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146-147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12条，对1月14日

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

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

话说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挑选了60本书，寄往苏联。其中既有哲、经、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他在寄件上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毛泽东又附了一封信，他信中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而且是几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岸英的长信”是指1940年4月12日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中国儿童在苏联》一信。原来早在1940年元旦节，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到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他了解到毛岸英不仅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孩子们中间威信很高，而且还善于表达，是个小演说家，儿童院每有社会活动或外出演讲，几乎都要派他去参加，便鼓励他把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及种种见闻写下来。毛岸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长信中除了赞美中国儿童在苏联的幸福生活以外，还以火一样的激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表达了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向往。周恩来回国后将这一封长信交给了毛泽东，并推荐给《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是很高兴的，但他对孩子们的成长看得很远很深，自然免不了要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诫勉一番。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等人在《关于当前形势与对蒋介石的方针问题》的党内指示中说：

当前形势，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对蒋介石“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12条，对1月14日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

2月2日，毛泽东在关于新四军今后集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要求新四军根据华中的形势，以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为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扫荡”，大力经营苏南，坚持皖南，准备于条件成熟时，向西、向南发展。

新四军军部据此对各师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对日军采取分散的游击战，包括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对国民党顽固派主要是运动战，包括必要的、有利的游击战和阵地战。

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电文中说：

“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我之政治攻势（12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此时，蒋介石为了摆脱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尴尬局面，决定在1941年3月1日，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用以掩饰其破坏国共合作、瓦解抗战营垒的罪行，缓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2月19日，周恩来将共产党方面7个参政员的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12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很难出席参政会。并将此公函抄送各党派参政员20多人。

蒋介石指使张群、宋美龄出面拉拢小党派，以某些小让步为诱饵，使小党派对之产生幻想，借以孤立共产党。并动员小党派领袖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人，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邀请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出席。小党派领袖虽然不相信蒋介石，对蒋不满，但也希望共产党“再忍一次”，“即使上当也是最后一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到斗争策略，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接受了民主党派的建议，同意以7个参政员的名义，将解决皖南事变12条办法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

2月23日，毛泽东应军政杂志社请求，出版了他在1936年冬天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残余影响，在出版按语中写道：“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2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投降危险克服抗战困难的声明》，要求：

“全党必须把抗战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而不应该依赖任何不可靠的外援。”  

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国民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这第二个12条是：1、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2、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我党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3、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4、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5、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6、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7、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6个军。8、释放叶挺，回任军职。9、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10、退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11、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1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共产党代表副之。12、共产党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1941年3月2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正式开会。共产党代表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再次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中共中央临时解决办法12条，函文中首先说明：

“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就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殷，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附列于后，倘此12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蒋介石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时间推迟1天，是为了争取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出席。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使他的企图落空了。

3月6日，蒋介石在没有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参加的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上，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又不得不保证说：“今后，再决无剿共的军事。”

3月8日，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

3月上旬，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3科科长胡立教和作战科科长叶超，在突围中脱队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围击的情况。

3月1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胡立教、叶超汇报的皖南事变经过，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中共中央。

3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他写道：

“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住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他说：

“国共本无事，地方摩擦即国民党内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做宣传，日本人即无事也是要造谣的。中央决不会再来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们的失败。”

蒋介石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具体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后来，毛泽东曾经就此一斗争总结说：

“我们的攻势，即双12条及不出席，结果迫使蒋介石作正面回答，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12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

3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内容包括毛泽东早年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笔者注）一书，写了一个《序言》（参看《毛泽东选集》——笔者注），他写道：

“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的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10个有10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

3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中写道：

“从何白《皓电》（去年10月19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3月6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

“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的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的执行中央去年12月25日的指示（即《论政策》——笔者注），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的不动摇的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3月间，国民党召开八中全会。因为柳亚子在皖南事变后谴责了蒋介石，并拒绝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蒋介石在柳亚子缺席的情况下，指使八中全会开除了柳亚子的国民党党籍，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吴玉章、林伯渠、张曙时等人在柳亚子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第二天，从延安发去电报，对他慰勉有加，赞颂备至。陈毅也给柳亚子寄去了一首《沁园春.慰柳亚子》。

不久，柳亚子也在香港发表声明，他以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宣布“正式”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这一消息后，对柳亚子的这一惊人之举，称之为“一件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大事。”

后来，柳亚子于11月在《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曙时诸公》一诗中写道：“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3月，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他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理论概念，张如心写道：

