛盾，既有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有统治集团内部为权力利益再分配上的矛盾。从国家关系上讲，既有国内矛盾也有国际关系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时会交叉，其态势时而紧张，时而松弛。所谓和谐无非是各种矛盾协调得比较稳妥而已。然而矛盾总是存在的，且它的态势总是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故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如何掌控好这根弦，要张弛有道。这个道说到底要有利于全国大多数人民，要保护好弱势群体，不使社会矛盾过于激化而导致社会的分裂。所以要有张有弛。无论张或弛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弓会散架的，事物会走向它的反面，那样得重新建立弓架了，费力很大。故如何掌握好一张一弛之度很重要，惟其如此，才能运用自如，其乐无穷。在国际关系上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对霸权主义，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争取更多条件和时间。从历史上看，一张一弛也是一个客观规律。张久了必然要弛，弛久了也必然会张。在这个铁律面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秦皇到汉武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谁也不能背弃这条客观规律。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头脑更加清醒地认清和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这于于国于人于己皆有益。
(一)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语出《礼记·杂记下》，文武，指周文王与周武王，此言治国之道，如同使用弓弩一样，要有张有弛。这是孔子以弓比喻治民之道，原文是子贡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蜡”通“腊”，是每年农历的十二月初八，进行蜡祭，迄今仍是民俗节日，那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腊八粥。蜡祭，祭八种神和动物，如祭祀的啬是农神。动物则有猫，因其食田鼠;虎，因其食田豕。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习俗。《礼记·郊特牲》云：“八蜡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兴功。”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如果四面八方不能丰收的话，那便要注意节约，不能举行蜡祭了。如果四面八方都能丰收，那便可以举行蜡祭。蜡祭以后，便要让百姓休息了，君王在这个时期便不能征发民众以兴事功了。这便是所谓蜡祭。那么再回过头来看孔子与子贡在《杂记》的对话，便可以理解其中的意思了。因为在蜡祭的那一天，允许百姓尽情欢乐、饮酒和歌舞，以庆祝丰收，所以孔子会问子贡，你在观看蜡祭以后，有没有感到民众欢乐的情绪。而子贡的回答是举国之人都那样如痴如醉，我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欢乐的感觉。孔子对子贡说，农民在百日的劳苦之后，有一天的休整与欢乐，这一点你是感觉不到的。然后孔子以弓为喻，讲治国的道理也是如此，人们的生活总要劳逸结合，如使弓一样，张而不弛，圣君若周文王与周武王也做不到。反之，弛而不张，周文王与周武王也不会如此做的。所以讲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从一个人的生活讲，要有劳有逸，从一个国家的管理讲，既有紧张拉弓的时候，也有松弛休整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有时候阶级斗争那根弦要拉得紧一点，人与人相互关系要紧张一些。有的时候，多讲一点团结与和谐，对某些政策作一点调整也是非常必要的。劳逸结合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团结和谐与紧张斗争，则是国家管理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有时表现在不同的侧面，有时则表现为不同的时期。以弓为喻，无论张还是弛，它都有一个度，超过了一定的极限，事物都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应该既是我们生活的常识，也是国家管理，或者叫治理的一个基本常识。故这个度掌握得好，对矛盾的处理恰到好处，那大家都受益。如果这个度处理不好，过犹不及，那事物的发展便会有反复。我想《礼记·杂记》中，孔子与子贡讲的这番道理，是曾经反复为历史所证明的一个真理，也是我们今天国家治理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
在中国历史上，从秦皇到汉武，中间经过文景之治，所经历的矛盾和斗争，也就是反复地一张一弛的过程。弓拉紧了，必然要弛，如果你不弛，那你就会被自然淘汰，别人会代替你来弛，因为社会生活还要继续。反之，弓弛久了，矛盾还会尖锐起来，弓自然还要拉紧，生活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人物来担当这个角色。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能在生活中顺应这个自然规律的需要。这个客观规律在所有人面前，都是毫不留情的，它表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聪明的人能认清形势，顺势而为。在事物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往往还得小心注意，当反对一种倾向时，同时注意被其掩盖的另一种倾向，还不能完全随波逐流，要善于在激流中识别方向，否则的话，你自己被冲向哪里也不知道，弄不好会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非常精辟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如若放到中国历史中去考察，更能够让人看清楚其中的精彩和光芒。
秦二世而亡，其原因是什么呢?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二世不行此术，与民更始，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上面这一大段话可以知道，秦始皇是张弓之人，他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弓弦已张至极致了。二世即位以后，应该松弛已太紧的弦，与民更始。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结果是众叛亲离，陈胜吴广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这就是秦二世不懂得一张一弛的道理，不知该弛反而仍张，那就只能自取灭亡了。
我们再看一下刘邦进咸阳以后的措施。《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在汉元年(公元前206年)进入咸阳后，十一月召集诸县豪杰，他说：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
