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大国崛起》热播之后的冷静研讨

“大国”问题：“大家”一起谈

——“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世逸

题记：2006年2月3日，“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由真善美书家（大家思想网）策划协调并与共同主办，在书社召开。作为会议的策划者和协调人，在此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力求以客观评述的态度，作一个综述。

题中所谓“大家一起谈”，既因为这个公共话题，是多人而非一人在讨论，又因为参与讨论的人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各个学科各个学派的一些知名学者。而且，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知名和不知名的学者参与进来，更多的普通大众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谈 “大国问题”。

印象：不完满的开始

严格地说，这个研讨会很难真正称得上是“开始”，对“大国”问题的关注和研讨并不自此开始，各学科各学派的学者坐到一些开会，开展交流对话也不是自此开始。但是，这个会议在某些方面或许有“开始”的意蕴，会上某些气象也让人觉得有些“开始”的味道，更何况，对于我们策划主办者来说，则无疑是个“开始”。

这个研讨会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比如：“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这样一个举国关注甚至举世瞩目的公共话题，央视电视片《大国崛起》热播之后也引发热议，但这个研讨会却开得如此低调，以至会前很多人都不知道；研讨会有这么多在学界“有头有脸”的人出席（看看名单吧——按姓名拚音为序：陈明、程恩富、董正华、房宁、高梁、高全喜、韩德强、何顺果、潘维、秦晖、宋成有、田辰山、王小东、王占阳、许建康、徐友渔、张宏良、张顺洪），但会议却由两个民间机构主办，由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策划组织，而且会场在非正规的会议场所，旁听者比主题演讲的学者还少。如此等等。之所以如此，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会议主办者和参与会议的学者是真心想集中、深入地研究问题，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力求取得一些学术上的成果，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裨益，而不是宣传、炒作、作秀——像会上有位学者所批评的“芙蓉姐姐”那样。

有人说，这些人能坐到一起开会，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但会议当然不只是这种“成功”。

参会学者的观点是各有特色的，如果从当代中国思想谱系的角度来看是内涵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或新儒家）各种倾向的人都有，更重要的是每个学者都有各自的观点和特色，很难简单地用左派、右派来划分，有些学者更不认为自己身上有什么“光谱“，也不属于左派、右派或别的什么派。在会场发言中也可看出，虽然确实有某些学者的观点可能相对接近，并与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比较对立，但每位学者的观点确实更多带有自己的特色，可以说与每个人都有差异，也与每个人都有共同点。而从与会学者研究的领域来看，涉及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等各个学科，学者们也大多有国外留学、访问的经历，还有正在中国做访问研究的华人学者，这种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视野，多样的人生经历，也给交流对话带来很多好处。从现场交流来看，学者们坐在一起进行交流，确实有利于更好地表达自我、了解别人，减少误解和简单化认识。

研讨会上，既有学理性、逻辑性很强的主题演讲，又有更进一步的评论质疑和回应互动，还有短兵相接式的自由讨论。与会学者更多注重学理的阐释和争鸣，而不是情绪性或“派性”色彩很浓的辩论，平等讨论、冷静探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氛围保持得不错，尽管也有激烈的辩论甚至“拍案而起的冲动”。会议既充分展现了各种思想潮流、倾向和各个学者在“大国”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上的分歧，甚至更深层次的分歧，但也发现了当事人和旁观者所乐见或惊喜的不少共识。

当然，开始总是不完满的。比如会议时间非常紧张，主题演讲和评论互动的时间很短，发表意见不够充分，讨论不够深入，很多问题只是提出而没有深入探讨，很多分歧只是展现出来而没有进一步“商榷”；还有很多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相关领域和更多学科的知名学者由于种种原因没能与会，参与范围还不够广（一次会议也不能范围太广），参与旁听的人也没有发言机会；由于学者们事情太多、日程太紧，部分学者因为别的事情不能耽误而只能推迟到会或提前退场。另外，有些在后面发言的学者根据会场讨论情况而临时决定不按会前准备的原有思路发言，冲淡了原定的演讲主题，而且学理性、逻辑性减少而辩论性、思想性增加等等。由于会议主办者经验、能力的不足，会议策划组织及调控方面也有不少欠缺。因此，这次研讨会还只是一个开始，难免有很多不完满之处，不过所幸的是，毕竟开始了。

议题一：评点《大国崛起》

尽管与会学者涉及各学科各学派，会议主题涉及面很广，学者们发言中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但议题还是相对集中的。一方面，会议根据与会学者的演讲主题或论文提纲，分成几个单元进行演讲和评议；另一方面，学者们在会上的讨论也自然而然向相关的几个问题集中：如何评价电视片《大国崛起》？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有哪些，学哪些？怎么理解“大国崛起”，决定大国兴衰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看待现实中国的“崛起”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及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问题？等等。

