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
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话说在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贺龙要回晋西北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何其芳与文学系第一期的一部分学员，音乐系、戏剧系和美术系第二期的一部分学员，将随着他一起渡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去实习3个月。何其芳来向毛泽东辞行，他汇报说，自己将要在前方八路军活动地区搜集材料，写一篇报告文学。毛泽东鼓励他说：
“文艺工应该到前方去。不过，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的。当初我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坐，就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话分两头，此时在湖南的长沙市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38年11月12日上午，蒋介石作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他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说：“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兵力继续内侵了，他们在占领了湖南北部的岳阳以后，就停止了进攻。可是就在这天晚上，长沙市内偏偏有一家伤兵医院失火了，长沙警备司令部专门成立的放火小组看见火起，误以为是事先约定的放火信号，便一齐动手，放起火来，一霎时，大火吞没了整个城市。因为政府当局事前并没有向市民预告，更没有采取任何疏散措施，所以当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之时，已是逃生无路，人不分男女老幼，无不哭天怆地，呼儿唤娘，可怜见两万多名居民竟然葬身于火海之中。
长沙大火引起了中外的广泛谴责，蒋介石为平息民愤，不得不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将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3人判处死刑。张治中也因此被革职留用。
这正是：发罢大水发大火，水火无情冤魂多。
若是真有鬼魂在，尔曹几命可够索？
再说在11月20日前，45岁的毛泽东和24的江青结婚了。他们没有领什么结婚证书，也不需要任何形式，就是和老战友聚一聚，就算请客吧。毛泽东为此还特意请了一个厨师掌勺烧菜。此时，大家都是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聚齐，况且一个厨师同时也烧不了几桌菜，毛泽东只好先后分几批请客吃饭。尽管请了一位厨师帮忙，江青也还是忙里忙外，跑前顾后，忙了个不亦乐乎。
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一大早，宝塔山上警报响起，日军7架飞机从山西临汾机场飞来，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大街上的人群扫射、投弹，一霎时人慌马叫，房倒屋塌，一片瓦砾，毁民房109间，死30人，伤122人。
是时，陈云躲进了窑洞里，可那孔窑洞被炸塌了，七八个人在外面费了好大的劲儿，扒开土层才把他救了出来。
就在日军轰炸延安的这一天，毛泽东邀请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王观澜和夫人徐明清到他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吃饭。说是请客，饭桌上也不过是比平时多了几个菜而已。
前边说过，毛泽东、江青在这之前已经请了一些领导人，此后又请了其他一些领导人。客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为他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没有说出来，大家也就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为客人们敬酒让菜。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决定，将机关、学校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
11月21日，日军飞机第二次轰炸延安，城内群众有序疏散隐避，伤亡较小。日机空袭的重点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凤凰山，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那3孔窑洞被炸塌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亦被炸，30多名八路军干部、士兵阵亡。
中央领导人被迫从凤凰山麓迁至城外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也连夜搬到了杨家岭，成仿吾腾出来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和江青住。
这是一排3孔坐北朝南的接石口土窑。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了白灰。门窗是木制的，糊上薄薄的白纸，可透进光线。3间房分别为起居室、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江青的卧室。地上铺有砖，桌椅的木料却没有刷漆。房子里没有自来水和电灯，只有蜡烛、煤油灯。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盆里。
窑洞外是一小块碾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留有一块菜地，毛泽东闲暇时喜欢种菜。
不久，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他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正遇着江青从里面走出来，他不认识江青，但风闻毛泽东已经结婚。江青和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简单应了一声。贺龙故意问毛泽东：
“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呀？”
毛泽东知道他是明知故问，便说：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毒呀！”
贺龙哈哈一笑，说：
“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说：
“好，好！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毛泽东又为贺龙补上了一场喜酒。这顿饭虽然说只不过是一顿便饭，但在毛泽东家里，却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毛泽东除了在家招待亲戚朋友和外宾以外，一般是不会招待党内的同事和部下的。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不久，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满脸带笑地指着江青，向从前线赶来的领导人们说：
“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
张闻天也在人前背后都说：“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个好内助。”
有一次，毛泽东和王明正在争论问题，王明的妻子走了进来，她说：
“我在到处找你，原来你们俩个又争了起来，我说你最好回去吃晚饭。”
一直待在角落里旁听的江青也趁势说道：
“你来了太好了，这两只老公鸡真没办法，他们一见面就斗，你把你的拉回去吃饭，我把我的拉去吃饭，他们就不能再斗了。”
王明一反常态，用他认为最贴切的语言赞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
与贺子珍一起在苏联治病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在苏联1年多之后回国。她知道毛泽东和江青结了婚，既“很爱怜”贺子珍，可又觉得贺子珍的责任多一些。她说：
“贺子珍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
刘英见到毛泽东时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
毛泽东把大腿一拍，说：