他“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如果把秦二世与刘邦进咸阳时的政策对比一下，那一张一弛，什么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就非常清楚了。关中之所以会成为刘邦与项羽争夺的后方根据地，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汉初从刘邦到惠帝，先后是萧何与曹参为相，班固把萧何与曹参同列一传，在其传赞语称：“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那就是说汉初的统治，改变了秦法的虐苛，所谓与之更始，也就是由张而改弛，从而保持了汉初比较稳定的局面。接下来是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汉书·刑法志》对汉文帝执政的时期，也有一段简明的概括，其云：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这里“户口浸息”，是指户口增加了。“罪疑者予民”，是指疑罪从轻。“断狱四百”，是指在他执政的二十三年，重案只有四百。刑错，指刑罚几乎被搁置起来了。从这一段文字可见文帝时期基本上延续了萧何、曹参执政时期的无为而治的方针，与民休息，楚汉之际那几年战乱所造成的经济凋敝得以恢复。《汉书·食货志》对于汉初到文帝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有一段简明的概括，其云：
“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这一条记载说明当时统治者还没有穷奢极侈的状况，天子的马车，四匹马还不能做到同一种颜色，功臣将相乘的是牛车，君王和贵族的消费不从国库里开支，汉文帝带头讲究节俭，《汉书·文帝纪》班固的赞语称：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赞语的结尾称赞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班固在《汉书·景帝纪》的赞语中称：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所谓的“文景之治”，便出自班固在景帝纪中的赞语，它反映了汉初五六十年时间，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取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秦是一张，建立了统一的大秦帝国。秦二世该弛而不弛，所以垮了。经历秦末的大乱，到汉帝国的建立，在治国的方针上，与民更始，由一张转为一弛，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总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特别是商人先富起来，土地的兼并开始了，社会上奢侈的风气抬头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也慢慢露头。这是小农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文帝时已经显现出负面效应，贾谊的《治安策》中已经显露端倪，其云：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贾谊在《治安策》提出的潜伏的危机主要是三条，一条是匈奴的问题，自刘邦在平城之困以后，汉对匈奴一直奉行屈辱的政策，对匈奴的“嫚侮侵掠”始终抱着忍让的态度。他说：
“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第二条是同姓诸侯王之尾大不掉，他说：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厉王刘长，为刘邦之少子，文帝之弟，骄横不羁，谓其以文帝之亲弟图谋在东方称帝称霸。《汉书·淮南厉王长传》称：“居处无度，为黄屋盖拟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收集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最后被召至长安问罪，不食而死)，亲兄之子西乡而击(指齐悼惠王刘肥，文帝之兄，刘肥之子兴居为齐北王反而举兵攻荥阳)，今吴又见告矣(指吴王刘濞，刘邦兄之子，封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孝文帝时，吴太子与皇太子博弈时发生争斗，吴太子被皇太子杀死，吴王怨望不朝，故有人告其谋反，文帝赐吴王几杖，老，不朝，以释其疑)。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故贾谊认为当时“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足炙)盭(此言脚掌反过来，不能行走了)。”贾谊这个话到景帝时，还是应验了，那就是吴楚七国之乱，靠周亚夫才把乱事平息下去。诸侯王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是汉武帝时候的事。
贾谊《治安策》的第三条，是讲当时富豪多起来了，商人的发展，社会风气变了，奢侈靡糜之习流行，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得安宁。他在《治安策》中说：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姦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这里贾谊着眼点还在社会风气的变化，实际上这个变化背后还蕴含着更深刻的社会矛盾，那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僮可以买卖，也就是人口的买卖，其中买者与卖者表现为贫富两个极端。同时富者，即“富人大贾”，财富的来源，当然不是靠自身的生产劳动，而是对工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在这背后便是阶级矛盾的发展。“富民墙屋被文绣”，那就是如今房屋的室内装修富丽堂皇，倡优为后饰，还不就是如今文艺界引领服装的潮流，时装模特的展览，这些东西在我们今天已是熟视无睹，并以此为尚，构成一个时尚的产业了。至于“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那就是消费与生产之间不成比例了，消费超过了生产的能力，少数人的挥霍浪费，牺牲了多数人生活必要的消费，社会风气状况的背后是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给田家英的信中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贾谊《治安策》中这三条，今天读来，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三方面矛盾表现的形式亦有很大不同，在本质上还是有某些相似之处，贾谊提出的那些问题，仍值得我们深思。班固讲的“周之成康，汉之文景，美矣”，这也是事实。那时国家很富足，因为没有大规模的战事，老百姓的生活还算安定，这是社会现象的一个方面。一种状况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种矛盾，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认为天下太平，不要庸人自扰，那不就是贾谊在《治安策》中所言：“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这在当时来讲，诚为盛世之危言。
盛世与危言，是同一事物的二个侧面，自刘邦汉五年败项羽于垓下之后到景帝去世，前后六十余年，汉武帝即位时只有十六岁，经过那么多年的休养生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景帝末概括那时国家的情况，其云：
“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辱焉。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这一段文字，对汉帝国建国初六十余年的发展讲得比较全面了，其中叙述了汉朝经过那么多年休养生息，社会繁荣富足的情况，那就不是汉初那种战后凋敝的情况，而是人给家足，国家则是府库有余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阡陌街巷之间马匹成群，这就为汉武帝出兵讨伐匈奴准备了条件。至于豪强武断乡曲，兼并细民，这就为汉武帝加强法制惩治地方豪强准备了条件，无论在思想统治还是地方治理，汉武帝需要拉紧国家治理的弓弦了。从文景到武帝，弓弦是由弛而张的历程，这中间也包括对诸侯王的处置。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那几个问题，到了汉武帝亲政以后，才真正提到具体处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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