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个重大问题”
1，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如何重新审视《宪法》？
2，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3，中国由谁来主导政治体制改革？
4，中国谁来负责对全民进行政治文化的辅导？
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出台什么样的“政改方案”？
6，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7，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8，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是为倒向西方作准备？
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10，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走向？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如何重新审视《宪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依法治国”也是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治国方略，所以，不管干什么事，做什么决策，决不能偏离法律的轨道。改革也好，变革也罢，只要有法可依，自然顺理成章；只要程序合法，自然行为正义。《宪法》是万法之源，任何法律法规决不能脱离《宪法》搞空中楼阁式创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关乎国家稳定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依法办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我从过去到现在，为什么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宪法》这根柱子不放，就是担心中国某些势力和某些精英头脑发热，搞一套没有根基的“政改方案”，这样不但不会达到预期目标，相反会威胁到共产党自身的执政地位，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稳定。
既然有很多人一直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体制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那么，我们不妨认认真真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重新品读一下，看看到底是《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落后了，还是现实中国的经济体制偏离了宪法的正确轨道，如果真是我们的《宪法》规定有问题，那么就要先启动修宪的程序，再推动《宪法》护航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认定《宪法》没问题，那么，“政改”改什么、怎么改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违宪行事，即便在某些人看来非常民主的西方国家，尊重《宪法》也是被视为珍重生命一样，《宪法》决不只是案头的摆设品，她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器，是震国之宝！如果说中国一定要学习美国的政治体制的话，我认为首先要学会美国对《宪法》的尊重和保持《宪法》稳定性的态度。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视而不见的人没有资格谈“政改”。
我认为：在有关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进程中，始终是宪政民主派与西方民主派的斗争，两者的较量构成了现实的违宪与护宪两大主题任务。
下面，我想按《宪法》的章节顺序，节选部分与现行中国密切相关又若即若离的宪法条款，对比一下社会现实，做一个简单比较，此处不作详实回答：
序言部分：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这句话明确告诉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不能变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变色的，目前的中国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大家可以各表各意，至少有些问题是可以探讨的。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条再次明确告诉中国执政当局和全国人民，社会主义是根本制度，不要试图变色， “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这种提法是否在真实存于现实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是不是领导阶级？好象很难这样讲了。工农联盟整体上已经沦为实事上的弱势群体，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早已经从工农联盟中脱离开来了，资本家就更不在这个联盟中了，工农阶级已经完全与新兴资产阶级站在了对立面，这样的基础还能作为基础吗？如果工农地位没有得到宪法层面上的保障，那么，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提法是不是缺乏阶级基础？是不是缺少群众基础？按新时代精英的解释好象是这样说的：对工农阶级既强调民主，也强调专政，最后归结为集中。这种说法我认为有违宪之嫌。中国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把民主权力交给人民，还是确定把专政工具放到工农阶级身上？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这个条款非常好，如果真能得到执行，精英口中常喊的“民主”不就有了吗？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由选举产生，现在的代表为什么都集中在权贵、资本家和明星群体中呢？这是谁分配给他们的权力？都是人民选上去的吗？我听说某些精英很喜欢西方的选举制度，我没有到美国选过议员，不知道好坏，但是，我总是在考虑，现在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我们都不敢光明正大的搞，那再搞一套比现在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不就更是摆看的吗？真能放开胆子让人民选举的话，不妨趁现在就开始选选看？相对的民主都不敢让人民充分享受，却天天高喊更广泛民主，似乎有些“吹泡沫”的嫌疑。一些人口中的“政改”说来说去，核心不就是民主吗？现在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力都要搞“回收制”，政改之后的民主就不怕再回收吗？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蔡剑忠先生的看法是：中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出现大倒退，执行力度还比不上四十年前，要推进民主，第一步是把现有的民主权力落实好。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从这一条可以看出，违宪是要承受法律代价的，不是一件小事，但是，现实生活却大不一样，中国近十年来制定的所有与经济相关的法律都在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都在有意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新36条”是否有私分国有企业之嫌？这些行为谁来制止？违宪责任谁来承担？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一条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公有制，然而，今天中国国民经济的组成大致是什么样的呢？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经占GDP超过70%，随着国企私有化进程的加快，再过十年左右，公有制会下降到占GDP不到10%的水平。公有制、私有制和外商三大组成成分中，公有制已经退到最后一位了，还算得上是经济主体吗？精英再怎么歪辩也不能自圆其说了，这样的改革方向是按宪法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吗？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现在制定的政策到底是要消灭人剥人还是要鼓励人剥削人，谁能给个正确答案？按我看，目标好象是深化人剥削人的制度，决不是消灭。要说按劳分配就更谬以千里了，资本家怎么可能按劳分配？他的私产，他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按不按劳分配难道说“工农联盟”还能拿他怎么样？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矿藏还是全民所有吗？我看不然，私营企业所占比重已经越来越大，国企矿山贱卖私有化愈演愈烈，外资控股的矿山资源也越来越多，全民所有已经只限于概念上的说法了，最大多数老百姓早已经被排除在国家矿山的利益之外，唯一能参与的“利益”是当风险颇大的矿工，利润与他们是无关的。自然资源中只要有经济价值的成分，基本上都成了资本家的盘中餐，不再是全民的了。
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条款非常模糊，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人能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写到宪法中，原因很简单，权力说了算，权力说市场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那进宪法也就很自然了，然而，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以“私有制”为背景和主体的经济体制，假若中国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就不适用市场经济，既然中国提出搞市场经济，说明宪法本身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公有制为主体就只能是一种口号了，如果按照这种推理来看，消灭公有制也是有源可寻的，当然，如果中国决定就是要走资本主义，我认为可以公开摆明观点，那样可以明正言顺地搞市场经济，不需要加什么“前缀”，在理论体系上，从来都是有章可循的，不是中国人捏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没有错，但是，社会主义不能什么都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当今中国，为什么出现如此混乱的经济局面和复杂的社会矛盾？理论混乱是导致秩序混序的重要原因。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宪法的要求，本不应当成为地方分裂及政治论战的角逐地，然而，实事并非如此，上海、广东等地以保护地方话为由，极力排斥普通话的推广，甚至有部份官员在公开媒体采访中以地方话应对，有意制造地方分裂的痕迹，某些政客借语言保护操弄政治晋升之路，借语言划区捍卫地方政治势力，中央要加大力度旗帜鲜明地推广普通话，而不是盲目推广英语，汉语反复被弱化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改观。弱化汉语、强化英语实际上也是为全盘西化作准备的，有些人把英语上升到科技立国的高度有误导之嫌，懂英语与科技进步不成比例关系，越是无知的人越会强调这种理念。英语是工具，需要的人就是正面的，不需要的人耗费资源就是负面的，全民强化是误国行为。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一条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都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力，但中国的普通公民谁有言论自由？因言获罪的案例绝不比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何时期要少，有人说现在可以乱讲话了，可以骂娘了，这些人都是没有看到本质，你碰碰官老爷的利益看看，你乱讲话，你不是下岗，就是坐牢，平时的骂娘只能空骂，没有权力捍卫到自己的利益，骂了也是白骂。很多人说在文革时期是不能乱讲话，谁敢说打倒毛主席，谁一定会被打入牢房。现在呢？表面看，也许你在领导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是可以骂领导人，但是，你骂骂你的直接领导看看？看你还怎么工作？今天骂人与文革骂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文革是不能骂最高领导人，现在可以间接骂骂，但不管什么时候，骂最高领导人的话语多半是废话，因为他离你太远，跟你个人的利益不直接挂钩，骂了没用，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不能骂与你本人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导者，过去是可以骂的，如果单位领导有问题，工农联盟可以把他们打倒，现在即便你知道你的领导浑身是屎，你也不敢公开与他对抗，对抗你就死定了，你的利益也不可能有机会直接通过批评领导得到保证，这就是两个时期“口水权力”的本质不同。最近几年，有些政治人物开始说要给人民讲话的权力，有很多人就讲话了，但是，这一次老百姓又是太单纯了，他们没有理解“说话权”的背后含义，这里的人民实际是指政治人物，而不是普通人民群众，政治人物的争论需要讲话空间，所以也要争取讲话权，他们要的是自己的政治权力。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这两年，老百姓因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了，人民权力大了吗？言论自由了吗？
说到出版权，就更荒唐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政治书籍还在禁区，即便是全社会都清楚不过的实事也不能写成书，你可以发牢骚，但就是不允许出版，这是掩耳盗铃呢还是．．．．．．？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力，自从某年以后就与人民几乎绝缘了，即使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也会被有关部门围堵，他们希望老百姓永远也不要走上街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权力其实都曾有过，但突然被收上去了，人民群众的“集会、游行、结社、示威四大权力”已经不如100年以前了，《宪法》也不能帮助人民捍卫自己的权力。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对于这一条，我只想问一句：现在只要政府和开发商看中的地方，谁能保护得了自己的住宅？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当今和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宪法这一条非常重要，没有任何人能与通信脱离关系，通信权和通信秘密关系到所有人的生存权和人身安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只要你稍微有点激进，只要你稍微得罪了某官，你的聊天记录就被监控，你的IP就被监控，你的电话记录就被监控，现在不是政府接受人民监督，而是政府监控人民。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信访事件的层出不穷也许是对这一条款的最大讽刺，多少人在当今法治社会中用社会黑势力方式来截访？有多少人因信访而身陷牢房？有多少因信访而家破人亡？有多少信访者被被举报者打击报复？历史上有哪个时期有如今这样诉冤无门的吗？
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我猜想，有很多人提出政改就是要选国家主席嘛，现在是由全国人大“选”，政改后由谁选？有本质区别不？如果有本质区别，宪法这一条就得先改，不改没法选。但是，如果要改，中国谁来主持？
第八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按照宪法之规定，国家主席的权力跟国外总统的权力似乎是同一性质的，但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至今是个谜？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从目前宪法的规定来看，司法不受行政干涉、不受个人干涉好象已经名存实亡，谁能解释个中原因？政改以后就能不干涉了吗？还是这帮政府官员，还是这帮权贵，谁能首先放弃司法干预权？大家都羡慕美国的司法独立，中国宪法不是也规定得很好吗？不执行，再好的宪法又能怎么样？
