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882-1982）在家中
原标题：马寅初事件考
刘社建
笔者最早听到马寅初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中老师讲起因为马寅初受到错误批判而导致多生三亿人口。相信绝大部分人和笔者一样，认为马寅初在建国初期因为提出新人口论而受到错误的批判，结果“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但是，梁中堂研究员历十余年完成的新著《马寅初考》，忠实地还原了那段被人不断误读的历史。
《马寅初考》明确指出并不是马寅初先于毛泽东提出了计划生育，也不是毛泽东批判了马寅初，对马寅初的批判更与康生、陈伯达无涉。实际情况是，建国初期当马寅初听到毛泽东提出的计划生育的建议时写出了《新人口论》，而这个后来被予以极大关注的《新人口论》最早只是马寅初所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四篇附录之一。
1958年到1960年年初，马寅初确实受到过两次批判。但批判马寅初的起因和内容，是批判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并不是因为《新人口论》，尽管在被批判的内容中《新人口论》也是其中之一。马寅初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在当时背景下，由于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原罪”即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所导致的批判，在当时属于“常态”，北大冯友兰、翦伯赞等几乎所有的教授无一幸免。正如《马寅初考》中所说，并不是因为马寅初有《新人口论》而受到批判，也正如其他知识分子没有《新人口论》也受到批判一样。
《马寅初考》中用一半多的篇幅考证了当时马寅初被批判和康生、陈伯达并无关系。那么，“文革”结束后在为马寅初平反的过程中，为何极其强调其由于《新人口论》而受到批判，以及为何特别强调康生、陈伯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或许与当时政府推进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在长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下，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势必受到多方面的阻碍与反对。通过宣传强调马寅初由于《新人口论》受到批判，尤其是通过“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极力制造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舆论，更容易获得公众对推进计划生育的认可与接受。可能正是由于此原因，在当时有意无意地把马寅初被批判的事件放大。
为完成该书的写作，梁中堂研究员收集了1958年至1960年《光明日报》以及相关年份的《北京大学校刊》《新建设》杂志等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有关的杂志，书中的推理极为严谨，凡资料来源均有出处以及相应注释。比如对在马寅初平反时有关人员写的《国内动态清样》的相关内容以及有关批示等，一项项条分缕析，深入分析论证。
(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寅初考》，梁中堂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附：马寅初事件始末（节选）
八、从北大离职到平反前的马寅初
马寅初离开北京大学以后，则继续履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和职责。有不少的文章都说马寅初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这是不确的。因为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罢免都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告，查1960年-1964年期间第二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都未有罢免马寅初的公告。另外，根据马寅初女婿提供的马寅初生平，从没有人大常委被免之说。相反，提及1962年1月，还有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视察。也就是在这次视察中，马寅初因“患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腿行动不便”。1965年，一条腿瘫痪。1972年，患直肠癌。(165)
期间，马寅初的其他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的两会期间，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马寅初频频出现在大会执行主席的名单上，以83岁高龄由上届政协委员改任常务委员。(166)虽然不再做人大常委了，但在党和政府的人事制度上，同一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都属于同等职务的人事安排。1965年8月7日，周恩来主持茶话会欢迎李宗仁，马寅初应邀出席。(167)党和政府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马寅初被列为以刘少奇为筹委会主任的筹委会委员，和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有关活动。(168)根据徐汤莘的材料，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1972年还有周恩来对马寅初治疗方案的批示，以及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到医院向遗体告别，都说明马寅初还享有正常的待遇。(169)1977年5月1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社会各界第一次盛大活动，马寅初参加了有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170)1978年年初，邓小平第3次复出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马寅初96岁仍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常委，并出现在全国政协大会的执行主席名单上。(171)
九、结束语
(一)马寅初在新中国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当时中国最高权力机关，马寅初是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府工作会议和参与制定法律、决定国家大事的政府官员。除此之外，马寅初还担任其他不少行政职务，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了大量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文章。《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是马寅初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论述的代表作。
改造知识分子是党和毛泽东必定要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马寅初所领导的北京大学教授的政治学习不仅使得党和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形式实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而且通过马寅初及其执掌的北京大学把这一运动传递到了全国。马寅初的旧知识分子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双重身份以及所执掌的北京大学等许多主客观因素，都天成地就地促成了马寅初顺利充当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二传手”角色。但是，随着新中国政治过程的进展，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渐远离国家权力的核心，作为旧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批判改造就是一种必然了。
(二)在新中国最初的几年里，党和政府主流的意识形态都是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予以批判的。与此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严格限制避孕和节育活动。这些传统观念和国家制度势必与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青年的生活发生冲突。所以，党和国家的上层领导对避孕和节制生育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954年前后，党和政府已经形成赞成节制生育但暂不登报宣传的方针政策。邵力子和马寅初都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够及时获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制生育问题的具体认识，也比较早地在一些场合表达了他们的一贯主张。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议上有关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问题的争论，虽然主要发生在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民主人士之间，但实际反映了党和政府在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认识和中央既定政策但尚未公开宣传状态期间的一些情况。1955年以后，党和政府已经在各大城市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的政策。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党中央通过周恩来的报告公开向社会表明了这一方针。特别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计划生育这一概念以后，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很快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不仅报刊媒体广为宣传，而且社会名流和知识界也多有著述。马寅初1957年3月1日所谓在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和7月5日公开发表的“新人口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说马寅初的发言和“新人口论”比党和毛泽东对有关问题的认识还要早，是对党和毛泽东的“直谏”或“谏言”，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马寅初最早受到的冲击和批判是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双反”运动中发生的。“双反”运动的基本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领导干部“引火烧身”和“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都是这次运动的特点。马寅初作为校长和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在运动中被师生贴大字报和给别人贴大字报，都是正常的。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马寅初针对群众的批判张贴了不少辩护性的和反批评的大字报。