“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虽然仍是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但从此以后，她就以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为主要工作了。她将那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剪成了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的短发，愈发衬托得大而明亮的眼睛平和而沉稳。她很谨慎，深知自己的革命资历比较浅，做起事来小心翼翼，在领袖夫人中间，见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
江青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她十分珍惜和毛泽东的共同生活。她给毛泽东编织了新毛衣，她还学会了从井里打水，学会了给毛泽东做充满辣味的湘菜。他们的饮食主要是由周少林负责，偶尔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无非是炒个猪肝，给毛泽东弄一碗红烧肉，再给江青炒个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员都觉得江青虽然是从上海来的演员，还是比较随和的。
江青有时候看到毛泽东工作累了，就立即给毛泽东点上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史沫特莱送的留声机放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时，还用脚踏着砖地，扣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有时江青也给毛泽东唱上一段京戏，毛泽东微笑着，欣赏着。
江青对贺子珍所生的女儿娇娇也很好，她常常把娇娇引出来见客，大大方方的学着握手，跑来跑去逗人发笑。窑洞里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温馨，毛泽东心情愉悦。
毛泽东的窑洞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递一支烟，要么倒一杯水，随即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出于礼节，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就走开了。江青显得很腼腆，像个大姑娘。一位外国记者记述他对江青的印象说：“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江青还学会了射击、打篮球，她也希望毛泽东多锻炼身体。有时看到毛泽东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两手搭在毛泽东的椅背上，说：
“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身体有好处。”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
毛泽东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江青很高兴的和毛泽东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泽东引到操场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泽东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他说：
“各人的爱好不同，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哩。我如果和朱总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谁是‘毛’了嘛。我看，咱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泽东还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一项任务，他说：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警卫战士们远远的在后边跟随，望着身材魁伟的毛泽东和窈窕的江青缓缓而行的背影，打心底里为他们祝福。
毛泽东的新住处杨家岭的沟口上，住着一家姓杨的农民，他们的窑洞和一般陕北贫苦人家一样，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没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都变成了黑色。
杨家门口有一盘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才30几岁，不仅手很脏，脸也不常洗，连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杨家人看见毛泽东走过，经常向他打招呼，毛泽东也停下来亲切的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还到他们窑洞前站站。毛泽东感慨的对身边的人说：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瞧不起，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11月30日，毛泽东邀请王首道、张启龙、谭余保到家里作客。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30年代初期党内的斗争，他说：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忘记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就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张启龙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上了井冈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乡。1931年湘赣省委成立，王首道任书记，张启龙任省委常委兼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事部部长。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后被打成AB团，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长征到陕北。
张启龙见毛泽东这样说，就激动地说：
“主席，我们在湘赣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倾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倾错误，我们是‘左’了。”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说：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
张启龙又汇报说，1933年以后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到湘赣苏区，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被错杀了。1933年4月，曾两次到井冈山巡视的袁德生亦蒙冤被捕，遭到长时间审讯折磨。1934年4月，他被害于泰和县赣江中，年仅40岁。
毛泽东沉痛地说：
“袁德生是个好同志，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此时，毛泽东通过在重庆周恩来，派人到湘乡把蔡和森的全家接到重庆，以后，又设法送到苏联。
11月底，蒋介石在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讨论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了会议。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看，还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看一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八路军派人讲授游击战术。
且说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给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写了一封信，要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面交邓宝珊。他在信中写道：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
12月6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说：
“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和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同意，我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先生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说：