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略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3月，毛慎仪病情严重。他给在柳树店边中学习的四弟毛雪华写信说，请转告叔叔毛泽东，能否有办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毛慎仪是于40年在边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2局，担任电讯机要工作。期间，他得了肺结核和痔疮，由于肺结核病情严重，也影响到痔疮的治疗。

毛雪华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杨家岭向毛泽东报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泽东对毛雪华说：

“快送他进医院。”

毛雪华马上赶到几十里以外的安塞县城。此时，毛慎仪已经病入膏肓，身体非常虚弱，躺在担架上起不来。毛雪华和2局的人立即组织民工，抬着担架，把毛慎仪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口，毛泽东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仪，十分惊讶，焦急地说：

“怎么病得这么厉害？赶快送他住医院！”

毛泽东亲自把毛慎仪扶下担架，让他喝了点水，又给白求恩医院院长黄树则写了一封信，介绍毛慎仪去那里治病。毛泽东写完信，用自己的汽车将毛慎仪送往柳树店白求恩医院。然而，由于延安医疗条件太差，又缺乏药物，尽管医院想了许多办法，仍无回天之术，毛慎仪不幸病逝，年仅19岁。

这天是星期日，毛雪华到杨家岭，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脸上流露出一阵哀伤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说：

“慎仪牺牲太早了！他才19岁呀，血气方刚，正是为革命出力的时候。”

毛雪华认为三哥的病并不难治，主要是医术落后造成的，因而对医院有些埋怨责备。毛泽东劝道：

“雪华，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医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你要从大局看。医院条件差，缺少药品，但他们还是尽到了责任。”

毛雪华提出想给哥哥立块碑，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碑你去立，花多少钱，你来我这儿拿，我出钱。”

从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

日本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烈、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办法，由以往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长驱直入地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打击。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残酷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疯狂抢夺老百姓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同时，在华中进行了分时期、分地区的“清乡运动”。

在法西斯势力猖獗的形势下，国民党大批党政军要员，特别是大批军队投降日本。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20人，高级将领有58人，军队达50万。他们在日军指挥下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配合日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军事战斗频繁，八路军、新四军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也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到约40万，华北产粮区的平原地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正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样：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然而，任何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毛泽东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相持阶段中这一最困难的阶段，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的困难。”

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941年3月，经毛泽东和朱德批准，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进了南泥湾。

359旅原先在绥德一带屯田，因驻地人稠地少，种粮代价又高，又无经验，结果失败。此后，朱德和留守兵团负责人到南泥湾考察。

南泥湾是个方圆几百里的平川，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是延安的南大门，属于汾川河流域，是金盆湾的一个乡，与临真镇、马坊、九龙泉接壤。据说在很早以前，南泥湾地肥水美，人口稠密。在清朝年间，这里民族纠纷迭起，百姓为避战乱，相继弃乡背井。从此，这块富饶美丽的平川，变成了野兽成群荒无人烟的烂泥湾。

朱德等人发现此处既是战略要地，土质又肥沃，水源也比较好，是理想的军屯之地。于是，决定由359旅旅长兼政委的王震主持延安军分区和延安卫戍区的工作，统管全旅的工农业、商业和运输生产；由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湾主持生产练兵等日常工作，将以苏鳌为团长的补充团开进南泥湾屯田。

同时，以警4团在鄜县一带的槐树庄屯田。将驻扎在陇东的王维舟（王宏坤）的385旅，开进沟深林密的大、小风川屯田。另外，豹子川、清泉镇等军屯区的生产也搞得热火朝天。

后来，359旅在南泥湾奋战2年，创造了“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塘”的丰收景象，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陕北的江南”。其他部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42年，生产自给率达到82％。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中央办公厅机关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开赴距延安45公里外的南泥湾，他们开辟出一个拥有300多亩地的农场。江青也到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她在那里一干就是二三个月。她还发挥自己的专长，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编织了十几件厚厚的毛线衣。

1941年4月上旬，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人民，被人用担架抬上船，渡过黄河，来到了延安。

续范亭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胃病、肺病复发，在中共中央的电报催促下，才来延安治疗休养的。当他躺在担架上来到杨家岭时，毛泽东特地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毛泽东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让他住进位于延安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让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以及院里内科主任黄树则等人为他诊断。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药品分出一部分，派人送给续范亭，写信告诉他，药品的疗效和服用方法。毛泽东听说续范亭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马上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开出英文原名，发电报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法购买。药品买来后，毛泽东立即派人给他送去。

