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152-153章（第四卷 风流人物）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

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

话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萧军终于可以去“三边”了，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1942年5月25日，毛泽东给萧军回了一封信：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在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

敬礼！

                                        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给萧军的最后一封信。萧军与毛泽东交往的黄金岁月从此就结束了。

此前，艾青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

他在信纸的边上又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

后来，天一直没有晴，艾青也没有接到毛泽东的邀约，就随着一个运盐队到定边、安边、靖边去了。

5月25日这一天，大批的日军飞机对太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十字岭狂轰滥炸，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突围中，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原名左纪传，号叔仁，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程潜在广州举办的湘军讲武堂。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1925年11月，被程潜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7年8月，他与刘伯承、屈武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1930年5月，左权与刘伯承、陈云、屈武归国；12月，左权被任命为闽西新红12军军长。1931年5月，左权被调到红1方面军总前委，担任参谋处处长，开始了他一生中极有建树的参谋工作。

左权牺牲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将山西省辽县命名为左权县。

5月下旬，中共中央成立了整风最高领导机构——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总学委下设4个委员会：1、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李富春。2、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王稼祥、陈云。3、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任弼时、高岗。4、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

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分别成立了中心学习组（甲组）；此外，还有文委系统学委会和中央党校学委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学委会，分别成立了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延安共有10098人参加了整风学习。

中共中央要求各学习组在整风运动中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在分析错误时要实事求是，一般错误绝不上升为路线错误，非原则错误绝不上升为原则错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绝不上升为一贯的全局的错误。2、弄清楚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个人责任。3、对任何问题，采取分析态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对王明等人也不要一概否定。4、发扬民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敢于讲话。5、对犯错误的人，要满腔热忱，不搞惩办主义。

整风的方法，就是学习、检查、总结；即学习文件，检查对照，反省自己，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总结。

后来在5月间的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对党内历次错误路线寻根追底的现象，有的人要追查错误路线的责任人，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要追究起草人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5月30日下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邀请毛泽东给鲁艺全体人员讲话。部队艺术学校的学员们闻讯也赶来了。礼堂小，人太多，会场不得不改在操场上进行。此时天上飘着雾一样的细雨，可操场上还是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毛泽东站在一张小桌子旁，环顾了一下四周，待人们静下来便开始讲话，他说：

“你们不久以前不是演过《带枪的人》这么一出戏吗？那里边不是有列宁吗？在现实生活里，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我们延安，而且现在已经去世了，可是在你们演的戏里他还活着，并且还来到了延安。列宁在这出戏里和前线回来的战士交谈，向他们了解情况；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和斯大林打电话商讨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吃饭，也没有屙屎。”

大家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尔后他接着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到屙屎好笑，实际上这是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不吃饭会饿死，不屙屎呢，会胀死啊。人们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看来是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都要来表现。文艺作品所表现的应该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完成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任务。”

“我最近和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开了个座谈会，研究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就有鲁艺在整风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广大劳动人民就是鲁艺的老师，你们要认真的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打开大门，走出这个‘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里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你们果真这么做了，就可以学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本事，也就会作出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吓唬群众，开头也许让群众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尊敬你，等到他们看清楚了你，就不会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人了。”

1942年6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

6月4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一个批判王实味的专题会议，与会者声色俱厉地对王实味提出了各种质问。王实味刚要申辩几句，即被打断，会场秩序比较乱。萧军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会议主持者说：

“大会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也得有个秩序啊！”

会后在回家的路上，萧军对妻子说：

“这开的是什么会啊！怎么把屎盆子朝一个人头上扣，这哪像高等学府！”

没想到他这牢骚话被旁边的一位女士听到了，便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第二天晚上10点，萧军为批判王实味的事来见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不正当方式的意见。毛泽东劝他说：

“王实味的问题很复杂，不但犯了政治错误，还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你不要管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

萧军在这天的日记中说：毛泽东显然很懊恼，“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4名代表给萧军送来一份有108人签名的《抗议书》。《抗议书》中说：

“你是鲁迅的学生，是《八月的乡村》的，我们很尊敬你。既然你是共产党的朋友，为什么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为什么反对我们批判王实味？为什么说怪话？你应当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萧军一看就火了，把4名代表轰了出去。代表们走后，他写了一份备忘录，追记了那次批判会的详细经过，先是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当众宣读，然后又亲自给毛泽东抄送了一份。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自5月27日开始的全院座谈会结束。在座谈会期间，历史学家范文澜批评王实味说：