电视片《大国崛起》是这个研讨会的直接由头，也是与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焦点。参与《大国崛起》历史脚本创作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成有、何顺果、董正华应邀出席会议并介绍了他们参与创作的思路、经历及对电视片的看法。与会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在娱乐盛行、戏说历史成风的当代中国媒体之中，能创作和播出这样相对严肃的历史教育片、科普片是应该肯定的。

宋成有、何顺果、董正华教授还介绍：历史脚本与电视片的脚本不同 ，学术与电视有区别，不能把电视片作为历史的标准答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也认为评价《大国崛起》应该将之当作科普片、历史教育片这样的电视作品，而不是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则提出，科普、历史教育片也应该讲究知识的完整性，只讲一面就不是“科普”。王占阳还认为，评价这个片子关键要看它讲了什么，而不是它没讲什么。只要它讲了新的东西，对大家有启发的东西，就是好的。他认为《大国崛起》强调妥协的价值，超越了“两极对立”思维就很不错。大家认为这部片子讲得不够的，可以再拍片子把这些补上，要求这部片子都讲全是不合适的。留学美国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建康研究员认为，社会科学工的责任是把真实的局面告诉人们，《大国崛起》虽然讲了很多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整体上没有告诉人们真实的局面。同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留英世界历史学博士张顺洪研究员则认为：电视片讲什么、不讲什么，是有选择的，受一定意识形态指导，总有一定目的，客观效果也不一样。他认为《大国崛起》存在历史观的严重偏差，并大量引用电视片脚本中的原话，论证他的观点：《大国崛起》洋溢着对霸权的欣赏，美化殖民主义，推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迷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盛赞资产阶级价值观。他认为这部片子其实没什么新东西，实质是鼓吹“现代化就是西化”的旧观点，这个时候制作这样的片子是耐人寻味的，也有着错误的影响。张顺洪的观点与在他之前演讲的徐友渔研究员针锋相对。同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徐友渔也大量引证电视片脚本中的原话，论证他的观点——《大国崛起》并没有掩饰和歌颂殖民主义的罪恶。他还进一步提出，虽然我们不应回避和忘记殖民侵略的问题，但问题不是谈不谈殖民主义，而是殖民主义是否就是我们谈论世界近代史的唯一内容。不能因为殖民主义，就不从正面来总结西方大国崛起的经验，不能因为西方的侵略就不向西方学习。他还认为，电视片并没有大国崛起必定伴随殖民侵略的意思，相反它说了许多新的东西，强调了一些被我们忽略或某些人生疏的常识，比如对和平妥协的政治道路、抗拒终身制权力的肯定。他最后说，在一些人还主张学习古巴、朝鲜的时候，他愿意谅解电视片《大国崛起》的简单和粗陋，对它表示支持。

徐友渔和张顺洪旗帜鲜明而又针锋相对的观点，进一步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王小东研究员认为《大国崛起》总体是好的，它力图以公允、求实的角度去解读，虽然有很多问题。左派和右派对它的很多批评都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全喜研究员认为，尽管片子有不如意之处，但片子说了很多基本常识，60%讲的是历史事实。总体应该肯定，不应该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意识形态的眼镜去评价这部片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房宁教授先回顾了政论片的历史，并谈到网上一些人把《大国崛起》看作《河殇》的姊妹篇。他认为《河殇》出台的背景是80年代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低调、反省，而《大国崛起》的出台意味着主题的转变，反映了思想界和社会心态的改变，有了更多民族自信和自觉。但他同时表示，自己作为“有粗浅历史知识的观众”，对《大国崛起》是不满足的。因为片子更注重总结一些具体做法，而对这些具体做法的原因、条件讲得不够。

何顺果等学者谈到他们创作历史脚本时有个基本思想：反对单因素决定论，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以前我们更多强调侵略殖民等外因，电视片更多是强调内因，着重反映内因。程恩富认为，《大国崛起》的创作思想确实有偏差，过去讲外因确实比较多，但现在一味强调内因，而很少讲侵略殖民等外因，这是不完整的。比如张五常讲日本崛起就是因为“明治维新”，这不全面，日本崛起应该八个字一起讲才全面：“明治维新，军事扩张”。他还问道：同样是资本主义宪政，为什么那些“大国”有时崛起有时衰落，有些国家崛起有些国家衰落，仅仅用“民主制度”等内因是解释不了的。许建康则认为简单地强调内因决定论是不对的，当外部环境因素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当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内因就不再是主要的。他从现代化理论与世界体系论的争论这一背景说起，指出《大国崛起》所宣扬的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的缺陷在于：把历史说成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但对两种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则避而不谈；掩盖西方大国崛起时的世界环境与当代发展中国家崛起的世界环境之间的重大差别，崛起仿佛是在真空中崛起；回避对霸权更替时所经历的危机与战争的探讨。因此，必须对这部片子的虚假思路要有所警惕。高全喜认为，所谓世界体系理论是西方学界相对边缘的一种理论，它的产生有一个西方语境，但中国不同，实现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是包括wdGCD在内的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都属于这个议题。总的来说，《大国崛起》的思路并不虚假。