以上所列条款，并非是所有宪法失效条款，宪法不被尊重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列出了一些与所谓“政改”相关的条款，寄希望以此来分析未来“政改”的正义性和可行性，凡属参与组织和实施政改的政治人物及专家都必须首先对宪法进行再学习，抛弃现行《宪法》搞理想主义的政改，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完全与西方接轨了，也是与中国脱节的，不适应中国的政改毫无疑问是瞎折腾！
二 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近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从官方到民间，从平面媒体到电视网络媒体，似乎大部分人都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了解决中国尖锐矛盾的最锐利的工具，我也多次谈到过“政改”，但我对“政改”的预期没有大家那么乐观，据我的观察，90%以上的老百姓其实也许并没有看懂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什么回事，“政改”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更没几个人能够洞悉，本文我先不对“政改”下结论，到最后一章我再下结论，我现在只是谈谈当前中国为什么热衷于搞“政改”。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大家注意：上面谈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和目标并非是一个很新鲜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提出“政改”已经将近快三十年了，但是，政治改革却越改越倒退，越改越僵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环境，如果直爽一点讲也许不如六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样停滞和倒退势必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一次“政改”高潮如期而至，我这样说可能还带有一点大道理的成分，如果再进一步具体化一点，我想此次政热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与经济体制改革脱钩。
我这种提法与主流中国政治改革专家是不同的，官方人物通常表述为“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我为什么不这样表述呢？因为我不认为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滞步不前的根本原因，近三十多年来，人们的思想都完全“经济化”了，任何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符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只有经济是永远正确的，经济是整个国家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我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观点，更不符合真理标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发生碰撞，肯定是双方面都各自存在相互抵触的地方，比如说：经济体制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大方向，完全资本主义化了，那么你怎么要求政治体制适应经济体制？这个时候单纯要求政治体制转向实际上就涉及到要社会主义转向的问题，这又与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总方向”相抵触，所以，这个时候再谈两者如何适应的问题，就要涉及到宪法原则问题，宪法不调整，政改自然不能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政改快三十年了，还是无法推动的原因之一。
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寄希望以经济体改革的名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种非常善良单纯的想法是很难实现的，中国的经济经过长时期变革以后，已经形成了“国有、私营和外资”三足鼎立的格局，如果想以经济推动政治的话，很明显就涉及分权的问题，不要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私有方和外资方作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们要么成为政治势力中的重要成分，要么就是中国政治矛盾的严重阻力，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间接或直接干预政治，他们甚至可以用足够的工具打击国有经济和中央政治权威，他们手上的隐形政治控制力已经逐步向西方政治模式跨越，他们用金钱来化解中央的政策和政治作用，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是不可行的，上层建筑必须率先作出准确判断和改革定位，保持双方的相对同步才能保证双方的和谐共处。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很高的国家，要想推动什么改革非常容易，没有什么经济力量能够阻止中央的执行力，这有点想当然，表面上看中央确实集权度很高，领导人说什么下面念什么，媒体宣传什么，赞歌也唱什么，但是，大家是否看到另一种背离现象：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也就只能停留在政策文本上头，下面搞阴阳两套，能够落实的政策微乎其微。最典型的案例是房地产调控，中央每出一次政策，就削弱一次政府形象，打击一次政治公信力，表面上看好象没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际上，资方已经在一步步地撬动共产党的地基，他们将一块块的砖头搬走，如果不有限度地约束好经济利益集团的挖墙脚行动，迟早有一天会出大问题的。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脱钩是中国必须进行“政改”的原因之一，改革的视野不要只盯在政治体制上，同时，也要盯在经济体制上，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就要经济压倒一切，必须适时取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简单提法，为经济为中心了，其它的东西就必然只能服从经济，一旦经济改革方向走错，其它改革也要跟着错下去，政治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形成“双约束”，只要人类社会“国家”的概念还存在，政治和经济就需要双腿走路，偏废不得，迁就不得，近几十年来的政治改革缓慢，并不是政治体制本身错了，而是它在屈从于经济体制改革，它在迁就就经济体制。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决策核心层，几乎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敢于挑战“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原则，否则就是与邓小平唱对台戏，就会失去资改派的支持，最后形成一种局面：大家都把政治体制改革挂在口头上，不做实事，经济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至于经济改革方向是否合乎宪法和法律，就留给理论专家去自圆其说吧。中国未来的政改之路，必须首先解决两者脱钩的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谁向谁靠拢呢？目前只有一个标准——宪法。如果大部分国民认为宪法也不行了，需要先修宪，那么国家就应当优先启动修宪程序，再启动政改程序。
第二个原因：推广西方世界认同的“普世价值观”。
什么叫政治体制改革？我在前面引述了共产党中央的官方内容，众多目标和概念的背后其实核心已经集中到两个字“民主”上面，过去，也许大家没有把太多精力放在民主体制的改革上，但是，现在形势不同了，香港的“政改”最后就是集中在“民主”这一个核心问题上面，中国大陆的政改能够脱离这一核心吗？也许是很难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成功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也就是说，中国的主流阶层已经盲目地接纳了西方民主，即使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西方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还是在“特别思想”的感召下接受了这个“普世价值”；原因之二是中国政治人物的西方化已经形成趋势，中共及其它民主党派的大多数领导人物都逐步带有西方的生活经历，思想上已经种下了西方民主的种子，这些种子现在还处在阳光不足的阶段，一旦遮在他们头上的红盖头被撕掉，他们立刻会长出嫩芽，他们会在90%以上国民处于政治文化极为贫瘠的情况下率先立树成荫。
如果说只是部分亲西方人士作为西方民主斗士角色出现的话，那还不足以推动中国的美国化变质，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高层有份量的人物也站在这个宣传平台上高呼的话，我们就不能轻描淡写地看待中国的西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前苏联的政治氛围与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戈尔巴乔夫式”亲西方政治人物和民主精英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这部分人物既有政治工具，又有经济实力，还是宣传机器，“三位一体”的战斗模式已经接近成形，他们的影响力是史无前例的，他们正在或者将要发动无数个跟随者和旗鼓手，现在他们唯一要等的就是时机，时机一成熟，中国的“美国化”改革就要启动，从最近中国的一些言论动态来看，我认为，中国某些人以拥抱西方的心态在谈政改，把中国的政改看成是对西方的一种承诺和保证，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政改思路，也不是抱着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搞政改。我今天必须要提醒的是，戈尔巴乔夫失败了，苏联失败了，某些人会不会成功呢？中国会不会成功呢？大家不妨等着看后面的进展？有人也许认为，苏联可以分裂，中国又有什么好怕的？我想警告某些人：苏联跨了还是巨熊，中国跨了就什么也不是，苏联分裂了，美国还怕俄国，中国分裂了，越南都不会怕中国了，要记住这一点！
民主这个东西好不好呢？我也认为是很好的，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专门谈到中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会阐明我对中国走民主之路的一些看法。
第三个原因：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未来中国政治走向本身的需要。
什么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之核心其实就是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一句话就是政治民主的问题。当前中国很多人吵着要政改，理由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实际上这只是政治层面之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真正想搞政改的政治人物，背后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更新中国未来政治人物上、下、更、替的模式，做好未来中国政治版图的分配方案。而跟在政治人物背后吵着闹着要政改的普通人民大多数是幻想享受民主权力的一群体理想主义者和无知附从者。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都没有制定好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更替方案，“安排”是前六十年中国政治人物的大原则，国家领导人的更替是“安排”，地方各级政治人物的上下更替都是“安排”，民主选举只是一个程序而已，多半是形式主义，即便毛泽东曾经在中低层搞过较为广泛认真的选举，但是，因为上层的“安排”程序注定了整个民主程序无法健康走下去，邓小平时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完全趋于“安排制”了。
从已经过去的六十多年来看，“安排制”未必是最坏的东西，但也谈不上是很好的东西，“安排”能否服从、能否有效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权威和国家机器的保驾护航，但是，毛泽东、邓小平都注定只是中国历史中的历史符号，他们不可能“安排”好中国的世世代代，他们管不了中国未来政治的走向，越往后面发展，现任领导人越是不能“安排”好下一任领导人，因为，不管在哪一级，领导人的个人威信和魅力都必定是逐步消退的，他们无法在得不到群众拥护的前提下为后任提供足够的权力支持，甚至有可能产生新旧权力之间的相互损耗，这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不相适应的，改革势在必行，“安排制”向“选举制”转变是必经之路。但是，要做到这种转变，又必须要回到宪法的大框架之下，因为现行《宪法》对党、政、军、人大、政协等权力架构的产生都有明确的论述，有些程序明显与选举程序是不相符的，那么要想顺利通过政改方案，仍然是需要先理顺《宪法》与《选举法》的关系。
我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做好未来中国政治版图的分配方案呢？既然民主是大家想象中最好的行使政治权力的手段，怎么中国的政改又会变成“政治分配”呢？我要告诉大家，民主其实也是政治分配，美国也不例外，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罢，都是靠各自的利益集团在支撑，选民选举的结果实际上利益集团决战的结果，中国未来的政治分配如果按资改派的设计也会走向这个方向，现行中国已经由原来的无产阶级专家的国家演变成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三分天下的格局，资产阶级成了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工农阶级）处于被领导地位，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中产阶级。未来中国的政治力量角逐的战场就是这三个战场，政治利益的分配也会在三者中间以相对平衡的方式解决，如果说中国要推出政改方案的话，毫无疑问会围绕这三个阶级的平衡上做文章，没有人能够做出纯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除非有一种情况出现：中国经济上重新回归社会主义原则立场。
上面谈到的三个原因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并非全部，认清了主要矛盾，我们就知道如何解决矛盾，认清了主要原因，我们就能看清未来政改的方向是对是错，老百姓多半没有机会和权力参与政改，但是，有权力站在自己的角度分析政改的正义性和可行性，回避社会主要矛盾搞单相思的政改注定是要遭遇挫折的。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底由谁主导？
一般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都是在建国时由《宪法》规定好的，很少进行大的改动，“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修改宪法，改革政治体制，中国进入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后，邓小平先生为了推动经济转型，也提出了中国式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让政治体制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但是，象邓小平这样具体绝对威望的政治人物也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原因归结起来非常复杂，我想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无法绕开《宪法》的框架，中国共产党可以不执行宪法的部分条款，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撇开《宪法》不管，所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决不是单个人或者单一政治力量可以做到的事情。
目前，为什么中国政治层面“政改”呼声如此之强烈，主要原因我看不在于有谁有信心能够做得好这件事，更多的是在于表达一种政治态度，也许是一种政治主导权之争，在混乱的“政改”声音背后，我们并没有看出来有谁能够完全可以承担起政治体制改革大任。