有一次，毛泽东专程从杨家岭走了十多公里，前往延安柳树店医科大学后山的窑洞去看望续范亭、王观澜。

毛泽东一进校门，就被医科大学的学员们围住了。他视察了学校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厨房，听取了师生们的汇报。人越围越多了，毛泽东又被师生们拉到礼堂里去讲话。毛泽东站在讲台上说道：

“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都会蓬勃发展，前途无量；失去生命力的就会枯萎、死亡。”

他指着外头山边的一棵小树说：

“医科大学像那棵小树的生长过程一样，过去是小学，现在成了大学。虽然校舍和设备还很简陋，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会不断发展的。以后，解放了全中国，进了大城市，会发展得更大更好。只要我们真正为人民利益学习、工作、服务，我们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命力。前进中可能会遇到曲折，但是总会不断发展的。”

毛泽东正讲着，一眼瞥见续范亭来到了礼堂，便中止了讲话，马上走下讲台，与续范亭紧紧握手，亲切询问他的病情。

原来，续范亭对毛泽东非常景仰，他虽然病情很重，但听说毛泽东到了医科大学，还是带病下山到医大来看望毛泽东。

续范亭告诉毛泽东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感谢毛泽东的关心。毛泽东招呼续范亭入座后，又继续上台讲下去。他转过脸，指着续范亭对学员们说：

“如果你们把续老的病治好了，就算你们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讲完话后，又随着续范亭来到他住的窑洞里，问寒问暖，嘱咐他安心治病。

后来，续范亭从柳树店移居杨家岭党中央附近，毛泽东让他住在与自己邻近的窑洞里，他们不时见面、交谈。

4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跋》中说：

“10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份，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的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中写道：

“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工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和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1941年4月，毛泽东亲自修订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规定：

“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

4月间，在国统区搞秘密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千里走单骑”，历尽艰险返回延安。毛泽东专门请他一家人吃饭。席间，毛泽东和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

“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他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写道：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3月18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

“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以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以高岗为书记。

高岗担任西北局书记后，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以为自己是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和西北局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的工作不向西北局汇报，有事也不向西北局请示。高岗为此大为不满，他不仅在各种场合对留守兵团提出批评，并且还说，留守兵团如果再这样下去，西北局将不再负责他们的后勤供应和保障。一时间，西北局和留守兵团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高岗除了和萧劲光有这个矛盾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过节，那就是原来高岗还兼任着萧劲光领导的留守兵团所属的保安司令部司令。萧劲光一是忽视了高岗在党内的地位远比自己要高得多，二是忽视了毛泽东对陕北红军干部的重视，曾多次强调外来干部要与本地干部搞好团结，他只是把高岗当作自己的下级，按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来处理他和高岗的关系。

有一次，飞机场正在维修，有飞机要降落。萧劲光命令高岗去督促一下，争取快些修好。由于高岗没有按时完成任务，引得萧劲光对他大发雷霆，高岗由此对萧劲光怀恨在心。

毛泽东知道高岗和萧劲光之间的矛盾后，多次把萧劲光等人叫去，要求他们尊重高岗，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搞好党政军关系。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事情就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

毛泽东还推心置腹地说：

“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要通知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知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就应该尊重那里的地方党委和政府。”

就这样，高岗总算报了修飞机场那一箭之仇。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第147章

“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将变成一个

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

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

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话说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说：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事业亦加以改进，通为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党宣传。《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中央机关刊物是《解放》周刊。此外还有《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共产党人》等10多种报刊杂志。在1940年以前，这些报刊杂志与时代的需求基本相适应。

1941年以后，《新中华报》内容不够，3日1刊周期长，分量不足。《解放》周刊有时是两周合刊，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它报刊也基本类似。再加上根据地进入非常困难时期，纸张、经费严重不足，发行渠道堵塞。因此，毛泽东向中央提议，停办其它报刊，集中力量创办《解放日报》。

《通知》发出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创刊，由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本刊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将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之诚，以告国人。”

5月，中原局把徐海东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泽东。徐海东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病倒在华中战场上。他在皖南事变后，对新四军的损失十分痛心，因之病情加重了。

