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是国共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多年来，学界与坊间对这一事件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毛泽东谈判场外的“挥手之间”更成为诠释这一事件的经典图景。而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直接对谈的情形，外界却知之不多。实际上，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至少进行了十次面对面的会谈。笔者以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为中心，从蒋介石的角度就双方会谈的详细情况进行阐述，尝试对重庆谈判进行另一种解读。
试探：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三次会谈
抗战胜利之际，众所周知，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过，根据蒋介石日记，蒋介石发出第一封电报的具体时间应为15日。他在8月15日日记中记道：“上午七时，接吴国桢电话，知日本已正式向我四国投降……决定十时对世界广播，记事后，即往广播大厦播词，发电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大计。”对蒋来电，毛泽东并未立即应允前往。8月16日，毛泽东以本人名义复电蒋：“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国共双方经过多次函电往来与再三权衡，决定在重庆开展谈判。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他和周恩来可以偕赫同机飞渝。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26日，蒋介石正式请求赫尔利前往延安。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飞抵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决定赴重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的消息，指出“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28日清早，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乘机赴渝。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后，发表了简短讲话，表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一直以来，研究者认为蒋介石对中共的和谈是假和谈，并未作好和谈的准备。事实上，蒋在和谈前虽已确定打内战之方针，但也确定了与中共和谈的基本方针，即军事上关于“共部之处理”，政治上关于“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8月27日，蒋决定对中共“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毛泽东抵达重庆后，蒋日记中再次明确了和谈方针。蒋在8月28日日记中言：“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蒋对毛泽东来渝倍感高兴，认为国共两党领袖可以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军事与政治问题。下午5时，蒋介石约集政府各院长会谈时，得知毛泽东与赫尔利、张治中已到机场，“乃约其在林园聚餐”，“晚餐，以诚恳待之，并请其入余之对座也”。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双方宾主分明，气氛融洽，停留于相互寒暄层面，未进行具体会谈。蒋介石表面上相当尊重毛泽东，内心并未将毛泽东平等对待，认为毛泽东是“应召”前来，应有“君”“臣”之分。
中共中央对重庆谈判是做了精心准备的，8月25日发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8月29日，蒋介石作了具体回应，指出中共所提六条，“皆应(予以)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确定前提：“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所谓召集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为政令军令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在此三条原则之下，下午7时，蒋介石再赴莲屋亲访毛泽东，约谈一小时，蒋言此为“普通酬应也”。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会面。蒋之日记未记录此次具体谈话内容，可推测主要基于中共六条的相互沟通。回寓后，蒋与张群商谈对中共谈判要领。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张群与毛泽东进行了试探性的谈话。据蒋介石8月30日所记：“上午岳军报告与毛谈话经过情形。”次日，赫尔利也与毛泽东进行了沟通，并将谈话结果报告了蒋。
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蒋介石内心并未欣喜，在日记中言：“旧耻虽雪，新耻又染，此耻不知何日可以洗雪矣。”“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蒋所记此“耻”，乃为“苏联干涉中国之耻”。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蒋介石认为此时对中共“应予以妥协，并投其所好，准予整编十二师部队，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之人，以一省之主席，使其满足一时，以观后效，乃决心予之”。这天晚上，蒋介石宴请毛泽东后，与其进行了单独谈话。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三次会谈。
以上为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会见初期的3次会谈，均为试探性的、礼节性的。9月3日，周恩来将双方沟通修改后的十一点意见正式转交给蒋介石，其中涉及政治会议、国民大会、自由、各党派地位、释放政治犯、解放区、中共军队和受降等诸多问题，既包括中共主张的原则立场和向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也包括为力争实现和平民主向国民党所作的让步和为解决实质性问题而提出的具体办法。不过，中共这些意见，在蒋介石看来乃“不可理喻”，“在此万众欢腾之胜利日，而共毛之态度又变要求无餍，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之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求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十二师三倍之数，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准乎”。中共的要求与蒋介石“使其满足一时”“决心予之”的数额相差甚巨。即毛泽东要求中共军队编组为36个师，蒋考虑毛泽东的基数可能为24个师。
较量：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三次续谈
9月4日下午5时，国民党政府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典礼后，蒋介石约毛泽东在办公室谈话片刻，“直告周恩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也，彼诺之”。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第四次正式会谈。蒋介石要求毛泽东对中共所提的十一条意见作根本修改，毛泽东并未当面拒绝。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初期沟通在原则问题上并未激烈碰撞，才使国共两党代表能在9月4日晚举行首次正式会谈。不过，此时的蒋介石面临极大的国际压力，蒋在9月5日日记中所言：“自晨至晚为共、为美、为苏、为英，所见所行无不重受激刺与耻辱也。”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的地盘争端不断扩大，且涉及苏、美的介入，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等军事重镇皆由苏联军队占领后转交给中共。苏联此举，对国共双方均会产生心理上的影响。中共感受到了苏联的支持，在谈判中态度自然不会轻易软化;蒋介石对苏联介入的不满，将之迁怒于中共。蒋介石对此发出感叹：“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
