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
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
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话说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的指示》中，再次要求华中和皖南，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电文中说：
蒋介石“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同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的《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方针》中，又写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2、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3、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项英至此仍迟疑不决，他在复电中说：
“军部北移困难，3支地区太小，也不便移3支区域。”
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11月3日，毛泽东又将2日给周恩来的电报发给刘少奇、彭德怀。
1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和缓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3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做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说，要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告知他们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介石政权崩溃。“是否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
毛泽东还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加强反对投降宣传，迅速动员各方面舆论，呼吁停止内战。毛泽东要求：“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
11月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中说：
“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共，目前蒋还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团或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最短的时间也好。”
11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的给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复电“佳电”。“佳电”驳斥了“皓电”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反共投降阴谋，电文中说：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惊心动魄，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泽东在“佳电”中警告国民党说：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做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在“佳电”中还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与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退让政策，允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明了“佳电”采取的基本立场是：
“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
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第3、第5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
第二步，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以西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区，限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
11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的指示》，规定华北部队的任务是：1、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2、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3、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4、强化政策工作；5、加强干部之团结及党的团结。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说：
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到，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辞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佳电）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必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陈毅在苏北，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奋起阻止，形成反对破坏抗战反共内战的政治攻势。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1、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2、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3、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说：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物资势必被打散。”
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经多方研究与考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妆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1、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2、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11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获此消息，电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说：
“日军从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1940年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针对这一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有所放松，粮食没有实现自给比例的问题，在会上强调说：
“经济工作要适应当前的环境，要团结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项问题：
“1、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2、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3、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准备？”
12月5日，彭德怀指挥的华北百团大战结束。八路军连续作战历时3个半月，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余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047人；拔除据点2993个，毁坏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煤矿5座，割走电线40万公斤。
八路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计伤亡17000余人。根据地人民死伤无数，仅太岳区沁源1县，群众被杀者就多达5000余人，牲口损失近万头，大部房屋被烧毁，不少村庄完全毁灭。
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12月8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叶挺发出“齐电”，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在12月31日以前，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底以前，华中的新四军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齐电”还宣称，国民党政府决定：八路军军饷暂发至1940年12月，新四军军饷暂发至1941年1月，以后看是否北渡再定。
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华，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当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12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电文中说：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2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小姚，就是饶漱石。
12月16日，毛泽东电示刘少奇、陈毅等人说：
“皖南新四军，务须迅速渡江”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
12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重庆形势严重，项英和曾山暂勿离开部队，叶挺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做部署，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叶挺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求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少奇、云逸联系，在对岸做准备。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说：
“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须在江边做周密布置。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华、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地区，苏北应全部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是年冬，毛泽东的警卫员高富有的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结婚。高富有陪父亲逛完延安市场返回杨家岭，毛泽东乘吉普车在他们面前戛然而止，车上的警卫员招手让高富有上车。高富有知道毛泽东在车上，不肯上。毛泽东拉开车门，探出头，指着高富有的父亲问：
“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亲。”
“你还有位老人家，上车，上车。”