“粪土堆里长了几棵小小的野百合花，不经意的望去，似乎也还有几分姿色，仔细一研究，原来枝枝叶叶都充满着要人性命的毒汁。”

诗人艾青说：

“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

作家丁玲则说：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此前还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芳、宗铮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座谈会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

最后，座谈会把王实味与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5人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

6月12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罗烽在延安写的《高尔基论艺术思想》等几篇文章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得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途是有益的。

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6月16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

6月，斯大林派飞机为延安送来一批医务人员，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送给毛泽东10件皮大衣，10双筒皮靴、几双皮鞋、10条毛毯和几箱香烟。毛泽东询问了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对他们表示欢迎。毛泽东除了留下一箱香烟和一双皮鞋外，其余物品全分给其他人了。

第二天，苏联飞机要回国了，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回信，让人缝了一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亲手种的红辣椒。毛泽东告诉苏联机组人员说：

“延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

1942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社论中说，军队中的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里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提高党性，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文章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中，初步给“毛泽东主义”阐述了定义。

7月4日，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电聂荣臻。他写道：

“你的文章‘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的特点，对于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

“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1942年夏，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对待原4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原4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出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

对4方面军干部的处理，一定要“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和积极帮手之间的区别。”对他们的信任和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对有成绩者，应当表扬，对犯错误者，应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

“原4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

中央各机关和各抗日根据地传达了中央指示后，团结了原4方面军的干部共同奋斗。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暂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

7月10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重访南泥湾。

7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说：国民党已经决定由张治中、刘斐同共产党代表谈判，并将继续派联络参谋去延安。

1942年8月1日，贺龙与薛明结为终身伴侣。

贺龙是在这一年春天来到延安后，在西北局书记高岗和组织部长陈正人的关心下，介绍他和薛明相识相爱的。

贺龙结婚的当天，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等到场祝贺。稍后，毛泽东也到他们夫妇的窑洞里贺喜。

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重提7月21日国民党决定由张治中、刘斐与共产党代表谈判的事，问道：

“恩来，延安最近有无来电？”

周恩来说：

“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愿与张文白、刘为章谈判，以寻求解决途径。”

蒋介石说：

“目前战事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要好好解决。我一周后将去西安，想在西安约见毛泽东先生一晤。”

周恩来回到住所，致电毛泽东说：在态度上还看不出蒋介石有啥恶意，但其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条对策供中央选择：1、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2、周恩来和蒋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周恩来回延安带1人去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因为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受到斯大林的器重，他在42年初回国后，在由兰州返回延安的途中，蒋介石曾严令国民党军政当局好好接待，妥为护送。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带到西安的是朱德。

8月17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说：

“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得蒋同意。如能征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安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此后，毛泽东数次致电周恩来，他在电报上说：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见蒋有益无害。”

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蒋电约林彪动身后，再确定去西安的日期，或借出席国民参政会机会赴渝晤蒋。

是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毛朗明与堂弟毛泽普、堂侄毛远耀及另一个老乡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院里看书，见他们来了，连忙起身迎接。寒暄之后，毛泽东交代担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毛泽普，要他写一个材料。毛泽普接受任务后，就和那位老乡走了。毛泽东询问了毛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他问毛朗明：

“你从家乡来，乡亲们都好吧？”

毛朗明回答说：

“都好。”

“你这次来延安的途中，走了不少地方吧？”

“我们路过湖南、广西、江西、浙江、安徽、山东、陕西各省的好多地方，看了不少风光。”

“你到了这些地方，心中一定有个比较，你认为，农业搞生产，那些地方搞得好？”

“还是湖南搞得好。湖南人最勤劳，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江浙都不及湖南。北方，如山东、河北、陕西，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农民搞生产，没有南方人发狠？”

“那么，你有什么根据？”

“比如冬天，南方农民有事干，打粪积肥，冬耕冬种，忙个不停。北方农民冬天就没事干。陕西人运东西用毛驴驮，不仅行动慢，而且一次只能驮七八十斤，而湖南人运东西用箩筐挑，一担就可挑一百七八十斤，速度也比毛驴快。”

毛泽东笑着说：

“北方没有南方的簸箕箩筐等运输工具，因此，北方人不会挑。你路上看到荒地多不多？”

毛朗明说：

“不多。延安开展大生产，荒地尤其少。”