毛泽东在延安给徐海东发了一封200多字的电报，大多是安慰他治病的话，最后是8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电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让秘书把那8个字，用毛笔写在日历牌的硬纸上，放在自己的枕边。徐海东回想起在延安治病时，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知道他不能吃东西，就亲自批条子，派人送给他50块钱作为生活补贴。毛泽东对他太关心、太爱护了。徐海东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相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天不会塌下来。

徐海东在养病期间，总忘不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所说的谁看不完那3部古典小说不算中国人的笑话。他常说，只要我不死，一定要读完《红楼梦》，决不做半个中国人。他在病情稳定的时候，除了注意战局，学习共产党文件，就坚持读《红楼梦》，终于读完了这部小说。他高兴地说：“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了。”

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统战部送来了一个开会通知。这是一份出席干部会议的人员名单。韩光见名单上有其他几个科长的名字，唯独没有自己，心中很不舒服。他还听说毛泽东要在会议上作报告，便决心一定要争取去听听。他找到副部长柯庆施，说：

“柯部长，别人都有会议通知，我也想去参加会议，不知是否可以？”

柯庆施说：

“按条件，你可以参加。这样吧，你写一个简历和申请，我给你送上去。”

韩光按照要求很快就写好了。柯庆施便把他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秘书长李富春。

第二天，韩光便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长篇报告。

他作报告从来不喜欢照着稿子念，只偶尔看上一眼简明扼要的讲话提纲。这个报告也是如此。只见他站在讲台桌前，面前放着的只有两三页纸，讲话间，时而在桌子前走来走去，时而举起右手打着手势，以期引起听者的注意。他那生动的语言，严谨的论证，深入浅出的道理，妙语连珠的比喻，不时引起会场上阵阵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气氛十分热烈。

坐在听众席上的韩光聚精会神的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他感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报告。

毛泽东一开始便说：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关于“研究现状”，他说：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关于“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说：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的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的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关于“主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

“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他的“号召，很快就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笔者注）

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成为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

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组成；刘少奇兼任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全文如下：

1、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2、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3、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

4、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做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和研究解决群众负担过重问题。

这一天，适逢天降暴雨，电闪雷鸣。突然一道闪电从屋角穿入会议室，“轰隆”一声把一根木头柱子劈断了。与会人员受到巨大震动，很多人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惊魂未定，会议室内传出“救命”的呼声，林伯渠立即派人进入室内，将受伤人员扶了出来。受伤的延安市高市长、志丹县赵县长、延长县白县长，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只有延川县4科科长、代县长李彩荣不幸身亡。

可真是祸不单行，就在这场暴雨中，南关市场上一位50来岁的安塞汉子栓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汉子因为对时下的负担过重很不满意，就借着此事在大街上扯着嗓子骂开了：

“老天爷不开眼，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劈了李县长，劈死我的毛驴……”

周围的老乡们都吓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劝那汉子，有的则议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一时间，议论纷纷。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那个汉子抓起来，有人建议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不久，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望着小吴问道：

“听说你们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

小吴激动的回答说：

“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你。”

“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李县长是中了雷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的骂你。我们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的笑了，他说：

“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小吴坚持说：

“不。你是人民的领袖，骂你，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问道：

“你想过没有，真的汉奸特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张张嘴却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又问道：

“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小吴说：

“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吧？”

“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小吴不再吭声了。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

“小吴同志，我建议你们，不要拘留那位老乡。还要请你们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小吴爽快的答应了。

不久，小吴来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的情况，他说：

“抗战初期，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有的人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有的人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原来，1941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已经增到了7.3万人，陕北这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公粮猛增到20万石，人均负担高达1斗4升，比1937年提高了十几倍。这样的负担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比前几年就重多了。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噢”了一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他心情沉重得叹了口气，思索片刻，又说道：

“看来，这位老乡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们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就是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

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

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救国公粮仍然很重，加上一些地方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自然难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

清涧县一位农妇，因为生活艰难，干部强征公粮，忍不住大骂共产党、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后，马上逮捕了那个妇女，说是要枪毙她。保卫处长钱益民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东西，听完汇报，气得“啪”地一声把毛笔甩在桌子上，站起身来，盯了一眼钱益民，然后在窑洞里来回踱步。停了一会儿，他才对钱益民说：

“不要为难这位农民，你把她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不久，钱益民将一名叫伍兰花的中年妇女带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农村妇女，虽说只有36岁，但看上去好像50多岁的样子，一副老实忠厚的农民形象。毛泽东马上走上前去，亲自替她松了绑，说：

