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话说1938年6月11日，晋西北120师抽调第715团、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编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于9月间进人绥远（今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开辟了绥南、绥西和绥中区。
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14次常委会议，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恢复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叶剑英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定。
6月1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日军主力进攻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较为空虚，提议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的抗战决心。
周恩来在此电中婉转的提出了要八路军配合武汉会战的问题。毛泽东当天即复电周恩来等人说：
“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我上月26日电已大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
也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汉发表长篇文章，主张与日军大战，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片面的强调保卫武汉的重大影响。与王明等人相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是，要点不在于死守武汉，而在于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此时，上海、南京、徐州失守，国民党在苏、皖、浙等省的政权瓦解，日伪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弃了大批枪支弹药；大江南北有共产党领导的14支抗日游击队，有一批长期在这些地区还坚持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关系好的干部。因此，华中是可以迅速发展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创建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王明只注意与国民党上层的工作，注意大城市所谓合法斗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党丧失了在华中迅速开展抗日斗争的大好时机。不久，国民党军警、官吏卷土重来，大好时机丧失了。后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华中只建立了苏南、皖中两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党在华中敌后的工作比较薄弱，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得到共产党的领导，新四军未能得到更快更大的发展。
6月27日，毛泽东第9次来到陕北公学讲学，专门将《论持久战》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向学生们作了介绍，还讲了保卫武汉的问题。
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参加了边区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发起组织的文艺晚会。柯仲平在晚会上朗诵他创作于5月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朗诵了一半，感到下面还有很长，怕耽搁毛泽东的时间，就停下来问道：
“还要不要念？”
毛泽东听得正高兴，兴致勃勃地说：
“把它朗诵完吧！”
柯仲平又挥舞着手臂，大声朗诵起来。待柯仲平朗诵完了，毛泽东走到台边，与他亲切的握手，赞扬他把工农兵大众作了诗的主人，赞扬他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诗的大众化风格所作的辛勤努力。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柯仲平的诗稿带回去审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还写出了一个批语：“此诗很好，赶快发表。”
后经毛泽东推荐，《边区自卫军》很快就破例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41期、第42期上连载了。
1938年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转来的彭雪枫发自6月9日的报告。彭雪枫在报告电文中写道：
“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10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
毛泽东阅罢彭雪枫的报告，即以他和张闻天（化名洛甫）、刘少奇（化名胡服）的名义，复电全文如下：
雪枫、理治：
来电已收到。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须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方发动。对于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现正物色中，可派数人来。苏鲁边区郭子化已与山东省委郭洪涛接上头。洪涛现在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请将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电告。
毛 洛 胡
7月4日，彭雪枫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豫东及南阳的军事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毛主席：
1、河南自开封失守之后，各县难民之较先进者，纷纷前来联络以图揭竿而起，甚至团、旅、师长，及今在乡村间之军人，亦前来求得联系，要求指导者甚多。2、宛西之别廷芳在镇平、内乡、淅川，为我陇海路断后入陕之大道，握有极大兵力，单武装即有8万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内乡与之联络，别认为：（1）、敌人一到，只有共产党不走。（2）、将来为我党天下。对保卫家乡及前途发展，愿与我们切取联络。又豫东之西华民众运动，做得极好，男女老幼均有组织，一声呼唤，即可集合武装力量之脱离生产者约计7000人，枪支弹药齐全，并在我党绝对领导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区一个学校武装数百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舞阳县青年救国会约3000人，南召武装3000人，杞县1000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另外各县之零碎武装以统一战线关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装力量，均不在内。3、形势现已好转，惟所缺者军事政治干部，各地前来要干部者日内数起，无法应付。根据晋冀经验，各地武装之发展壮大为我党干部领导之力。我党对中原前途应加以重视，必须派来大批有经验之团营连各级军事政治干部，方能应付目前局面。4、抗大学生毕业来时，请另送一个保卫局干部，即来工作为要。
彭雪枫