国务院有关人员近两年对政改的呼声最高，国内讲，国际上讲得更多，似乎有独揽政改主导权之意，从近期国际媒体的反应来看，也能感觉出中国的“政改”有点变味了，部分人可能试图借助国际（尤其是西方）宣传工具来推动中国的国内事务，国内群众在网络及民间讨论中，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清楚政治人物口中的“政改”与人民群众期待的“政改”有何区别，这里面的交叉点到底有多少更没有几个能洞悉，绝大部分网友的跟风与其说是理想主义，不如说是初级盲动主义，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在没有推出明确“政改方案”的条件下谈论政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说国务院能够推出某种供人民讨论的“政改讨论版本”，那么发表意见是完全有必要的，然而，实事上国务院办不到这件事，为什么呢？国务院的领导是由国家主席提名的结果，“政改”的核心要点又是领导制度，自己的任命权在国家元首手上，难道说国务院还能反过来主导国家元首和党最高领导的人事改革吗？至少从目前中国宪法的规定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与国家元首是实质上的国家最高权力领导，不是虚拟领导，也不是象征性元首，从这个意义讲，国务院想突破《宪法》框架来另立一套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说来，国务院是不可能来主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政府部门却是喊得最响的部门，为什么？怎么判断局势？大家不妨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从宪法角度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理当承担政治改革的议事中心，或者说担当政治体制改革的执行者，至少全国人大代表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最活跃的人物，然而，代表全国人民的全国人大代表却表现得异常的冷静和沉默，这里面至少可以看到几个问题，首先，代表们很清楚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都不具备或者说不敢成为政治改革的发起者，他们的政治顾虑和个人顾虑太多，或许还带有相当多的个人私心；其次，全国人大是权力机构，不是权力核心，他们只能成议事场，不能成为政治体制的倡导者，他们无法成为真正引领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最后，我认为权责不分也是重要原因，全国人大对宪法的执行应当负有检查和监督作用，有权对任何违宪行为提出意见和要求更正，但是，多年来，全国人大并没行使自己的权力，当然也就不会承担整个违宪的代价，连国家根本大法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寄希望它在政治上做出大动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全国人大看来不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最后，我们只能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导“政改”的可能性，从中国的社会制度及《宪法》赋予的权力来看，我个人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才能够承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角色，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建国以后就确定领导地位的政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党，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由共产党主导的，符合程序的政治改革主导者毫无疑问应当是党中央，但是，令人有点捉摸不清的是：党的高层和研究机构在“政改”宣传上的力度似乎并没有国务院那么强烈，并且，共产党所谈的政改方向与国务院所谈的方向似乎也并非完全合拍，中国共产党好象并不急于完全走西方化道路，并非想完全照搬西方民主一整套模式，但是，政府有关部门却采用了完全与西方接轨的做法，党政运行轨道方向上并不平行，我想这不仅仅是观念分歧问题，更多的是路线分歧，如果不想在政改之前引起思想混乱的话，党政部门应当尽快协调统一，以免留下政治斗争的不和谐痕迹。
中国共产党主导政治体制改革也并非能事情变得简单，因为共产党既是改革的主导者，又是被改革的主体，两者的同一性就决定了改革的难度，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要对自己动刀子，共产党手握刀子往哪里动，力度有多大都非常值得关注，敢不敢对社会主义宪法动刀子？如果不敢动现行《宪法》，敢不敢把经济违宪部分拉回到宪法轨道？敢不敢对从上到下的“领导产生方式”动刀子？敢不敢对党政关系和权力分配动刀子？敢不敢对全国人大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份量动刀子？敢不敢让司法独立出去？敢不敢真正做到“一人一票制”？选举制度不发生根本性转变，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搞的必要。上面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的难点，也是共产党政治结构中的核心部分，都是一块块肉，怎么割舍？怎么保护？
中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到底有多急也许不能简单地以经济矛盾来评判，最重要的评判指标应当是整个社会的和谐指数和未来中国长久的需要，政治改革的方向性指标是人民的幸福，中国政治改革的主导者应当主动承担国家大任，不要被某些方面逼着往前走，更不能留下“政治惰性”的坏形象，政治改革怎么改由主导者说了算，不是由“积极分子”说了算，主导者要主动走，不要被推着走。
四 中国谁来负责对全民进行政治文化的辅导？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质变过程，都需要主观和客观的环境支撑，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样，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他们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属于一种主观动力，但是，改革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仅仅为了政治运作的少部分人，而是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广大老百姓是共产党推广政治改革的客观环境，没有这个环境的支撑，没有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能够有效实施改革抱负。
谈了几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我敢肯定地说，中国的老百姓当中，还不到1%的人真正了解什么叫“政治体制”？更别谈政治体制改革要改什么了，近三十几年来，绝大老百姓都远离了政治，1989年以后，人们甚至对政治产生恐惧和厌恶情绪，政治基本上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搞政治的人可以通过政治操弄获得经济改革的厚重的利益成果，而普通民众往往只能成为政治场中的玩偶，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各种宪法赋予的权力都与他们渐行渐远，偶尔少数人想突破政治壁垒参与游戏，最后多半被强大的排斥力挡在外面，他们很难进入圈子内部。
中国如果真要下定决心搞突破现行宪法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并非绝对不行，只要程序合法，改改未必不好，但是，99%的中国人不懂政治体制，让少数人来推动改革与玩弄人民的感情又有何区别？在我看来，中国在推动实质性政改之前务必要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重新唤醒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重新辅导好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在一个政治文化贫瘠的土壤里播撒西方民主的种子未必能够成活，当然，有些人也许会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民主，不是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好，就算不是照搬，先把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给老百姓辅导一下也行嘛。
人类的消费需求有层次论一说，生存的需求处于最低层级，文化消费在人类消费需求中是最高的层级，同样，文化本身又具有二次分级的问题，认知文化是最低的层级，政治文化则是文化需求中最高的一级，中国人从整体上说还处在比最低层级还落后几十年的水平，距离最高级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的漫长也注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复杂艰难。我以个人名义，想先于执政党给人民进行一下最简单的政治文化辅导，希望能让部分老百姓的头脑中有一点痕迹性的东西留存，便于今后政治高潮的到来有点准备。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构成“软件“的东西则是政治文化。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中国现在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两者均落后，两者均互不适应。
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由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关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政治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体系的特点，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政治文化是一个非常近期的概念，它的提出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但是，政治文化研究却历史久远。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专门研究政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心理因素。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等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起始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56年，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比较政治体系”，首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逐渐向研究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为过度 ,而人类的行为一定会受思想意识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动因的指导 ,所以必须深入研究 ,找到隐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 ,他将之称为导向。在以后的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应用行为分析方法，采用民意调查的手段，系统研究和分析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国民的政治态度，并于1963年出版《公民文化》。该书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后，许多政治学家转向政治文化研究，他们通过社会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访谈、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展开更加广泛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与现代化理论相结合，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为跨国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政治文化作了定义。根据阿尔蒙德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根据他们的解释，我们可以为政治文化做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认知或意识、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形式表现出来。政治文化不同于公众舆论或民意，前者具有稳定性，反映的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后者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务或问题所产生的一时性的反应。政治文化具有延续性，它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传播和沿袭。政治文化的延续性使一国文化有可能代代相传，也使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呈现出长期的差异性。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它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将现实政治生活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下来，并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进一步而言，政治文化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同时，政治文化的变化最终又可能带来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变迁。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软件”部分，一般与政治制度性结构安排相匹配。跨国性比较研究和现代化研究显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条件．
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政治文化的认知性成分，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政治文化的评价性成分．政治文化的认知性成分是指人民对于政治组织，政治过程，政治角色，政治产品等方面的认识．它构成了人们对政治体系进行判断以及选择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基础．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是指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感情．政治情感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系统活动或政治实践所持有的一种直观的评价．政治文化的评价性成分是指人们依据一套他们认为是正确和合理的准则，信条，或明确或含蓄地对政治体系进行价值判断．它主要包括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评价的心理过程两部分．
中国为什么没有正常的政治文化？因为中国的官方政治过于浓厚，并且排斥民意政治，缺少人民参与，政治成了政客间的内部文化，有很强的排外性，曾经一度的全民政治突然降温至全民政治冰川纪，中间甚至连个缓冲的阶段都没有，政治文化被死死地按在国门之外，80、90后出生的年轻人，已经没有接受基础性的政治课程，他们绝大多数人把政治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官场斗争，而不是正常生活，即使在官场也缺少现代政治文化，多半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吏治文化，腐朽不堪，并且比封建时代还要糜烂，如果不对全体中国人重新补上政治文化课程，中国就不可能走向政治文明！
其实如果从新中国算起，中国也不是从来都没有政治文化，从1949到1976，中国有过自己的政治文化，虽然这种文化有很多不足和缺陷，但是，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热情点燃了，政治头脑也被武装了，有很长时间出现过“泛政治化”倾向，终究比政治赤贫还是好些，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离开不政治的，每个普通者百姓都将会是政治的参与者，所以，接受政治文化的辅导之后，我们必须思考中国自己的政治历史和政治未来！