毛泽东把话头一转，问道：

“你们党校出了个吴奚如是吗？”

毛朗明说：

“是的。”

“吴奚如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吴奚如是党的高级干部，会写文章，是个作家。他思想上有些问题，是老古董，倚老卖老，讲话不注意场合。还有，他对延安的艰苦生活不满意，有贪图安逸的想法。”

“你看，对这个人怎么办？”

“组织上已经对他做了处理，但处理有点过分。”

“为什么呢？”

“说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不对。虽然思想上有些毛病，但他毕竟是老干部，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么做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利于弄清是非、团结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不再问什么了。

是年8月，毛泽东突然接到陈潭秋、毛泽民从新疆发来的急电，建议党中央从新疆撤退共产党员。

原来，毛泽民是在1937年冬由于气管炎日益严重，党中央决定让他由妻子钱希钧陪同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初，毛泽民、钱希钧启程去苏联，行至新疆，恰巧遇到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们便留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此时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打出了“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保证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输的安全，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从1937年起，陆续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工作。盛世才还特别要求共产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政，党中央鉴于毛泽民已经抵达迪化，遂决定将其留在新疆，与接替邓发为党代表的陈潭秋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尔后又任民政厅长。

1939年，毛泽民和钱希钧离婚后，钱希钧又从新疆回到延安。钱希钧因和毛泽民没有生育，她在延安见到毛远志和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格外怜爱，胜如己出。每到周末，兄妹俩也总要去看望“钱妈妈”，钱希钧便拿出自己的伙食“尾子”，给兄妹俩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后来，钱希钧又和周小鼎重新建立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钱希钧先后担任了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1940年，毛泽民到苏联动了手术，回到新疆后与一个在新疆做统战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的姑娘，结为伴侣。朱丹华从此成为“周厅长”夫人。

1941年2月14日，朱丹华在新疆迪化生下了她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

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2次反共高潮，盛世才逐渐撕下了“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到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因此，陈潭秋、毛泽民鉴于这一重大变故，立即给党中央发出了急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离党员的计划。

陈潭秋和毛泽民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因新疆与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封锁，就决定暂时撤退到苏联。他们在和苏联取得联系以前，组织了117名准备撤离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气节教育，以便应付突然事变。

1942年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中说：

“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决定强调坚决贯彻三三制政权的原则，决定中说：

“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关于厉行精兵简政政策的问题，决定中说：

“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此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战胜敌人。”

此外，决定还强调要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运动，加强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团结；审查干部，进一步纯洁巩固和提高党的干部队伍；进行时事教育，提高军民的抗日热情，促进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

在夏秋之交的某一天，舒群通知华君武、蔡若虹、张谔3人说，毛泽东邀请他们到枣园去见见面。

这天午后，华君武3人在清凉山会齐后，由舒群陪着他们来到了枣园毛泽东的住所。院子里有几棵枣树，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四周摆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从窑洞里出来，与华君武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围坐在桌子四周，亲切的问华君武是什么地方人，华君武回答说：

“江苏无锡。”

毛泽东又问了蔡若虹、张谔的籍贯。大家随便交流了一会儿，毛泽东请大家吃饭。华君武见桌上摆着一盘生煸青辣椒，想起人们传说的毛泽东吃辣椒的故事，便问毛泽东：

“外面传说主席连吃西瓜都要就辣椒，有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说：

“那是在长征时到了甘肃的一个村子里，吃饭时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又送来切好的西瓜，就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说罢，他把谈话切入主题，问华君武：

“有一幅画，叫《1939年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

《1939 年植的树林》是华君武的一幅漫画，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画的是在长着野草和野花的延河旁，有一棵已经种了三四年的树，枝干伸向天空，树叶被马啃得光光的。

“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

没等华君武回答，毛泽东又这样说。华君武心想，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所在地，知识分子多，我的意思也是讽刺知识分子植的树不会好好管理。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哪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华君武频频点头，觉得毛泽东说得很有道理。

“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毛泽东建议说：“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马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画家为难呢？”

华君武说：

“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

毛泽东转向蔡若虹和张谔，问道：

“你们说，漫画是不是本身就有局限，有片面性？”

华君武不等二人回答，就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喝了一口酒，说：

“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后来，他的小学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就表扬了他，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潮，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

毛泽东的意见使3位漫画家心悦诚服。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话，时而讲些道理，时而讲些故事，时而又说些笑话，华君武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说：