“你不要怕，坐吧。”

伍兰花坐下后，毛泽东面带微笑把一杯开水送到她手上，和蔼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啊？”

伍兰花误认为是保卫部门在枪毙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认罪，她气愤的嚷道：

“枪毙我也要骂，反正咱活着也是饿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泽东问：

“为什么活着也是饿死呢？”

伍兰花没好气地说：

“你们培养出来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们老百姓交公粮，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

毛泽东问：

“你家有什么困难吗？”

伍兰花看到毛泽东比其他干部都和气，略微平静了一点，说：

“咱清涧苦啊！咱一家6口人，3个娃都小，婆婆72岁，男人又是个傻子，就靠我这一个女人维持这个家。咱住的窑还靠着沟边，发水就涝，就是想挖孔新窑，也没有钱雇人。共产党来了，咱分了5亩地，头两年还好，这两年村里官、乡里官、县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粮咱出不起，就骂咱男人和老娘。”

毛泽东问：

“村干部乡干部真的骂人？”

伍兰花说：

“妇道人家不敢撒谎，咱要说假话出门就叫挨枪子。咱不是不拥护你们八路军，只是咱家确实交不起公粮。今年遇上天旱，咱一个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点粮食，咱跟催公粮的干部求情，把公粮推到明年一块儿交，可他们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1袋粮食给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没有活路了，一气之下，是骂了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此处，气呼呼地站了起来，点着烟猛吸几口，前后踱了几步，大声叫道：

“钱益民！”

钱益民应声进了屋，说：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当着伍兰花的面，大声训斥他说：

“你们保卫部门在搞什么名堂？连这样简单案子都断不明白？中央对交公粮的政策规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提下，自觉的交公粮，怎么能没收老百姓的口粮呢？这位妇女敢讲真话，是位好同志，不但没有罪，我们还要接受她的意见，赶快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拥护。伍兰花同志现在就释放，你亲自护送她回家，还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讲，不但要把没收的粮食退还给她家，还要好好照顾，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总之，不准饿死一个人。”

伍兰花听说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惊，又听了他说的话，感动得“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大声说道：

“毛主席，咱对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连忙将她搀了起来，安慰她说：

“伍兰花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该挨骂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难不解决，你就来找我毛泽东。”

6月18日，毛泽东就华中抗日反顽斗争的策略方针，复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说：

“少奇、陈毅二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党性是很好的，望向他们学习。”

6月22日，德国军队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不宣而战。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

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关于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全文如下：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任务是：

1、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2、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3、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远远看见黄有凤和一个女学生在一起。第二天，他在作战室看地图，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

“黄有凤，你快30岁了吧？昨天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原来，和黄有凤在一起的女孩子叫赵雪明，是抗大的学员，现在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他们早已商量好了，想等抗战结束后条件好了再结婚。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红着脸把情况说了一遍。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含着笑替他参谋起来。毛泽东说：

“抗日战争是个持久战，你们年纪都不小了，等到战争胜利那天，恐怕你们都老喽。我看你还是打报告结婚吧。”

黄有凤听了毛泽东的话，后来就和赵雪明商量结婚的问题，不久，他们就向组织上递交了申请结婚的报告。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二、我们的党，虽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党，但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的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与项英反抗中央的机会主义所引起的皖南失败，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不可终日的危险，可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存在着的严重危险。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的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1）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2）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百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3）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三、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   

（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2）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地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外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开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成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7月间，17岁的毛雪华在边中毕业了，他到杨家岭看望叔叔毛泽东，说：

“叔叔，我毕业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当教员，您看到哪里去适合？”

毛泽东说：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龄还小呢，那些学员的年龄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边中怎么样？”

“到边中有困难，你普通话还讲不好啊！”

毛雪华哑然了，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说：

“你到自然科学院去吧，继续学习，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将来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你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祖国出力。”

毛雪华临别时，说边中校长董纯才为制作学员证书，委托他请毛泽东为证书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奋斗！”

不久，毛雪华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又应教务长魏之想委托，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旧报纸上挥笔写下了“自然科学院”几个大字，他写完了，又重写了一幅，然后放下笔说：

“这两份随你选吧。”

是年夏季，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的枣树上结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风吹拂着树叶，整洁的庭院里飘逸着淡淡的清香。毛华初高高兴兴的跨进了院门。叶子龙见他来了，就说：

“啊，你来了。有客人刚过去，要见主席，你快进去，过一会儿没有时间了。”