毛泽东显得特别亲热，他下了车，不由分说推着高家父子上了车。毛泽东问问他们家乡的生产和他们家的生活情况，高富有的父亲说着说着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泽东笑着对高富有说：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在杨家岭分手时，高富有的父亲高兴的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真好，你真好！”
几天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涧县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从他们老家的敌占区接来，为他们办理了婚事。
1940年底，博古从南方局奉调回延安，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职务。
12月下旬，顾祝同即以7个师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做好了截断苏南、皖南共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
12月25日，毛泽东获悉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他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舰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1、须分苏南与繁、铜两路北移。2、许由1个月时间。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4县撤出，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5、保证不受李品仙的袭击。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这一天，周恩来立即约见蒋介石。蒋介石说：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还是和你谈谈话为好。”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所说的共患难的日子，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的那一天。只听蒋介石接着说：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打内战吗？愿意塌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16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开到河北，其实是我为你们着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
多么经典的一段台词！蒋介石这一番表演可真叫绝，他正是靠着这一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征服了中国大大小小无数个军阀头目，也把共产党内不少的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可真是：古来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绝。
抚肩牵手虎哥们，摩顶拍腚狼外婆。
周恩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一回到住所便马上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中央，说蒋介石已经承诺：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保证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他写道：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的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5次‘围剿’和反对第5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接着，毛泽东从10个方面概括了“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了“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并再一次明确阐述了“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的“各项具体政策”，如：关于政权组织、关于劳动政策、关于土地政策、关于税收政策、关于锄奸政策、关于人民权利、关于经济政策、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关于军事政策。
毛泽东在指示稿中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引子，借以强调党的政策在目前反共高潮形势下的极端重要性，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在讨论指示稿的前一部分时，竟然发生了严重分歧，不仅王明、博古等人否认他们在土地革命时期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就连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现在不应该再算老账。他们还说，王明的“左”倾错误只不过是策略上的错误，不能说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领导人的觉醒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在他后来修改过的正式文件《论政策》中，不再提“路线”二字，只说是过左政策。
《论政策》虽然是通过了，但党内这一批人不认账甚至赖账的事实，使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到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全党对过去党的历史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二是必须纠正党内在学风、党风、文风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即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全党才有巩固的团结，才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党的历史，把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把正确与错误弄明白。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党认识，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步调一致，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向前发展。
毛泽东首先决定编辑一套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把这些历史的东西展示出来，要让全党都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为党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做好准备。
不久，他便开始着手筹划并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为此，他呕心沥血，阅读了大量文件，在王首道、陈伯达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历时将近两年，终于完成了这两部大型历史文献；其中的《六大以前》，收入的从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的各类文件，就多达199篇。
且说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一封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的复电。
原来，此时的项英已为严重的敌情所吓到，迷惘自乱，不敢下定北移决心，反而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在复电写道：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1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项英说：
“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欲知皖南新四军能否顺利突围，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论政策》时发生的严重分歧，是毛泽东决定进行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时至今日，中共中央中的多数人不承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路线错误，这一批人对此讳之莫深，一触即跳。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期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远见。可见毛泽东要以史为鉴，教育全党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在新的条件下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是多么的艰难。死老虎也挡道，由这些人占着茅坑处处掣肘，正确的方针政策自然是难以推行。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计划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形成了，提拔新人！整顿党风！终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场战略决战。
第145章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
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话说1940年12月27日，毛泽东仍然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让周恩来继续同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次严厉批评了他犹豫迟疑的态度，电文中说：
“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
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第3战区的计划，国民党第32集团军，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计划明确规定：
“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12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
“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华中我军部队应统一指挥，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党的工作统一于中原局。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29日来电意见说：
“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4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毛泽东在为书记处起草的《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还转》的电示中说：
“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令江南部队迅速北移。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与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态度。”
毛泽东在电示中还说：
“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有误。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