“如果我在前方，叫我冲锋，我是敢冲锋的。但如果敌人把我抓去了，用严刑拷打，我怎么办？”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道：

“你要想到为人民！”

吃罢饭，华君武他们看天色已近黄昏，便起身告辞，结束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程，才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握着华君武的手又说了一句：

“你要想到为人民。”

9月5日，周恩来就毛泽东准备见蒋的问题复电毛泽东说：

“1、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蒋介石的政治解决是要中共屈服，我屡次请求回延安，蒋皆不准；蒋继续派人欲劝降狱中的叶挺，说明蒋介石仍包藏祸心，不能不防。2、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顽固派欲借苏联对德战争处境困难之时妄图压中共屈服，若主席来此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公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我估计晤蒋前途有二：（1）、表面上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2）、约主席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主席长住，不让回延安，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周恩来建议：由林彪出来打开谈判大门，视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再定。

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题目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他写道：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的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5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抗日的第5第6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既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的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的同敌人做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

毛泽东针对有人担心精兵简政以后无法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他写道：

“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9月间，毛泽东为自然科学院题写了院名。原自然科学院学员毛雪华回忆说：

“194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根据领导的嘱托，到延安枣园找毛主席为我校题校名。我到枣园见到了毛主席，把来意对他说了，他很高兴，他停下工作为我校题校名。勤务员为他准备了纸墨，纸是《解放日报》旧报纸代用的。每半张纸写一个字，写了‘自然科学院’5个大字。共写了两套，让我带回供选用。回校后，学校把毛主席所写的校名一比一地翻写到一块长木板上，挂在杜甫川我校的大门口。”

9月15日，毛泽东给谢觉哉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谢觉哉由于繁忙的政务，大量的写作，加上生活条件不好，积劳成疾，在1942年元月，毛泽东让他搬到枣园休养。最近，他的好友王凌波在延安病逝，谢觉哉于9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沉痛的心情。毛泽东在给他复信中写道

谢老：

6日函悉，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谢觉哉收到信后，即复信给毛泽东说：

“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还想活10年以上。然鉴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处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热，脑筋昏胀了。你似乎看了不对叫我睡，我还能够马上静下来，否则就要发生病。我执行4小时工作制已数日，很好”

9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凯丰说：

“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据舒群说，影响很好，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解放日报》第4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不知能办到否？”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十几个人，有陈荒煤、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陈伯达、蔡畅、吕骥、吴玉章、冯文彬、艾思奇、周扬、董纯才等人。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通知说，晚上，毛泽东要在枣园宴请他们。

是日晚，毛泽东所邀请的人如期而至，他在宴席上举杯致词说：

“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

毛泽东当众宣读了他亲笔拟订的征稿计划，要求某人在某方面每月写出多少字。柯仲平的名字下写的是：“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它附之，每月一万两千字”。念完计划，他接着说道：

“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4版负责，当仁不让，所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是为了征稿的事，皆乐于接受，纷纷表示说，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众人边吃边交谈，直到很晚方才尽兴而散。

毛泽东送走客人，见柯仲平一个人仍然坐在那里又吃又喝，兴致正浓，便叫来文艺版编辑舒群，又让警卫员添上两个碗，连柯仲平面前的酒碗里都一一斟满了酒，说道：

“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

柯仲平接口吟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吟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柯仲平抢着说：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吟罢，3人各饮了一碗。毛泽东见柯仲平对答如流，非常高兴，他说：

“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慰劳酒！”

柯仲平说：

“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

毛泽东说：

“让你去受苦受难。”

柯仲平说：

“过惯了，我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

月光如水，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写了个纸条，背着毛泽东递向柯仲平，欲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截住了。毛泽东看了一眼，笑了笑，撕掉纸条，劝二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了，这才散席。他把客人送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喝多了，骑在马上左摇右晃，行至半道从马上摔了下来，舒平下马搀扶，两人东倒西歪，没走多远，竟卧地呼呼大睡。不一会儿，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又赶了来，叫醒二人，扶上汽车，亲自送他们回机关。

9月17日下午1时，盛世才突然以“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由，派出军警特务，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住处包围，将他们5人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逮捕了共产党在新疆的所有党员。

毛泽民怒火满腔，当众把盛世才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了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请示盛世才，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说：

