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创建时期，毛主席与党内左右倾思潮的斗争
（丰碑★之七）
人民公社的创建时期(1958年末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批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颁行之前)，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如火如荼，但时逢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加之我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中难免出现失误，与此对应的是我党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频繁呈现、交替发生。
在各类矛盾紧密交织、密集暴露的复杂态势中，毛主席一方面不断深化认识，带领我党努力寻求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一方面不断洞察和排除左、右倾思潮的干扰，带领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一时期，毛主席为人民公社的创建、稳固和发展耗费了大量的工作精力。
由于这一时期，人民公社的创建和发展与总路线、大跃进这三面红旗交相辉映，相互融合，所以：一方面，大跃进突飞猛进的辉煌创举也蕴含着人民公社朝气蓬勃的崭新实践;另一方面，对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等问题的纠正，也同时包含着对人民公社运动中政策缺陷的纠正。
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为了深入的说明本章的主题，需要简明扼要的回顾一下当时的主要历史背景。
1、斯大林的理论缺陷
斯大林是一个有瑕疵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比照马、恩、列、毛，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素养上尚有很大差距。他对马列主义思想、理论的继承有很大的片面性。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他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唯心主义。
如：他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对不断革命的任务不甚了了。他认为苏联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苏联社会中不存在敌对阶级。他将社会主义的前进目标单纯的局限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片面的强调“苏联人民政治上道义上的团结一致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1938年，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
在实践的感触中，斯大林于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中，对苏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的先前提法作了修正。他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现象---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然而，这种修改在理论上仍是不彻底的、含混不清的。被毛主席称为“羞羞答答的辩证法”、“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基于当时苏联和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军地位，上述错误观点桎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继续革命意识，就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尔后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以及人为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曲折，埋下了隐患。
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发动突然袭击，以批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错误”为借口，全盘否定和恶毒攻击斯大林，篡改原苏共的马列主义政治路线，实行修正主义统治。
先是，斯大林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忽视、轻薄、麻痹大意的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随后，赫鲁晓夫集团对马列主义的“政变”，震惊和影响了全世界。一方面使得国际共运中的许多政党、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许多国家迷惑彷徨、思想混乱;一方面使得帝国主义阵营喜出望外、为之一振，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颠覆活动。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执政经验及种种原因造成的一些工作过失，导致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加之，社会主义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从中煽动、挑唆。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社会矛盾出现了突发性显露的态势。
1956年3月，苏联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地区爆发群众游行示威;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工人骚乱，工人群众同军队发生了冲突;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了帝国主义挑唆和支持下的反革命暴乱，匈牙利政局动荡社会骚乱，震荡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在1956年底至1957年春，由于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斯大林的恶毒攻击、全盘否定、以及波匈事件的直接影响，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中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由于部分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加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唆，我国城乡也出现了极少数人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个别农民要求退社等“群众闹事”事件。
与国际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遥相呼应，国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势力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声浪。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开始展开了严肃的【反右派斗争】。
2、美、苏称霸世界、打压中国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集团，公开攻击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攻击新中国，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关系间的恶化。苏修集团，对我国施加政治、经济、思想和外交上的压力。
在美、苏戴维营会谈前夕的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以此作为苏美会谈的见面札。
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给尼赫鲁政府撑腰打气。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以打压和牺牲中国利益为共识，形成了“戴维营精神”，即美、苏合作共同主宰(称霸和争霸)世界的精神。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同修正主义进行了严肃的交锋。
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撕毁援建合同、召回苏联专家。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回在华专家。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这使得中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为了保持其在世界的核垄断地位，于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而这主要就是针对和压制当时已经拥有核技术的中国。
同时期，以美苏为轴心，国际帝、修、反联合上演了“反华大合唱”。
帝国主义集团积极鼓励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要推翻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叫嚣和企图，并开始着手准备“反攻大陆”。于六十年代初，蒋介石集团向大陆密集派遣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作为“反攻大陆”的前锋。
3、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大面积的发生了长达连续三年之久的特大农业自然灾害。
1959年全国农业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6.8650亿亩)，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P.37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1960年，全国又发生了近百年少有的农业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P.3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农业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P.3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1959年至1961年的农业“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严酷自然灾害，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总理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P.155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据统计，“由于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
(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P.6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与此同时，1960年7月，赫鲁晓夫催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自愿援助中国的军事物资，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计人民币58亿余元。这些“贷款”中的主要部分是中国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劣手段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屈服。