毛华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正和王若飞、彭真握手，问好。王若飞和彭真上身穿着白色粗布衬衫，下边穿着蓝色土布裤，坐下来各自用草帽扇着冒汗的身子。

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华初进了屋，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一个军礼，问候道：

“伯伯和叔叔们好！”

毛泽东向王若飞、彭真介绍说：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过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着。”

彭真笑嘻嘻地说：

“带的和亲生的也是一样。”

“别看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毛泽东看着眼前的侄儿，自然想到了陪着妈妈坐过监的毛岸英，想到了自己那些流浪的儿女们，想到了更多的孤儿，他越说越激动：“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的那一套，杀人如麻，白色恐怖，又比封建帝王、法西斯还利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亲族，连小孩也不放过。在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多少这样的孤儿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华初听着伯伯的话，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敌人杀害了他的生母罗醒，还把母亲的头割下来，挂在永和镇示众7天，她的身躯被丢在沙洲上，不许收尸，让狗吃，让河水冲走。毛华初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7月间，中共中央将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作为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秘书长陈伯达。

中央研究院开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共9个研究室。

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同时要求见面谈一谈。

萧军是继1938年之后在1940年6月第2次来到了延安，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为7个主席之一，还担任了《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等。在从事大量的文化社会工作的同时，萧军仍继续撰写他的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地在《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评论。他生性豪放不羁，坦率直言，却不注意方式，这就使他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出现了矛盾。他曾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周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加上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就在这时候，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烦躁的萧军看了这篇文章就更烦躁了。周扬这篇文章在论及延安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指责激怒了萧军。他便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3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此外，还讲到凡是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文章寄给《解放日报》后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萧军看来，既然周扬可以写文章批评别人，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它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直接和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省得在这里生闲气。他还想在走前见一见一年来一直没有深交的毛泽东，就写了那一封借书并求见的信。

7月15日，萧军等了一个星期还未见到毛泽东的回信，便不耐烦了，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泽东同志：

本月8日曾有一函奉达，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见回示。我推测原因或许不外以下3种：1、信未收到。2、近来工作忙。3、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如属第一、第二两项，我还愿再等一星期，如属第三项，我也就决定不再干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有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的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条。

                                    萧军

7月20日，毛泽东和萧军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战斗的故事，他（主席）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接着我就谈起了我预备谈的题目：①根据施政纲领，组织的纪律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②关于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他先是问我：‘你对于施政纲领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他翻着我带去的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施政纲领。‘对于这施政纲领在原则上我是全部赞成的，只是为了其中的个别条款与我所经历的事实不合，所以引起了我的疑惑……’他接着把我在条文上所用红笔划好的地方匆忙地解说着，他指着‘把持包办’说：‘为什么要规定施政纲领呢？就因为党和群众中间有了矛盾。这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规定……你要知道，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等三年，五年，或二十年。如果抵触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触了组织纪律……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

“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我把党内外作家各作了一番分析。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他很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

‘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呢？’

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的调动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

7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联名给各兵团发出指示，要求各兵团尽可能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并给予他们特殊优待。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说：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3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3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予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7月1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应该说，毛泽东起草的这一个决定不仅是方法论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政论写作的经典范文之一，值得后人认真研读。 

8月2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慎思，拿起铅笔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一霎时，一个个大而粗重力透纸背的铅笔字洒满了3张信笺。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便去信表示毛泽东“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尊重感谢的！”承认“缺乏信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是在社会上碰钉子的主要原因。萧军又十分苦恼地说，“一个人和自己格斗所费的力气，那是十倍于敌人的啊！”同时萧军又心悦诚服的表示，“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萧军向毛主席提出请求：“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你去谈谈。”并随信寄去了3张报纸和一篇文章。

8月4日，日军轰炸机共27架次，分3批空袭延安，投弹100多枚，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其中一颗炸弹落在林育英的窑洞门口，爆炸声和冲击波使本来就有病的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强烈刺激。他的病急剧恶化，身体出现水肿，秘书、警卫员及其妻子涂俊明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

毛泽东获悉后，指示中央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医的悉心治疗下，林育英的病才得以稳定下来。

8月6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再奉约略叙。敬祝健康！

毛泽东

萧军所寄“报纸”是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3张报纸，上面有前边已经提到的周扬的那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就是由他执笔的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合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8月10日傍晚，萧军又收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只见上边写着：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