“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的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为自己开脱。毛泽民知道盛世才已经无可救药，一怒之下，把电话机砸成了碎片。

欲知毛泽民等人性命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第153章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

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

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话说1942年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安抵129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做周密布置。”

原来刘少奇在山东分局停留了近4个月，为了减小目标，原来一起来延安的100多名华中干部重新返回新四军军部。刘少奇只带了几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在9月上旬到了129师师部河北涉县赤岸村。

是年9月，中共中央派李维汉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李维汉走马上任前，毛泽东把他约到杨家岭，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

“罗迈同志，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你到任后，务必抓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毛泽东还嘱咐他，到任后务必加强团结，边区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边区政府周围，边区党的组织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的周围，使边区能在最佳状态下运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李维汉走出窑洞，再三叮嘱，方才道别。李维汉到任后，协助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对前几年建立起来的 1340所小学和10所中学进行了改革。

毛泽东又指示留守兵团和西北局、边区政府，要积极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活动。后来，部队经常帮助群众生产，请群众联欢，看电影、看戏，帮群众打水、劈柴等；地方政府组织慰军活动、优待军人家属，形成了融洽的党政军民关系。

延安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张的，气氛是严肃的。从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留守兵团的战士到各院校的师生，都过着军事化生活。

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工作和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任何懒惰、腐化、特权现象，在这里都是不允许的；贪污、失职、通敌等，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紧张的生活，并没有压垮聚集在黄河之滨的这群民族骄子。边区到处呈现出蓬勃生机。

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人们在一周紧张的工作之后，有一个充分放松的机会。每到周末，延安市内，最吸引人的要算大大小小的舞会。一到晚上，舞会就会传出中西合璧的乐队所奏出的古老的舞曲。未经修饰的男女工作人员，穿着一色的灰布制服，走进“舞场”。在这里，无所谓职务高低，大家都是平等的。负责服务的勤务员小鬼放下盘子，也加入到了跳舞的人中跳了起来。中央的领导人也来跳舞，周恩来的华尔兹跳的漂亮、标准，但他过于拘谨；朱德的一步舞就象在长征一样，稳健、朴实，千变万化的舞曲，无法影响他的步伐。

朱德除了跳舞，还喜欢跟抗大篮球队的小伙子们挤在一块打球。毛泽东则喜欢看戏，每逢有戏只要能抽出时间就去看，他喜欢悄悄坐在后边看，不愿意惊动大家。看完戏再到台上去看望演员们，聊上一会儿。有一次，主持演出的人知道毛泽东也来看演出了，但前排又已坐满了老乡，就说：

“毛主席今晚也来看戏了，前排哪位同志给毛主席让个座？”

他刚说完，前排的人哗啦一声，全站了起来。毛泽东一看，再坐在后排不行了，赶紧站起来走到前排，让大家都坐下，他走到一个小孩前，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跟大家一块儿坐下看戏。

毛泽东因忙于理论研究，要写文章，又要批阅文件，坐得时间太长，肩关节炎由急性转慢性。经医生会诊后，给他开了一个特殊的药方：学跳交谊舞。毛泽东对跳舞毫无兴趣，经医生们连劝带磨，才答应试一试。晚饭后，在窑洞外的一块空地上，大家教他摆好脚式和手式，告诉他站直，不要弓着腰。开始跳舞了，毛泽东却心不在焉，跳起来和士兵操练差不多，引得大家偷偷发笑。经反复练习，他不仅治好了肩关节炎，而且学会了跳舞，且舞步纯熟，能跟着音乐的节奏变换步伐。他深有感触地说：

“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双腿有力，还有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机会。它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无法和别人说话了。”

舞会的伴奏任务是由文工团担任，毛泽东每次都特意向文工团的演奏员致谢，他说：

“没有你们，我们就搞不成啊！”

毛泽东大多时候不跳舞，只是坐在一边跟大家聊天。有一次，一曲舞毕，毛泽东问伴舞的杨泳实：

“你是无锡人，我出题考考你，无锡有座庙，庙门有一幅楹联，上联是：‘无锡有山山无锡’，下联是什么？”

杨泳实摇摇头，说：

“不知道。”

毛泽东笑了笑，说：

“那你回去想一想。”

延安各种各样的歌咏、戏剧和体育比赛也是大家欢迎的项目。抗大的救亡室经常组织各种文艺晚会，搞得生动活泼。

有一次，在他们组织的晚会上，李富春和蔡畅演唱了法国的《马赛曲》，李先念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救亡室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