4、我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在我国社会生产资料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已完全翻身做主的中国劳动人民，以社会主人翁的勃勃英姿和满腔热血憧憬和创造着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党人，为了尽早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为了创造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生活，为了只争朝夕的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高举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带领中国人民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总路线：
1955年毛主席开始酝酿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方针、原则。集中了党内外的意志和心愿，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倡议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和大会的正式通过，并写进大会的决议中。
大跃进：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汇集了全国各个地区、行业已有的不同程度的各自“跃进”态势，1958年发展成为全国的、自觉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局面。“大跃进”主要体现为：工、农业高速度的在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体系的同时，多、快、好、省的推进现实生产水平的提高;在迅速建立、健全各类科技、文化和专业知识体系的同时，迅速在劳动群众中普及科技和文化知识。
工业：
在鼓足干劲的加快构建我国独立自主的、体系完备的、布局合理的工业体系的同时，自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工交战线的广大工人群众热气腾腾的深入开展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技术协作”运动。“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叫响全国。毛主席在1960年提出《鞍钢宪法五项原则》以后，我国工交战线大干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规模和质量升级变大、如火如荼。一个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技术协作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各地广泛深入地发展，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闊的技术革命大风暴。其来势之猛、声势之大、內容之丰富、效果之显著、影响之深，为国内外所震惊。
据史料记载，仅据鞍山市175个厂矿自大跃进以来截止1960年2月底的统计，工人群众就提出了大小技术革新建议62.1万余件并实现了合理建议10万余项。仅辽宁省在1963年就解决各种生产技术问题51800多个，实现技术革新64600多项，交流技术经验22000多项。在大跃进中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速度在大幅度提高。
对于工业建设来说，大跃进实现了现在人们说的“超常规”、“跨越性”发展。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重大科技成就都是在大跃进中实施和取得的。
例如在钢铁工业中，不仅兴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钢厂武汉钢铁厂，而且还有邯郸钢铁厂、济南钢铁厂、杭州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南京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成都钢铁厂、柳州钢铁厂等，一大批大型钢铁企业都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立的。同时，还有最大的炼钢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次进行氧气顶吹练钢技术试验成功等。
在1958、59年实施和完成的其他重大建设项目还有：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清华大学)，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部国产轿车“东风”(后为“红旗”)牌轿车诞生，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论“跃进号”下水，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洛阳)建成投产，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建成，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我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国家重点铸锻件的生产中心之一)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建成、投产，另外，还有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黔桂铁路建成通车，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接轨通车，重庆的白沙沱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等。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如首都人民大会堂、博物馆、火车站、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建筑”。至于各地方开工、建立的工业、交通等各业项目以及“标志性”建筑就更多了。
这种大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60年。例如上海吴泾化工厂就是在1960年投建的。该厂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型氮肥厂，于1963年建成、投产，它对建立我国新兴的化肥工业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仅在两、三年时间内，国家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投建、完成，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取得，不仅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在当时为世界所震惊的。
三年中，工业总产值以及主要产品的产量：钢铁、原媒、机床、发电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跃进三年中开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纺绽占25.9%等。
(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416页。)
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入共1206.09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81个，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而现在“主流传媒”中，掩盖一切成就包括巨大成就的历史事实，把工业大跃进，仅仅归纳为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全民大炼钢铁”的卑劣文风，令人嗤之以鼻。
农业：
在努力建立农机、农药、化肥、种子等农用物资生产体系和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同时，我国农业战线开展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拓荒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田产量和发展畜牧业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1957年9-—10月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号召农业和农村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同时也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焕发了改天换地的斗志，演绎了重新安排山、水、林、田、路的雄壮实践。
仅1957年12月份，全国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农业劳动力就达八千万人，到1958年1月，投入劳力达到1亿人。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农民，拿着大锤、钎子、铁锹、挑筐，推着小车，赶着马车，大干水利。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民主人士)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总结。他说：(自1957年秋)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我国农村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广大农民群众在大跃进中广泛形成的、改善和改造农业生态条件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直至人民公社解体)，并在“农业学大寨”中，达到了更新、更高的水平。
科技和文化教育：
新中国建立不久，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感召下，很多海外爱国的知名华人知识分子，毅然决然的抛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设置的重重障碍，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到1956年，侨居国外的著名华人科学家、学者(如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华罗庚、李四光、何泽慧、郭永怀、朱光亚、张文裕、王希季、师昌绪、梁思礼等)近二千人纷纷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四面八方返回祖国怀抱。
1956年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工、农、兵、干部对科普的具体需求和科普工作的重点：
①向工人进行一般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包括先进生产经验)的宣传;
②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向农民宣传农业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
③配合国防现代化工作，向军队进行科学知识，特别是国防科学知识的宣传;
④向干部宣传基础的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最新成就。