12月底，蒋介石下达密令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此时，顾祝同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已经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电文中没有说明他们转移的具体路线。
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夜，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1个教导团、1个特务团和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分3路由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及罗里村等地向南进发。
项英提出要“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他命令部队向东南走，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到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从镇江以东渡江北上。这条路线对新四军非常不利：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无异于授柄于国民党，他们可以说新四军是要进攻他们；在军事上，向国民党重兵扼守方向行动，无异于自投罗网。
此时，国民党利用有利地形，布下了重兵，计有新7师、40师、52师、79师、108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62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144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
以国民党第25军军长张文清，为“剿匪右翼军指挥官”，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部堵截新四军东去之路；以第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指挥的79师、62师，堵截新四军南去之路。这些部队分别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
1月5日下午，皖南新四军到达大康王、茂林、潘村铜山等地，先头部队1个团在山口隘路遭到国民党第40师阻击，双方发生争夺战。
1月6日，国民党军第40师主力投入战斗，第144师、52师、79师迅速向新四军进逼。
1月7日，毛泽东获悉新四军被围后，立即与朱德、王稼祥电示叶挺、项英说：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国民党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毛泽东将皖南新四军被围情况转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指示他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
1月7日下午，新四军3个营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于黄昏时分攻克了星潭，乘胜向廊桥河进击。3个纵队只要会师廊桥河，部队就可以冲出包围圈。可惜的是，新四军军部与前方部队没有拉电话线，此时军部不知道星潭已经被前锋拿下，项英还在百户坑主持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而且一讨论就是7个多小时，丧失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项英在袁国平、周子昆的支持下，否定了叶挺坚决攻下星潭突围的正确主张，改令部队立即后撤，向西南方向行动，走高岭绕道去天目山，坚持游击战。
1月8日凌晨，皖南新四军向石井坑方向转移，遭到国民党军第79师和新7师的拦截。项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经与叶挺、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饶漱石研究，决定重返云岭，从铜陵、繁昌间渡长江北上。由叶挺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
1月8日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擅自离开了军部。深夜11点左右，叶挺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离队的情况报告了中央。
1月9日凌晨3时，中共中央复电说：皖南新四军全体同志，现在你们的处境十分危急，希望全军同志团结在叶挺同志周围，克服困难，急取胜利。“新四军皖南部队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
1月10日下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回到石井坑大园村军部。项英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我们的事中央知道吗？”
“已经知道了。”
“中央的意思呢？”
饶漱石没有回答，拿了一份电报给他看，电报上说，一切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政治工作由饶漱石负责，要想尽办法突围，保存革命力量。项英把电报还给饶漱石，说：
“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就负责指挥吧。”
袁国平对叶挺说：
“军长，我向你检讨，我犯了右倾的错误。”
项英说：
“这一切由我负主要责任，如能生还，我将向中央检讨。”
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刘少奇、叶挺：
“叶挺等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等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指示叶挺等人，速谋突围东进或北进。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连续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最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
1月12日，新四军军部秘书、《渔光曲》的任光，在突围中牺牲。下午，东流山失守。晚上，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叶挺作了最后一次讲话，他说：
“现在全面突围，走西北角穿过凤村，向铜、繁挺进。集中突围如果不成，就分散突围，过江后到无为会合。明月有缺也有圆，人生有散也有合，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突围开始后，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又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由于国民党军已经封锁了山口，饶漱石主持召开新四军党组织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挺、李一氓、张元寿、钱俊瑞、余立金、王聿先等人。饶漱石对叶挺说：
“你是否可以到3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去？”
叶挺说：
“现在谈判是没有条件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
饶漱石说：
“过去的那些暂时不谈。这一次，是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在座的同志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就可以证明是党派你去的。”
叶挺沉思良久，说：
“好吧，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的，我就服从。”
叶挺先派了两个参谋，拿着他的名片下山联系，被国民党军扣留。叶挺又带着王聿先、黄炳生、徐冬梅和几个侄子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还有两名警卫员和副官、秘书，一行13人下山前去和国民党谈判，被上官云相扣押。
1月13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通电，抗议蒋介石包围皖南新四军的无耻行径。蒋介石一面诡称：已电告顾祝同查询真相，一面密令国民党部队，切实执行已定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计划。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等人说：
“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就在14日这一天，皖南新四军指战员们经过七昼夜的英勇拚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黄火星、傅秋涛、江渭清等约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和失散，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来查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等20多人突围后，转到内覃仓东面的田坑里。一天中午，天气晴朗，项英脱了衣服晒太阳捉虱子，暴露了他身上保存的黄金、银元、钞票和首饰。一天晚上，军部副官刘厚总借着雷雨先打死项英，又打死周子昆，打伤警卫员黄诚，把项英身上的财物揣进怀里逃跑了。
后来中共中央在《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里说：“项英口口声声服从中央，实际上是阳奉阴违。”
皖南事变发生后，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召开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近来没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不错。”
1月15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裂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5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人根据国内外的形势，研究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击，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2次反共高潮。
1月16日，“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许多同志出于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的愤怒，要求与国民党决裂。病中的林育英得知这一情况，心里很不平静。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说：
“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损失，但与四一二、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
毛泽东读了林育英的信，为他关心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马上复信嘱咐道：
“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
不久，毛泽东来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握着他的手说：
“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
林育英说：
“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又下令调集20万军队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国民党发动的第2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致电周恩来说：
“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1月17号命令，坚决反攻。”“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他又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指示报纸刊出了他写的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同时决定：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