这里顺便说一说王树声“遭遇爱情”的故事。在延安的一次周末晚会上，已经年满38岁的“大龄青年”王树声，遇到了中央门诊部的一枝花杨炬。晚会结束后，王树声急中生智，跟着杨炬，说自己的脚后跟裂口子，跨进了中央门诊部的门坎。王树声向杨炬吐露了自己在16年前的一桩婚事。王树声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按照父母之命结婚了，这是一桩从小定的“摇窝亲”，女方叫胡静贤，是个小财主的女儿，人品和长相都不错，思想也挺开明，但是，王树声心思没在这上面，婚后没过3天，他就溜回了部队。有一天，胡静贤手捧几双她亲手做的鞋找到了部队，王树声递给她5块大洋说，你日后自己想法混个生活吧。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抗战在晋冀豫边区太行山，王树声与一位县级女干部结了婚，因感情不和，经组织批准，解除了婚约。 王树声的坦诚，打动了杨炬的心，在一个中秋节的夜晚，两人喜结良缘。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解放日报》出版了《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泽东为特刊题词：“推陈出新”。

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

林伯渠题词：“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

10月2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转交了王实味在10月1日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王实味在信中说：“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是反革命呢？”“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哟，我要安静要安静呀！不一定要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能有一席之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必须！”

萧军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泽东同志：

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要我交给“文抗”支部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

                                      萧军

                                   1942年10月2日晨

毛泽东没有回信。事情到了这地步，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清清楚楚了。他对萧军不听劝阻继续过问王实味问题，无疑十分反感。

10月9日，毛泽东将刘少奇撰写的《论党内斗争》一文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他在为该文起草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的又实际的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究。”

10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题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社论，他写道：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10月13日，于10月7日到达重庆的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与蒋介石会谈。林彪说：

“毛泽东主席很愿意见蒋委员长，惟适患风寒，未能前来。”

蒋介石也表示了对毛泽东的问候。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可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少奇同志现在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10月19日，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943年1月14日，前后一共80余天。毛泽东在开幕、闭幕之日都到会讲了话。毛泽东讲话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会议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批判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当时党内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深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10月19日下午，中央研究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

会议将要结束时，萧军要求在会上宣读他写于6月份的备忘录，表明他并非同情王实味，更不可能反对批判王实味。台下几位党员作家周扬、刘白羽、丁玲等和他展开了激烈争辩。萧军“舌战群儒”，毫无惧色。辩论会从晚上8点延续到午夜2点，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激烈。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各不相让，就劝解道：

“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先检讨自己。”

吴玉章的话让萧军很受感动，于是他主动承认了错误，说：

“吴老的话让人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那百分之一的错，你们有没有呢？”

丁玲猛地站起来说：

“我们一点错都没有，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对共产党毫无影响。”

萧军反驳道：

“我百分之九十九的错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不想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一角五分钱可买一颗子弹——笔者注），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

说罢，拂袖而去。此后，由于他拒绝检讨，就被扣上了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任何部门都不想接收他。此时萧军已感觉到毛泽东的冷淡和疏远，就没有再去反映问题，老老实实待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成为赋闲之人。

后来在1945年2月18日，萧军在一次舞会上和毛泽东相遇，两人虽然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萧军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我们彼此是理解的。”1945年11月9日，毛泽东再次和萧军谈到他的入党问题。毛泽东说：

“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

萧军说：

“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

毛泽东说：

“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做大团结里的小摩擦。”

当晚，萧军在日记里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们对人的态度一例是周到亲切的，这也是一种‘政治素养’。”自此以后，萧军虽然和毛泽东还有交往，但过去那种无拘无束的气氛已不复存在。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1948年萧军在东北因“《文化报》事件”遭到严厉批判，同情王实味事亦被重新翻出，自此被排挤出主流文学圈。1958年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开展“再批判”，指责萧军与丁玲在延安“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萧军被迫彻底退出文坛，弃文从医。

且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做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王实味坚决予以否认。

后来在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大批人员在转移到山西兴县时，有人提出，带着王实味行军是个拖累，不如把他给收拾了。王震亲自批复了这一请求。就这样，王实味被错误的处决了。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以后，听说王实味早已在行军途中被杀了，大为震怒，他厉声说道：“要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林彪说：

“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关于陕甘宁边区整风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