7月4日这一天，柯仲平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筹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民众剧团是在延安师范学校“乡土剧团”和延安“群众业余剧团”基础上，经过调整、充实组建起来的，由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主任，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剧团的团旗上绣着8个大字：“大众艺术野战兵团”。剧团团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两句：
“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
剧团演出舞台两边的对联是：
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
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横批是：“团结抗战”
这个剧团是仅仅靠着几十元钱起家的，剧团成立后，没有汽灯、幕布，甚至没有必不可少的舞台用具。柯仲平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纷纷相助。毛泽东拿出300元，买了毛驴、汽灯等；周恩来、博古从蒋管区回来，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陈云送了一台小电动机；贺龙从晋西北回来，不仅给了70元法币，还托刘白羽、林山从山西前线带回一批缴获日军的军用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等，赠给剧团做道具；张鼎丞也送了许多战利品。
后来，民众剧团常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颇受陕北人民欢迎。
7月5日，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
7月6日，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
参政会是根据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设立的；《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200名，各地选100名，由国民党和省党部提名，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其余100名为社会领袖，亦由国民党中央指定。
参加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国知名人士有：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杜重远、王云五、谭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邓颖超7人被选为参政员，其中部分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延安钟楼东边原巡抚衙门旧址召开纪念“七.七”抗战1周年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下午安排的是文艺演出，鲁艺演了3幕歌剧《农村曲》，主演是丁里。接着演出3幕话剧《流寇队长》，最后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据此时在延安的翟林椿后来回忆说：“江青扮演的萧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领导们和广大观众致谢。之后，江青和演员们回到后台卸妆。
临时化妆室是一间残破的小屋，点着一盏汽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来到化妆间慰问演员，江青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亲切的交谈。
7月10日，毛泽东为《解放》周刊题词，他写道：
“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7月中旬，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和毛泽普、沈宁、胡觉民及6岁的女儿毛海英等人一起，从韶山来到了延安。毛华初非常渴望尽快见到伯伯毛泽东。
毛泽东住所的院子里整齐清洁，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靠山是一排4孔石窑洞，毛泽东只住了两孔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隔开，被别作为寝室和办公室。寝室里架了一张单人床，铺盖和战士们一样，是粗布被面。办公室也十分简陋，谈不上有什么陈设，只在靠窗户边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信。靠蓝布帘的外端，摆了一张长凳做洗脸架，上面放着两个盆。
毛华初等人由族兄毛镇周领着，在会客室里见到了毛泽东。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只见他穿着一套和战士一样的灰色军装，戴着一顶已经摘去了五星的五角红军帽，身体显得很单薄，脸也有点黄，眼窝有些凹陷，但他的精神充沛，两眼炯炯有神。他没想到，伯伯当了这么大的官，住的、穿的还是这么普普通通。他激动的站在伯伯面前，遵照妈妈的嘱咐，喊了一声：“伯伯”，又毕恭毕敬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毛泽东微笑着走过来，用右手摸了摸侄儿的头，又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毛华初听伯伯如此说，信以为真，顿时急了，说：
“妈妈说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
“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还要背柴背米，又不发饷，你能吃得消吗？要做好思想准备啰。”
毛华初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怕苦，我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
毛泽东风趣地说：
“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吧。”
毛泽东见毛华初高兴了，又说道：
“不过，要记着，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够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而吃苦。”
毛泽普说：
“湖南还有许多进步青年向往延安，想来投奔延安。”
毛泽普比毛泽东小26岁，是毛泽东堂伯父兼塾师毛麓钟的儿子。他在1岁时父亲就死了，是母亲把他拉扯大，又供他读完了中学，是韶山冲少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见他这么说，便笑道：
“无湘不成军嘛！干革命要过两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就离开了革命队伍。”
他兴致勃勃地问道：
“韶山到延安来的人不少，一共来了几批？”
“大概有3批。”
胡觉民说：
“不过，中间可能还有人来过延安。”
毛泽东说：
“你数给我听听，来了那些人？”
胡觉民掰着手指算道：
“第一批到延安的是远耀、远翥、泽全叔、泽青叔；第二批是远志、慎仪和章淼洪；第三批就是我和泽普叔、华初、沈宁。一共是11个人。另外，韶山还有一些人想要来。”
毛泽东笑着说：
“他们都来了，都是毛家人，那我来当这个族长吧。”
客人们见毛泽东还是这么风趣，也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说：