议题二：要不要学西方，学什么？

尽管《大国崛起》是讨论的热点和起点，但与会学者的讨论并不止于此，因为《大国崛起》毕竟只是个电视片，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紧接着讨论的另一焦点是：要不要学习“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到底应该学习什么？

尽管严格意义上的“不要学习”观点在与会学者中是没有的，但分歧还是显而易见。张顺洪强调：那些资本主义大国的道路，别人走得通，我们走不通。许建康也认为，在世界体系论的视野里，世界体系和结构已经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别人以前走过的路，现在的世界体系下可能就走不通。到底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重视。你要崛起，就要创造新的模式、新的制度。来自夏威夷大学、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访问研究的留美博士田辰山先生则提出：我们不能把西方式的大国作为我们的目标，中国式的大国才是我们的目标。中国跟侵略不沾边，西方式的大国跟中国不沾边。《大国崛起》在这方面有问题，认为不搞民主就不能成为西方式的大国，而我们要的就不应该是西方式的大国。徐友渔认为，那种认为“谁欺负和侵略过我们，谁就不是好人，我们就不能向他学习”的观点，或者“先生老是欺负学生，就不应向他学习”的观点是要不得的，因为学西方没有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方向不对，而坏人打好人，先生打学生，只能说明不能学他如何坏，而决不能不向他学习，恰恰相反，更需要学习他是如何变强大的。王小东也强调：不能因为别人揍了你，你就不学人家，那样只会继续挨揍。问题的关键和根本在于你打不过人家。为什么要学他们？很简单：因为他们是按这套走过来的，他们混得不错。他还提出：别的发展中国家走不了的，不一定中国走不了，中国有中国的条件（比如中国“块头”大），别人可能没有。王占阳也非常赞同王小东的这个观点，认为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崛起不同于小国，小国做不到的，大国可能做得到。房宁则借用商鞅的话“三代不同礼而王” 提出，各国崛起很难提炼出什么共性，这些国家完整的历史是此消彼长的。大国崛起都要走自己的路，不能简单效仿别人。总结别人的经验是必要的，但经验都是独特的，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根据自己的条件来解决具体的问题。高全喜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各国模式是有不同，各有特殊性，但特殊性中是否有普通性？英美模式是特殊的，但其中是否有某些普遍性的东西？人类是否有某些普世价值？王小东则以棋谱为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要看棋谱，但下棋不能照棋谱来下，即使你照棋谱下棋，别人不照棋谱下棋你怎么办？所以棋谱要学，下棋随自己。房宁进一步提出，特殊性中有普遍性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特殊性，什么是普遍性，很难说。因此学者们要深入到具体问题的条件中。张顺洪反对那种认为“左派就不主张向国外学习”的观点，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学什么，怎么学？程恩富也提出，学习肯定是必要的，即使“坏人”、“强盗”你也要学，关键是学什么？我们应该学的是“坏人”的“武艺”和合理体制，但千万不能学“坏人”不良的体制、道德、文化，也去做“坏人”、当“强盗”。

 那到底什么是普遍性，什么是应该学习的呢？高全喜认为法治、自由、基本人权不应该只是西方的，而是普世价值。他还特别强调“立国时期”的制度建构和选择问题。他认为，虽然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和传统不可改变，但人们还是可以选择，如果选择比较好的制度架构，建立了法治、宪政、能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好制度，就会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奠定好的基础。他觉得英美模式比较好。德国、日本的大国崛起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们缺乏一种优良的政体。王占阳认为，把自由、平等、博爱甚至社会保障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甚至因为这个标签，就把它们都拒绝了，那问题就大了。自由、平等、博爱和社会保障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是普世的价值。程恩富则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可用的，但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就象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我们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科技，民主和制度也要一分为二地学。英美模式有其优点，德日模式也有优点；斯密要学，李斯特也要学；大国可以学，小国也可以学，比如以色列虽小却是强国，他们搞“社会主义”式的“合作制”，又非常重视科技教育；新加坡的崛起也值得研究。发达国家可以学，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学；成功国家的经验要学，不成功国家的教训也要学，比如“拉美化”的问题就很值得研究。宋成有提出，人们往往强调明治维新在日本崛起中的作用，但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而中国的戊戍变法却失败？其实日本崛起于近代，酝酿于近世。因此要重视学习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近世史。董正华谈到，人们往往强调民族国家建立时期需要集权，然后再逐步分权，强调单一制国家体制，荷兰的经历与之不同，荷兰“联省共和”的复合制政体支撑了十七世纪荷兰的崛起。 