敌后“大施精简，统一领导”，整风已见成效，困难可以克服。

10月底，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郑延卓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赈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郑延卓返回重庆时，毛泽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适感微痒，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

1942年11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短文。全文如下：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州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2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5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11月7日夜，毛泽东致电国民党第38军中将军长赵寿山，要他派人到延安汇报部队情况。

赵寿山，原名赵生龄，1894年12月出生于陕西县一个佃农家庭。1924年投奔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部队，历任营、团、旅、师、军长，成为第17路军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1936年，身为西北军17师11旅少将旅长的赵寿山，对杨虎城建议说：“目前的形势是处于国家兴亡的紧急关头，对我们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介石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1938年1月，在山西坚持抗战的赵寿山秘密访问了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向他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赵寿山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党的指示。赵寿山还和共产党方面约定了联系办法。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17路军编为第38军和第39军，由赵寿山任38军军长。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枫、周士第、甘泗淇说：

“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2日、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讲解报告。他在报告中还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强调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必要性；又批评了目前边区党内存在的搞独立和自由主义的偏向。他说：这些偏向虽然不是路线问题，但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

11月23日，毛泽东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是年秋季，120师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了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的乡村》、《荒村之夜》等剧目，很受观众欢迎。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也观看了这些戏。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直站在台下鼓掌，并向台上谢幕的演员挥手致意。贺龙得知自己部下的剧社演出如此成功，便要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政治指导员成荫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对剧社的工作给予指示。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

1942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郝克勇在欧阳钦的陪同下，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所。

原来，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赵寿山奉毛泽东11月7日的电令，派郝克勇于11月中出发，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郝克勇是共产党在第38军的地下工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他是在11月底到达延安的。

毛泽东尚未起床，欧阳钦和郝克勇就在传达室和胡乔木等人闲聊。不一会儿，江青和叶子龙的夫人蒋英从窑洞里出来了，江青非常和蔼的对郝克勇说：

“主席还没有起床，先到里面坐吧。”

郝克勇和欧阳钦就随着她们进了窑洞。房子中间摆着一个方桌，四边各放着同样大小的小方凳。江青让他们坐下后，为他们倒了茶，说：

“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到下午4时起床，请你们等一下。”

江青说着，取来一副扑克牌，要郝克勇和她当对家，玩扑克，打所谓统一战线。江青洗牌快，分牌快，出牌也很刁。郝克勇配合得也很好，两个人一下子就赢了500分。

苏联记者彼德.伏拉迪米罗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1942年的江青：

“她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柔弱身段与机灵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时候，同丈夫那伟岸的身躯相比，显得是那样弱小。”“极端的自觉性是她杰出的品质，她的理智胜过她的秉性，她好不仁慈地驾驭着自己，她的事业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急于要获得她最终得到的东西。”

蒋英见江青和郝克勇一下子就赢了500分，很不服气，就说江青和郝克勇有暗号。江青说：

“没有暗号呀，他是做统战工作的能手，最能了解对方意图。你要打听你父亲的下落，他一定会知道。”

蒋英一听立即兴奋起来，她对郝克勇说：

“叶子龙也给我说过，你肯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叫蒋听松，听说在第1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处当什么参议，但一直联系不上，你是否知道？”

郝克勇由于做秘密工作的习惯，警惕性高，纪律观念也强，见江青和蒋英如此一说，有些为难。坐在旁边的欧阳钦说：

“你如果知道的话，说说也无妨。”

于是，郝克勇告诉蒋英说：

“你父亲蒋听松确实在卫立煌处当参议，和赵寿山有关系，也和我们党有间接的统战关系。”

蒋英一听，喜极而泣，拉着郝克勇的手说：

“这就好了，以后别人就不能骂我是特务羔子啦，请你给我写个证明吧！”

郝克勇望了望欧阳钦，欧阳钦点点头。郝克勇就说：

“好吧，回头由组织部出面找你时，我再写。”

正在此时，毛泽东身披一件延安生产的呢子上衣，从另一个房间里出来了。江青一看毛泽东要谈工作了，就拉着蒋英立即退了出去。毛泽东首先问郝克勇现在用什么名字？他说：你回到延安，应该改个名字。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范明吧。于是，郝克勇马上改名为范明，而且此后一直使用范明这个名字。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范明在国民党38军的统战工作情形，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提出要求，他想加入我们的党组织。”