“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不过，延安条件艰苦，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背米，还没有薪水，没有官兵等级之分，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都是一样的待遇。到延安了，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为人民服务。去年，谭天民烈士的父亲谭季余先生，搭宇居大哥的信，要来延安过年。我的表哥文运昌，又写信给我要到延安谋职。我都劝他们不要来，他们家累重，不能瞻顾，免得耽误他们。”
毛泽东向胡觉民、毛泽普问起家乡的情况，特别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烈士牺牲后其家属们的情况。当他得知家属们遭受迫害生活极为困难时，当即吩咐秘书给毛福轩的父亲毛俊明寄去400大洋。
后来，毛泽普、毛华初被编入抗大学员班学习。毛泽普后来转到马列学院学习。毛华初毕业后被分配到机要部门工作。
7月20日，白求恩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他在晋察冀的工作情况，他提出了设立一个正规的后方医院的建议。毛泽东看了白求恩的电文后，给聂荣臻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需款，请令照其计划执行。同意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
聂荣臻向白求恩传达了毛泽东的电文内容，白求恩非常高兴地说：
“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职务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白求恩谢绝了每月给他100元的津贴费。聂荣臻劝他接受毛泽东的一片好意，他却说：
“我从延安来，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的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愿意过中国革命队伍里普通士兵的生活。”
白求恩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
“我谢绝每月百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我本人若需少数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后来，白求恩于1938年8月21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做了一整天手术，确实很累。共10例，其中5例很严重。”“我从早晨5点半直到晚上9点，每分钟都有重要工作。”“我确实累了，但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我很满意，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不该高兴呢？”
再说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的建军节纪念活动，在会餐时，和他同席的有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还有徐懋庸。毛泽东问徐懋庸：
“你结婚了没有？”
徐懋庸回答说：
“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儿女呢。”
“你爱人现在哪里？”
“在浙江黄岩。”
“哦，”毛泽东笑着说：“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
徐懋庸摇摇头，说：
“太不容易了。”
毛泽东对滕代远说：
“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
“可以办到。”滕代远说罢，转向徐懋庸，嘱咐他说：“你开个地址，再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
过了两天，滕代远见徐懋庸还没有回音，就派通讯员去把地址和信要了来。
就在这8月间，徐懋庸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由艾思奇和张庚做为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妻子刘蕴文在内侄刘仁德陪同下，带着两个儿子执提、执模于10月间来到了延安。
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和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在一天的午后，毛泽东睡觉起来对贺清华说：
“告诉老周，我们到中央医院去看看关向应政委。”
周西林开来了汽车，拉着毛泽东向中央医院驰去。中央医院在延安城北一二十里的地方。这个医院位于一座大山上，从下到上，是一排排整齐的诊疗室和病房。关向应的病房在最高一排的窑洞里。
毛泽东下了车，向山上走去。山高坡陡，又正是炎夏，毛泽东和警卫员们吃力的走着，中途休息了2次才来到关向应的病房前。毛泽东轻轻的推开房门，走进病房，正躺在病床上的关向应看到毛泽东来了，要坐起来，毛泽东赶紧走上前握着关向应的手，亲切地问道：
“身体好些了吗？”
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忽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小姑娘，穿着洁白的衣服，戴着白帽子，她看到毛泽东，觉得很面熟，可又想不起来他是谁，就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同志，对不起，医生说了，病人需要安静，现在不能会客。请你马上出去。”
“啊，对不起，小同志，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医院的纪律应当遵守，我马上就走。”
毛泽东谦和地微笑着，又对关向应说：
“好吧，你一定要安心养病。”
毛泽东走出病房，转身进了护士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他就问随身跟来的小护士：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小护士回答：
“我姓刘，人家叫我小刘。”
“噢，小刘同志，我有一点事想和你谈谈。”
小刘移过一张凳子，请毛泽东坐下。毛泽东询问了关向应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又询问了医院的工作，询问了医生和护士的生活学习情况，与小刘握手告别，向山下走去。小刘又回到关向应的病房，去看望关向应。关向应说：
“小刘，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外面站着警卫员，反正是位首长。”小刘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是谁，我有责任执行大夫的吩咐，不准别人扰乱你的休息。”
“好嘛，”关向应看着小刘的那副脾气，不由得笑了，他说：“他是毛主席！”
“啊！”小刘听说是毛泽东主席，不由得怔住了。
8月份，徐海东在前线患肺病吐血。毛泽东电令他回延安治病。徐海东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
“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安慰道：
“你要好好养病，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养好病可以更好的参加抗战嘛！”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说：
“你学到100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订阅了全国各地三四十种报刊杂志。他每天把这些报刊杂志浏览一遍，发现有自己需要的信息，就粗读或精读。后来，他觉得有些信息，必须让全党和根据地人民都有所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就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秘书和培元、陈伯达等人，把所需的信息分类整理，择重要的汇集起来，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交流；二是在他负责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让陈伯达等人组织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负责搜集和整理材料，编辑时事问题研究丛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等人从1938年动手，在抗战时期编辑了大量的丛书，教育了中国人民，留下了大量的重要的史料。