“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而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无益。”
蒋介石说：
“如果你考虑合并之事不可能，就不必电邀毛先生到西安会面了。”
一周后，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博古、董必武，再次提出让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博古、董必武表示反对，双方争论了数小时。蒋介石最后宣称：如不取消共产党，他死也不能瞑目。
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进一步向敌人占领的远后方展开：115师挺进山东，120师主力挺进冀中，129师主力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在全华北逐步展开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反“扫荡”和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12月9日，延安各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3大队操场上召开“一二九”纪念大会。
大会开始前，33岁的“鲁艺”音乐系作曲教员冼星海教大家学唱《一二九纪念歌》，刚教了两遍，毛泽东来了。他缓步走到冼星海面前，和冼星海紧紧握手，又与台上的李公朴、塞克以及各校的代表们一一握手，尔后拉着冼星海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你叫冼星海，对吗？”
毛泽东亲切的问冼星海。冼星海回答说：
“是的，主席。您那么忙，还能知道我的名字？”
“你是音乐家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毛泽东微笑着说：“你进步得很快。革命阵营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能胜利的。我们知识分子又必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音乐家往往开始是‘为艺术而艺术’，尔后，渐渐变成‘为祖国而艺术’；思想感情变化了，就会发展到‘为人民而艺术’，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音乐战士。这就是人民的音乐家。”
正说话间，大会执行主席李公朴宣布纪念大会开始，他首先请毛泽东发表了讲话。
12月12日，日军飞机7架次第3次空袭延安，军民们听到警报声立即隐蔽。城防高射机枪齐发，日机投弹40余枚，仓惶逃跑，毁民房100多间，无人员伤亡。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讲话说：
“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毛泽东还说：
“各机关要振奋精神，积极参加生产运动。”
“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接着，《新中华报》发表了社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社论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困难，估计将来某些地区被敌占领，边区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时，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质困难。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困难，迎接困难，准备办法战胜困难。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社论号召在边区内广泛开展生产运动。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都要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
这一时期，负责残疾医院工作的领导人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说，延长、延川、宜川等县残疾医院200多位红军伤员，因医疗生活待遇较差及遭到冷落等原因，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在延长集中，要到延安找毛泽东请愿。毛泽东在电话中说：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我们确实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你转告伤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指示召开伤员代表和卫生部门人员的代表会议，研究解决伤病员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
“从客观上说，边区条件确实很苦，伤员同志都来延安不大可能。从主观上说，我们有官僚主义，本来工作可以搞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没有抓紧解决大家的困难。这方面大家批评得对，要求到延安来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过去工作没有搞好，具体谁负什么责任就不要追究了，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去抓这一工作。”
会后，毛泽东指示何长工等人，将残疾医院改为荣军教导院，改善了条件。后来经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将1000多名不习惯北方生活的残废军人，送回了南方老家。
12月14日，日军飞机第4次空袭延安，来袭飞机共7架次，投弹45枚。延安军民损失甚微。
1938年冬，经毛泽东批准，八路军115师师长兼抗大校长林彪，由夫人张梅陪同去苏联养伤。
读者诸君，笔者借此机会，分别介绍一下林彪和罗瑞卿各自的婚姻和爱情。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自1925年以来，一直写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并无妻子之实的汪静宜改嫁。他是在到了陕北之后，才把爱情之箭射向了陕北米脂姑娘性格开朗的张梅。张梅真名叫刘新民，生得是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皮肤细嫩，人称“陕北一枝花”，她对林彪非常仰慕。1937年，林彪与张梅结了婚。1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林小琳。1938年冬林彪和张梅到苏联后，一待就是3年。其间在1939年，周恩来由邓颖超和他们抚养的革命烈士遗孤孙维世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后来，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在此期间，林彪和张梅两人感情不和，越闹越僵。经过多次接触，林彪深深的爱上了孙维世。1942年2月，林彪在只身一人回国前告诉孙维世说，他已经和张梅离了婚，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在国内等孙维世学成归国后，就和孙维世结婚。可是林彪回国后不久，就遇上了叶群，第二年他便和叶群结了婚。留在苏联的张梅闻听此事，也只好另嫁了他人。
罗瑞卿是在林彪和张梅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林彪赴苏疗养的这一年冬天，初识他的第一位妻子拱平。
拱平，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2岁考入南京城有名的汇文女子中学。后来，眉清目秀、亭亭玉立的拱平，成为金陵大学有名的校花。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对拱平紧追不舍，拱平的父亲也答应了这个师长的请求，但遭到了拱平的严词拒绝。1938年冬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报告会上，正在抗大读书的拱平见到了作报告的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她对罗瑞卿是一见钟情。两人在延安结婚后，罗瑞卿在1939年7月奉命奔赴抗日前线，两人就此分别，多年互无音信。当拱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打听到罗瑞卿的消息时，罗瑞卿已经在1941年4月3日与郝治平举行了婚礼，小孩也有几岁了。
郝治平是在1938年到延安的，那时她才16岁。1975年4月，罗瑞卿在《忆往事书赠紫萍》一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且说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士，赴宴者共有200人左右。