毛泽东“哦”了一声，高兴地说：

“要求入党好啊！好吧，这是一个严肃的组织问题，请你详细讲一讲。”

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要求入党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在我来延安之前，接连和我谈了几次。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出乎我意料的向我详细谈起了他的身世和历史，谈了他多年来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和主席与中央领导同志关心他教育他的情况。他对我说，在西安事变后，他们部队曾和1、2方面军在三原会师，与红军领导人朝夕往返，获益甚多。有一次，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等同志由云阳到三原会见他，当时，他对放蒋一事不大理解，心存疑虑。经过彭总、弼时同志耐心解释后，他的疑虑顿释，心情格外高兴，随即叫来照相馆的人，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同红军领导人合影留念。照相毕，彭总握着他的双手说：‘赵司令，这一下你可叫蒋介石抓住啦，你这是通匪有据啊！’赵寿山认真地说：‘我不怕，请你报告毛主席，我不仅通匪，我还要上山参加哩！’”

毛泽东听到这里高兴的笑了。范明接着汇报说：

“赵寿山还说，从那时起，他不仅与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保持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入党的答复。为此事，他曾问过他的参议、我们的党员杨明轩同志。杨告诉他说，共产党不是青红帮，随便说一下就可以入党的，你必须郑重的提出申请，历行党章规定的入党手续，才算入党。”

毛泽东插话：

“讲得好！”

范明说：

“他听杨明轩一说，这才明白过来。所以，他在最后一次和我谈话结束时，很严肃很郑重的委托我，代表他正式向主席提出入党的要求。”

毛泽东听到这里，欣喜地笑道：

“还有这样生动的故事啊！”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的吸了几口，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然后对范明说道：

“赵寿山军长的入党问题，是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问题。你可以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讲讲你的意见嘛！”

范明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说道：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看，他有3条可以入党。”

毛泽东蛮有兴趣的“哦”了一声，伸出他那宽大的左手掌，问道：

“这第1条。”

范明说：

“赵寿山是17路军中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他最早响应我党《八.一宣言》，不仅是参加西安事变的重要将领，而且在抗战中与八路军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见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在部队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他还学习八路军治军经验，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把38军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改造成团结进步、联共抗日的劲旅，赵寿山的觉悟和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毛泽东屈了1个指头，说：

“好，这是第1条。再往下讲。”

范明接着说：

“赵寿山与我们党在巩固部队、保存实力、争取生存、外抗日本、内斗重庆诸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他之所以能由11旅旅长当上17师师长，又由师长当上38军军长，表面上是当的国民党的官，实际上当的是由我们共产党员撑腰的官。”

毛泽东又屈了1个指头，说：

“在北伐战争时期也有过这样的先例。你讲第3条。”

范明说：

“赵寿山也清楚的知道，38军的人事权、财权以至兵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里。而这些共产党员又都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拥护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的中坚力量，赵寿山只有依靠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才能在日蒋两种力量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否则，要么被国民党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灭，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毛泽东听完，屈了第3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只是不住的吸烟。待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

“事情正是这样的，38军军长赵寿山和我们党有两个共同的利益基础，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灭的阴谋。所以，赵寿山领导的38军和八路军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对赵寿山应当完全相信，决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赵寿山全部公开38军的党员名单，党的重大决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一口，郑重地说：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毛泽东把烟灰轻轻的弹入烟灰缸里，又嘱咐范明说：

“你回到前方后，请代我向赵寿山军长问好，要向他转达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不仅要做好38军的工作，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做好孔从洲、李兴中、陈硕儒等西北军将领的工作，还要鼓励孙蔚如出面向蒋介石做工作、作斗争。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现象和社交应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队腐化。又不要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以免暴露。同时，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做好群众工作，这是你们能否生存的根本条件。”

这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反复踱步。停了一会儿，他走到窗口，朝外望了望，说：

“啊！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肚皮也饿了，该吃饭了，喂饱肚皮再说。”

江青应声端上来饭菜：一盘辣椒炒肉片，一盘辣椒烧豆腐，一盘辣椒炒土豆，一盘辣椒红烧小鱼，中间放了一碗菠菜豆腐汤。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请吃饭吧！朱夫子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咱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黎明即起，喂饱肚皮，请放开肚皮吃饭，回去好好睡觉，明天再谈。”

范明、欧阳钦也都笑着拿起碗筷，随着毛泽东盛了大米小米混合饭，埋头吃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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