科普工作围绕生产中的关键性科技问题组织攻关。总结、交流并推广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上门活动。一个以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以农业科学实验、科学种田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科技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我国政府调集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编制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的工作。在几经讨论修改后，《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等系列科技发展规划文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1958年“科学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激荡，科研机构、人员迅速增加。我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科研体系，初步建立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专业科研工作队伍。同时我国工矿企业、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科研、试验组织，全国形成了以专业科研部门为中心的社会科技网络。为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部分或全部完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条件
毛主席一再号召开展群众性的科普工作。科普人员立即深入群众，通过科普讲演及讲座、科普广播、科教电影、科普画廊、科普展览、科普书刊等形式，宣传讲解与群众生产、生活、学习实际紧密相关的科学知识。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许多著名老科学家在专注自身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热情关心社会科普工作，在百忙之中亲自参与创编、讲解。如钱学森讲了《近代力学》，华罗庚讲了《数学及其它》，钱三强讲了《谈原子能》，周培源讲了《物理学及其发展》，钱临照讲了《物理在近代科学中的作用》，王葆仁讲了《高分子时代》，黄昆讲了《半导体物理》，等等。这些科普报告，深受大众的欢迎。
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新中国科普的经典代表作。从1961年至今销量超过1亿册，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科学启蒙和教育，打造出了中国科普读物第一品牌。
为了迅速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为了迅速的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和专业技术素质，我国努力建立健全托、幼抚育和教育体系;努力建立健全全日制(小学、中学、大学、中专、大专、职技校)教育体系;迅速创立半工半读的职、技校体系;大力推广文化、技术夜校、讲座。以至于每一个国营厂矿、农村人民公社都有结合自己生产实际的、工读结合的专业技术学校。普及全民的文化、技术教育红红火火。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各地农村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99•1‰。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业合作化并人民公社化的完成，开辟了我国农业由家庭小生产的个体经济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化、并逐步实现现代化生产的集体经济之路。
5、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出现的失误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探索中，在那万马奔腾的时代大跨越中，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和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摸索、校正，加之左、右倾思潮的干扰，就酿成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的发生在1958年至1960年。
大跃进运动中的主要教训是，有所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科学技术规律和生产发展条件，没有及时的把高涨的主观热情准确的同客观规律统一起来;各级要求的生产指标普遍过高;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坚持综合平衡。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主要是运动初期发生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区别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及“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问题。同时在1958年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在安排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中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以及该时期的超额征、收统购粮等过失，也冲击了国家和社会的粮食储备对于抵御农业自然灾害的能力。
这些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但是其与三面红旗的伟大历史功勋相比，毕竟是支流。毛主席把对这段时期的工作评价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二、毛主席带领全党纠正“左、右倾”错误
在该探索时期，党内外左、右倾的错误思潮交替出现。在防范和反对左、右倾思潮的斗争中，毛主席总是率先警觉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全党“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自【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工作会议)开始，毛主席在理论上、实践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着手严肃的纠正党内外的左倾错误与左倾思潮。
1958年10月下旬，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在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时，就开始发现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出现的许多错误现象。特别是“共产风、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已经伤害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到生产的发展。
毛主席为解决公社化后所发生的农村生产、分配、经营管理、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公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左”的错误，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多次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1、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2、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3、建议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读书学习马列。他在会议期间(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4、规定了要爱护群众、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继而，为了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他紧张的进行调查研究，密集的召开会议：
1958年11月21——2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武昌会议）。
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并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示问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党中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
武昌会议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同时，具体的讨论了压缩高指标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相关问题，并调整了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
毛主席讲了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全党要树立科学态度，尊重客观规律，在经济建设指标上，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不得弄虚作假。
接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召开。毛主席主持了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他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重申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还批评了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浮夸作风。同时他强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
全会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冷热结合的精神;要尊重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注意到了1958年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问题，初步降低了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如降低了基本建设的投资，钢的产量指标由原定3千万吨降为1.8千万吨。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以及继续压低1959年经济指标问题。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毛主席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毛主席纠“左”遇到了很大阻力，而阻力至少来自一些协作区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说：“我们几个人跟他(毛主席)唱反调。”毛主席耐心的说服教育，以克服高干中的左倾思潮;并且严厉而深刻的批判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以维护党的路线的正确与纪律的严明。
他说：“你们不赞成公开写(反左倾的)文件、写所有制，我也可以让步，但是实际上要那么办，而且我们在会议上得把问题讲清楚。”
他言辞激烈的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在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
对于当时农民瞒产私分粮食的现象：毛主席说：将瞒产私分定性为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问题” ;“他的土地、他的人力生产出来的产品，你不用等价交换，他抵制，这是保卫他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
对于农民瞒产私分的主要原因，他说：“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说：“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强调生产队的所有制是“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三级核算应当“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他指出，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