蒋介石在焦头烂额之际，9月12日正午，约毛泽东谈话半小时，决定对中共作出一定让步，如蒋所言：“余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五次会谈，目标明确，即为整编军队的数量。毛泽东答应整编中共部队缩减为28个师。
蒋介石通过与毛泽东的多次会谈，觉得毛泽东“近来态度从容，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蒋感受到“国内外形势复杂，环境险恶，实为抗战期间所不及，因之自朝至暮，几乎无片刻之暇咎”。9月17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与哈雷(赫尔利)照相并谈话，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第六次谈话。张群向蒋报告，据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次毛泽东对蒋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48师之数也。在蒋看来，这与9月12日毛泽东所言之整编军队数目并不一致，“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中共方面是否如张群所说为48个师的数字，不得而知，但因此使蒋感受到与中共实现和解的难度，毛泽东并不会轻易答应大幅缩减中共军队的整编数量。
蒋介石处于内外矛盾交织之中，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日，“此心反觉忧戚惶惧，几乎毫无乐趣可言”，“新疆叛乱，俄国明目张胆干涉，东北被俄接收以后，到处宣传鼓动人心，组织民众……至今尤未许我政府派员前往东北准备接收国土”。蒋在对苏外交处于困境之时，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为共毛问题”。9月21日蒋日记中认为对中共问题，“吾仍以理导之”。当晚，蒋与哈雷(赫尔利)谈中共问题，表示“以军额最大限为二十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蒋介石允许中共军队整编数量的底线为20个师，与当初所设想的12个师作出了较大让步，与毛泽东要求的28个师，数额差距并不太大，意味着国共两党谈判底线具有接近的可能性。不过，蒋虽在北方受到苏联压力甚巨，随着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南接收进展的顺利，对形势的估计逐步转向乐观。蒋在9月22日反省录中言：“长江以南各重要城市接收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隐患已除其半矣。”
从9月4日到9月21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进行了8轮会谈。因军队整编数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9月22日至26日，谈判暂时中断。毛泽东对谈判充满信心，在对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回答中认为：“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以上为蒋介石与毛泽东第二阶段的3次会面，蒋对毛泽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进度以及苏联支持中共的力度有关。
话别：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四次对谈
因国共双方的谈判进展并不顺利，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问题重新提上了议题。10月1日，中共提出公告稿，最后两条为毛泽东来重庆的安全问题及美使哈雷(赫尔利)的保证问题。按照蒋介石的判断：“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亦不思哈雷(赫尔利)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在蒋看来，哈雷(赫尔利)回国之前，已对中共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蒋严重估计中共的政治目的，认为中共“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办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代表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欲代之以共党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其心”。10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
蒋介石虽对中共表示不满，并未选择此时与其决裂。蒋在10月6日的反省录中认为：“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以天命是从也。”
10月9日正午，毛泽东来与蒋作别，双方谈约一小时并约宴，这是两人第七次谈话。蒋先问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毛泽东并未正面回答。蒋率直告诉毛泽东：“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按照蒋之日记，毛泽东“口以为然，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这次会谈，双方均能认识到国共需合作，国家始有前途;否则，不但于国不利，也会于世界不利。至于如何合作，则未能达成一致。
10月10日，国共两党最终签订《会谈纪要》。它是以国共两党协商方式产生的一个正式文件。下午，蒋介石往访毛泽东于桂园，为其送行。毛泽东忽提议晚上来宿林园，如蒋所言：“余知其必有另生问题，乃欢迎其来宿也，约谈十分钟，即辞出。晚九时四十分，见毛泽东，约谈半小时。”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第八次和第九次会谈。关于这半小时谈话的内容，蒋在次日日记中有所记载：“昨夜共毛谈话，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彼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又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其明晨再谈而别。”
此次谈话的关键为：毛泽东提议缓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可以先开国民大会。蒋表示政治协商会议要按期召开，即重庆谈判后必须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为何提议要缓开政协会议，目前并未找到相应的史料来加以解释。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早餐后，再与其对谈。对此次谈话，蒋在日记中记：“开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就不成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谅解也。”此次谈话，蒋介石要求中共让出一部分解放区，这是双方的第十次谈话。此后两人之间再未有直接会谈。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10次会谈，各自表达了自身的政治意图，但和谈并未取得外界所预期的结果。蒋介石一方面需要与中共和谈以解决国内问题，另一方面，面对中共抗战胜利后强大的实力，又不得不游离于“和”与“打”之间。诚然，“蒋介石日记”的一家之言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的复杂性与个人观感。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谈到此次重庆之行的感受时说：我看蒋介石凶得狠，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毛泽东通过与蒋的会谈，对蒋更为了解，达到了“知己知彼”的目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4期，摘自2011年1月上半月《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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