整个中共执政团队还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参与者的政治文化水平都很低，有很多身居高位的人甚至也是政治赤贫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进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人物本身的文化辅导也跟普通人民是同样重要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不是一两天获得了，是一个长期开放政治环境下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过程，最后与科技文明一起共同促成了经济革命。反观中国，在没有任何环境支撑的情况，试图用经济高速发展来实现“一好百好”的单纯想法已经越来越接近碰壁了，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政治文明也不是一天可以实现的，中国所有关心政治走向的人都必须沉下心来关心一下整个国民的政治文化辅导的大问题，只有把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人民才能用最好的方式参与到政改进程中去，只有人民理解了上层政治改革的合理性才会支持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句话对于普通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也是适用的，请执政党重视她！
五 中国执政高层和权力机构会推出什么样的“政改方案”？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个常规的认识：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必须在做事之前做好计划或者规划，至少得先做个准备。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想改革没有错，天天呼喊也没有错，但是，事情到了火燃眉毛的时候，老百姓连“政改方案”的底本都没看见，一大帮人都成天在网上跟着瞎起哄，连哄吵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啊？再退一步讲，就算现在有关方面无法拿出可供讨论的政改方案，因为最高层可能没有达到一致，但是，至少可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也能够象香港市民一样先自己凑合凑合嘛，说不定老百姓可以先讨论出很多的“政改版本”，有了这些版本说不定能减少政改主导层的很多麻烦，经过浓缩以后，说不定可以成为几种相对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层讨论版本，香港市民能整出中央认可的“政改方案”，大陆十三亿多人难道就整不出？
香港的“政改方案”核心内容就是行政首长的选举问题，其它都是附属问题，大陆政改是不是也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呢？不妨由某些方面划定出核心区域，以便人民发挥想象力。过去，中共提出的政改目标非常含糊且不具备操作性，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作为政改三大目标有点让人感觉做官样文章的味道，也有说套话之嫌，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够写得出象样的政改方案，要解决这个大矛盾，就必须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在我看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两个选择：一是修改宪法中的选举制度，让政治体制来靠拢经济体制，走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另一个方向就是及时校正经济体制的偏向，尽快回归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轨道，用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搞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
不管是走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还是回归中国宪法规定的道路，凡属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归根到底都是选举领导干部的问题，都是政治参与的问题，都是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的权力和义务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政改方案时就只需要讨论最核心的选举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把中国的选举制度推进到一个完全合理的程序轨道，中间产生了很多偏差和问题，甚至出现了违宪情况，党和政府的中高层领导都没有纳入到正确的选举制度当中，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选举制曾经短暂地扩大了五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后来却因为种种原因嘎然而止，选举制度退回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状态，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分配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模式，也不是西方的政治模式，这种“特色选举模式”已经逐步演变成政治怪胎，有政治分脏的感觉，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继续操弄下去了，这样下去根本就不是政治与经济是否相适应的问题，而是回归到封建时代的超级愚昧的落后政治。
如果中国最高领导团队最终决定采用西方的选举制，我想在未来的“政改方案”推出之前必须做好几件大事：首先，全国人大必须启动修宪程序，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一步，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干出公然全面违背宪法的重大事件，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会愚昧到这个程度；其次，重新制定《选举法》，如果有新《宪法》支撑的情况下就可以启动新选举法的制定程序，只有一部完整的新《选举法》才能保证每个有选举权的人能够站到投票箱前，即便是中国学不会西方那一整套东西，就象阿富汗一样，形式上还得象模象样，否则，与大国形象会不相适应；最后，区域规划调整的问题，有很多人可能都不懂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条来，并且我认为这一条是最重大的课题，如果按照现行的行政选举区划来搞西方式选举，不出十年，中国必然要产生大分裂，后果会比前苏联严重十倍，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是定将发生的必然事件。
中共执政高层，如果能在政改之前做好这三件事情，我不反对中国探索一下西方的民主模式，如果做不好这三件事就请在政改问题上另辟蹊径，一条走不通的路闭着眼睛往下走，只能撞得头破血流，没有任何其它的好结果。
即便是中共不打算照搬西方选举制度，仍然按照中国宪法的原则行事，“政改”之路也是要进行的，一方面原因是现在行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变形，与宪法要求的体制相差甚远，虽然不能说是颠覆，但是，走偏的角度很大，必须要校正，另一方面来讲，现行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中有关选举的内容从来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过，从来都没有让最大多数老百姓满意过，从来都没有形成一整套具有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选举制，选民基本上都是看客的地位。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在宪法的原则指导下，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制定一套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改方案”是完全有必要的，不是多余的程序，我从不认为毛泽东时代的选举制度是完美的，以后的时代就更不用讲了，究其原因还是没有真正重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力，现在，是到了还选举权于人民的时代了。
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搞政改的好处在哪里呢？首先它不会动摇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会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属性；其次，它可以逐步调整中国经济体制中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较大的成分，用政治的力量纠政治经济工作中的偏向，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最大发展；最后，在不改动宪法的情况下，政改方案可以更多地集中在选举法的重新制定上，无须过多地走全国总动员的程序。
无论是采用西方的民主模式还是启动新的中国选举模式，有一种东西都是不可或者的，那就是“选举文化”，选举文化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是民主政治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人文元素，在制度还没有形成框架之前，我认为，不妨在选举文化上尽快作些创新，使文化走在制度前面，没有一个好的选举文化，民主有时候也会变成冲突和对立，中国台湾地区的选举就是一种典型的撕裂社会、撕裂族群的选举，印度的的选举也是一种族群利益冲突很严重的选举，古老的中国大陆也是族群林立，不能保证大陆的选举就不会演变成地区对立、族群对立的选举，所以，我们应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给国民灌输一种理性的选举文化、高尚的选举文化。在培养选民的同时还要培养政治精英们的演讲文化，政治人物要有向公众公开表达政见的能力和胆识。
据我目前的观察，中共高层之中亲西方人士已经逐步占据上风，国内外媒体的焦点也大都集中在亲西方人士身上，只要有机会，就会有人借用西方力量催促中央下定决心搞政改，这种“内挤外压”式的政治环境已经让中国的政治力量角逐进入到一个关键的选择期，最后的“政改方案”有可能是政治力量斗争的产物，谁是胜利者，谁的“政改版本”就是最后的方案，失败的一方必须面对现实缴檄投降。“政改方案”的难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政治角力难决高下的一个判断指标，只要能相持下去，就不会就任何版本面世，因为谁也不愿意因此彻底丧失中国政治的角斗场。
六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无论何种改革，都有它的目的性，都会有目标和任务，在众多的任务中，又会有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务，判断一项改革是否是动真格还是喊口号主要指标就是看它是否设有必须完成的最重要使命，如果某种改革提出一大堆同等重要的任务，那这种改革多半是为某种具体政治意愿服务的，不是做真的改革，如果涉及到体制上的改革就更加要有优先项，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第一要务是什么必须明确，近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了很多目标任务，但党和政府确立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所有制转变”，怎么转换？简单一点讲就是逐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以私有制为主体带有资本主义属性的经济体制，虽然在正式政策文件中没有得到体现，但实际执行是样这操作的，这种大跨度转变是在一种“不争论思想”的指导下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特色式改革，“不争论”就是不允许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只要求扎实地推进私有化过程，不强调表达上和法理上的明正言顺。
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样一个只做不说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所有制主体的大转换，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讲应当说一种不小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为中国埋下了许许多多的定时炸弹和不稳定因素，制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受到了利益上的巨大侵害，尤其是让中国偏离了宪法轨道，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也是引起社会广泛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不能怪大部分群众不懂政治，因为毕竟大部分人不可能深入研究政治问题，本来是经济体制出现了错误，现在反过来怪政治体制障碍了经济体制，为什么不探究经济体制的方向性错误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导下，只能引导群众怀疑政治体制，不能引导人民反思经济体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更进一步偏离中国现行宪法的轨道，最后留给国人讨论的话题不得不集中到政治体制改革上面来，所以，不管你愿意与否，你必须用尽心思思考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关心中国政治走向的人士都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到底是什么？归纳起来讲，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大部分执政阶层希望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实现政治与经济双体制的资本主义化，为中国全面私有化保驾护航。“新国36条”的出台实际早已经预示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很难按社会主义宪法为基础了，因为它的出台完全是以私分中国为目的的，完全是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政策工具，一边喊“政改”，一边加快私有化进程，大家想想看，政改的任务是什么？
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文献来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应当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也就是说中央搞政改的出发点是发展民主，但是，又不愿意反思经济体制，这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政治和经济的冲突，但又没有人敢动宪法，最后就不可调和了，回过头来又折腾要政改，重新提一次全民性口号，难道这一次能结出点什么硕果？如果在政治阶层的运作下，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化改造，中国是否就能够踏上顺利发展的快速车道呢？我看未必。
在我看来，私有化和全盘西化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会给中国增加更多的乱源，尽管也许已经无法改变中国私有化的大方向，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如果中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丧失了，中国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和谐稳定。
我本人从来都不是一个100%公有制的捍卫者，我一直主张部分商业领域和部分工业领域应当允许私企介入，这也许会造成一些人的不理解，但是，我是绝对不支持私企对社会公共事业的介入，对国家战略行业也不支持私企介入，这与对公和私的偏好没有任何关系，我只关心公共事业对中国老百姓的安全问题，什么叫社会公共事业？谁是社会公共事业的责任主体？政府拿着老百姓的税收不做公共事业干什么用？公共事业和所有的国企都将可能很快的时期内被私分掉。能分享这杯羹的决非是老百姓，谁是受益者，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保护好公有制在国计民生项目上的国有化地位，中国的政改就缺乏正义性，很有可能只得到少数人支持，虽然刚开始领到选票的选民会有一阵子热情，但从中长期来看注定是要受到抵制的，政治人物的眼光不应当只盯在个人任内的政绩和评价，必须以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审视政治体制的严肃性。