此致敬礼！

毛泽东

8月10日下午8时半

萧军看了信，当即来到杨家岭，在昏暗的灯光下与毛泽东就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促膝长谈。萧军重提他与其他一些文艺界人士对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不能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毛泽东爽朗一笑，点拨他说：

“你不是编了一份《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

经毛泽东一点拨，萧军心中多日来的不愉快一扫而空。他问道：

“党有文艺政策吗？”

“那有什么文艺政策。”毛泽东说：“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呢！”

萧军建议说：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才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赞赏地说：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甭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毛泽东如此真诚坦率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萧军，他答应继续留下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夜已经很深了，萧军起身告辞，他向毛泽东建议说：

“在‘文抗’住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投奔革命，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啊！”毛泽东亲切风趣而又深表歉意地说：“你代我向大家问好，过几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傍晚，毛泽东由一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漫步来到了“文抗”的所在地杨家沟的半山腰兰家坪。萧军见毛泽东不期而至，又惊又喜，忙招呼他先到自己的窑洞里坐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去找舒群和艾青、罗烽、白朗及其他作家。他虽然已经告诉了众人毛泽东最近可能要来造访，但不曾想毛泽东这么快就来了。由于事先没有约定，萧军跑了几个窑洞，也没有找到一个人，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远远望见艾青一个人姗姗而归。萧军抢上去一把抓住艾青，告诉他说毛泽东已经来了。艾青急忙脱掉身上的旧军装，换上一套笔挺的西装，系上领带，随着萧军快步去见毛泽东。

夜已经很深了，警卫员提着马灯在前边引路，萧军和艾青陪着毛泽东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一直走到山下，这才握手作别，望着毛泽东高一脚低一脚地慢慢离去。

毛泽东回到杨家岭窑洞，见重庆发来一纸电文，说是国民党要员张冲已于8月11日病逝，年仅39岁。

张冲，又名淮南，字以行，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组部代理副部长。他是国民党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真心主张抗战的少数人之一，长时间代表国民党方面与周恩来等人谈判。毛泽东一直敬重张冲的为人，稍加思索，提笔为其写下了一幅挽联：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8月12日清晨，萧军刚刚起床，见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匆匆赶来，递给他一封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8月12日早

萧军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他的夫人王德芬，又跑去通知艾青、罗烽、舒群等人。艾青的夫人韦嫈昨晚在兰家坪的山路上散步，错过了见毛泽东的机会，听说毛泽东要见她们，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拍手叫好。

吃罢早饭，萧军在前边领路，王德芬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和舒群夫妇、艾青夫妇、罗烽夫妇一起，随后跟着一路下山，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前，早有江青抱着女儿李讷在门口迎候。毛泽东闻声走出窑洞，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进屋。众人进入窑洞，见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也来了，便相互之间分别握手问好，落座叙话。大家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谈得十分尽兴，不知不觉间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端上来饭菜，招呼众人围坐在一起进餐。他和大家边吃边谈，他还说，中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以便集思广益，制定一项党的文艺政策。

8月19日，日军飞机35架次空袭延安，投弹35枚，死伤10人。延长县也遭到7架敌机空袭，死伤多人。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8月19日，在近33个月里，日军飞机不定期来延安空袭，先后共17次，投弹约1690枚。军民死亡214人，伤184人，毁公房1176间，过街楼10座，石牌楼10座，石洞5座，毁民房14452间，死牲畜197头，毁粮34.4万斤。另外还炸毁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与此同时，日军飞机还对边区境内的鄜县、甘泉、延长、延川、清涧等县城进行了轰炸。

且说8月26日，高克林撰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高克林在1941年初对鲁忠才运盐队的3个人做了调查研究后，所写的一个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当日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作序。他写道：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3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8月2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议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准备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提出了恢复和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方案，他说：

“1、国民党释放叶挺，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出席参政会议，否则仍不出席。2、中国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疆界，国民党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力，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停止攻击。3、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4、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欲知国共关系能否缓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是为王明山头上的一伙人画了像。那些话是多么的辛辣，多么的尖锐，多么的深刻！至今读起来，还是让人觉得痛快淋漓！想当年，王明一伙人崽卖爷田是何等的颐指气使，到如今他们却是俯首帖耳如坐针毡，汗面赧颜。后人可不戒乎？我们每个人实在也有必要把‘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子写下来，贴在自己的墙上，经常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这样的警句对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