议题三：“大国崛起”是什么，靠什么？

应该学什么的问题，又跟人们对大国兴衰及其原因的认识相关联。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也有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从“大国”概念入手，谈了他对“大国”的理解。他首先提问：为什么把荷兰列入“九大国”？荷兰不大，但确实影响很大，创造了很多新事物，给人们很多启示。但瑞典影响也很大，现在人们一讲“社会主义”就会提到瑞典，为什么瑞典没有列入“大国”呢？因此有必要对“大国”的概念进行辨析。“大国”之“国”的意义是“nation”，还是“state”？两者意义相差很大。我们追求国家利益、国家崛起是无疑义的，但这不应该是商鞅所说“强国弱民”意义上的“大国”，不应该是“state”意义上的“大国”。他认为，还要进一步辨析“国家利益”包括什么内容？在国家利益上，“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有不同的理解。“专制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者的利益，而“民主国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说美国外交政策是代表“一小撮人”的利益，或者说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是胡扯，其实它是代表美国人民的。大国崛起要与民众的幸福联系起来，而要实现这个，就要有一个制度安排，那就是自由、民主，这也是左右的基本共识。否定这个共识，不管左右都有问题。他还认为，不管左右，捍卫民族利益都是应该的，左的“国际主义”与右的“世界主义”都是理想主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教授则从另一角度对“大国崛起”作了阐释。他把世界历史演化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并把它比喻为肿瘤组织的成长过程。而“大国崛起”的基本含义就是如何成为世界的大肿瘤，然后有吸食全球资源的能力。他还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是个大肿瘤，而且是恶性肿瘤，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肿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有抗拒美国这个大肿瘤吸食资源的能力，就也要吸食资源长大，也要成为肿瘤，也要崛起。但中国不应该也成为美国那样的恶性肿瘤。

何顺果专门从“大国兴衰的几个变量”的角度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考察“大国”问题至少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时代。因为时代是变化的，影响古代大国与近现代大国兴衰的因素是不一样的，现在军事的作用仍然重要，但政治、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是环境。国际环境也有周边、区域、世界性的国际环境之分，这三种环境在不同时代的重要性也不一样。对国际环境还要辩证地看，不能简单地认为国际环境好就一定对国家有利，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三是传统。不同的传统对其崛起道路影响非常大，制约着其发展的基本理念及方式。但也不要把传统作为决定性的因素，也不是只能被动地考虑“传统”，更不能因此而绝对地歌颂“传统”，传统中有精华有糟粕，还注重思想观念的创新。四是领袖的作用也不可忽略。程恩富则认为，领袖的作用确实重要，但古代领袖人物执政时间长，因此现在领袖人物的作用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尽管仍然很重要，而且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不只与某个领袖有关，而是与一群领袖或几代领袖有关。他还阐述了影响国家兴衰的五个“关键词”：科技、制度、文教、军事、外交。他认为军事在古代重要，在二战后也重要，现在仍然不可忽视，但总的作用确实在降低。我们不仅要考察历史，而且要着眼未来，因此更多强调“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有必要的。他因此把军事放在后面一些，而且希望以后历史的发展尽量不要这个因素。王小东的观点则不一样，他认为不能把“希望”与历史事实搞混，主观和客观搞混，军事仍然很重要，在全球资源争夺越来越激烈，而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国际自由市场的时候，军事会更加重要。王小东还对《大国崛起》所强调的专利制度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只是技术创新的问题，还有技术创新为谁所用的问题：英国的发明主要用于人民生活和生产，而法国的发明主要用于宫廷，两者效果就不一样。只讲专利制度能促进技术创新也不全面，过度的专利保护也不对。