有关中国私有化进程的问题，我不想就最近的某些新政策作出点评，因为我早已经知道中国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根源在哪里，已经知道国有资产是如何在某些人的精心设计下被私分的，而且彻底“私分中国”也成了部分人最后一个要完成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有两个非常动听的理由：一是打破垄断；一是保证民生。这两个理由非常诡异，因为在现实的国民心中都非常痛恨国有垄断企业，另一方面都非常渴望改善民生，绝大部分国民还象我几前就提到的那样，每次改革之前都会在“美妙的口号”之下无知的为某些人喝彩，这一次还是不例外，当然，要验证这样的无知还得五到十年的时间，改革的前几年，某些人还会成为改革的英雄，当某一天普通群众知道自己成为受害者之后，人家早已经没有机会承担责任了，医改、教改、房改，股改等等政策，最后都只造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至今为止中国老百姓都没有从国企改制和私有化当中得到任何好处，4000万下岗工人至今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我说私有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对私有制有仇恨，而是对人性的一种理性思考，私企老板不是慈善事业的老板，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他们的眼光永远都是盯在百姓身上，举个例子来讲：近几年来，有一项公共事业，大家心中是非常有数的，那就是城市自来水供应，政府已经不是该项公共事业的主体和为民办事的掌门人，而是彻底沦为了企业的看门狗，“听证会”完全变成了“涨价会”，涨多涨少都是一个演戏的过程罢了，终究会持续涨下去的，一部分城市水价的上涨是由于政府将经营权转手给外资造成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政府要从公共事业中谋取超额利润。中国目前至少有三十个以上的大城市自来水供应由外资大企业控制，水务作为中国公用事业尚未完全开发的“黄金产业”，如今已经成为外资逐鹿的战场。投资中国的自来水厂具有高达１２％至１８％的回报率。而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也证实，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所有产业中，最有利可图的产业是自来水厂。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外资水务公司在中国掀起了并购狂潮，其中尤以威立雅最为引人注目。自１９９２年进入中国以来，威立雅先后拿下了天津、上海、北京、成都、昆明、珠海、乌鲁木齐、青岛、邯郸、宝鸡、遵义、呼和浩特、常州、兰州、海口、扬州等遍及全国各大地区主要城市的２５个水务项目，经营期限一律在２０年到３０年之间（有的还可以协商延续），所占股权份额均接近或等于绝对控股的５０％。为什么公用事业被政府无情抛弃引入外国管理者，这决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执政为民”的理念问题，近几年来水价的疯狂上涨表面上看是为了节约用水，实际并没有起到丝毫节约用水的作用，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供水企业捞钱，政府退出公用事业本身就很不负责任，民生问题弃之不管那要政府干什么？政府难道是用来为自来水涨价做靠山的吗？政府的听证会已经沦为涨价会，老百姓意见非常大，但也就是意见而已，没有真正触动任何利益方，未来的生活用水成本将会上涨得越来越快，随着国际资本的控制程度越来越深，人民必将成为其垄断资本的吸血场，再重复一遍：涨水价不是真的为了节约用水，而是为了资本家的口袋。其它城市也正在不断地遭受这种清洗，外资的每一次清洗过程首先都是从私有化开始的，有些政府为了回避政府责任或者说涉及到某些权势力人物的个人私利，将政府原来控制的供水企业部分进一步私有化，得到好处的私企并非真心想做好企业（能得到此种好处的决不是普通百姓，没有相当的官方背景是很难的），他们在得到政府的廉价资产后必须急忙找到新的主子，于是把目交锁定到外资身上，而成熟的跨国企业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公共事业的参与机会，他们甚至愿意开出比出卖者更高的价钱得到参与权，他们的眼光与中国私人老板（有可能背后就是政客）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看到的是长远的控制力，而中国私企的眼光是捞一把就走，中国公共事业私有化越彻底，外企控制中国人民生活的步伐就越快，为了配合接收中国公共事业的内部政策，西方国家近几年来非常强硬地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中国政府让步，而中国政府也非常配合地渐行渐近了，也许大家都痛恨清朝政府的无能统治者，我告诉大家，实际上清政府这一点比现在做得都更好，在十八世纪，清朝政府就明确拒绝欧洲诸国介入中国公共事业，现在却挺不住了，并且还要主动的为他做嫁衣，动机何在？
有人可能会说，私企接手公共事业示必更坏，说不定还会更好，国外不也有私企参与公共事业的吗？我想这些人都太天真了，回首这三十几年的与世接轨，中国能把哪一本外国经念正了？有哪一次接轨不是中国老百姓受害？奴性的理念从来都是这几十年的主旋律，国企做得不好，老百姓可以狠批，政府也可以打压，但是，外资做得不好的，有谁放过屁？有谁对洋主子吱过声？中国政府明知现在中国已经不缺钱了，已经完全不需要盲目地招商引资了，但是，为了继续充当“世界第一引资国”的老大，近乎疯狂地痴迷外资，外资得到的不仅仅是“超国民待遇”，得到的是控制中国人民生活的生命线，大家仔细清理一下自己的头脑，你会发现，有那么几个人近几年非常活跃，茅于轼、陈志武、谢国忠等人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将中国彻底私分，越彻底越好，如今回想起来是很值得回味的，他们不是乱叫的，他们是得到了首肯和支持的，如今他们的愿意正在兑现，“新36条”已经在为他们的呼喊作注解，离最终实现只差一步之遥，彻底“私分中国”已经是既定中的事了，如果没有人阻止的话，老百姓的苦日子十年以后见。私企和外企的进入，他们不是来帮助中国人改善民生的，他们不是慈善家，如果是，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把慈善留在自己的国家，用不着到中国来搞国际主义，任何外资进入的初期都是以“赌场庄家”的手法玩弄老百姓的，但最后他会把包袱扔给政府，把垄断利润压榨点选在百姓身上，每一次私有化过程都政府包袱加重的过程，或者是老百姓受害的过程，几十年政府对公共事业的大量投入贱卖以后还要把社会就业的负担扔给政府，企业看起来是有效益了，其实效益的背后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在支撑，私有化程度越高，政府的承压越大，失业的人数越多，最后就是恶性循环。
中国是一个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国度，一方面无数个政治人物天天高喊“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高喊这些口号的人天天在琢磨着如何把自己变成资本主义，想做的事偏偏不喊，不想做的事天天挂在嘴上，所以，这很容易产生两个负面影响：对外来讲，中国政治人物有不敢讲真话的形象，没有政治诚信；对内，老百姓很难相信谁讲的是真话，谁讲的是假话，因为他们说的跟做的完全相反，群众最后只能反着理解。
有很多人对国有企业表示愤怒，我也有很多不满，也批评过他们，但是，我认为相比之下，国有企业比私企还是更加正面，不妨作一个简单分析：1978年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开始受到怀疑，国有企业开始面临危机了，新的时代，“私有制”被内定为最时髦的发展模式，国企解体成为被内定的大方向，资本主义正式被纳入中国必须要走的回头路，“国家制度决定人民命运”，要想资本主义能顺利推进，第一必然是要搞跨国企，只有“公”的被颠覆，“私”的才有发展空间，要想颠覆“公”的，必然要找出合法的理由，于是，“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资是按年头涨，福利是按人头发，每个企业都养着一大批闲人、懒人、庸人和散人，不仅成为企业的巨大包袱，而且直接影响了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就成了国企的画像，也成了打击的对象，我记得当年我还是在读大学，院系组织大学生讨论砸掉“铁饭碗”的国家决策，同学们都热血沸腾，高呼万岁，同赞英明决策，都以为砸了铁饭碗，能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能激发产业活力，殊不知砸来砸去，很多同学的父母最后都成了被砸的对象，等你反应过来之后已经晚了，谁也不会再来给你申诉的权力，给几个小钱回家去吧，你能怎么办？所以，我想来想去，政府敢公开砸人民的饭碗实际上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人民的不明真相，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人民的政治愚昧，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人民的善良。
戴在国企头上的“低效、懒散、亏损”的帽子是不是完全属实呢？我不敢完全否定，但是，经过我对很多国企的一些老人进行调查得知，总体情况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以前，所有的国企都可以说是积极向上的，几乎所有的干部、工人都是为企业拼命的，那时候的人不敢偷懒，不愿意偷懒，人人都有自己的比拼劲，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呢？八十年代初，一系列自由散漫的所谓西方思想注入到整个国家以后，人们开始羡慕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一度在所有国企中成为笑话和抛弃的对象，人们热衷于把精力放在干私活上，人们不再把奉献精神留在国企，只要有机会，大家想方设法到外面找事发财，那个年代是有钱就无比光荣的有面子的事，金钱决定一切，“万元户”是目标，大量的国企人员开始变着法子从国企里掏工具、偷材料、卖技术，有些更加“聪明”一点的领导开始跟私人老板合谋挖空企业，开始在企业内部制造分裂，管理责任心完全抛弃，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企业的领导者出了大问题，国有企业不可能不出问题，可以毫不隐讳地讲，有很多高层领导是希望国企跨掉的，只有跨掉，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改造、改制国企，才能合法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谓的“低效、懒散、亏损”原因不在国企本身，而在于一些引导性的政策使然，这种趋势到现在还没有消停，有些人还想把国家最根本的特大型国家企业私分掉，他们正在制造更多的、更大的谎言来为肢解国企作准备，如果当局视而不见，资改派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有人以为，国企不赚钱还有福利太不合理了，国企老总拿着高薪也让不少人不满，跟着资改派起哄，大家都认为私企赚钱、高效，实际上，如果大家动动脑筋就知道很有问题，不妨分析给大家听听：举个例子来看，一个产值10亿的国企与一个产值10亿的私企，国企利润为1个亿，私企利润为2个亿，国企员工为2000人，私企员工为1000人，国企平均工资（加福利）30000元/年，私企员工平均工资（一般无福利）20000元，国企老总年薪50万元，私企老板赚多少得多少。各位看看，国企老总拿得再高，不可能把赚下来的钱都算到自己头上吧？私企呢？赚多少都是自己的，与国家和职工无关，这对于社会和企业的贡献来说到底哪个有利？再看看利润，看起来国企没有私企赚钱，但是，国企有什么好处，社会效益大，安排就业多，员工福利和薪水有保证，并且，国企不能随意开除、辞退员工，私企则是老板说了算，开除了你连争取权力的机会都没有，另外，国企员工的各种保险是按国家政策上交的，退休生病相对比私企有保障，即使相比公务员有差距，也比私企的不闻不问要好得多。为什么很多老百姓会跟着资本家起哄围攻国企呢？主要还是中国的各种主流媒体现在都被资改派把持，都被“以私有制为理想价值观”的精英把持，普通老百姓大多数只能被洗脑，只能人云亦云，他们不知道私有制对于一个十三亿多人的大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资本家的核心价值就是钱，他们不知道把自己交给资本家后的变数在哪里。当然私企也不是万恶的，不是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国企来做，一些技术集型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可以交给私企去做，这些企业人才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素质相当，有相当强的互动能力，对社会的贡献也相对较大，对优化产业结构是有很大好处的，国企与私企必须做到合理分工，不要打击一片、扶持另一片，用平等的政策对待所有企业是最好的引导方式。
如果中国现在还能按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完全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话，中国的公共事业还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也是能够很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公共事业必须由政府来做，有些部门、有些人一边高喊科学发展观，另一边彻底搞私有化，认为“一私就灵”，认为“市场是万能钥匙”，阴奉阳为的执行科学发展观，一知半解地理解历史，一知半解地解读历史，一知半解地运用市场，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老百姓的脚。中央要清醒，私有化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只要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还给人民，各项事业都顺利得多。
再回过头来分析此次政治体制热潮，我们基本可以对某些人的设想下个结论：改革的最重要任务不是把民主权力交给人民，而是把私有化进行到底，为私有化保驾护航。胡总书记一直比较严谨，一直比较讲究依法治国，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识破政治风云中的诡异之处，一定会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一次综合性改革，我迫切期待理想局面的出现！。
七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也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长期存在，只要宪法没修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任何试图动摇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允许的，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坚定维护者和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党地位，反对任何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行动。
过去，中国的刑法中对反党反国是有明确定罪条款的，现在已经没有明确的反党定罪条款了，国内外一些处心积累想搞垮共产党的人已经不在少数了，有些人甚至就藏在共产党内部和级别很高的层级，这些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敌对份子掌握了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和劣势所在，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党内工作优势窃取了不少国家秘密，这些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对共产党政权扔出一串威力极大的原子弹，不搞垮共产党，也会导致伤筋动骨的残废，我们时刻都要记住党内的阴谋份子是永远存在的，是不可不防的。
过去，共产党提防颠覆政权的主要对手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然而，时至今日，也许国内的反党分子比美帝更可怕，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西方的和平演变，他们主动地倒向了西方，他们所做所想都是为最后拥抱西方作准备，从表面上看，也许他们行使的都是合法工具，但是，他们一边高喊共产党万岁，一边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一些积累民怨的事情，做一些影响党的形象的事情，做一些挖共产党墙脚的事情，即便是民生项目，他们都可以做很多隐性文章，表面看，他们的出发点是改善民生，但实际执行起来是损害民生，最后就造成一个结果：共产党政府威信尽失，共产党政府的诚信尽失，对共产党信仰的人也日渐式微。党内反党分子比党外和国外反共产党分子危害性要大得多，他们手执共产党的工具反党是合法反党，不受法律制裁，而其它形式的公开反党则会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