在8月间，欧阳平在抗大6大队任政治教员，他将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的一张照片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给欧阳平题写了4个大字：“奋斗到底”。后来毛泽东见到欧阳平，他说：
“敢给知识分子上政治课，你可算是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我们就是要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
1938年8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来到了军委主席毛泽东身边工作。从此，这个24岁的女青年加入了军籍，正式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有一次，毛泽东派江青代表他去医院看望陈士榘，还让她带去了一封亲笔慰问信，送去了200元钱。
原来，陈士榘是于3月份在晋西午城井沟战役中，身上9处负伤，左耳膜被震破，变成了聋子。他在8月回到延安拐峁军医院治疗休养。
此时的江青在延安的女青年中还是比较出众的。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头发乌黑浓密。头上有时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有时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在肩上，有时梳着两条辫子，戴上一顶薄薄的灰色军帽，帽顶推向后面，使不太高的前额全部显露出来。她眉毛如柳叶，不浓不淡，鼻子挺秀，抿着稍大的嘴巴，那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时时流露出欣喜的光芒。江青不但能写文章，字也写得好，特别是楷书写得好。她还会剪裁，自己动手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很漂亮。她又会织毛衣，能织出各色各种花样的毛衣。
江青还比较注意和群众的关系，她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剪头发，教教女青年针线活，给警卫员们讲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江青的另一面也与众不同，她在学会骑马以后，反而喜欢上了骑烈马，训烈马，马越凶她越爱骑。
8月底，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从成都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
1938年9月初的一天，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穿着新发的灰布制服，一起应邀来到凤凰山下两间石头窑洞前。此时，身着蓝布制服的毛泽东正坐在窑洞里一张质地粗糙、没上油漆的小木桌前看书。警卫员将客人们领进屋内，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何其芳说：
“我们来是要写延安的。”
“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毛泽东话语幽默：“延安只有3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说一座山弯下一个手指头，环视了一下客人们，又爽朗的说道：
“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的。”
毛泽东的神态和话语，一下子把客人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9月4日，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参加的人有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郭化若、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此后，哲学座谈会每周日开一次。何思敬懂德文，毛泽东请他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何思敬是照着本子一边翻译一边讲，讲得实在算不得高明。尤其是在他自己发挥的时候就常闹笑话，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他一边听，一边用一支红铅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有时还要插话，说明自己的观点。
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傅连璋的历史做证明，傅连璋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展了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缝衣等生产活动，改善了部队生活。毛泽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部队改造成为工农商学兵集合的部队，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秋，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影响下，傅作义派周北峰到延安晋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不久，即派潘纪文为党的驻傅作义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青年学生，也从延安前往河曲傅作义部。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和从西安招来的青年担任。潘继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主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傅作义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组织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因此，引起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
1938年9月，王稼祥从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作为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疗伤和工作了一年多，他提出要回国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派他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了话，他说：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同志，不要竞争了吧！”
斯大林也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每次举行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上，都要悬挂毛泽东在保安照的那张头带红星帽、身穿黑蓝红军服的大幅照片。