议题四：中国崛起——可能、现实与途径

关注大国兴衰，最终还是落实在中国问题上。随着讨论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谈到中国崛起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体改研究所的高梁研究员强调，首先对现状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过于乐观，宁可把问题想得更充分一些。中国的经济奇迹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什么好事情都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的。我们的经济总量是很大了，但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年均9%的经济增长中有2.7%来源于外资增长，而且一些战略产业正被外资控制。我们的经济竞争力不行，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大国”而不是强国。我们从上到下的乐观情绪，是有盲目成分的。如果我们沿着这二十年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可能就会出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一方面坚信中国的崛起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也有崩盘的风险。张顺洪认为，我们要明白我们面对的问题，而不要沾沾自喜地空谈“崛起”。国际形势在多方面对我们构成严峻挑战，在军事上也面临着被围堵的危险。在国内，要注重解决好收入差距拉大、就业难等问题，要思考如何防止危机发生。何顺果也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千万不要认为已经崛起了。我们现在的体制弊端很多，如不解决就可能会蚕食我们的成果。高全喜提出，要从制度创建的高度把党的执政方针变为一种国家哲学，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偏见，共享一种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理念，探讨良好的制度安排及其内政外交的哲学框架。王小东则强调，我们既不应该盲目乐观，也不应该妄自菲薄。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很有竞争力，发达国家都害怕中国的产品挤占他们的市场。如果不考虑“军战”的话，中国的“商战”是没问题的。韩德强认为，尽管我们的基础性产业技术有了提升，但这种提升能否转化为质变，带动我们战略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值得怀疑的。王小东进一步提出，基础产业也有意义。我们通过基础产业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赚钱，有了足够的钱就可以更快地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战略产业，加大研发投入。房宁认为，中国的低附加值产品以“贴牌”方式占领外国市场，通过沃尔玛走出去，这样虽然对西方有压力，但不至于摊牌。值得警惕的是，西方人烧中国鞋，不是烧“贴牌”的产品，而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品，砸的是中国品牌。可见核心竞争力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对经济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延伸到对中国贸易政策的讨论。王小东认为，现在不是我们怕自由贸易，而是西方怕自由贸易，是他们在破坏自由贸易，中国入世没到“我们不行了”的地步。问题不是我们要改变规则，而是别人要改变规则，我们就是要维护自由贸易的规则，并且要努力拥有维护这个规则的政治军事能力。别人改变这个规则，我们就打。张宏良认为现在还不是西方人怕自由贸易的时候。韩德强则强调，强国才搞自由贸易，弱国需要贸易保护。如果搞自由贸易，中国的民族产业就只能被外资企业赶到低附加值产业。只有外资退出去，民族企业才可能向高端走，实现产业升级。王小东也认为，威胁中国战略产业的外资企业是要赶出去，但不应该谋求改变自由贸易政策。王占阳讲道，自己其实很欣赏李斯特，但我们没办法，只能“以开放促改革”。自己也不主张过早入世，但已经入了，也没办法。我们对民族工业要有所保护，大飞机等战略产业一定要我们自己搞，在这个问题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卖国爱国之分。某些外资企业要赶出去，但只能用竞争的方法。韩德强认为，入了世也没关系，还可以再退出来。王占阳认为这不可能，韩德强、王小东认为这是可能的，但王小东认为不应该这样。何顺果则认为，其实我们是在没有很好准备的情况下入世的，没有足够的人才、经验等条件下进入的。但已经入世又说退出，恐怕负作用太大，我们不退出也有很多办法减少损失。他认为，自由贸易可能是个趋势，最初搞点贸易保护是可能的。每个国家都有自由贸易，也有贸易保护，但不是贸易保护主义。国门完全打开，民族产业就不行了；但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不能搞自由贸易。韩德强则提出，贸易保护是要贸易的，只是要保护，没有贸易就根本不能称其为“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也未见得是趋势，关税下降是事实，但非关税壁垒这样的“精确打击武器”却加强了。事实上，经济繁荣期往往是自由贸易占优势，而衰退期是贸易保护占优势。而现在世界经济是处于繁荣期还是衰退期？

另有几个学者则着重从文化的角度谈了对大国兴衰问题的看法。最近撰文强调“重建核心价值观”的北京大学潘维教授从“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谈起，强调中国的史观及价值观传统是不同于西方的，而史观及其承载的价值观的核心是政治价值观。中国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也就是政治价值观的问题，而这就需要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需要本土意识的觉醒。西方现代确实先进，但说西方一直先进就不对；改革成功也不能说都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大国崛起》的危险性就在于它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历史。他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传统，不能盲目崇拜西方。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明教授也认为，民族要崛起，毫无疑问要有民族文化的复兴。右派不要见了“文化”就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有一整套“崛起”的方案，但如果不重视与民族文化结合的问题，就肯定“落不了地”。如果搞自由主义，你搞不过美国；如果搞古巴、朝鲜那一套，道德上都没信心，别人都不跟你打交道，你怎么崛起？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本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出发，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张宏良教授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型社会需要有新的价值观，要用东方的和谐共融文化取代西方的竞争征服文化。他认为，现代科学证明了东方文化对世界的最终解释是正确的，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东方和谐文化，也为之提供了可能，而东方文化复兴的基本内容就是：人本主义，自然崇拜，生命完善，大众政治。何顺果进一步提出，现在我们要着重强调司马迁所说的两个东西：“非兵不强，非德不昌”。这两句话现在都有宣传的价值。军队在强国中的作用还是要强调，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是不行的；而如果文化不发达，也不是强大的国家。他还强调，我们要有大国意识、大国战略。“和平崛起”虽有好处，但也有缺憾，没有让外国相信我们不是“威胁”，反而约束了我们自己。