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我敢肯定地说，从执政党的本意来讲，决不会以颠覆自己为目标的，从来都不会有这样的政党，但是，如果用人不当，思考不当，选择了错误的政改道路和政改方案，有可能出现被阴谋分子利用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威胁甚至是丧失，为了防止政治体制改革出现方向性错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我认为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守宪法底线。这是决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合法性的根本，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出来的历史地位，是建立新中国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决定的，是有其历史源头上的合法性的，如果不坚持这个大方向，那么政治体制就很有可能被某些人借助所谓“纯粹民主”的幌子蛊惑人心，制造偏离宪法的伪政改之路，因为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最能呼风唤雨的口号就是“民主”，只要有这个概念，不需要有任何实质承诺都可以迷惑无数顶礼膜拜者，一旦让某些人把共产党与民主切割开来，那么，共产党的人民支持度必然下降，后面的危险性自不必说。
第二、中国共产党必须借助新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宪法框架下的广泛民主。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新中国成立，民主之路一直充满曲折，从来都没有让人民满意过，宪法条款中的广泛民主没有被全面落实，这也就成了“资改派”和“民主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也成了他们掀起新一轮政改的最好理由，但他们想到的民主并非是中国宪法中规定的民主，他们要的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面对这些挑战，共产党不能原地踏步，改革是必然选择，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就在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在第一部分详细列举了一些宪法规定中没有落实的人民民主权力，只要把这些权力全面落实，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不会比美国小，不会比美国的范围小，不会比美国的民主效果差，现在关键是要抓紧还权于民，不要畏首畏尾。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创造新的执政成绩，保持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的认同度和公信力，才能做到长期执政。
第三、正确处理与民主党派的未来关系。宪法规定中国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是，民主党派不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中的看客，如果在日常政治生活和重要的改革进程中，民主学派都被排除在权力的核心之外的话，我想这也是不符合现代国际政治及民主发展要求的，也不利于各民主党派真心诚意地做共产党的朋友，得不到民主党派的支持，我想政治体制改革也会相当艰难。从目前中国的现实观察，我总感觉非常怪异，本来按常理，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最高的应当是民主党派，然而，当今中国的民主党派们都完全沉默了，没有任何人在此问题上发声，这难道不掉轨吗？是他们不想谈吗？是他们对现行政治体制完全满意吗？客观地讲，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民主党派对自己的发言权和参政权心存不满，他们有意在冷眼旁观共产党的困难处境，他们想把目前的社会矛盾完全让共产党一党承受，他们基本上处于看戏者的角色，我们能不能怪他们呢？也许不好判断，因为这里面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太多。但是，我们不能任由这种不正常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审视多党合作制度，我建议共产党要向民主党派发出倡议，呼吁民主党派搞重组，减少民主党派数量，同时在中国政治的权力分配中适当增加民主党派的权重，以鼓励各民主党派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倾尽全力，不要只做做共产党的花瓶，民主党派太多，不便于在各党派之间达成共识，适当收缩阵营，也许更有利于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协商当中确定问题的焦点，共产党也不必过多地平衡太多党派的党派利益，中国虽然不搞多党制，但是，可以形成多党协商的民主氛围，不是搞多党间的争斗和博弈。
如果做不好上述三点，我很怀疑中国共产党能长期坚守好自己的执政党地位？
八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是为倒向西方作准备？
有人认为，现在讨论中国是否倒向西方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倒向西方了，从经济角度来审视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不认是经济体制的转向能完全代表中国已经倒向西方，从西方国家对中国近几十年的态度和接受程度来看，中国的所谓倒向还是处在一种经济相互需要的状态，政治上的排斥性还很强，从中国国内来讲，只要政治上不完全违背宪法全盘西化，经济体制还有回归宪法轨道的可能，从国际角度来看，只要中国一天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就不被认为是西方的朋友，所以，总的来看，中国仍然不能被认定为是倒向西方的国家。
新一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民主政治是挂在某些人口中的日常语言，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动向是：这种民主政治改造的声音除了在经济特区深圳得到过强调之外，其它大部分都是讲给外国人听的，或者说是在国际场合中讲的，亲西方的政坛人物和社会精英取得了绝对有影响力的政改话语权。当然，从目前来讲也就是话语权而已，还没有达到控制执行权的地步，但是，随着这两方面人物权势的不断壮大，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面对这种可能性，有几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供国人思考，让更多人来探讨论中国在是否西方问题上要作出何种选择？
第一个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是否迫切需要倒向西方？从中国的主流精英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陈维迎、陈志武等人的表现来看，他们已经对倒向西方感到迫不急待了，尤其是陈志武这样的美国式砖家，恨不得让中国在一天之内就变色，如果允许他招兵买马的话，他可能会迅速对中国政权采取闪电战，类似于他这样的亲西方人士还不在少数。政治层面的人物并不比学界精英少，甚至更多，有些人很怀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有了西方民主体制，政治人物不是不能腐败了吗？怎么会有政客喜欢呢？这些人都是很天真可爱的老百姓，他们以为有了美式民主，中国就不腐败了，太可爱了，可能吗？政客思想中的美式民主改造决不是真的，他们要搞的民主改造是为他们及他们的附庸的政治经济利益保驾护航的，他们对西方民主太熟悉了，他们引入到中国的一套绝对是要经过“改良”的，理由是要“中国特色化”，所以，在迷惑老百姓为其摇旗呐喊以后，他们还给老百姓的却不是一个真实的民主。
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如此急切地要倒向西方呢？除了一部分人没有真正搞清楚民主的本质被推着走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怀有目的的，资改派盼望倒向西方是出于对自身财产的保护，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当中存在相当多资本家是带有原罪的，并且罪恶还不小，一旦中国重新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有些人会身败名裂；学界精英盼望倒向西方，一部分是想实现自己对价值观的推销成就，一部分人是被西方雇佣回国搞政治同化的；还有一部分精英是仇视现行政府，希望早日颠覆共产党政权的民运分子；政治人物希望快速倒向西方的原因多半也是站在自身利益考虑的，中国的政客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因腐败积累了第一桶黑金，后来又借助政治操弄权，将黑金逐步又漂白了，他们有继续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必要性，还有相当多政客是持有“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幼稚派，他们以为中国全盘西化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许可以得到实现，或许也能象奥巴马一样当个总统看看，他们认为西方化后的中国会有一个公平的政治环境，会让有政治抱负的人都能人尽其才，实际上，他们都想错了，一个带有几千年庸俗官场文化的中国，任何设计绝顶的民主制度都不能实现与西方社会相同的民主制度，我不全面否定西方民主，但我有信心预料到中国采用西方民主会失败。
第二个问题：中国完全倒向了西方又能怎么样？如果说中国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派取得了胜利，拥有了政改主导权，让中国实实在在地倒向了美国，中国人民可以享受美式民主了，是否就意味着民主这个东西在中国就真的成功了呢？我看不然，一般专家分析民主能否成功会套用一个因素——法律制度。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独立的司法是保证民主成功的最关键一环。我本人也基本支持这种说法的合理性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它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能否取得民主成功的一个最重要考量因素还不是法律，而是文化与素质。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不缺法律典制，但是，中国从来都是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人不畏法是有历史传统的。我强调文化与素质的重要性决不是有意侮辱中国人，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素质，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政治文化，没文化的人也有少数者很有素质，在现代社会，一般来说，文化与素质大体是成正比的，但在中国，这个规律是例外的，印度人的整体文化水平并不比中国高，但是，印度人的整体素质却比中国高出很多，所以，在印度可以实行一种比较憋脚的英式民主制，而在中国连印度那样憋脚的民主制都做不到，庸俗的现代中国人把“民主”这个东西玩成橡皮泥，想怎么变形就怎么变形，并且最终都能用“中国特色”一而统之的糊弄过去，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美式民主到了中国就会变成金钱与暴力的角斗场，这一点我是敢肯定地下结论的，不会有多少偏差。苏联倒向西方解体了，但民主取得了一点进步，然而这种民主仍然是寡头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俄罗斯不想学好，是因为本来就没有一种理想的适合所有国家的民主，俄罗斯人相对较高的素质还能保证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与俄国人相比，中国人的素质差距之大绝不是用一百年可以接近的，还用二百年时间，中国也许达不到现在俄国人的整体素质，这就是中国无法真正套用西方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护宪派如何保证不完全倒向西方？一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政治派别间的斗争，亲西方政治阵营是改宪派，他们试图掀起中国政治的血雨腥风，最终达到颠覆现行宪法的目的，从而更好的私分中国，而护宪派政治阵营则更多的强调中华民族的自主诉求和独立地位，决不做西方的附庸，因为他们从戈尔巴乔夫亲吻西方的失败经历中看到了国际政治阵营的残酷性，简单地倒向任何阵营都不能保证一个大国轻易地被接受，除非你愿意接受不平等条约，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我敢肯定地讲，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愿意付出国家尊严丧失的代价来换取西方的好感，况且这种好感是不持久的。护宪派的立场本身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诉求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实质性动作来维护宪法的尊严，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任凭中国各方面政治人物违宪事件的频繁发生，没有加以任何强制性约束，导致亲西方阵营得寸进尺，步步进攻，把护宪派已经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另一方面，护宪派没有主动做出反攻动作，对部分攻击宪法、攻击共产党的所谓精英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颠覆国家政权，即使在西方国家，违反宪法的行为也是不允许的，美国也不允许攻击宪法的事件发生，而这些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们却一边喊美式民主，一边攻击中国宪法。对于部分政治人物的言行也没有严加约束，任其信口开河，影响执政党形象。护宪派不能被动防守，而是要采取行动，在宪法的框架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
如果政治人物能够对我的三个问题有一场认认真真的讨论和反思，应该对中国是否有必要完全倒向西方作出判断，倒向西方的过程必定是伴随着某个中国政治阵营的倒下，最终倒下的还有更多无辜的老百姓，就这么简单！
九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力是一种普遍现象，有动力就有阻力，社会现象与自然力一样，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存在的，要做好一件事情，必然要面临阻力的问题，我们在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首先是被误导进入了一个“非改革不可”的圈套，然后，大家都来争论动力与阻力的源头，前面，我专题讨论了“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多年来被人为设置的改革必然性思维所引导的，而改革推进不了又再次把问题的症结往各方面摊派，想政改的人永远都是站在主动的位置上，总是能够赢得“锐意改革”的美名，而阻力派则时刻背负着“保守封闭”的骂名，其实，在政治变革中，动力不一定是正确的，而阻力也不一定就是负面的。
既然大家都认为是来自某些方面的强大阻力导致政治改革无法推进，那我们就不妨来分析一下强大的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我想把阻力来源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县级以下政权及普通老百姓；第二个层次是党的高层理论研究机构、学者和智库精英；第三个层次是省地级政权和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团体；第四个层次是中央最高领导系统。
先分析第一个层次，这一层次基本可以认定为农村层次，在这一层次中，虽然人数众多，基础很厚，但是，说得难听一点都是听命者，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主导政治，除非统治阶级已经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逼得底层人民造反，否则他们都是逆来顺受者，即便是县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对中国政权的走向基本也属于不闻不问的心态，他们只比农民多一点点政治觉悟，我可以下结论的说，这一层绝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所在。