《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说：
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
指示决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反共事变提出严重抗议，彻底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报纸、会议无情的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倒行逆施的反动罪恶。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做好作战的充分准备。
1月18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痛斥蒋介石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呼吁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并纷纷发出通电，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也做好了随时配合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的准备。周恩来和南方局工作人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多种方式，向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各界群众和外国记者、外交官等宣传皖南事变的真相，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暴露在国内外人士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支持。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人多次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指出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部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宋庆龄还指示在1939年1月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给新四军送去大批物资、医药和资金。毛泽东很是赞赏。
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行动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等同共产党代表交换意见，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
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致电国内，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制造分裂。
1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皖南事变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所采取的步骤问题》的指示。指示说：
中央根据蒋介石计划各个击破、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的情况，确定陕甘宁边区军事不作新的调动；华北方面照原计划按步去做，惟增加紧张性；华中准备打长期的游击战，以有利我军不利反共军为原则。
指示还说：
“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的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露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手。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并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1年1月20日，于延安）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1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1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中说：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1、用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以动员舆论；2、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3、消灭皖南的新四军；4、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5、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施。6、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7、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8、封闭《新华日报》；9、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10、在重庆和各地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11、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12、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13、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的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14、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15、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
接着，毛泽东在《谈话》中列出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7个原因。其中说道：“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他在《谈话》中又提出了“希望那班玩火的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说：
“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不知读者诸君看完《谈话》原文（见《毛泽东选集》——笔者注）有何感想？笔者每每读之，无不感其寓意深邃。真可谓是：
煌煌檄文，古今少见。“阴谋大纲”，妙不可言。蒋氏读罢，哭笑不得；敲敲打打，犹训童顽。
1月2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人通电宣布就职，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
1月24日，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集中全力反共，日军乘虚向河南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仓促应战，丧师失地。日军连续侵占了确山、驻马店、遂平、西平、舞阳、项城、沙河店、象河关、蒙城、涡阳、周口等地。
1月25日，新四军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组成新的军部，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扩编为新四军，共有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其建制是：
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主要活动于苏中地区。
第2师师长张云逸（兼），后由罗炳辉接任，政治委员郑位三；主要活动于皖东地区。
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主要活动于苏北地区。
第4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主要活动于皖东北及津浦路以西地区。
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主要活动于鄂豫皖地区。
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主要活动于苏南地区。
第7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主要活动于皖中地区。
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通报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政治上取全国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我们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我党的方针是捉住皖南事变和‘一.一七’命令不放，除非蒋取消这个命令，并实行我提出的12条。”
1月25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12条，当面交给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要他转交蒋介石。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在国际上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也表示不满。各国使节纷纷往访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反对中国分裂。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声和压力，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说，他力图缩小皖南事变性质的范围，辩称：“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
蒋介石被迫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允许将新四军编入八路军，增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办法。
1月30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说：
“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日，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党到华北，破坏日本利益。”
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说：
“在蒋介石未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但必须坚持十二条，不再谈北移、扩军、边区等问题。”“只有这种尖锐对立的政策，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之目的。”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蒋介石，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项英该死！这个一贯自诩为“游击战专家”的党内蠹虫，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其一己之愚，累及一代名将，坑害了九千工农子弟，葬送了七千壮烈之士。饶漱石该死！他明知事不可为而强为之，继项英之后，竟然以党自居，白白将叶挺送入了虎口。叶挺也是命多乖舛，一生坎坷，正像他所说的，南昌起义失败后，离开了党组织；如今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以一个党外人士负责军事指挥，又处处受到掣肘，遇上的净是一些虎狼之徒，奈何？他倒霉的事还多着呢，请诸君继续往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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