分歧，更深的分歧

正如一位老师在会议所说，这次会议把中国当前思想界的地图勾划得更清楚了。从上述问题的讨论情况看，尽管与会学者的观点纷繁复杂，相互之间交叉着各种共识，很难简单地用划分左派右派的办法概括定性，但分歧无疑随处可见，而且有着大致的分野。这些分歧表露在每个具体问题上，但这却不是全部。可以说，分歧并不仅仅在这些问题本身，更不是仅仅在《大国崛起》这个电视片，而在更深层次。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背后隐藏着更深的分歧，或者说源于更深层次的分歧，甚至是逻辑前提、事实判断上就已存在的分歧。事实上，随着讨论的深入和争论的延伸，分歧，更深层次的分歧，越来越凸显出来。

比如说在《大国崛起》背后，在各种问题背后，究竟有没有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能不能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有没有完全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真正的社会科学？张顺洪引用《大国崛起》策划人的原话，认为《大国崛起》的史观存在严重偏差，制存在意识形态偏向。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张顺洪的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上纲上线。程恩富等人虽然认为张顺洪的言词有些激烈，但基本观点是有道理的，《大国崛起》的指导者是有意识形态问题的。陈明认为《大国崛起》的策划人给片子赋予了更多的道德立场，而左派也是从道德立场出发进行批判的。王小东在会上最先提到“左派”、“右派”的称谓，并且对两者都表示失望，提出了批评。而与会的大多数学者马上提出了异议，认为左派右派的划分过于简单。董正华等学者也强调，自己只是做学术研究，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也不参加左派右派的会议。程恩富认为学术流派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确实存在，当代中国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应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思潮，但简单地用左派右派来区分学者，说左派怎么样、右派怎么样是不准确的。假如一定要采用西方学界的这种简称，那也应看到所谓学术翼和右翼有分层，其内部也有很大的区别和不同的观点，开展学术争论时要具体评价某人而不是笼统地谈某派。高全喜则强调摆脱那些教条的、意识形态的门户之见，共享一种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理念，共同认可一些普世价值。秦晖也强调有一些左右都要认可的“共识”，王占阳则强调破除左与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两极对立”思维，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要“凝聚民族共识”。房宁认为，会场上的争论其实不是在座人员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电视片主创人员的问题，而是现在中国意识形态混乱的问题。当代中国主要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思潮，三种意识形态在对《大国崛起》进行解释，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观点。韩德强则在会上阐述了他对中国思想界的新看法，并画了一个以左、右为横轴，保守、自由为纵轴的思想界坐标图。他认为现在中国思想界少了保守主义的视野。自由主义主张民主，一般应该是左派，当然自由主义也有右派；自由主义有左右之分，而保守主义也有左右之分，左右两个极端的自由主义可以与左右两个极端的保守主义相通。他认为，中国当前是由右翼保守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联合控制着政权，并借用基督教起源和宗教改革时期各派思想的主张，与现在中国的思想主张作了对比。

分歧还体现在历史有没有规律，人们能不能超越历史，人类有没有普世价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等哲学问题上。有的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可以告诉未来”。有的认为历史没有什么规律，历史只是在发生和演进。有的希望超越历史，不再重复发达国家崛起的老路，不再走侵略、扩张的“非和平崛起”的老路，有人则认为主观愿望不同于客观事实，历史是不能超越的。有的认为人类有普世价值，人们要承认这些普世价值，但对于普世价值是什么，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则有不同的解释。还有的则认为东方与西方，各个国家民族有着不同的传统和价值观。

分歧还体现在道德理想与现实利益的关系，革命与改良的评价，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以至人性善恶的分析上。有人认为我们要有道德理想，不能搞西方式的掠夺自然、侵略殖民的强盗逻辑，不能为了自身利益而转嫁矛盾，不能成为美国那样的恶性肿瘤，要用东方的和谐文化来改造世界；有的则认为各个国家的现实利益就是相互冲突的，资源就是有限的，为了自身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管不了那么多，而且别的强盗会逼得你没办法不做强盗。有的认为革命党思维已经过时了，革命只会导致以暴易暴，人们需要妥协、改良的智慧；有的则认为不能否认历史上革命的积极作用，斗争特别是弱者对强者、对霸权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有的认为国家利益至上，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应该牺牲一些个人利益；有的则更强调民众的幸福，警惕并防止借国家利益侵占个人利益；有的认为人性是恶的，有的认为人性是善的，有的认为同时有善恶两面，有的认为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的认为人性是不可变的，有的认为人性可变，有的认为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的认为对人性善恶的分析是很多“主义”的前提，有的则认为人性问题在理论建构中并不是根本的问题。

分歧甚至还体现在对一些基本概念、知识的具体认知和理解上：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比如瑞典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什么是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是国家？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否有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分，自由主义理论的论证是否需要有上帝的存在？自由主义的视域是否应该包括“国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等等。