再看第二个层级，党的高层理论研究机构、学者和智库精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不管是宣传资料也好，还是政治理论研究也好，都离不开这部分人的所谓看法和成果，即便是各种媒体，其实也是这些人的展示平台而已，媒体赚的是钱，而占据媒体的还是能代表政府和政治立场说话的一群人，象各级党校、各级高校、各种智库、各种民间研究机构，他们的声音实际上就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现象的总结，这部分人有可能本身就是党的喉舌，有的是借助国外势力形成的挤压国内政治的精英集团，我认为，在这个层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两方面的较量都已经集中体现到了媒体信息之中，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动力派声音很亮，但是，阻力派也不甘示弱，两个方面都没有列出自己的清晰目标，都是在试探对方底线，有点等待时机的感觉。
第三个层是省地级官员及资改派。这一层级大部分是观望派，在资改派中，主张西方民主化的居多，因为，这样更有利于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和资本家参与政治的权力，但他们一般不太表态，因为怕因干预政治祸起萧墙，所以选择观望。而省地级官员更喜欢选择观望，从他们的地位看，不上不下的，既不须承担太多政治代价，也不需要担心太多利益损失，无论怎么改，他们都处于能够自保的范畴，只有省级党、政、军首长会被更高层逼迫表态，其他人估计表不表态都无所谓。在这个层级基本上不存在大范围动力与阻力的问题。
最后，我们要重点讨论中央一级的动阻力问题。在讨论这个层级之前，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对于国际人权公约的态度，从而为我们侧面揣摩一下问题的本质提供依据。1998年我们国家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其中有A公约和B公约。这个A公约后来人大2001年通过了。那个B公约就石沉大海，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人大也没有讨论。这个里面的机关是什么？它的前景怎么样。因为国际人权公约，其实最主要的是B公约，B公约的条款等于A公约的三到四倍。A公约是个非常简单的经济权力公约，而人权和政治权力都在B公约里。现在中国政府到外面还总是说我们国家已经签署了这两个公约。实际情况是政府当时领回来，人大根本就没有讨论，在中国，是不生效的。从宪政发展的角度来讲，最重要保障的是基本权力公约，也就是第一代人权。美国宪法前十条基本就是第一代人权，美国宪法有关政治体制的规定基本上自订立之日起就没有改动过。
从以上实事，我们不难看出，中央为什么要回避人权B公约？是人大不想讨论吗？不可能，国际人权公约是否能够在中国国内生效是一个国家的外交事件，并且是重大事件，人大是不可能不听党中央指示的，或者说党中央核心外交决策部门才是最大的权力决定者，共产党中央将B公给搁置，难道是因为害怕中国人的人权太大吗？难道是害怕国际公约会干涉中国内政吗？我看不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力并不比公约小多少，只是民主方式可能有所区别，党中央最担心的是有些人借国际人权公约威胁修改中国《宪法》，动摇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搞三权分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改的最大阻力可能是来自于最高层一级的护宪派。
我在第一部分中列举了现行宪法中一些没有被遵照执行的民主权力，只要把宪法权威维护好，只要把宪法权力还给人民，中国人民享受的政治权力并不比美国人民小，也许更广泛，现在，有些民主派老是拿中国不民主说事，根本目的还是不想执行现行宪法，怕人民利益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力，从而影响中国私有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高层，这种阻力也是合适的，是必须的，中国不能单纯地由经济目的玩弄现行政治制度。
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讲，为什么我明知阻力在高层，却仍然支持高层呢？主要还是基于对宪法权威的维护，我反复强调，既然认定中国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那就应当原原本本地执行她，不应当把它冷却，一边搞违宪行动，另一边又高喊要政治改革，这样搞就显示出非常强的政治虚伪性和两面性，这部分人还不在少数。如果高层中有人认为宪法已经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了，那就公开喊出修宪的口号嘛，用不着在宪法问题上躲躲闪闪，有胆量提出修宪就有资格谈政治改革。中国民主进程的改革是完善以《宪法》为根本的《选举法》修订，不是抛弃《宪法》的全盘西化。
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走向？
所谓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二十世纪炒到二十一世纪，从第二代领导炒到第四代领导，一直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楼梯到底还要响多久呢？是不是到了该下楼的时候了？
我想，不管有没有人会下楼，至少也要有个人发发话，给下面的人一个答复，以免大家永远站在楼下苦等，我这里所说的答复实际上就是有关中国政改的可能走向，或者说是可能的结果。影响最终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二是中国想成为世界大国的决心和信心。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就试图用经济改革来推动政治改革，口头上说是推动，其实是想以经济转轨逼迫政治转向，不过，这种企图并没有达到原来的设想，政治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动摇，虽然有被闲置的危险，但毕竟没有人敢于从宪法里实现转向，但是，这种无奈的坚持还能挺多久就很难说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方向与中国政治的方向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私有化，国有经济进一步被孤立和压缩，那么，没有人敢说以后护宪派还能挺得住，资改派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柔性政变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如果世界性经济危机让西方世界平稳地渡过去了，那么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经济的冬天还得要保持很长的时间，中西方私有经济是互需的，是战略互利的，这就不难理解，在西方经受危机时，为什么我们的许多人物特别地“关心”对方，这可不是单一的援助，这是经济战线的共同需要，从而实现政治立场的相互协调，经济上先由内及外，政治上再由外及内，最终实现对中国政权的性质改变。
当然，设想归设想，并不是资改派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到、做得好，自己做好了，西方又未必能兑现承诺，所以，即便是中国经济私有化真的完全把公有制给淹没了，也还是有相反转化的可能性，因为，遭受西方抛弃后的中国经济有可能经受比西方本次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危机，一旦这种危机在中国出现，将会从根本上触动整个国人对于经济体制的更清醒思考，折腾几十年后，中国回到自我选择的社会主义轨道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国不能一根筋地撞死在一棵树上。
影响中国政治改革结果的第二个因素是做世界大国的决心和信心。从未来世界五十年的发展来看，我预计，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须做未来世界五极中的一极，必须要有这种决心和信心，如果没有，我们从现在起就无须以大国自居了，也不必以大国来激励自己。只要中国想当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国家政治体制必须是中国的，必须是世界模式中的一个样板之一，不能为世界提供可以效仿模式的国家就没有资格在未来世界中担当重要一极，中国未来就是要成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的旗手和阵地，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过“三个世界”的理论，我想提出另一个观点：未来世界将成为“二元世界”（在我的书中有专门论述，此处不表）。中国将是未来“二元世界”理论中的一元。
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及世界平衡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必须再当旗手，社会主义是人类必须跨入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无论遭遇多少波折，最终的方向是不变的，中国曾经坚定过，现在又开始怀疑，未来也许还会犹豫，不过，最终还是要扛起社会主义这面大旗。
在“冷战”时代，世界两大阵营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争论，苏联被公认为当时社会主义的一面旗手和领导者，苏联自命为“东方集团”的领袖，有社会主义盟主的架势，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认这一套，并公开质疑苏联的路线和性质，还斥之为修正主义，中苏在领导权的争夺上有过白热化的阶段，即使中国最后都没有真正意义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领袖，但是，却赢得了比苏联更大的意认形态之争的成果，世界上真正接受中国的国家比苏联更多，接受的时间更长，认同的领域更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传播更容易被世人接受并执行，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面旗帜，中国是这面旗帜的主体。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较长的意识形态争论真空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没有争论，两大阵营之间也没有争论，不争论并不意味着没有对立，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从此消失，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落后制度要被淘汰，实事上，社会主义的暂时休眠只不过是人类认识问题的暂时休眠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未来仍然是最光明的，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
世界怎么办？资本主义的五大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相当深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还有没有反击之力？中国能不能捅突“新意识形态”之争的本质？能不能以其人之道还击其人之身？悲观地看，中国是非常被动的，因为信仰者已经被清洗得差不多了，没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很容易受到金钱的收买。乐观地看，中国又是非常主动的，因为中国的现实已经教育了众多的被迷惑者，他们不再迷信资本主义的教义，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展示出朦胧的觉醒，他们正在努力找寻渐行渐远的社会主义，也许当他开始碰触到社会主义的身体时，他们所激发出来的能量会波及到整个社会，这样的效应也许就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所在。
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在二十一世纪充当社会主义旗手？
首先是中国自身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如果用哲学的观点看，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一个具体事物的时候，必须与该事物有关的其他一切事物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该事物的性质、特点，及其产生、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之所以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是因为世界本身各事物之间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存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孤立地存在的，他们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事物存在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联系则是绝对的，所不同的只是联系的方式和紧密的程度不同而已，他们之间有的是直接联系、有的是间接联系；有的是主要联系、 有的是次要联系；有的是紧密联系、有的是松散联系；有的是纵向联系、有的是横向联系等。 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既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同时又因其各自性质的不同，而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由于事物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事物之间联系的性质和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矛盾性质的不同，矛盾斗争的特点和方式的不同。如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直接斗争、间接斗争，暴力斗争、非暴力斗争，积极斗争、消极斗争，激烈斗争、温和斗争等等。离开事物的矛盾原理，无以考察具体事物应当或将会如何发展和运动。
考察中国到底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并非是原于道义的选择，而只能从当今世界各普遍的社会联系及其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首先我们看，中国在解放后即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周围世界的环境。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那就是尽快发展生产力，使自己强大起来，否则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命运。周围的环境是什么？那就是中国已经被走在前面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所包围。然后再看看自己所处的状况，生产力是如此的落后，而且战乱之后，百废待兴。要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摆脱这种局面和命运，就必须选择一种能够尽快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强大的基本制度。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必须具有以下的功能和效用：第一，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生产力的发挥运用到极致；第二，必须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第三，必须能持久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力的作用，并持久地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 要做到这些，这种制度就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而绝不能是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制度。如果仍然是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剥削制度，一是不可能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二是即使求得一时的发展，但随着贫富分化的出现，必然会开始社会动荡和不安，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出于秩序的需要，出于本阶级利益的维护，就必然要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压制，甚至暴力制服。