席间，毛泽东鼓励文艺工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创造和演出更多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广泛向群众宣传：反共是投降派的阴谋；反共即是灭华；反共投降是当前抗战局势中的最大危险。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
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吴克坚、叶剑英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
1月17日，毛泽东给何干之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何干之在陕北公学教书期间，曾酝酿编写一部《中国民族史》，他把这一设想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的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由于战争环境的困难条件所限，何干之后来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写作计划。
且说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1次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议员有145名，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演讲。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关于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和各部门负责人的部门工作报告。
1月2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早在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李六如、和培元两人合写《陕甘宁边区实录》，此时初稿已经完成，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为工作太忙，就在信中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他在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不应轻率出版，必须把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得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
毛泽东
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蒋介石说：
“我们对中共不再象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蒋介石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在国民党内还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由此国民党的政策重点，亦由对外转到对内，积极反共。
1月23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了蒋介石国民党政策重点的变化，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对策》的指示，明确告诉全党说：
“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们应以冷静而严正的态度对待。已建立的政权，决不轻易放弃。”
1月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1次会议闭幕。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明确发出了“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他说：
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12项重要提案和6项边区单行法规，发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告边区同胞书》。
大会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9人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
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
大会选举了边区政府领导机构：林伯渠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
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
政府下设机构有：办公厅、贸易厅、教育厅、建设厅、民政厅、财政厅、民族事务委员会。
后来在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成立。
1月24日和25日，共产党连续发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蒋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致蒋介石电》，提出：
“在日本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国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反共实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
“两党合作过程中，常有磨擦现象，最近尤甚”，“必须停止此种现象”。
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强大的揭露日本诱降阴谋、声讨卖国贼、反对反共和投降的斗争。
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五中全会北上榆林就任第21军军长，二次路过延安，毛泽东邀他到住处相见，二人进行了彻夜长谈。
后来不久，邓宝珊患牙疼，毛泽东特地派牙科医师梁智到榆林为他治愈。邓宝珊知道毛泽东爱吸烟，每次都要送给他一些好的纸烟。
邓宝珊对毛泽东极为钦佩，他的案头经常放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他读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谈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印象很深，说毛泽东“讲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风趣幽默，引人入胜。”
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举办边区首届农产品竞赛展览会。
毛泽东参加了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说：
“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
这次展览会历时半个月，展览分为边区概况、农作物、果类、畜牧、药材、狩猎与林业6个展室，展品2000多件，展示了边区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情况。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第一天观众在8000人以上，以后平均每天在5000人左右。
1月2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演中说：
“有了学问，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活动情况，请看下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关于国民党早期抗战情况，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的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可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以后，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就又旧病复发，开始在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了。本章所讲的蒋介石12月6日约见周恩来时的谈话，便是明显的端倪，尔后不久便由“溶共”逐渐走向“防共、限共、反共”的道路，诸君如若不信，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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