他说：“现在的所有制，基本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
毛主席严厉批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说它使得生产队人财两空。他提出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他说：“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
他指出，此类的错误倾向都是违反价值法则、违反等价交换的原则。要实行等价交换，坚持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生产队除了向公社提交公积金、公益金以外，社与队、队与队之间都是等价交换关系，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会议通过一个《郑州会议记录》，这个记录的第一部分(一般将它称作“郑州会议纪要”)是毛主席写的。“纪要”说，会议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十四句话，对人民公社内部的体制和基本政策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纠正“共产风”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大的作用。
(注：以上毛主席的讲话引自《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
【上海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高级社规模的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政策。为了彻底纠正“一平二调”而提出“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进行退赔”。纪要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毛主席认为已经经过调整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钢的计划指标仍然偏高，会议委托陈云进一步斟酌调整。
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全会分析了国内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整顿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一步调整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会上，毛主席肯定了陈云对1959年生产指标下调的意见并努力说服坚持高指标的人们。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
会议原定的议题是，实事求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
会议前期，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他着重指出了“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训。他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发展顺序。今后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
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觉察到的工作失误和思想失误。即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
7月14日与会的彭德怀元帅写信给毛主席，7月16日，毛主席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接续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八届八中全会由【庐山会议】前期的重点反左，转为重点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努力肃清左倾影响的时候，彭德怀借机于会前、会内与中央相悖。彭德怀同志的错误不仅是由于他宣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而且在于他对自身错误的固执，对中央领导群体的傲慢，导致了矛盾的激化。结果从思想上的矛盾酿成他与党组织之间的对立，他受到了党组织的严肃惩戒。
彭德怀同志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结局，首先是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有限、路线是非不清;二是由于他多年来目空一切、说一不二、粗暴、专制的工作作风，在历史上伤害了许多人;三是一些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出于种种目的着意于对彭德怀个人的极限组织处理。
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会议以后，毛主席始终对彭德怀，同志相称、同志相待，有所期待。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讲话，要求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他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指出，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他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未深刻的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
针对我国连年发生的特大农业自然灾害，为了集中力量把以钢、铁、煤、运为中心的工业生产搞上去，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会议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的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毛主席提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规定下来。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
针对苏联恶劣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及背信弃义的行为，会议通过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为了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夺取丰收，渡过难关。毛主席带领全党从1960年冬开始，进一步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
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多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等。
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形成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纪要》指出，在整风整社中，要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要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要彻底清算“一平二调”，坚决退赔。退了东西，赔了钱，还必须向群众作检讨。通过整风整社，要进一步调整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组织的堡垒作用;进一步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整顿干部作风，调整干群关系，在农村中形成一个广大群众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争取1961年的农业丰收。
《纪要》强调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会议纪要指出，在整风整社中，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解除干部和群众的顾虑，尽力使他们敢于说出心里话。对于他们的意见要细心倾听，即使有些意见是错误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也要平心静气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加以澄清，而不要扣帽子。并且要切实注意保护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在清算“一平二调”和退赔兑现中，也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把党的政策规定交给群众。
《纪要》重申了党在农村继续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原则。会议纪要指出，要认真清理“一平二调”，用退赔来巩固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用退赔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使大家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不能剥夺农民的原则，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
《纪要》特别提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社员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性质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性质不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它们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使这部分经济在不妨碍集体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有适当的发展是必要的，不应该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以反对。
《纪要》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全面落实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必须继续在各个方面调整和压缩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力争1961年的农业丰收，首先是粮食丰收。
1月13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1961年１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会议决定提高粮食、食油、生猪和禽蛋等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益。决定社员自留地的比例调整以后，20年不变。并鼓励社员养猪及发展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要求切实安排好社员的生活，帮助社员渡过困难时期。
毛主席在会上再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不能剥夺农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毛主席亲自组织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