如果社会矛盾十分激烈，甚至可能最后导致统治者寻求外国势力的援助，国家重新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持续地保障生产力的最大速度发展就会成为不可能；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走上工业化道路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这就只有实行公有制才是最好的选择。试想，解放前的中国，工业有多少？连火柴也叫“洋火”，农业更不用说。就是我见到的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许多农民还住的是茅草房，而前一辈的农民还不时对我们说，“你们生在新社会真是享福啊，有房住、有书读、有饭吃、有衣穿”，可见旧社会的农村是什么样子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如果还从自由资本主义搞起，你搞到什么时候？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就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守财奴”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原始积累的过程。说不定这个过程还没完，你就又被人家吃掉了！而选择公有制，就必须是人民民主专政，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充分的、强有力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对破坏公有财产和这种公有制度的人实行专政，否则，那个公有财产就必然会被少数人占为私有。公有制，加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对少数敌对和破坏分子实行专政，就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就在中国应运而生，只有选择这种制度，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因为只有它，才能尽快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最终战胜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和压迫。这也是为什么其他一些摆脱了殖民地继续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难以搞好的原因。这个道理也可以分析为什么有些国家或地区社会制度会跳跃发展的原因，一切都是与其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是整个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不信？补课论者们可以试试看。机械唯物主义者往往不懂得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因而也就不懂得联系是矛盾的联系，矛盾是联系的矛盾；也就不懂得从具体的相互联系的各事物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认为世界的运动就是一种机械运动，同时在运动的规律性上，只注意事物运动规律的普遍性，忽视事物运动规律的特殊性，运动方式和特点的复杂性，也就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用这种运动观看待一切社会运动，似乎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要按部就班地从一个社会过渡到另一个社会，缺少一个都不行。
二十一世纪，中国还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实事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救不了世界，更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也不代表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已经无法调和不断发展的人类新时代的生产关系，这个世纪的第一场世界性危机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度性特点，建立在完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把人类引向光明和统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企业内部，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大批人共同使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产品生产过程变为由许多人协同进行的社会化大生产；产品也由许多人共同生产。在整个社会内部，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广泛发展，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整个社会生产已经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的社会化还从一国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比例关系。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必然产生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的大国，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独立运转的系统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模型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特点是“自由分子的庞大”，人口基数是独立经济系统的最活跃分子，在一个系统内部，分子数越多，内能越大，这就会表现出两种趋势，如果这个系统的约束因为太多，系统会趋于冷却，系统能量不足，如果缺少约束因子，这个系统又会发生能量超控制的震荡，很有可能引起系统爆炸，资本主义经济体是一个几乎无约束因子的自由体，不可能规范好中国这样一个大系统，社会主义是一个有计划、有控制的良性制度，它既可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又可以保证系统的活性，新中国刚成立的前几十年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稳定性较好，缺点是活力不足，新世纪中国所要树立的新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老版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制度是可控性、稳定性和活力俱佳的新型制度。中国如果想把自己真正打造成“G2”的角色，就必须要向世界输出自己的良性社会制度，否则，我们拿什么作为进军世界的软实力？
其次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重新发展的需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社会主义遭受的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从此进入低潮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有缓慢恢复，但是，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旗手，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正面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种向资本主义逐步靠拢的反向策略，这极大地挫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信心，查韦斯领导下的委瑞内拉显然担当不了新社会主义旗手的角色，在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能够担当领导角色的唯有中国，中国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最为广泛的国家，也是马克思著作出版最为活跃的国家，中国如此大规模、广角度地研究社会主义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装饰门面吗？我看不是，如果仅仅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也未免浪费太大，也更显中国有虚伪性太强，既然中国仍然还相信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就应当有勇气把全球社会主义复兴当作一项世界性事业来做。中国要想开创全球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从政权、政治层面做出创新，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如此兴旺，是因为他们取代封建社会以后的确表现出了很多优点，政治、政权,归根到底是为经济服务的，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已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王朝手里取得政权,创造了一个为保障资产阶级所有权和发展经济服务的相当复杂的政治操作系统,构成这个政治操作系统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即代议制;二是分权制与权力制衡制度;三是政党政治;四是法制权威;五是舆论监督。这五样东西实际上都操纵在资本主义大财团及其政治代理人手里,正好像他们的企业股权掌握在他们选择的经理层手里一样。从国家垄断资本和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功能来看,至少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服务是相当有效的,并且其宏观管理功能随着经济的需要(包括发展的需要,度过危机和困难的需要,调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的需要)不断有所改进,并能保证建立起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防止破坏法制的严重事件发生。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表现得比资本主义现有的政治制度更好是关乎其命运的重要指标，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整套规范社会文明生活的先进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可能被中国人无情抛弃，更别说当世界领袖了，中国有没有比西方国家主张的实质内容更好的价值观？回答是肯的，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在揭穿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的同时，执定一整套真正的让人民享有最广泛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人大制度能不能做到真正代表人民？中国的一党政治优越性如何体现？法制文明如何配套以政治文明？这些问题一旦解决好了，中国是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朋友的。不但在亚非拉有朋友，而且在欧洲也会有很多朋友。
中国要想当好社会主义旗手角色，就必须在“新社会主义”制度上把握好时代发展的脉搏，必须建立一套让世界人民可以效仿的新型社会制度，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根据人们所处的时代的需要,在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经由实践选择、改造、发展而形成的。形成之后也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吸取各门科学的最新成果,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它恰恰是终结了“终极真理”的局面,为发展真理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自身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的某些论断和结论,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是可以改变也需要改变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它需要人们去研究、讨论,因此要有宽松的环境,以造成“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共产党人的“私产”,更不能由领导人个人说了算,形成“一锤定音,万马齐喑”的不正常局面。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当具有一种统治式的政治权威。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应当具有的是科学的、理性的权威,是说服的力量,而不是政治权威。
中国新社会主义的内容应当包含：新社会主义是真正人民的社会主义，人民必须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必须由无产阶级担当主角；新社会主义在技术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比资本主义更为发达，如果社会主义只是效仿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就注定得不到公认和权威，中国如何超越前苏联的科技创新体系是重要考虑目标；新社会主义是面向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混合经济，允许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所有制形式互相竞争，克服劳动的雇佣性质，使人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自己劳动成果的享有者；新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的广泛民主化，西方的民主本质上是金钱民主，新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公民民主”，真正把民主落实到个人头上；新社会主义是克服了人对劳动和权力的异化的社会；新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必须建立在高尚精神、高尚道德和人道主义之上，一个堕落的金钱社会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社会；新社会主义是向世界开放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性并不能排斥世界的共生性，如果社会国家对世界它国人民是排斥的，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孤立主义，一个能把世界人民和谐统一到一起的制度才能算得上好制度。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扩展到多国，既遭到严重的挫折，又取得过辉煌的成就。21世纪社会主义必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现复兴与进一步发展，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繁荣富强，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必将大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增长和21世纪社会矛盾的深化来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肯定会有新的进展，并且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发挥更加重大的影响。
我讲了这么多有关中国必须走社会道路的内容，实际上就表明了我个人的终极观点：在中国走美国式民主没有出路，最终还是要回到中国宪法的轨道，按中国人民的需要实行最广泛更现实的民主改革，进而保证经济体制逐步回归到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大方向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还《宪法》权力于民，纠违宪失误之错，制定新《选举法》，
中南大学孙锡良（禁止网络转载，禁止更名在公开刊物发表，保留追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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