毛泽东终于十分巧妙的拆了王明的台。正像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王明像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御使，拿着尚方宝剑，他谈话的口气就像御使传达皇帝命令一样。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位没有经验的小伙子，有极大的野心但缺乏才能，喜欢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同时缺乏实现他理想的能力和技术。”
此时国内局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随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国民党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限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武汉一陷落，国民党一改变态度，王明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一下子成了泡影，闹了半天，原来一切都是空的。而毛泽东提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华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仗越打越精，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两相比较，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
处理王明问题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如实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中央让王稼祥打电报通知在武汉的王明等人，要他们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接到通知后，马上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到武汉或西安去，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王明目无纪律、目无领导、有意抬高自己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讽刺王明在国统区是自己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他说：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又提出要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即遭到王稼祥的严词拒绝。经毛泽东同意，王稼祥复电王明：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你本人自负。”
王明无计可施，只好按照中央的要求，乖乖的回到了延安。
9月下旬的一天，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领着一位左翼青年作家来拜会毛泽东。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舒群。
舒群是在报道了平型关伏击战之后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他在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里拾得了《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4本莎士比亚名著和《石索》、《三希堂》各两卷残帖，如获至宝。到延安之后，他认识了被毛泽东誉为“江南才子”的朱光，两人一见如故。朱光便引他来见毛泽东。
舒群与毛泽东虽然是初次相见，但却似故人邂逅，激动不已，便将挎包里装着的《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石索》、《三希堂》一并拿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承想眼疾手快的朱光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名著夺了过去，说：
“这些归我。”
毛泽东顿时急了，连连说：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朱光却笑嘻嘻地说：
“见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说，剧本理应归我。”
“谁说应该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就喜欢读他的书，《资本论》里还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圣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过，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说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岂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依然是面无愧色，强词夺理：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书帖归你，剧本归我。”
舒群见他们二人各不相让，急忙进行调停，说是让他们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见宝主如此说，只得留下《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将《哈姆莱特》、《仲夏夜之梦》和《三希堂》交还给毛泽东。他笑嘻嘻的问毛泽东：
“这样分配总算合理了吧？”
毛泽东看了一眼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江南才子”，无可奈何的点点头，说：
“权既在你手，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虽是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怎么不能？”朱光说：“你先听我背诵一段独白：‘且慢，在你们未去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绩，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用不着说了。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未来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
他的语言节奏及表演神态无不恰到好处，只是粤音有点浓重。毛泽东说：
“你的口音不够国语化。”
朱光毫不谦虚地说：
“我的表演，超群出众，精彩绝伦。”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欣赏领教？”
“岂敢！岂敢！”
就这样，毛泽东眼睁睁的看着朱光把书给夺走了。这才叫：
一个是嗜读如命，见书眼开。
一个是闻剧起舞，横刀夺爱。
一边厢小友耍赖，说是见面就要分一半；
一边厢领袖侧目，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很无奈。
且说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说：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29日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其主要议程是：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3、毛泽东做政治报告。
欲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结果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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