《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是从其“读书”栏目刊登“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开始的。在《光明日报》以前，《计划经济》已经发表了就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论、价值规律以及“团团转”等问题与马寅初商榷的学术性文章。事实上，《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启动批评和批判马寅初的时间也要早于《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刊登批判和批评马寅初的文章期间，也曾发表了马寅初两篇长篇答辩文章。因为批判和被批判的内容都必然地局限于直接的现实问题，所以，批判活动是无法持续的。1958年12月之后，《光明日报》再也没有刊登批判马寅初的稿件。
但是，马寅初却不愿意就这样结束。从1959年11月开始，马寅初利用《新建设》发表新作《我的经济理论和哲学思想》先期挑战《光明日报》，继而要求刊登“重申我的请求”又反对《新建设》，不仅重新挑起新一轮的批判活动，更引出《新建设》联手北京大学党委把批判之火烧回到北京大学，导致了马寅初的终结。
北京大学党委接到《新建设》的公函后，不失时机地把马寅初抛了出去，煽动学校师生揭发批判马寅初，特别是校办秘书的揭发对马寅初的打击最为严重。他认为1956年工商业改造以后，只有一些资本家才拥有股票和股份，靠定息过着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马寅初至今还持有巨额股票和股份，还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不仅与其领取高工资、享受领导人待遇的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身份极不符合，而且由此证明了马寅初为什么要说“定息不是剥削”和顽固地站在资本家立场为资本家辩护。再加上马寅初对土改中地方政府没收他的土地不满和对右派分子表示同情等问题，这就不再简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站在资本家立场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问题，而是剥掉了马寅初“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的伪装，暴露出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面目。马寅初血压陡升而住进了医院。此后，马寅初不再与论敌交手，事实上也就退出了战场。一场表面由学术问题引起的批判，终因非学术问题而结束。
审视事件始末不难发现，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由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师生的大字报产生的，即使后来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的批判活动，也都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所谓自发性，是指与运动中由党组织决定的有组织和有领导的批判活动相区别的。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分析批判活动中的几次关键性环节，都是因为马寅初和《光明日报》、《新建设》以及北京大学3个学会较真、叫板和互动的结果。1958年北京大学师生给马寅初张贴大字报随同其外出视察就基本停止，《光明日报》在马寅初不再做回应后也已经偃旗息鼓。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的批判活动中，无论《光明日报》、《新建设》，还是北京大学的几个学会，都是随着马寅初住院退出战斗而不了了之的。事实上，如果马寅初能够像傅鹰总结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那样表现，“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也早就“鼓掌通过”了。
(四)马寅初是一位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知识诠释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马寅初自以为的本分和得心应手的事情。马寅初写作并出版《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不仅是要用自己的经济知识解释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成就，而且要表明自己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和解决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立场问题。但是，用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旧知识分子的公式来套，马寅初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马寅初这时出版的代表作正好给人们的批判活动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靶子。该书提出来的综合平衡论的经济学观点、团团转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问题，始终是被批判的核心问题。马寅初把“新人口论”当作附录收入该书，说明人口论并不是他理论观点的主要内容。那些有关人口问题的批判文章，也不是争论该不该控制人口和要不要实行节制生育，而是批判马寅初人口论所体现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
(五)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表现了共产党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则。
马寅初不仅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政治担当，而且也完全清楚地知道是《光明日报》对其发难以及该报在整个批判活动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为此，他才有“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的悲壮“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的示威和宣战既是针对民主党派主办的这张报纸，更是针对它的负责人杨明轩、陈此生。再追溯1955年在全国人大浙江小组会议上受到宋云彬、李世豪等人的批驳和批判，北京大学内樊弘对他纠缠不休，马寅初在一些关节点上受到的非难，都是来自于和他一起参加过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一批民主人士。马寅初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一些微妙关系及其恩恩怨怨。
(六)作为旧知识分子，本应和其他人一样是历次运动的对象。马寅初因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地位和执掌北京大学而能够在最初的那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充当领导和动力。但是，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架构的变化，马寅初等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被批判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在这个问题上，马寅初是否思想深邃、学术造诣非凡、著述丰厚，以及有没有《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新人口论”，都不重要。历史并不是因为马寅初有本“新人口论”才受到批判，如同其他旧知识分子并没有“新人口论”也照样改变不了被批判的命运一样。批判马寅初事件只不过是新中国历史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需要反复接受批判改造的总体事件中的一个具体个案。
(七)马寅初并非因“新人口论”罹祸，人口问题也不是批判他的重点。但是，20年之后，事情却变成了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遭到不公批判，特别是中央愿意抹杀当年对其曾有过的政治担当而承担不曾组织批判的责任，反复督促北京大学党委为其“平反”。相反，那些当年被党和政府直接组织批判的众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那些被康生、陈伯达点名的老教授如冯友兰、贺麟反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担当。历史何至于此，倒是需要后人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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