为了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一部能够科学的、具体的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关系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并使其工作规范化，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草委员会。1961年2月下旬，毛主席领导的各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主席主持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六十条草案》，使之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中央又于3月29日向全国下发，诚恳的作为向全国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深入征求意见的“草案”。这是第一个《六十条》。
在广泛征求全国农村广大干群对草案意见的基础上，该《六十条草案》又经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订，于6月15日决定下发并更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是第二个《六十条》。
比照第一个《六十条》，第二个《六十条》增写了有关山林的归属权和经营权;增写了公社各级干部应该遵守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两部分。该《六十条》正式取消了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这不仅从制度上消除了社员间在个人分配和消费上的平均主义，而且还有力的制止了基层干部从中多吃多占、化公为私的弊端。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强调对“五保户”通过提留公益金(约占生产队收入的2%至3%)予以适当照顾。
第二个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又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于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并最终于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通过。这是第三个《六十条》。
比照第二个《六十条》，第三个《六十条》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农业生产基本核算单位确定在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并郑重宣布“至少三十年不变”。这就从制度上根除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稳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闪烁着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光辉，在国际共运史中，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三农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历史文献。《六十条》成为尔后人民公社运行和发展的指导原则，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巩固、繁荣和发展。
1961年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即华东、中南、西南)和“北三区”(即华北、东北、西北)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毛主席亲临“南三区”会议。
为了从认识论上克服左右倾思维，在“南三区”会议上，毛主席印发了他在1930年手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他还于3月11日为印发此文写了批语。他再次强调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毛主席于3月13日给参加“北三区”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到县、社、队进行调查。他还在“南三区”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参加“南三区”、“北三区”会议的全体同志认真学习了他在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重研究了如何解决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问题。
1961年３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主席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从3月14日起，中央召开的“南三区”、“北三区”两个工作会议，在广州合并为一个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订工作。广州会议重点讨论并充实了“草案”。中央于3月29日正式向全国下发并用于广泛征集基层干群的意见。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信中说：“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原(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
会议还决定调整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
会议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1961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9月29日再次提出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经过充分讨论后，翌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从体制上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为彻底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提高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水平。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及产生的原因。
毛主席在会上作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以增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能力;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以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做好工作。
毛主席在讲话中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大会统一了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左右倾思潮的认识，有力的推动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在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刻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左右倾思潮的大会;是通过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全党高度统一和团结的大会;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高速发展又稳步前进的大会。
在毛主席领袖中国共产党时期，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较多的马列毛理论熏陶，经受了长期的革命实践考验，在政治本质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主观愿望上是忠实人民利益、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其中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多的。毛主席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经希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975年4月20日他在新华社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批示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加之左、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不时产生，因此干部队伍难免自觉不自觉的、或多或少的沾染左、右倾思潮。
在阶级社会中，党内左、右倾思潮的产生既有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源，又有思想认识(唯心论、机械唯物论、不可知论、形而上学)的来源。因此在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现左、右倾倾向，既是应该尽力避免的又是难免的。就是主席本人有时对党的工作是否含有左、右倾倾向的危害，也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观察和认识的过程。
而毛主席总是最先的洞察和警觉到左、右倾的出现;总是率先带领全党光明磊落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总是预先尽可能的防范左右倾倾向。他这种对人民利益的强烈责任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气度，使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规避了重大曲折，少走了许多弯路。因此他备受党和人民的敬重与拥戴。
注.本文的史料依据:
1、以相关的毛主席著作、讲话、批示、信件、谈话、注释和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决议、决定、指示、通知等历史文件为根本依据。
2、由于本人没有查阅相关权威历史档案资料的能力，所以只能查阅网上的资料。
(1)以一些党的工作机构的相关党史纪实、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的回忆录为重要依据。
(2)深入参阅学者：【龚 云】、【马社香】的相关文章及【老友】的《党史纪实：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上、下)》一文。对上述引用的史料，表示总体上的尊重和信服。
(3)认真阅读网上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观点不同的文章五十多篇。对其中我所转引的相关史料前后用了三百多个小时进行搜集、比较、甄对、筛选。
3、对我得以转引史料的文章原，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附本文各篇题目：
1、重温毛主席“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理论与实践(丰碑 ★ 之一)
2、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概要过程(丰碑 ★ 之二)
3、我党为何要带领劳动农民实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丰碑 ★ 之三)
4、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党内矛盾和斗争(上)(丰碑★之四)
5、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党内矛盾和斗争(下)(丰碑★之五)
6、两条路线的本质区别(丰碑★之六)
7、人民公社创建时期，毛主席与党内左右倾思潮的斗争(丰碑★之七)
8、围绕“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斗争(丰碑★之八)
9、毛泽东时代丰厚的耕地遗产(丰碑★之九)
10、触目惊心的社会“两极分化”(丰碑 ★ 之十)
11、人民公社好!(丰碑★之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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