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1970年代的“中国梦”及其它

　　经历过1970年代的人，各人的经历不同，感受也不同。有的至今留恋，有的不堪回首。这些都是事实。但笔者还是赞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的观点，即尽管“文革”运动造成了国家的严重内乱，但那个年代的主流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依然进行”，“我国国际地位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年代，那段历史因而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的一部分。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在“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经济烂摊子”(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取得的。陈诚曾当过国民党政权2号人物。他的儿子陈履安2012年在谈到1949年经济情况时说：“当年把黄金运到了台湾，确实救了台湾…把家(指国家)里的钱全搬过来了嘛。”中共接管大陆时，国库基本空了。新中国之初可谓是一穷二白。因此，经历过两个不同社会的人，或者深刻了解两个不同社会的人，如果亲眼目睹了1970年代的中国，有“沧桑巨变”之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人士中，有不少是海外华人，他们至今仍然坚持他们当年的这种感受的真实性。如果说他们象某些人所言，是“被疯狂的年代愚弄”了，即暗示197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一片黑暗中，那显然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故意。

　　陈兆昌先生是马达加斯加6万多华人中的佼佼者，是马达加斯加顺德联谊会会长。2013年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习总书记谈中国梦时，流泪了。我这个思乡的海外老华人第一次切实感觉到了自己和祖国最高层血脉相连，心心相通，一起为了梦想站在了新世纪。”

　　他还谈到了他对新中国变化的感受。他说：“1967年结婚后，我第一次回国旅游结婚，那时候中国很穷，到北京街头都很难买到东西，我们很心痛，感觉祖国虽然脱离了半殖民地，但仍然不够强大。1973年，我再次回国时，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我姐姐一家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请我们吃饭。中国也加入了联合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马达加斯加在1972年与中国建交，1973年中马两国签署的第一条中国政府无偿援建的2号公路开始在马国修建，30多名中国工人来到马国。那时候，陈兆昌说他第一次感觉到作为中国人在马国的自豪，“开始感觉到祖国的真正强大”。

　　赵浩生是著名美籍华人学者，也是最早访问新中国的海外人士之一。在2000年赵浩生教授在撰述的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中，没有回避文革运动，他写道：“在‘文革’初期，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有利于国家社稷的变革运动，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越看越茫然了，只感到深深的忧虑与担心。”

　　尽管他从肯定文革运动到怀疑文革运动，但是他对新中国的巨大变化的感受，仍然鲜明地保留在《八十年来家国》中。

　　赵浩生是河南省息县人。火车通到信阳，然后乘汽车到息县。从信阳到息县，在赵的旧中国的记忆中要走两天，而且路上还有土匪，但这次坐汽车只用了两个半钟头。

　　快到息县的时候，赵的弟弟指着远远的一片灯光告诉说：“你看，那就是息县!”赵浩生没想到息县有了电灯。小弟弟又指着公路两旁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子告诉说，这是水泥工厂、化肥工厂、麻袋工厂，“工厂”这两个字当赵浩生在息县念小学的时候，只是在教科书里介绍上海、天津时的插图中看见过，今天息县竟有了这么多工厂，实在是想不到的事。息县县城完全变了，赵的记忆中以前都是土坯麦草房子，但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水泥红砖的楼房。

　　最让赵浩生高兴的，当然是跟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见面的一刹那。二十八年不见，赵浩生只叫了一声“妈!”除了流泪以外，就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老人家虽然老了，但精神很好，介绍媳妇跟她见面时，他们要给她磕个头，母亲拦着他们说：“这是新中国，不兴这个规矩了。”

　　赵浩生的三个弟弟，弟媳妇，侄子侄女，所有的亲戚都见面了，他们在一块儿吃团圆饭，听亲戚们说这二十多年的变化的时候，赵浩生问母亲：“妈呀!我们是不是在作梦?”老人家回答说：“这不是作梦，这比作梦还要好啊!”

　　对于这次52天的故国神游，赵浩生说：“假若大家也要我用一句话来说明我的感想，我的回答，就是我母亲说的：‘比做梦还好!’”这不就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梦”吗?

　　那时的“中国梦”的影响今天依然可以看到。著名演员陈道明在2011年的一次关于践行“中国梦”的颁奖会上说：“我的中国梦，是每个人都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睡觉，正常治病，正常吃东西，正常走在城市的马路上，呼吸的空气是正常的，到医院看病、排队、挂号也是正常的，死亡也是正常的。”他还补充说，“真的，我宁可没电脑、没电视、没汽车，哪怕我现在兜里就十五块钱，只要我觉得安全、很愉快，大家都很有秩序地生活和工作，政府和国家很有秩序地发展，我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很踏实。像现在，不知道明天单位会不会破产被辞掉，也不知道明天口袋里的钱会不会贬值。”

　　关于赵浩生那段经历，还有一点补充说明。赵浩生此行，是先到了广州，长沙和韶山，历时一个多星期。在此期间，有关方面“将信阳到息县的一段公路修整好”(见《八十年来家国》第162页)。这段约70里，车程两个半钟头的路，一个多星期的施工，也就是“修整”而已。但是到了某些人的笔下，就成了“专门修通了从信阳到息县的公路”(见萧象：《一位美籍华人学者眼中1970年代的文革中国映像》)。这位萧象先生很会选择用词，尽管“修整”和“修通”只有一字之差，但拿捏得很到位。如果非要说一个多星期，县城的人力就可以“专门修通”一条70余里的公路，那岂不说明了那时的工作效率高得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了吗?萧象显然不会这样歌颂当年的工农大众的。萧象的其它文章也经常出现这种“画龙点睛”式的词汇，其遣词造句的力量无一不彰显他的“过分”臆测。所以，看“萧象体”文章，还是不要太当真。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下，用“萧象体”来描述过去年代的的奇葩故事屡见不鲜也不足为奇。

　　当然，当时的海外人士也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有位叫唐德刚的就写出了他在1970年代回到中国探亲所见到的农村“荒芜”和“萧条”。唐德刚也是在尼克松访华后才有了他的回乡之行。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于1973年互开联络处。美方首任主任是布鲁斯。他在中国旅行时在车上看到的却是“绿树成排”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绿浪”。

　　据最近的史料，兰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是1971年至1976年。创造这个黄金时代的主要领头人是张钦礼。该史料称：

　　“文革中，张钦礼三次遭难时，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河南省委曾给中央一份报告，提出保护兰考、林县两个典型。毛主席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来张钦礼于1971年主持了兰考的工作。

　　“张钦礼这一帮人六年中干出的结果是：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16个工厂，年产值4000多万元，税利760多万元，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 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兴奋不已。不知在什么场合，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也只能给他们500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和四杆旗的支部书记给大庆送去1000头生猪、60吨粉丝、120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

　　那么今天的兰考怎样呢?京城有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载文披露，当今了解兰考的人，很多人心里有个“兰考之问”：为什么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经济仍然比较落后，10万人没脱贫?为什么兰考集体上访、越级上访还那么多，社会矛盾大事小事不断?

　　兰考的黄金时代启示我们，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有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班子，就可以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创新局面。今天的兰考为什么就做不到?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的话很直白：说白了我们变了，变成“官”了。

　　因此有人认为，解答“兰考之问”的根本办法，是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把那些背离焦裕禄精神的人拿下，让愿意弘扬焦裕禄精神的人上来。对于兰考如此，对于全国亦复如此。

　　上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1970年代的中国既不是一片光明，更不是一片黑暗。但就整体而言，比起1949年前的中国，确实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历史更告诉我们，只要各级领导班子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能带领全国人民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