分歧还体现在思维方法上。有人强调“中庸”的思维方法，要破除唯物、唯心的“两极对立”思维，有人强调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有人强调形式逻辑。有人强调整体思维方法，有人强调阶层分析方法，有人强调阶级分析方法和阶层分析方法并用。

分歧不仅存在于理论认知上，而且存在于对历史、现实的认知和评价上。比如程恩富谈到苏联问题时，大家就围绕二战期间苏联与德共、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什么因素导致希特勒上台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王小东认为苏联在对德政策上存在重大失误，苏联和德共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否则德共可能就上台执政了，希特勒就上不了台。秦晖则认为苏联控制下的德共没有正确处理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把社民党当作主要敌人，从而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而斯大林因为英美不与他合作就与希特勒合作瓜分波兰，是利令智昏。程恩富认为这与史实不符，把希特勒上台的责任归于苏联是情绪化的。再比如高梁、程恩富等人谈到不能把中国崛起、把什么好事都归于近30年的改革开放，要肯定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要看到新中国崛起的过程始于毛泽东，尽管改革前存在很多问题——现在也存在很多问题。高全喜就提出，中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不能从改革30年算起，也不能只从1949年算起，还可以从辛亥革命、从第一共和国算起。历史发展总是曲线的、辩证的过程，谁也不能说我们是一贯正确的。我们应该看到“wenge后期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张宏良则不赞成这一观点，他问这一观点是从哪里来的？高全喜和徐友渔都说这是《决议》里面写的。张宏良则反问：学者搞学术研究怎么能以《决议》为依据呢？那是政治上的决定。他提起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的统计数字：wenge时期中国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还高于改革开放时期，而且中国经济产业体系就是在那个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王占阳提出，讲中国现代化从1949年算起太晚了，应从鸦片战争算起，从晚清新政、袁世凯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国民党“黄金十年”讲起，解放前也不至于太“一穷二白”。毛泽东时代从经济角度看，1957年以前是比较好的，1958年大跃进以后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了。张顺洪则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1949年以后才开始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也不只是1957年以前取得巨大成就，不应全盘否定。而在对现实的认知上，大家的分歧也很大。对现实中国的处境，对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对现在的问题和成绩，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也都有很大的分歧。

共识，更多的共识

如果说会上展示出来的诸多分歧让人多少有些沮丧的话，那些会上呈现出的共识也许会让人心动和欣喜。因为，尽管会上呈现的分歧确实很多，有些分歧也很深，但是如果与以前做个比较的话，应该可以发现：现在的分歧少了而不是多了，而共识则显然多了起来。当然这种共识不一定是所有人、所有思潮之间的共识，可能只是部分人、部分思潮之间的共识，可能多方之间交错的共识。但这毕竟是个不错的趋势。

寻求共识的努力其实在这些年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秦晖先生提出了“底线共识”的概念，别的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提法。这几年学界的对话也越来越多，同一思潮或谱系之中观点较近的学者在通过对话谋求更多共识和更大影响，不同观点、学派的学者之间对话也多了起来，比较有影响的至少有汪晖、秦晖、温铁军的三人对话，秦晖与韩德强在昆明真善美书家的对话，黄平、姚洋、韩毓海之间的对话（成果已经出版成书——《我们的时代》）等等。还有一些学者、机构在为促进学界的对话、谋求更多共识而努力，各种学术会议也都更加注重邀请不同观点的学者参加。这些对话之中尽管也展示出很多分歧，甚至让人对寻求共识的前景都感到悲观，但毕竟交换了观点，也多少取得了共识。在这次会议上，一方面，作为主办单位的真善美书家（大家思想网）、书社有着这样的愿望，而参会的不少学者也有这样的愿望——王占阳的演讲题目就是“超越两极对立，凝聚民族共识”，大家在会议上也付出了这样的努力：大家本着求同存异的积极态度，共同维护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尽量平心静气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毫不吝啬地对别人表达的那些自己认同的观点表示赞同和欣赏。而会后大家也觉得确实取得了一些共识，并对此表现出兴奋之情。

共识的增多，还表现在“问题”的减少上——以前纷争的问题或者在别的会议上争论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似乎不再突出，有些甚至已经不成其为问题，已经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比如，在之前几天博客中国主办的“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研讨会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个伪问题，根本就反对所谓“大国崛起”的提法，“大国”不应成为追求的目标而只是附带的结果，关键的问题在于民众幸福，现在的重点是解决国内各种严重的问题。而在这次“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尽管也有学者更强调民众幸福和国内问题的解决，但没有人反对国家利益和大国目标，或把“中国崛起”问题当作伪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也没有人否认国家之间会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没有人提出“民主国家之间就不会有利益冲突和战争”的观点，尽管有人可能会反对过分“渲染”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有人会认为“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小，尽管有人有着“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追求。在这个会议上，也没有人否认“军事”对于一个大国的作用，否认中国有“强军”的必要性，尽管很多人主张或希望军事的作用越来越小。在这个会议上，也没有人明确反对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尽管学者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主张前面要加上“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

如果说上述共识只是“问题和分歧的减少”，是隐含着的共识的话，那么，学者们在这个会议上也展现出了更多的共识，尽管有些是直接表达出来的，有些是间接表达出来的。比如，与会学者都认为应该加强对话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大家对这个汇聚各学科各学派学者的会议也都持肯定的态度。大家都认为在娱乐成风、戏说成风的情况下，应该多出严肃的“正片”，应该加强思想理论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大家对新的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也持积极的态度，尽管各自理解的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各自主张传播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知识有很大差异。再比如，大家都认为要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能再搞教条主义——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不应该教条地对待，也不应该全面排斥或否定，尽管大家可能对怎样才算“教条主义”，什么是精华和糟粕，有着不同的理解。大家也都强调思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都重视关注“中国问题”，尽管各自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另外，大家也都反对极端的、绝对的思维方法和观点，都反对极端的“敞开国门”或“闭关锁国”，尽管大家对什么是“极端”也有着不同的认定。大家都强调维护民族利益，主张适当保护民族产业，重视战略产业和科技创新，甚至不惜为此把影响国家安全或战略产业的外资企业“赶出去”，尽管有人同时提出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大家在怎么把那些外资“赶出去”有着不同看法。最后，大家都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心，尽管各自的标准可能并不一样。

除了上面那些几乎与会学者人人认同的共识外，部分学者、某些思潮之间达成的共识自然就更多了。这种共识重叠交叉，数量非常之多，也非常复杂，在此就不一一列举，细心的人们从本文前述学者观点中应该可以看出不少端倪。

期待：并非只是一厢情愿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这个会议只是一个“不完满的开始”，因此笔者自然对它还有诸多不满足的地方，自然有着更多的期待。

首先，“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实在是非常大的课题，一次这样小规模的会议，这么短的时间，自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有很多名家和权威没有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即使涉及也没有展开，展现出来的很多分歧还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和辨析。因此，这一会议可以说只是抛砖引玉而已，这种会议不能只是一次性的。要使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要取得更多的成果和共识，就有必要细分出更多的议题，花更多的时间、分更多的场次，邀请更多学科、更多学派的知名或不知名的学者甚至普通大众参与讨论。

其次，学界的交流对话也有待进一步深入，进一步扩大。这种交流对话不应该仅仅是一次，不应该仅仅是参加这次会议的这十多位学者，不应该仅仅是在北京，不应该仅仅是“大国兴衰与中国问题”这个话题，也不应该仅仅是学术研讨会这种形式，而应该有多次、经常性的，应该有更多学科、更多学派的学者，应该在更多的地方、更多的高校，应该在更多的问题上，应该采用学术研讨会、个别对话、学术演讲、访问研究等更多样的形式，来开展更大规模、更加深入的学术交流。

我想，这应该不只是我“一厢”的期待，而可能是更多人的期待：与会和未与会的众多学者的期待，网友们的期待，老百姓的期待，一些官员和企业家的期待，热心学术科研的人的期待，希望中国能出更多思想家、希望中国能有新的启蒙和文化复兴的人的期待，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的期待。而且，如果说当代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正处于混沌期的话，那么在这个混沌期的混乱之中也寓示着希望，也使得更多的人抱有了更多的期待。

我想，这也应该不只是我们的“期待”，而且可能也是我们的责任。在这个混沌期，尽管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烦躁，有人可能会反感这个混沌期中的各种“乱象”和“不合理现象”——诸如，学科分野、学派林立、门户之见，“牛头不对马嘴”或 “鸡同鸭说”，也有人可能会感叹“各种价值观、各种观点之间对话真难，也不可能有共识”，但是，请不要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不要满足于独善其身。因为这也应该是我们的责任，作为“公民”的责任，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责任。我们在抱怨别的人、别的机构不负责任或者“卸责”的时候，我们自己更不应该不负责任或“卸责”。

我也知道，我们几个公司或民间机构，几个网站，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甚至与会的这些学者，不可能做到这么多事情，达到那样的效果。因此，我真诚的希望和呼吁：更多的学者，更多的机构，特别是靠纳税人供养的机构，能够负起责任来，大家一起努力。有更多的人努力，有更多的机构负起责任，就有更多的希望。

期待，也不只是“一厢情愿”，而应该有更多的行动。我，还有我们真善美书家（大家思想网），愿意并将坚持为促进学术交流对话而努力，而行动。我也期待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能够行动起来。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支持和参与这样的事业。行动就是希望，行动就是力量。

 （2007年2月6日第一稿，2月8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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